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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地下党员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郭汝瑰（1907年9月15日—1997年10月23日），又名郭汝桂。中國四川銅梁縣人，黃埔五期，日本士官學校二十三期，陸大第十期[1]:547。中華民國國軍中將，實為中共特工，作為中國人民解放軍副兵團級（1985年確定）幹部離休。在國軍中歷任第十八軍第十四師參謀長、第五十四軍參謀長、第二十集團軍參謀長、軍務部軍務署長、國防部第五廳和第三廳廳長、徐州陸軍總司令部參謀長、第七十二軍軍長、敍瀘警備司令、第二十二兵團司令等重要軍職，在抗戰時受到白崇禧、陳誠、何應欽、顧祝同4位軍事巨頭賞識[1]:547。他在第二次國共內戰期間，為中共提供情報，為中國共產黨在國共內戰中得勝作出了貢獻。
1907年9月15日，郭汝瑰出生於中國重慶銅梁縣伊家市達昌池，父親郭錫柱是當地的教員。郭家的小塊土地由佃農耕種[2]。
1919年，郭汝瑰隨父親投靠在川軍中任職的堂兄郭汝棟。此後，郭汝瑰先後在成都高等師范小學及成都聯合中學就讀。1924年，成都聯合中學的學生因為嫌校長紀律過嚴而發動學潮，使校長張錚被楊森調離，郭汝瑰為積極參與學潮的學生代表之一。楊森任命的新校長揮霍教學經費，大飽私囊，學校的教學質量也大幅下降，學生們對當初帶頭鬧事的學生代表大為不滿，認為早知如此當初就不應該反對張錚，郭汝瑰感覺「內心不安，非常尷尬」，在畢業前離開了學校[2]。
郭汝瑰於1925年入黃埔軍校第五期。1927年4月，正在黃埔軍校就讀的郭汝瑰按照吳玉章的安排，提前畢業，回到重慶涪陵縣，來到時任國民革命軍第二十軍第二路司令郭汝棟的司令部任職，以阻止楊森率部出四川配合蔣介石進攻武漢。郭汝瑰歷任國民革命軍第二十軍政治部科員、連長、營長等職，多次參與四川軍閥間的小規模戰爭。1928年5月，郭汝瑰在綦江任營長期間，由少校團副袁鏡銘介紹，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1929年在川軍郭汝棟部加入中共，後失掉組織聯繫[1]:547。1930年，郭汝棟部被國民政府調往湖北，並被要求進行清黨，郭汝棟遂同意自己部隊中中共黨員離職，郭汝瑰也被安排去日本留學。郭汝瑰就此與中共黨組織失去聯繫，於1931年4月進入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學習。[3]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郭汝瑰退學。回國後，於1931年底進入蔣中正任校長的中國陸軍大學第十期和廬山軍官訓練團學習。1937年5月，任國民革命軍第十八軍第十四師參謀長[4]。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此後，郭汝瑰隨所在的第十四師先後參加了淞滬會戰和南京保衛戰。郭汝瑰在戰役中代理第十五集團軍第十八軍第十四師第四十二旅旅長，隨後被陳誠提升為第五十四軍參謀長，第二十集團軍參謀長，第七十三軍暫編第五師師長。郭汝瑰在松滬會戰時有遺書：「我八千健兒已經犧牲殆盡，敵攻勢未衰，前途難卜。若陣地存在，我當生還晉見鈞座。如陣地失守，我就死在疆場，身膏野革。他日抗戰勝利，你作為抗日名將，乘艦過吳淞口時，如有波濤如山，那就是我來見你了。」
