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辯證唯物主義（德語：Dialektischer Materialismus），是以卡爾·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著作為基礎在歐洲發展起來的一門科學哲學、歷史哲學和自然哲學[1][2]。
馬克思主義辯證法強調物質的重要性及物質內部矛盾的存在，其包含但不限於階級、勞動和社會經濟學及相關理論的結合。馬克思主義辯證法與唯心主義的黑格爾辯證法有一定不同，後者強調觀察物質現象中的矛盾，並通過分析這些矛盾，在保留其本質的基礎上找出一套解決方案。馬克思主義辯證法則認為，為解決上述矛盾現象，最有效的辦法則是重新安排導致問題的根源，即社會組織系統[3]。
辯證唯物主義接受自然界的演進和演進過程中出現的新物質。茲比格涅夫·約爾丹指出「恩格斯不斷利用形而上學的洞察力，即更高層次的存在自低層次中出現並植根於低層次；而更高層次構成了一個新的存在秩序，其不可約化的規律；以及這個存在的過程演進的過程受發展規律的支配，這些規律反映了『整體運動的物質』的基本特性」[4][5]。
約瑟夫·斯大林在1930年代提出的蘇聯版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如斯大林的《論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成為蘇聯教育中的官方解釋，而其他對辯證唯物主義的解釋和概念存在於世界各地，如毛澤東的《矛盾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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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思和恩格斯在著作中從未使用過「辯證唯物主義」一詞[6][7]。這個詞於1887年由社會主義者約瑟夫·狄慈根所創造，他在德意志1848年革命期間和失敗之後曾長期與馬克思交流[8]。哲學家卡爾·考茨基於1887年撰寫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中同樣輕描淡寫地提了「辯證唯物主義」一詞[9]。馬克思本人曾談到過「歷史的唯物主義概念」，後來恩格斯將其稱為「歷史唯物主義」。恩格斯在1883年的《自然辯證法》一書中進一步解釋了「唯物主義辯證法」一詞的內涵。俄國馬克思主義之父格奧爾基·普列漢諾夫在1891年的一部關於黑格爾和馬克思的著作中第一次將「辯證唯物主義」作為一個專門的哲學術語使用[10]。斯大林進一步闡明並定義了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認為這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方法論，是其研究社會及其歷史的方法[11]。
黑格爾認為，世界歷史的進程由心靈「正、反、合」的「對反、重複、超越」原則支配，這是辯證法；費爾巴哈則提出「唯物質才是真實」的世界觀，這是唯物主義。馬克思結合黑格爾、費爾巴哈的學說而創造出「辯證唯物主義」。馬克思主義哲學認為辯證唯物主義是關於自然、社會和思維的最一般規律的科學。
馬克思和恩格斯都是受哲學家黑格爾啟發的知識分子群體青年黑格爾派的成員[12][13]。馬克思的博士論文《德謨克利特的自然哲學和伊比鳩魯的自然哲學之區別》關注伊壁鳩魯和德謨克利特的原子論，這被認為是唯物主義哲學的基礎。同時，馬克思也熟悉盧克萊修的偏斜理論。
馬克思和恩格斯都得出結論，黑格爾哲學，至少按照他們以前的同行的解釋，過於抽象，且在試圖解釋德國、法國和英國等近代工業化國家的社會不公時被濫用，據稱在19世紀40年代初，這種情況越來越令人擔憂[13]。
當時傳統的黑格爾辯證法[14]強調了人類的經驗取決於心靈的感知的唯心主義的觀點。而與之相反，馬克思發展了馬克思主義辯證法，強調了具體的世界形成社會經濟互動，而這些互動又決定了社會政治現實的唯物主義的觀點[12]。
一些黑格爾主義者將社會弊病歸咎於宗教異化（與傳統的宗教舒適性疏遠），而馬克思和恩格斯則認為，經濟和政治自主權的異化，加上剝削和貧困，才是真正的罪魁禍首。[13]
按照辯證法的思想，馬克思和恩格斯因此創造了一種替代理論，不僅說明世界為什麼是這樣的，而且說明人們應該採取哪些行動來使世界成為它應該成為的樣子。在《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1845年）中，馬克思寫道：「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於改造世界」[12]。因此，辯證唯物主義與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歷史唯物主義密切相關（有時被視為它的同義詞）。馬克思反對「正題、反題、合題」式的語言[6]。
