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沙（1927年1月8日—2013年9月20日），原名胡云章。曾長期供職於高等教育行政部門，也曾從事外交和新聞工作，退休前為中國國家圖書館副館長。早年參加抗日戰爭。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歷任中國人民大學秘書科長、教務科長、俄文系副主任，中華人民共和國高等教育部（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綜合大學司副司長、高教二司司長，國務院科教組辦公室負責人、對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工作小組負責人，中華人民共和國首任常駐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大使銜代表，《光明日報》副總編輯，北京圖書館（現中國國家圖書館）副館長。
生平
1941年秋於冀東入伍參加八路軍，為冀東軍區十三團戰士。後被調到中共中央晉察冀分局（見中共晉察冀中央局）交通科作交通員（武裝便衣護送文件）。抗戰勝利後到晉察冀公安管理處工作。於1947年調入華北聯合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前身）外語學院俄文班學習。畢業後即在中國人民大學工作。
1954年11月調至高等教育部工作，先後任綜合大學教育司副司長、高教二司司長。此後至「文革」前一直從事高等教育行政工作。在此期間做過的許多工作中對他的思想認識發生較大影響的一件，是參與籌劃管理於六十年代初開始的全國高校文科教材統一編寫工作[1]。在負責文科教材辦公室工作期間，痛感知識不足，繼而發奮讀書。公餘開卷，圍繞文史哲門類，古今中外，一時讀了很多。此前也曾努力向學，從參軍前上過兩季「冬學」的文化基礎進步到大學程度，自此而求知境界又上一步。「文革」中被批鬥時，有人揭發他對著書立說的教授們說過自己參加文科教材辦公室工作是「忝入儒林」，以此恭維「資產階級知識份子」云云。多年後，張厚感先生（人民教育出版社編審，已故）[2]仍津津於此，並書贈一聯供他懸於書房壁上，其下聯就是「儒林明晦有知音」。
在「文革」前從事高校教育行政工作期間，還曾為《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通史》（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簡稱「學部」，即今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李新和彭明、孫思白、蔡尚思、陳旭麓主編，是當時歷史條件下中國大陸為1919-1949年撰史之唯一專著）最終成書盡過微力。[3]
「文革」中，經過被批鬥、赴「五七幹校」勞動以及「解放」之後，於1972年早春到國務院科教組工作。先任辦公室負責人，後專門領導對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工作[4]。經過對UNESCO的接觸了解，他對上建言：在外交部指導配合之下由科教組（組長劉西堯）承擔具體工作，參加UNESCO的大會及其他活動，使中國成為這個國際組織的積極成員。經過三年多大量艱巨的開創工作之後，他於1976年4月由教育部（部長周榮鑫）派出常駐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駐該組織的首任代表。行前周榮鑫先生曾相約：「你先出去駐一期，回來以後咱們還是好好干教育。」不幸周榮鑫竟於當月去世。
1978年12月任《光明日報》副總編輯。與時任總編輯楊西光及報社同仁默契配合，繼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而進，助使《光明日報》成為破除「文革」政治禁錮和解放思想的重要輿論陣地。[5]三年多如一日，作為夜班副總編負責日常出報，其能力與工作精神得到社內部主任以上幹部以投票方式表示的認可和讚許。
1983年5月調到北京圖書館（現國家圖書館）工作，任副館長。到任之初即多方吸收有關圖書館工作的知識。當日北京圖書館所具備的國家圖書館的地位與職能尚不突出，他發現後即力主正視這個問題，並主動做起，在外訪中修正對外介紹本館時原來一向唯重「中國最大的公共圖書館」之提法，點出其首先是國家圖書館的身份[6]。在當時新館建設到開館過程中，經過調查、學習、研究、討論，提出重要意見，取得館領導的一致同意，使北圖（國圖）在保存發揚服務公眾的老傳統的基礎之上，意識明確地轉變為現代社會文化設施，不但做好為公眾和學者的服務，更力求成為全社會轉入現代文明進程中的領先之翼。
退休之際，他對家人表示：「朝聞道，夕死可矣。今後也還是要用這一條要求自己，總要不斷求知。」
時逢改革，各界開放，有人慾借重其多年從事高校教育行政又極力提倡學習現代文明事物的經驗名聲，來邀他擔任一家新創辦的私立學校的校長（或名譽校長）。在弄清對方的辦學目的之後，他直爽謝絕，並表示：「我只聽說過古今中外有百萬富翁辦教育的，從沒聽說過誰靠辦教育而成為百萬富翁。」基於同樣的認識——即教育是現代社會的生命機能；教育事業應當是由全社會戮力維持的公器；並且，學界永遠屬於知識界和思想界，必當是一塊容許學者思想獨立、維護個人精神自由、從而適合百家共存的淨土；所以，既不應令學府變成次級衙門，也不可使之淪為弄錢工具——在看到「教育產業化」居然成為官定發展目標時，當即指出：「如果讓教育產業化，那就沒有教育了！」他堅持這一立場始終不渝，並曾盡力發聲呼籲，但無力改變。
關於中國實現現代化的途徑問題，他一直堅信：無論是談開放、「搞活」，還是說「接軌」、「融入」，都不可能只圖資本技術的引進使用而避開文化制度諸方面的學習改造。即使被譏為主張「西化」，他的這一信念也從未改變。
胡沙感於世事人心，並受到李慎之（曾言如有來世願當一輩子公民教員）意見的啟發，邀約三五同志，着手籌劃編輯《現代公民知識讀本》。為編成此書而徵詢于光遠先生的意見，並請於老擔任總主編，于光遠先生完全贊同（見附錄[7]）。2006年，由眾多新進社會科學學者撰寫合編而成，《現代公民知識讀本》由山西希望出版社賠錢出版。書出之後，其命運果如編書者和一些朋友如于光遠、陳樂民先生（與資中筠先生聯名為書文提過建議，並於出書之際寫過介紹文章。[8]）等當初之預見，教育機關漠視，學校不予採用。
注釋及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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