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翰·濟慈[nb 1]（英語：John Keats，1795年10月31日—1821年2月23日）是英國詩人，與拜倫、雪萊並稱為浪漫主義第二代詩人。濟慈的詩歌都在其去世前四年內發表，這些詩在他生前受到冷遇，但死後迅速出名。到19世紀末，濟慈已被認為是英語文學界的主要成員，並對前拉斐爾派影響深遠。1888年的大英百科全書稱他的一首頌詩為「最終的傑作」。博爾赫斯曾表示，與濟慈作品的相遇影響了他的一生。濟慈的頌詩是「帶有強烈感受性」的浪漫主義風格，藉由自然意象表達激情。如今，濟慈的詩歌仍在英語文學界占據重要地位，其中尤以《夜鶯頌》、《希臘古瓮頌》、《睡與詩》、《初讀賈浦曼譯荷馬有感》最為出名。
生平
濟慈於1795年10月31日出生在英國倫敦沼澤門，父親托馬斯·濟慈，母親弗朗西絲·濟慈（本名弗蘭西斯·詹寧斯）。濟慈具體出生地點不明，儘管似乎家人將他的生日記為10月29日，但洗禮記錄顯示他的出生日期是10月31日。[1][2] 他是所有孩子中最年長的，有兩個弟弟和一個妹妹，最小的妹妹弗蘭西斯·瑪麗·「芳妮」後來嫁給了西班牙作家瓦倫丁·德·利亞諾斯·古鐵雷斯。[3] 濟慈的父親最初在其岳父約翰·詹寧斯的旅店當馬夫[4]，後來他繼承了這家旅店，一家人也住在這裡。濟慈認為自己出生在這家旅店，一個卑微的出生地，但沒有證據表明這一點。如今這家旅店為環球酒吧所擁有，距離沼澤門地鐵站幾英里距離。[5] 濟慈在聖博托爾夫教堂受洗，幼年進入聖母學校學習。[6][7]
父母本想送濟慈就讀伊頓或哈羅公學，但因經濟問題作罷。[8][9][10] 1803年，濟慈被送至恩菲爾德鎮的約翰·克拉克學校學習，此處離他祖父母住處較近。相比其它名校，這所小型學校有更加自由的環境，課程安排也更為現代。[11] 在克拉克學校就讀期間，濟慈表現出了對經典作品及歷史的愛好，這些愛好伴隨了他短暫的一生。濟慈與校長的兒子查爾斯·考登·克拉克成了好友，克拉克向他推薦了包括塔索、斯賓塞、查普曼在內的文藝復興作家。濟慈的朋友愛德華·福爾摩斯曾表示他性格急躁，「總是走極端」，懶惰且好鬥。不過在13歲時，濟慈決定將這些激情用於閱讀和學習，並因此在1809年夏天取得了人生首個獎項。[12]
1804年4月，濟慈的父親從馬背跌落，因顱骨骨折去世，當時濟慈年僅8歲。[13] 父親死前沒有留下遺囑，兩月後母親再嫁，四個孩子投奔居住在倫敦埃德蒙頓的外婆愛麗絲·詹寧斯。[14] 母親在濟慈14歲時因肺結核去世，孩子的撫養權交給了祖母。母親在死前指定了兩個遺產保管者，理查德·阿比和約翰·桑德爾。那年秋天，濟慈離開克拉克學校，成為醫師托馬斯·哈蒙德的學徒。查爾斯·考登·克拉克仍與濟慈保持親密聯繫，他形容這段時光是「濟慈一生中最平靜的歲月」。[15] 過早失去父母的悲傷始終影響着濟慈。年輕的濟慈非常鍾愛維吉爾，14歲時，他將維吉爾的長詩《埃涅阿斯紀》翻譯成英語。
從1814年起，濟慈擁有兩份遺贈，直至他的21歲生日。其中包括來自祖父約翰·詹寧斯的800英鎊，以及來自母親的8000英鎊（平分給四個孩子）。[nb 2][16][2] 似乎濟慈從未知曉800英鎊的遺贈，因此也從未申領。通常認為這可能是因為遺產保管者理查德·阿比的疏忽，但似乎阿比對這份800英鎊的遺贈也不知情。[17] 濟慈母親和祖母的律師威廉·沃爾頓必然知道，並有義務將遺產信息傳達給濟慈，但他似乎並沒有這麼做。這對濟慈的生活造成了很大影響，經濟問題一直困擾着濟慈，他期望有足夠的金錢擺脫債務，更加獨立的生活。[2]
