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拓
中國新聞工作者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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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拓（1912年2月26日—1966年5月18日），乳名旭初，原名子健，筆名馬南邨、鄧雲特、左海等[2]，男，福建閩縣（今福州）人，中國報刊政論家、學者、作家，中共宣傳戰線重要成員，長期擔任《人民日報》社長等中央主要宣傳機構領導職務。後因多次未能領會毛澤東政治部署之意而遭到訓斥，並被撤銷人民日報社實際職務，文革前夜因政治批判而自殺身亡，1979年被平反。
1912年2月26日出生於福建閩縣竹嶼村，父鄧鷗予為舉人出身，民國時期做教師，鄧拓是鄧家最幼的一個，排行第七。小時候入讀省立的新式學堂，1923年入讀初中便和傅衣凌同學一起讀書、參加社會運動。民國15年（1926年）入省立福州第一中學，北伐軍進入福州後，全市高中調整，鄧入省立第一師範。民國17年，和傅衣凌等組織「野草社」，出版自編自印的刊物《野草》[1]。鄧拓曾使用鄧雲特、丁曼公、殷洲、蕭斯、鷗子、以及左海、馬南邨、吳南星（三人合用）、卜無忌、於道安、向陽生等多個筆名。
1929年夏高中畢業，和朋友一道去上海投考大學，本來在南京中央研究院的三哥鄧叔群建議他投考清華，拿獎學金去美留學，但因為誤了考試便投考上海光華大學社會經濟系，兼修英文。1930年1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並在"上海反帝大聯盟"做秘書。1931年春，回到福州準備投考另一所大學，9月轉入上海政法學院經濟系，這年他也成為正式黨員參與宣傳活動，化名「丁丙根」。1932年12月11日，參加上海紀念「廣州暴動」五周年遊行時被捕，送到了蘇州反省院。翌年秋，經父親多方奔走保釋出獄，回到福州後和老同學傅衣凌一起在烏石山度過了一段時光。是年冬陳銘樞領導「福建事變」，鄧拓受到季步飛邀請在11月2日成立的「人民革命政府」文化委員會、外交部任聯絡員；鄧拓還參加了陳翰笙組織的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1934年「閩變」失敗，回到上海在同學李拓之任教的浦東中學宿舍暫住，經大哥鄧伯宇的介紹到開封和大哥一家同住，並入河南大學社會經濟系續學，認識了經濟系主任羅章龍，同時靠教高中英語賺取外快。1925年一二·九運動後，劉子厚把「民先」這個組織發展到了開封，鄧拓也參加了這個組織。1937年6月畢業，論文題為《論中國的救荒問題》。並進入晉察冀邊區，改名鄧拓[1]。9月，日本軍隊炸毀了開封火車站，戰事延燒到了開封，鄧拓和大哥一家去西安。他在路上告別了大哥一家，北上去太原遇到了黃敬，9月25日二人一同前往晉察冀邊區。
到了五台被分配到八路軍115師的宣傳部工作，和聶榮臻相識。11月7日，晉察冀軍區轉移至阜平擔任《抗敵報》的主筆，該報後改名為《晉察冀日報》，鄧拓任社長、總編，再後來擔任新華社晉察冀分社社長。鄧拓也擔任來訪外國學者的英文翻譯，並和同在根據地的中國學者交往。1942年整風運動時期，鄧拓和董魯安交往頗多，以文會友。5月和丁一嵐正式結婚。1943年1月，鄧拓組織燕趙詩社。1944年夏，時任晉察冀日報社長兼主編的鄧拓被調入分局黨校學習，適逢審幹運動，鄧拓也受到政治審查[3]。1946年3月1日到張家口任《北方文化》編委。4月，魯迅藝術學院遷到張家口，這時的張家口聚集著左翼文化人物。1947年秋任北方局政策研究室經濟組組長。至1948年冬，鄧拓和李葆華一起在淶水縣一個村子裡搞土改。1949年3月，中國共產黨進入北京，鄧拓也跟隨彭真等人加入北京市委，任宣傳部長。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主持過首部《毛澤東選集》的編印工作[4]，1949年秋任人民日報社長兼總編輯，也主編過《前綫》，當過北京委文教書記。1950年春曾在北大做土改經濟學的演講。1955年5月，被中國科學院哲學和社會科學部聘請，發表過幾篇紮實的史學論文。