辯證唯物主義是更廣泛的唯物主義主題的一個方面，它主張物質世界的首要地位：簡而言之，物質先於思想。唯物主義是一種現實主義的科學哲學，[15]它認為世界是物質的；宇宙中的所有現象都由「運動中的物質」組成，其中所有事物都是相互依存和相互聯繫的，並按照自然規律發展；世界存在於我們之外，獨立於我們對它的感知；思想是物質世界在大腦中的反映，世界「原則上」是可知的。
馬克思批評古典唯物主義是另一種唯心主義哲學——因為它對物質背景的理解是跨歷史的。年輕的黑格爾主義者路德維希-費爾巴哈拒絕了黑格爾的唯心主義哲學，主張唯物主義。[16]儘管受到費爾巴哈的強烈影響，[16]但馬克思拒絕了費爾巴哈版本的唯物主義（人類學的唯物主義），認為其自相矛盾[17]。恩格斯的著作，特別是《反杜林論》（1878）和《自然辯證法》（1875-82），是辯證唯物主義主要學說的來源。[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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辯證唯物主義的概念產生於馬克思在其巨著《資本論》第二版序言中的敘述。在該部分中，馬克思稱他打算使用修正形式的黑格爾辯證法。他具體在序言中稱：「憤懣的、自負的、平庸的、今天在德國知識界發號施令的模仿者們[……]把他當作一條『死狗』了。因此，我要公開承認我是這位大思想家的學生」[18]。馬克思認為黑格爾是「第一個全面地有意識地敘述了辯證法的一般運動形式」的人。但他隨後批評黑格爾發現的辯證法是顛倒的：「在他那裡，辯證法是倒立着的。必須把它倒過來，以便發現神秘外殼中的合理內核」[18][19]。
馬克思對黑格爾的批評斷言，黑格爾的辯證法由於涉及思想、涉及人類的心智而誤入歧途。馬克思具體闡釋道，黑格爾的辯證法不適當地涉及了「思維過程」且過度涉及「觀念」這一概念。黑格爾的思想因此有時候被稱為辨證唯心主義，並且黑格爾本人也可被算作德國唯心主義哲學家的一員。相反，馬克思認為，辯證法不應該處理思想的精神世界，而應該處理「物質的東西」，即生產和其他經濟活動[18]。對馬克思來說，矛盾可以通過改變社會世界的鬥爭來解決。這對於馬克思的哲學觀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觀念轉變，因為這使他能夠把辯證法從哲學的背景板中移出，進入基於物質世界的社會關係的研究之中[20]。
對馬克思而言，人類歷史並非有序的先驗模式的體現。他明確拒絕了黑格爾追隨者的歷史可以被理解為「特殊的個性，即形而上學的主體，而現實的人類個體反倒僅僅變成了這一形而上學的主體的體現者」的想法[21][22]。馬克思認為為解釋歷史而將以前的社會形態以某種方式把自己的目標對準了現在的狀態的做法是「否認世世代代不斷改變前代所獲得的成果的歷史運動」[23][24]。馬克思對這種目的論的拒絕是他熱情地但非完全不加批判地接受查爾斯·達爾文的自然選擇理論的一個原因[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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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通過閱讀黑格爾的《邏輯學》，提出了辯證法的三個規律，[26]並把它們作為唯物主義辯證法，在其著作《自然辯證法》中闡明了這些規律：
- 對立面的統一和衝突的規律
- 量變到質變的規律
- 否定之否定的規律
第一條定律起源於古代愛奧尼亞哲學家赫拉克利特，[27]可以通過以下例子來闡明：
例如，在生物進化中，新的生命形式的形成正是通過遺傳性和變異性中對立面的統一和鬥爭而發生。在物理過程中，光的性質恰恰是通過對立面的統一和鬥爭來解釋的，例如，表現為粒子和波的特性；此外，這也為物理科學中的 "觀念劇 "掃清了道路，通過粒子論和波論的對立和綜合成為科學進步的特徵。商品資本主義世界中對立統一和鬥爭的最基本表現是使用價值和價值的表現；資本主義中最尖銳的對立是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
——《蘇聯大百科全書》（1979年），對立面的統一與鬥爭– 網頁鏈接
黑格爾和弗拉基米爾·列寧都把第一定律看作是對事物辯證理解的核心特徵：
正是在這裡所理解的這種辯證法中，也就是在對立面的統一中，或在反面的正面中把握對立面，推測性思維才得以存在。這是辯證法的最重要方面。
——黑格爾，《邏輯學》，第69節，（米勒版第56頁）