我遊歷了很多金色的國度，
看過不少好的城邦和王國，
還有多少西方的海島，歌者
都已使它們向阿波羅臣服。
我常聽到有一境域，廣闊無垠，
智慧的荷馬在那裡稱王，
我從未領略的純淨、安詳，
直到我聽見賈浦曼的聲音
無畏而高昂。於是，我的情感
有如觀象家發現了新的星座，
或者像科爾特斯，以鷹隼的眼
凝視着大平洋，而他的同夥
在驚訝的揣測中彼此觀看，
盡站在達利安高峰上沉默。
1816年10月
結束在哈蒙德門下的學徒生涯後，濟慈於1810年10月成為了蓋伊醫院（如今隸屬於倫敦國王學院）的醫學生。不足一個月後，他便於醫院內協助進行手術。[2] 由於濟慈曾長期接受醫療上的訓練，家人相信他將會在醫學方面發展；而當時濟慈的願望仍是成為醫生。[2][12] 他與其它醫學生一起住在南華克聖托馬斯街28號，合住者包括後來成為發明家與墨水巨頭的亨利·斯蒂芬斯。
作為醫學生的工作占據濟慈越來越多精力，他不再有足夠時間寫作。濟慈的內心開始感到矛盾，他認為自己正面臨着嚴峻的選擇。[11][18] 1814年，19歲的濟慈寫下了現存的第一首詩《斯賓塞模仿》。他被成為詩人的雄心所吸引，受到其他詩人如利·亨特和拜倫的鼓舞，卻又被經濟問題困擾，他患上了抑鬱症。他的兄弟喬治·濟慈寫道，「他害怕自己永遠也無法成為詩人，而假如他無法成為詩人，他就會毀了自己。」[19] 1816年，濟慈取得了醫師資格證，這意味着他可以成為一名醫師、藥劑師或外科醫生，但在這一年末他告訴自己的監護人，自己決心成為詩人，而不是外科醫生。[2]
儘管濟慈繼續在蓋伊醫院學習，但同時他也投入更多時間學習文學和詩歌，尤其是對十四行詩的研究。[2] 1816年3月，濟慈的詩歌《噢，孤獨》發表在當時著名的自由派詩歌雜誌《考察者》上。[20] 這是濟慈發表的首篇詩歌，朋友克拉克稱這次發表對濟慈十分重要，因為這證明了他的夢想可以實現。[21] 這一年濟慈還寫了另一首詩《致兄弟》。[22] 夏天，濟慈和克拉克來到馬蓋特海邊，在那裡他開始了信件寫作。返回倫敦後，他住在南華克迪恩街8號，並準備進一步學習以成為皇家外科醫學院成員。[23]
1816年10月，克拉克將濟慈介紹給當時極具影響力的詩人利·亨特，亨特也是拜倫和雪萊的好友。五個月後，濟慈的第一本詩集出版，其中包括《我踮起腳站在山崗上》和《睡與詩》，這兩首詩都受亨特的風格影響。[20] 這本詩集並未引起關注，只有雷諾茲在《冠軍》雜誌上對其表達了讚賞。[11] 詩集出版商查爾斯&詹姆斯·奧利爾對此感到羞恥，於是濟慈迅速將出版商換成了弗利特街的泰勒&赫西。[24] 與奧利爾夫婦不同，濟慈的新出版商對他的作品充滿熱情，在詩集出版後僅一個月，他們就計劃出版新的濟慈詩集，並向他預付了稿費。赫西成為了濟慈的忠實朋友，出版社裡有一間專門的辦公室供年輕作家們使用。這家出版社的作家包括塞繆爾·泰勒·柯勒律治、威廉·赫茲利特、約翰·克萊爾、托馬斯·傑斐遜·霍格、托馬斯·卡萊爾和查爾斯·蘭姆。[25]