1954年1月，鄧拓和胡績偉、張春橋等人組成中國新聞代表團到蘇聯向《真理報》學習，到3月中旬回國。1956年初，鄧拓再度訪問蘇聯，目睹蘇聯解凍改革的熱烈氛圍。2月底，蘇共二十大召開，赫魯曉夫做了秘密報告公開譴責了斯大林，這時鄧拓就在莫斯科。3月，到華沙訪問，參加國際共產主義新聞聯合會，當選為副主席。這時的波蘭也出現了自由化政策，這大大刺激了鄧拓。
1956年3月起，中央就提出『反保守，反冒進』的方針。6月16日，《人民日報》報導了李先念指出毛澤東1955年到1956年的小躍進導致全國經濟出現了一些問題的講話，強調了李先念『反對急躁冒進』的口號。6月20日，鄧拓起草了《要反對保守主義，也要反對急躁情緒》的社論，這篇文章經陸定一修改，劉少奇審閱通過。毛澤東看到文稿後只批了『不看了』三個字。
7月1日，《人民日報》從四版擴充為八版。《人民日報》內部對『鳴放』有不同的聲音，相比《光明日報》、《文匯報》等其他媒體，《人民日報》較為保守，鄧拓認為『我們是中央黨報，一切要聽中央的安排和指示，不要街上鑼鼓一響就出來。』而這種沉默態度讓毛澤東很不滿意[5]。1957年2月27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作了題為《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報告，《人民日報》由於未接指示，故沒有宣傳，更沒有發表社論。
自4月10日後毛澤東多次批評鄧拓和人民日報編輯，指斥鄧拓為「書生辦報、死人辦報」[4][6]。鄧拓感到自己處境十分難堪，請求辭職。毛澤東說，「你只知道養尊處優，不能占着茅坑不拉屎。」6月13日，鄧拓被撤銷總編職務，只保留社長名義，總編由吳冷西繼任。1957年5月11日，鄧拓在《人民日報》上用筆名「卜無忌」發表《廢棄『庸人政治』》的社論。這年秋他從西安乘火車沿寶成線到成都遊歷。
1958年1月，鄧拓接到參加南寧中央工作會議的通知，會議重提1956年的『反冒進』，認為一個時期可以『搞得快一點、多一點』，但不要提『反冒進』。對於之前『不看了』的「6.20」社論，毛澤東在會上嚴厲指出1956年反冒進是錯誤的，「6.20」社論有原則性錯誤。會議結束，回到北京後，鄧拓決定辭去人民日報社長職務，1958年9月12日，鄧拓調任北京市委書記處書記，吳冷西接任人民日報社長職務。[7]1959年4月9日，以「單文生」為筆名在《人民日報》上發表評論文章《談『將才』》。
1960年2月，鄧拓在《新建設》雜誌上稱讚大躍進，並且在《前線》雜誌用「於遂安」這個筆名發表政論。
「馬南邨」是他1961年3月開始在《北京晚報》副刊寫《燕山夜話》專欄用的筆名。同年10月還跟吳晗、廖沫沙合寫《三家村札記》，共用吳南星筆名，寫到1964年7月總共六十五篇，其中鄧拓寫了十八篇，最有名的一篇是《偉大的空話》。著有《燕山夜話》、《三家村札記》等雜文集。
鄧拓在《燕山夜話》當中對毛澤東的大躍進政策進行了尖銳的評判，在《愛護勞動力的學說》一篇當中借古諷今對強迫使用農業勞動力和大規模無計劃的工程建設提出抗議，他寫道「早在春秋戰國及其前後時期，許多古代的大政治家已經知道愛護勞動者的重要意義……《禮記·王制》寫道：「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我們應當從古人的經驗中得到新的啟發，更加注意在各方面努力愛護勞動力。」[8]
《燕山夜話》的另一篇則迂迴地為當時被打倒的彭德懷而辯護，試圖為彭爭取公正的待遇。《為李三才辯護》當中描述了高級官員李三才，他因為在朝廷上勇敢揭發宦官的罪惡而被罷官，李一再上書要求皇帝親自審問，但被拒絕，這個情節恰巧影射了毛澤東拒絕彭德懷後來寫的八萬字自辯書。