單一整體的分裂和對其矛盾部分的認識是辯證法的本質（"本質 "之一，如果不是主要的，也是主要的特徵或特點之一）。這也正是黑格爾對這個問題的看法。
——《列寧文集》第38卷，第359頁：關於辯證法的問題。
黑格爾從古希臘哲學家那裡得到了第二條定律，特別是連鎖悖論，以及亞里士多德的解釋，[28]它被等同於科學家所說的相變。 它可以追溯到古代愛奧尼亞哲學家，特別是阿那克西美尼，[29]亞里士多德、黑格爾和恩格斯從他那裡繼承了這個概念。 他們拿水的相變作為主要的示例之一。還有人努力將這一機制應用於社會現象，即人口增長導致社會結構的變化。量變到質變的規律也可以適用於社會變遷和階級鬥爭的過程。[30] 第三條定律，即 "否定之否定"，起源於黑格爾。雖然黑格爾創造了 "否定之否定 "一詞，但它的名氣來自於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對它的使用。馬克思在其中寫道：
"資本主義私有財產的（死亡）鐘聲敲響。剝奪者被剝奪了。資本主義的占有方式，即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結果，產生了資本主義私有財產。這是對個人私有財產的第一次否定......但是，資本主義生產以自然法則的不可抗拒性，產生了它自己的否定。它（這種新的否定）是對否定的否定"。[31]
茲比格涅夫·A·喬丹指出，"恩格斯不斷利用形而上學的洞察力，即較高層次的存在是從較低層次的存在中產生並植根於較低層次的存在；較高層次的存在構成了一種新的存在秩序，有其不可複製的規律；這種進化進步的過程受發展規律的支配，這些規律反映了'整體上看，物質是在不斷運動中的'的基本屬性。"[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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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讀完黑格爾的《邏輯學》後，列寧做了一些簡短的筆記，概述了邏輯的三個「要素」。[32]它們分別是：
- 從自身出發確定概念（事物本身必須在其關係和發展中加以考慮）；
- 事物本身的矛盾性（自身的另一面），每個現象中的矛盾力量和傾向；
- 分析與綜合的結合。
列寧在進一步的一系列說明中發展了這些內容，似乎認為「量變到質變，反之亦然」是對立面的統一和對立的一個例子，暫且表述為「不僅是對立面的統一，而且是每一個決定、質量、特徵、側面、屬性向每一個其他的過渡（向其反面過渡？）」
列寧在《論辯證法問題》一文中指出：「發展是對立面的『鬥爭』」。他說：「對立面的統一（重合、同一、同等作用）是有條件的、暫時的、過渡的、相對的。相互排斥的對立面的鬥爭是絕對的，就像發展和運動是絕對的一樣」。[33]
在《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1908）中，列寧將辯證唯物主義解釋為三個坐標：
因此，列寧在哲學上處於歷史主義馬克思主義拉布里奧拉和決定論馬克思主義之間--一個接近於 "社會達爾文主義"（考茨基）的政治立場。此外，晚期的物理學發現（X射線、電子），以及量子力學的誕生，在哲學上挑戰了以前的物質概念和唯物主義，因此物質似乎正在消失。列寧卻不這麼認為：
」物質消失「意味着我們迄今為止認識物質的限度消失了，我們的知識正在深入；物質的屬性正在消失，這些屬性以前似乎是絕對的、不可改變的和主要的，現在被揭示為相對的，只具有物質的某些狀態的特徵。因為物質的唯一 "屬性"，與哲學唯物主義的認識相聯繫的，是作為客觀現實的屬性，是存在於心靈之外的屬性。
列寧正在發展恩格斯的工作，恩格斯曾稱：「甚至隨自然科學領域中每一個劃時代的發展，唯物主義也必然要改變自己的形式」[34]。列寧的挑戰之一是將作為一種可行的哲學觀的唯物主義與「大腦分泌思想就像肝臟分泌膽汁一樣」（歸功於18世紀的醫生皮埃爾·讓·喬治·卡巴尼斯）、「形而上學的唯物主義」（物質由不可改變的粒子組成）和19世紀的「機械唯物主義」（物質作為隨機分子按照力學規律相互作用）中所表達的 「庸俗的唯物主義」相區別。列寧（和恩格斯）提出的哲學解決方案是「辯證唯物主義」，其中物質被定義為客觀現實，在理論上與科學中出現的（新）發展相一致。
列寧重新評估了費爾巴哈的哲學，認為它與辯證唯物主義是一致的。[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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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代，托洛茨基在一次演講中稱：