透過泰勒&赫西出版商，濟慈結識了律師理查德·伍德豪斯，他為出版社中作家提供文學和法律方面的意見，對濟慈的詩集印象深刻。儘管伍德豪斯形容濟慈「任性、脆弱，容易受驚嚇」，但他仍為其天才所折服，他認為濟慈可躋身英格蘭最偉大的作家之列。兩人結識後不久便成了密友，伍德豪斯盡其所能記錄濟慈的詩作，這些材料成為了後世研究濟慈作品的主要來源。[2] 傳記作者安德魯·陌遜將伍德豪斯之於濟慈比作博斯韋爾之於塞繆爾·約翰遜的關係，伍德豪斯不遺餘力的宣揚濟慈的作品，為他在文壇爭取一席之地，並將他的詩歌推往更高處。後來，伍德豪斯也是在肯特郡格雷夫森德送別濟慈前往羅馬的朋友之一。[26]
儘管首部詩集評價不好，但亨特還是將濟慈放進了自己的散文《三位年輕詩人》（雪萊、濟慈和雷諾茲），並且他也從濟慈的詩歌《初讀賈浦曼譯荷馬有感》預見了濟慈的前程。[27] 亨特將濟慈介紹給圈子中的知名人士，包括《泰晤士報》編輯托馬斯·巴恩斯、作家蘭姆、指揮家文森特·諾維羅和詩人雷諾茲。[28] 這是濟慈人生中重要的轉折點，這位年輕的詩人首次以亨特所稱「新派詩人」的形象出現在公眾視野。[29] 在寫給朋友的信中，濟慈表示「除了心靈感情的聖潔和想象的真實外，我什麼也不確定 – 想象中的美必為真理。」[30][31] 這句話後來轉化為了《希臘古瓮頌》末尾詩行「『美即是真，真即是美，』這就包括 / 你們所知道、和該知道的一切」。1816年12月初，濟慈告知自己的監護人決定棄醫從文。醫學訓練花費了濟慈大量積蓄，儘管他的生活拮据，但仍為畫家本傑明·海頓等人提供了借款，並且借給了弟弟喬治700英鎊。因大量借款，濟慈甚至無錢償還債務利息。[2][32]
濟慈從醫學院退學，因為住處潮濕而連續患上感冒。1817年4月，他和自己的兄弟搬到了漢普斯特德，在那裡他與喬治一起照顧患有肺結核的弟弟湯姆。這座房子鄰近亨特以及他在漢普斯特德的圈子，也鄰近受人尊敬的第一代浪漫主義詩人柯勒律治。1818年4月11日，濟慈記錄了他與柯勒律治一同在漢普斯特德荒野的散步。在給喬治的信中，濟慈表示他和柯勒律治談論了「許多事情，……夜鶯、詩歌、詩意感受、形而上學。」[33] 大約在這段時間，濟慈被引薦給了查爾斯·溫特沃斯·迪爾克和詹姆斯·賴斯。[34]
1818年6月，濟慈和查爾斯·阿米蒂奇·布朗前往蘇格蘭、愛爾蘭和英格蘭湖區徒步旅行。濟慈的弟弟喬治和他的妻子喬治娜陪同濟慈前往蘭加斯特、利物浦，然後從那裡前往美國，一直在肯塔基州居住到1841年，而後因喬治投資失敗而返回英國。與濟慈其他兄弟一樣，喬治夫婦都死於肺結核，當時肺結核並無有效治癒方法。[35][36] 那年7月，濟慈在馬爾島時患上了重感冒，「十分虛弱，嚴重發燒，無法繼續旅途」。[37] 8月返回南部後，濟慈繼續照料湯姆，也因此將自己暴露在了結核病菌中。有人指出，濟慈的肺結核——他的「家族疾病」正是從這段時間開始發展的。[30][38][39] 彼時人們對肺結核懷有偏見，總是將其與懦弱、壓抑的性慾或手淫聯繫在一起。濟慈在信中「拒絕為此疾病命名」[40]，他的弟弟湯姆死於1818年12月。
湯姆死後，濟慈搬到朋友布朗在漢普斯泰德的房子居住，現在人們已將那所房子認為「濟慈之家」，此處距離他的舊居有大約十分鐘路程。1818-1819年冬天格外漫長，但這也為濟慈提供了許多創作靈感，這一年可被稱為他的「奇蹟年」，他在這段時期寫下了人生中最為成熟的作品。[30] 那時他受到赫茲利特關於英語詩歌系列講義的影響，並和詩人威廉·華茲華斯有過會面。[41][42] 在朋友眼中，濟慈似乎過着舒適的生活，但事實上他常需從監護人阿比和別的朋友那裡借錢。[2]