鄧拓以古代直言進諫的學者自詡，稱讚的「雜家」（具有非正統觀點的知識分子）對國家工作的重要意義，並且屢次舉明末的東林黨人積極參政的範例，鄧拓寫過若干首詩來稱許東林黨人「莫謂書生空議論，頭顱擲處血斑斑」「力抗權奸志不移，東林一代好男兒」[9]。
1966年4月，北京市委傳達中央精神，要求公開批判《燕山夜話》和《三家村札記》。4月16日，《北京日報》和《北京晚報》以三整版的篇幅和通欄黑體大字標題，第一次公開點名批判鄧拓。從這天開始，鄧拓停職並被禁足在家[7]。
自1966年5月8日《解放軍報》發表署名「高炬」的文章《向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開火》點明鄧拓「為資產階級復辟鳴鑼開道」後[10]，5月10日、5月14日、5月16日先後發表了姚文元、戚本禹等針對鄧拓的批判文章，揭發鄧拓是「反黨反社會主義頭目」，並且聲稱：「鄧拓是什麼人？現在已經查明，他是一個叛徒。」[11][12]
伴隨批判的升級，家人被迫與其決裂，子女回家不進他的屋子，不想跟他說一句話，也不再叫「爸爸」[7]。當報紙上點名叛徒後，「鄧拓作為老黨員，很清楚『叛徒』和『反黨』之間的本質區別，被定性為『叛徒』，就永無翻身的可能。」[13]
5月17日，鄧拓開始着手寫遺書，並告訴夫人，帶孩子『分開一段時間』。在給彭真、劉仁寫信時，用不少篇幅分析自己寫《燕山夜話》和《三家村札記》時的背景和不足，竭力表白自己並非「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14]。
1966年5月18日留下絕筆後在北京家裏服安眠藥自盡[15]。
5月18日清晨，丁一嵐發現丈夫死後，首先想到的不是悲痛，而是恐懼。據丁一嵐回憶：
| “ | 我當時也不敢失聲痛哭，家裡還住着警衛員呢。鄧拓臨死之前，放在桌上一個信封，裡面裝的好像稿紙，上面寫着讓我立即給這個東西銷毀。我看見這個信封，讓我馬上銷毀，哎呀，那時候我都想不出該怎麼辦，又怕驚動了警衛員。那時，鄧拓的姐姐在我們家裡，所以，我就急急忙忙地給她叫起來。我說，現在有這麼個東西，要馬上銷毀，然後，我們倆就嘁哩喀喳地連剪帶撕地弄碎，扔到廁所，還有澡盆里，拿水衝掉了。當時不敢燒哇，怕出火光，怕有味，可我就沒看看銷毀的是什麼，是稿紙，那麼一疊，字都朝里，我都來不及看了，我就想着，在警衛員醒來之前，我得處理完。[16] | ” |
鄧拓死後，市委又來人抄家，按黨的規定，鄧拓的書信、照片、作品都要拿走。鄧拓之死也被要求絕對保密，丁一嵐甚至只能告訴子女他們的父親因病住院了。直到兩年後，子女們從社會上得知鄧拓已死的消息，找母親證實，丁一嵐在請示北京市委後，才敢向子女們說出真相。[14]
1966年6月2日，《人民日報》發表《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開頭寫道：「聶元梓等同志的大字報，揭穿了『三家村』黑幫分子的一個大陰謀！」 「『三家村』黑店的掌櫃鄧拓被揭露出來了，但是這個反黨集團並不甘心自己的失敗。他們仍然負隅頑抗，用『三家村』反黨集團分子宋碩的話來說，叫作『加強領導，堅守崗位』。」[17]
鄧拓遺體火化後，為了避免紅衛兵抄家搶奪骨灰，丁一嵐和鄧拓在中科院供職的哥哥商量，把骨灰放在哥哥家中存放。
1979年2月，中共為其平反並恢復名譽。1979年9月6日下午，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禮堂舉行鄧拓追悼大會，由胡耀邦主持，給予了鄧拓極高的評價，稱其為「優秀黨員、忠誠的無產階級革命戰士」，後安葬於八寶山[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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