科學技術的任務，是使物質、空間、時間都能被人掌控。而空間、時間、物質是密不可分的。誠然，你可以在某些唯心主義書籍（不是教士性質的，而是哲學性質的）中，讀到聲稱時間、空間是意識的範疇，只是我們意識的結果，在現實中沒有任何東西與之對應的論據。但這種主張是令人難以苟同的。任何一個唯心主義哲學家，如果沒有及時趕上晚上九點的火車，而是晚到兩分鐘，他就會看到離去火車的車尾，就會被自己的眼睛說服。時間、空間、物質現實是不可分割的。我們的任務就是縮小這種空間，克服這種空間，節約時間，延長人的生命，把生命提高到更高層次並豐富生命。這就是和空間、時間做鬥爭的原因。以物質為主體基礎並進行鬥爭，不僅構成一切真實事物的基礎，還構成了一切想象的基礎。……每一門科學都是知識的積累，它的基礎是與物質及其特性有關的經驗，是關於如何使物質服從於人的利益和需要的普遍理解[35][36]。
盧卡奇·格奧爾格在短暫的匈牙利蘇維埃共和國庫恩·貝洛政府（1919年）擔任文化部長時，出版了《歷史與階級意識》（1923年）一書，他在其中將辯證唯物主義定義為整個社會的知識，這種知識本身就是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在第一章《什麼是正統的馬克思主義？》中，盧卡奇將正統性定義為對「馬克思主義方法」的忠誠，而不是對「教條」的忠誠：
因此，正統馬克思主義並不意味着不加批判地接受馬克思調查的結果。它不是對這個或那個理論的 "信仰"，也不是對一本 "神聖 "書籍的注釋。相反，正統主義僅僅指的是方法的正統性。它是一種科學信念，即辯證唯物主義是通向真理的道路，它的方法只能沿着其創始人規定的路線發展、擴大和深化。(§1)
在他後來的作品和行動中，盧卡奇成為民主馬克思主義的領袖。他修改了1923年作品中的許多提法，並繼續發展馬克思主義本體論，在1956年和1960年代匈牙利的民主運動中發揮了積極作用。他和他的同事們對蘇聯的辯證唯物主義的提法提出了尖銳的批評，這種提法被輸出到蘇聯控制下的那些國家。在20世紀60年代，他的同事們被稱為布達佩斯學派。 盧卡奇在對修正主義的哲學批評中，提出了對馬克思主義方法的思想回歸。路易·皮埃爾·阿爾都塞也是如此，他後來將馬克思主義和精神分析學定義為 "衝突的科學"，[37]指出政治派別和修正主義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和政治實踐中固有的，因為辯證唯物主義是階級鬥爭的哲學產物：
因此，正統的馬克思主義的任務，它對修正主義和空想社會主義的勝利，永遠不可能意味着一勞永逸地打敗錯誤的傾向。這是與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對無產階級思想的陰險影響進行的一場不斷的鬥爭。馬克思主義的正統觀念不是傳統的守護者，它是永遠警惕的預言家，宣布眼前的任務與歷史進程的整體之間的關係。(§5) ......辯證唯物主義的前提是，我們得記得：「不是人的意識決定了他們的存在，相反，是他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了他們的意識。」...... 只有當存在的核心被揭示為一個社會過程時，存在才能被視為人類活動的產物，儘管是迄今為止無意識的產物。(§5)
在哲學上與馬克思一致的是對個人主義、資產階級主體哲學的批判，這種哲學建立在自願和有意識的主體之上。反對上述意識形態的是社會關係的首要地位。存在--因此是世界--是人類活動的產物，但這只有通過接受社會過程對個人意識的首要地位才能看到。這種類型的意識是意識形態神秘化的一種效果。
在第三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1924年7月）上，格里戈里·季諾維也夫正式譴責了盧卡奇對正統馬克思主義的異端定義，認為其完全來自於對 "馬克思主義方法 "的忠誠，而不是共產黨的教條；並譴責了德國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卡爾·科爾施的哲學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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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30年代，斯大林和他的同志們制定了一個蘇聯版本的對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官方解釋。它被編入斯大林的作品《論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1938年）中，並在蘇聯和整個東歐集團的義務教育教科書中得到推廣。這一本書與其說是馬克思辯證法的拓展更合乎是蘇聯官方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辯證法中矛盾的合題指向了解決方案，而蘇聯就是這個解方的先驗結果。