1938年，郭汝瑰在武漢會戰前提出軍事報告，建議武漢會戰應該以運動戰和消耗戰在外圍利用有利地形層層阻擊，同時配合敵後襲擾逐步消耗和瓦解日軍。該報告被武漢會戰作戰計劃采納。
1943年，郭汝瑰任國防研究院研究委員，中央訓練團第一大隊隊副。1944年以副武官名義去英國考察。1945年回國。1945年3月，郭汝瑰任軍政部軍務署副署長，國家總動員會議秘書。
抗戰後期與中共地下黨恢復聯絡[1]:547。1945年4月，郭汝瑰通過黃埔軍校的同學任廉儒（任逖猷），與中共恢復聯繫。1945年5月和1946年3月，郭汝瑰兩次秘密會見中共中央南方局負責人董必武，除了提供有關國民黨方面作戰指揮調度的最高級情報之外，還要求赴延安，並要求恢復中共黨籍。董必武對他說，恢復黨籍原則上可以，但需要經過考驗才行，並動員他留在國民政府內，為中共提供情報。[3][5]
在四年第二次國共內戰期間，郭與中共地下聯絡員任廉儒接頭一百餘次，提供大量軍事機密；如在軍務署副署長任內，提供國軍作戰序列及編制裝備人馬數目表（該件僅印13份），還提供蔣派軍隊接收張家口、北平、塘沽地區，阻止解放軍出關之計劃，以及裝備所派軍隊之計劃；在任國防部第五廳副廳長和軍調部張治中談判助手期間，提供國軍整編情況和三人小組會議政府方面之機密情報；在第三廳廳長任內，提供重點進攻山東之計劃及調歸陸軍總司令部徐州司令部序列；在擔任陸軍總司令部徐州司令部參謀長期間，提供國軍進攻大別山後陸軍總司令部徐州司令部所轄兵力配置、陸軍總司令部徐州司令部解圍兗州之計劃；回任第三廳廳長後，提供國軍解圍長春之方案、解圍雙堆集之計劃以及1948年11月底國軍之江防計劃、1948年12月初國軍京滬地區江防要圖等[1]:548。
1946年2月，郭汝瑰任軍事三人小組中的國民政府代表張治中的隨員。因受到國防部長白崇禧賞識，郭汝瑰於1946年6月出任國民政府國防部第五廳副廳長；10月，升任第五廳廳長，掌理陸海空軍與聯勤各高級司令部及機關、部隊、軍校的編制與訓練方針。廳內設廳辦公室及2處：
1947年5月，在孟良崮戰役中，郭汝瑰將蔣中正決定的國軍作戰部署抄轉任廉儒，為華東野戰軍以優勢兵力包圍並殲滅國軍整編第七十四師（由第七十四軍改編）作出了貢獻[6]。
郭汝瑰在國軍內部製造混亂，動搖軍心。1947年3月19日，400名國軍退役將校因「整編」被迫「自謀生路」而發生的中山陵哭陵事件，就是他參與制定的整編方案一手造成的[7][8]。
1947年3月，郭汝瑰任陸軍總司令部徐州司令部參謀長，協同顧祝同指揮中原和山東等地作戰。郭汝瑰一直欺騙蔣中正「劉鄧大軍」要向南躍進的戰略意圖，最後成功讓其判斷失誤，作出「集中兵力追殲」的錯誤決策，放「劉鄧大軍」突出黃泛區直抵沙河。郭汝瑰在陸軍總司令部徐州司令部參謀長任上，還依照董必武的指示，設法調任張克俠為徐州城防司令。1948年11月10日，在淮海戰役中，張克俠等人在萬年閘率部起義，使徐州防線的東北大門洞開，中國人民解放軍得以佔領徐州[5]。
郭汝瑰為了保護自己，曾經檢舉國防部負責作戰的次長劉斐有共諜嫌疑[9]。實際上郭汝瑰與劉斐關係極差，1948年豫東戰役期間，劉斐擅自改動作戰計劃，使區壽年兵團被殲，郭曾想藉此搞劉一下[10]。
郭汝瑰除洩露軍情外，還在國軍內部製造矛盾，作出錯誤部署，擬訂對國軍不利的作戰命令，發佈了很多假情報[11]。
1948年7月，郭汝瑰復任國防部第三廳（作戰廳）廳長，該廳內設：
1948年9月22日，授少將軍銜。1948年10月，國軍統帥決定「守江必守淮」，集中優勢兵力於徐州、蚌埠之間的津浦鐵路兩側，與解放軍決戰。淮海戰役的具體作戰方案就是由郭汝瑰本人所制定，此方案尚未下達到前線的國軍，就被郭汝瑰報達給解放軍的指揮部。郭汝瑰還影響蔣中正屢次變更作戰方案，放棄堅守蚌埠，在徐州外圍作戰，增加了國軍在移動中被分割圍殲的機會[6][12][13]。