1819年4-5月，濟慈在這裡創作了五首頌詩，儘管5首詩的創作順序仍有爭議，但普遍認為它們以《賽姬頌》開篇。據房主布朗所說，濟慈在花園李子樹下寫下了《夜鶯頌》[nb 3][43][44]，他寫道「1819年春天，一隻夜鶯在房子附近築巢。它持續不斷的歌聲讓濟慈感覺快樂、平靜。有天早晨，他把餐桌前的椅子搬到了李子樹下，在那邊坐了兩三個鐘頭。回來時手裡夾着幾張文稿，悄悄把這些東西塞到了書裡。徵得他的同意後，我查看了這些文稿，它們有大概四五張，包含有對夜鶯歌唱的詩意感受。」[45] 不過該房子的另一擁有者迪爾克卻極力否認這個傳聞，在理查德·蒙克頓·米爾恩斯於1948年出版的濟慈傳記中，迪爾克聲稱這一傳聞是「純粹的妄想」。[46]
我的心在痛，困頓和麻木
刺進了感官，有如飲過毒鳩，
又像是剛剛把鴉片吞服，
於是向着列斯忘川下沉：
並不是我妒忌你好運，
而是你的快樂太使我歡欣——
因為在林間嘹亮的天地里，
你呵，輕翅的仙靈，
你躲進山毛櫸的蔥綠和陰影，
放開了歌喉，歌唱着夏季。
1819年5月
《希臘古瓮頌》和《憂鬱頌》都以十四行詩形式寫成，或許創作於《夜鶯頌》之後。[2] 濟慈的新出版商泰勒&赫西安排出版了他的長詩《恩底彌翁》，這首詩繼承了托馬斯·查特頓的風格，濟慈稱其是「對我的想象力的測驗」。[2] 此詩遭到了評論界的普遍批評，以致拜倫也調侃說濟慈「讓一篇批評文送了命」。約翰·威爾遜·克羅克在1818年4月的《季度評論》中對此詩表達了嚴厲批評。[nb 4] 約翰·吉布森·洛克哈特在《布萊克伍德雜誌》中形容此詩「不動聲色的胡扯」。洛克哈特還諷刺性的寫道，「成為一名飢餓的藥劑師總要好過成為一個飢餓的詩人，所以請回到你的藥鋪里去吧約翰先生，去搗鼓藥膏、藥丸和膏油盒去吧。」[nb 5] 洛克哈特在《布萊克伍德雜誌》為利·亨特圈子（包括濟慈和赫茲利特）取了「倫敦佬」派這個諷刺性的名字。這種敵意更多是來自政治而非文學批評，因為洛克哈特等人所批評的年輕作家們缺乏專業的詩歌教育，使用非正規的押韻和「低級用詞」，並且他們出生平凡，不像上層階級那樣畢業於伊頓、哈羅、牛劍等名校。[47]
1819年，濟慈寫了《聖阿格尼絲之夜》、《無情妖女》、《海伯利安》、《蕾米亞》和一部戲劇《奧托大帝》（直到1950年才上演）。[48] 住所花園賦予了詩歌《幻想》和《歌唱熱情和歡樂的詩人》的靈感。9月，濟慈的經濟狀況十分困窘，他考慮成為新聞記者或當隨船醫生。在絕望中，他帶着一本新的詩集拜訪了出版商[2]，但出版商對這本詩集不感興趣，他們認為《蕾米亞》難以理解，並認為《聖阿格尼絲之夜》有一種 「瑣碎的厭惡感」和 "混合了感受與譏諷的『唐璜』風格」，他們表示這是「一首不適合女士的詩」。[49] 濟慈生前目睹的最後一部出版作品是《蕾米亞、伊莎貝拉、聖阿格尼絲之夜及其它》，這部詩集相較前兩部取得了更多好評，它後來被認為是有史以來最重要的詩歌作品之一。[2]