在《矛盾論》（1937年）中，毛澤東概述了一個版本的辯證唯物主義，將恩格斯的三個辯證法主要定律中的其中一個，即「量變到質變」歸入為第一定律「對立統一和相互滲透」的子定律。在後來的著作中，他否定了「否定之否定」這條定律。
而就其結果而言，毛澤東也只是把辯證法用在對事物的先驗上，認同所有事物的量變到質變的不斷衝突，而不在馬克思辯證法意義上的辯證唯物主義去探討事物的生產關係。這一點與毛澤東在發表矛盾論之前他所經歷的中共歷史有關係，並結合對當時王明派系的對抗闡述他本身契合斯大林唯物辯證法的觀點。
科學史家洛倫-格雷厄姆詳細介紹了辯證唯物主義在蘇聯整個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學科中發揮的作用。他的結論是，儘管在遺傳學上有李森科時期，而且政治當局對自由探索施加了限制，但辯證唯物主義對許多蘇聯科學家的工作產生了積極影響。[38]
一些演化生物學家，如理查德·陸文頓和史蒂芬·古爾德，曾試圖在他們的方法中採用辯證唯物主義。他們認為辯證法在他們的工作中起到了預防性啟發的作用。從陸文頓的角度來看，我們得到這樣的想法：
辯證唯物主義不是，也從來不是，解決特定物理問題的綱領性方法。相反，辯證分析提供了一個概述和一套警告標誌，以防止特定形式的教條主義和狹隘的思想。它告訴我們："記住，歷史可能會留下重要的痕跡。記住存在和成為是自然的雙重方面。記住條件會改變，啟動某些過程的必要條件可能會被過程本身所破壞。記住要注意時間和空間中的真實對象，不要在完全理想化的抽象中失去它們。記住，當現象被孤立時，背景和互動的質量效應可能會丟失"。最重要的是，"記住所有其他注意事項只是提醒和警告標誌，其對現實世界不同情況的適用是偶然的"。[39][40]
古爾德對辯證唯物主義的啟發式作用也有類似的看法。他寫道：
......西方學者應該更認真地對待辯證性思維，而不是因為第二世界的一些國家構建了一個紙板版本作為官方政治學說而被拋棄。[41] ......當作為變革哲學的指導方針，而不是作為教條式的戒律，辯證法的三個經典定律體現了一種整體觀，即把變革看作是完整系統中各組成部分之間的互動，並且不把各組成部分本身看作是先驗的實體，而是看作是系統的產品和輸入。因此，"相互滲透的對立面 "法則記錄了各組成部分不可分割的相互依存關係："量變到質變 "捍衛了基於系統的變化觀點，將增量輸入轉化為狀態的改變，而 "否定之否定 "描述了賦予歷史的方向，因為複雜系統不能完全恢復到以前的狀態。[42]
這種啟發式方法也被應用於古爾德和尼爾斯·艾崔奇提出的間斷平衡理論。他們寫道："歷史，正如黑格爾所說，是在否定的螺旋中向上發展的"，"間斷平衡是地質年代中物種進化和部署過程中不連續的變化節奏的模型"。[43]他們指出，"量變到質變的規律......應當被認為，當一個穩定的系統長期抵制的數量變化的緩慢積累，最終迫使它從一種狀態迅速進入另一種狀態時，一種新的質量就會躍然出現"，這種現象在一些學科中被描述為範式轉換。除了通常引用的水隨着溫度升高而變成蒸汽的例子外，古爾德和埃爾德里奇注意到了信息論中的另一個類比，"它的行話是平衡、穩定狀態和由負反饋維持的平衡狀態"，以及 "由正反饋發生的極快轉變"。[44]
因此，陸文頓、古爾德和艾崔奇對辯證唯物主義更感興趣，認為它是一種啟發式方法，而不是一種教條式的「真理」或他們的政治聲明。然而，他們發現批評家們已經準備好「抓住」關鍵聲明，[45]並將間斷性平衡以及與之相關的活動，如公共展覽，描繪成「馬克思主義的陰謀」。[46]
共產黨對馬克思主義的官方解釋，即辯證唯物主義，符合亞歷山大·伊萬諾維奇·奧巴林對生命起源的研究，即 "流動、交換、辯證的統一"。奧帕林與李森科的關係使這一概念得到了進一步加強。[47]
李約瑟（Joseph Needham）是一位有影響力的科學史學家，也是一位基督教徒，但他是辯證唯物主義的信徒，他建議一個更合適的術語可能是「辯證有機論」。[48][49]哲學家艾倫-伍德認為，作為蘇聯官方哲學的形式，辯證唯物主義註定是膚淺的，因為「創造性或批判性思維」在權威主義的環境中是不可能的。不過，他認為辯證唯物主義的基本目標和原則與理性科學思想是一致的。[6][50]
經濟學家和哲學家路德維希·馮·米塞斯寫了一篇對馬克思主義唯物主義的批判，他將其作為1957年作品《理論與歷史：對社會和經濟演變的解釋》的一部分發表。阿克頓（H. B. Acton）將這一意識形態描述為「一個哲學上的鬧劇」。[51]馬克斯·伊斯特曼認為，辯證唯物主義缺乏心理學基礎。[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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