會戰前後，國防部劉斐、郭汝瑰利用職務便利，影響與誤導戰略決策；從醞釀制訂會戰計劃，到杜聿明部被圍陳官莊，劉、郭幾乎參與所有重要決策；會戰之兩套方案是由郭汝瑰具體擬定，其中固守徐州、集主力於徐蚌鐵路兩翼之「攻勢防禦」案被前線指揮官、徐州剿匪總司令部副總司令杜聿明指為「中外戰爭史上從未有過的出奇方案」；蔣採納方案，又事先為解放軍掌握，未及全面付諸實施，即因解放軍迅速進攻而落空[1]:548。
淮海戰役開始前，邱清泉參加在徐州花園飯店召開的軍事會議，對郭汝瑰警告說：
| “ | 你今天這個部署就等於當年項羽在垓下的部署，今天陳毅從濟南下來，也就等於劉邦當年的情勢一樣。而今時代變了，戰略地勢沒變，我們現在在九里山，也就是當年項羽失敗的地方，這個部署非蹈歷史覆轍不可！[11] | ” |
會戰後，郭汝瑰繼續得到國軍統帥的器重和信任。1949年1月11日，郭汝瑰向參謀總長顧祝同要求帶部隊，遂被任命為第七十二軍軍長兼敍瀘警備司令[1]:549。10月初，二野攻入貴州直逼重慶時，蔣才明白解放軍主攻方向，急令郭將新編第三十四師推進到長江南岸，堅守隘路口、江門，阻止解放軍前進，並提升郭為第二十二兵團司令指揮第二十一軍、第四十四軍、第七十二軍和3個獨立師在宜賓、瀘州、內江之間沿長江、沱江設防[1]:550。郭暗中命令新編第三十四師敗往宜賓，解放軍於11月30日順利進佔重慶；12月3日，解放軍從瀘州下游之羅漢場打電話給郭，當日傍晚郭率部離開瀘州退往宜賓，12月9日上午郭發出通電，且以敍瀘警備司令之名義命令川南各縣縣長妥善保存檔案向解放軍交接[1]:550。
郭汝瑰對中共在內戰中的勝利有功，但郭當時的唯一中共地下黨聯繫人仍需赴香港繼續潛伏而不能暴露身份為郭作證明，郭為中共所做出的貢獻不為人知，中國人民解放軍在1955年實行軍銜制時未授予其軍銜，郭恢復中共黨籍的要求也不能實現。[15]
1950年6月，第二十二兵團被整編，郭汝瑰調任川南行署委員兼交通廳廳長[1]:550。1951年1月，調解放軍南京軍事學院（院長劉伯承），任合同戰術教員[1]:550-551。並任軍事史料研究處副處長、研究員。1957年，南京軍事學院一位投降留用軍官「坦白」自己是「國民黨特務」，郭汝瑰則是國民黨潛伏特務組長；郭汝瑰隨即被逮捕，後因董必武等人出面而被「平反」[16]。郭汝瑰在反右鬥爭中由南京軍事學院定為右派，但隨即被中央軍委以「情節輕微，不作右派處理」[15]。文革時也被批鬥[17]。1970年南京軍事學院撤銷編制，郭汝瑰回到重慶巴縣及重慶北碚定居[18]。
1979年4月中共中央組織部讓他「重新入黨」[1]:551。郭汝瑰在1988年中國人民解放軍重新實行軍銜制時已退役，未獲授予軍銜，擔任過黃埔軍校同學會副會長，是全國政協第四，五，六，七屆委員，1985年得「副兵團級待遇」。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末車禍後健康狀況惡化。郭汝瑰1997年10月23日於重慶去世[1]:551。
郭汝瑰著有《郭汝瑰回憶錄》，主持編纂《中國抗日戰爭正面戰場作戰記》等書。[19]
在這兩本書中，他認為國民黨是抗日的，蔣介石是抗日的[20]，但以消極抗日為主。下層官兵演繹了很多可歌可泣的捨身忘死保家衛國故事，上層決策層則以越級指揮、朝令夕改、勾心鬥角、軟弱投降為特色[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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