1817年濟慈在黑斯廷斯郊遊時結識了了女友伊莎貝拉·瓊斯。瓊斯被描述為是個美麗、天才、閱讀廣泛的人，她並非出身上層，但經濟穩定，並在後來成為了濟慈圈子中的一員。[50][51] 濟慈從不掩飾他對瓊斯的吸引力，儘管他們似乎只是享受相聚卻從不作出承諾。濟慈記錄說1818-1819年冬天「常去她家」，在寫給喬治的信中，濟慈表示他「和她一同取暖」、「和她輕吻」。[52] 和瓊斯的幽會給濟慈帶來了許多靈感，《聖阿格尼斯之夜》和《聖馬可之夜》或許都與她有關，《明亮的星》最初的靈感可能源自於她。[51][53][54] 1821年，瓊斯是英國首先被告知濟慈死訊的人之一。[50]
在漢普斯泰德居住期間，濟慈遇見並愛上了一位年輕的女鄰居，方妮·布勞恩。布勞恩出生於1800年，濟慈的詩稿顯示他們在1818年11月相遇。[55] 和濟慈祖父一樣，布勞恩的祖父也經營一家旅館，他們都有家庭成員死於肺結核。她與濟慈的母親、妹妹有共同的名字「芳妮」，她有關於服裝製作和語言的天賦，並喜愛戲劇表演。[56] 1818年11月，她開始與濟慈熱戀，但因為當時濟慈的弟弟湯姆患病，濟慈需要時刻照顧他。[57]
1819年4月，布勞恩和母親搬進了濟慈所住的房子，因此這對情人得以每天見面。濟慈借給布勞恩一些書，他們會在一起閱讀。濟慈將詩歌《明亮的星》獻給她，作為雙方愛情的證明。這首詩的創作一直持續到濟慈去世前幾月，詩的內容與他們的關係緊密相連。「他的一切願望都與芳妮有關。」[58] 6月前的某個時候，他們達成了共識，但遠非是正式的訂婚。[59] 因為濟慈知道，自己沒有什麼可提供的東西，他生活困窘，看不到前途。作為一個掙扎在困頓中的詩人，這首先就排除了與布勞恩的婚姻可能。他們間的愛情仍是無望的，「明亮的星」的妒忌開始啃噬他，黑暗、抑鬱、疾病環繞着他，這些都反映在了詩歌《聖阿格尼斯之夜》和《無情妖女》中，跟隨他的不止愛情，還有死亡。「我在散步途中冒出兩個奢侈的想法，」濟慈在信中寫道，「你的可愛，和我的死亡。」[59]
1819年10月13日，在寄給布勞恩的信中，濟慈寫道：
我的愛讓我變得自私。沒有你我將無法存在 – 我可以忘記一切，卻仍想再見你一面 – 我的人生似乎就停在那裡 – 看不到遠處。你吸收我的一切，我感覺自己正在解體 – 我很痛苦，因為我沒有希望再見到你……我驚訝於那些為宗教犧牲的人們 – 我為此不寒而慄 – 我不再驚訝 – 我也能為我的宗教而犧牲 – 愛情是我的宗教 – 我能為此而死 – 我能為你而死。[60]
濟慈的肺結核日益嚴重，醫生建議他搬往氣候較暖的地區居住。1820年9月，濟慈前往羅馬，他明白此行可能是與布勞恩的永別。離開後，濟慈不再寫信給她，但仍與她的母親保持通信。[2] 五個月後濟慈死於羅馬。布勞恩寫給他的信都未存留。[61] 濟慈的死訊一個月後才傳到倫敦，而後六年布勞恩都處在他去世的悲慟中。直到濟慈去世十二年後的1833年，布勞恩結婚並有了三個孩子，她比濟慈多活了四十年。[62][63]
1820年，濟慈表現出日益加重的肺結核症狀，二月初出現肺出血。1820年2月3日，濟慈首次咳血，他對查爾斯·阿米蒂奇·布朗說：「我知道血是什麼顏色，這是動脈血。我不能欺騙自己，這是我的死亡警告，我即將死去。」[64][65]
他大量失血，後續醫師又為他繼續放血。接下來的夏天基本是亨特在倫敦照料濟慈。根據醫師的建議，濟慈決定與朋友約瑟夫·塞文一同搬往意大利。9月13日，他們離開格雷夫森德，四天後登上瑪麗亞·克勞瑟號帆船。10月1日，帆船到達盧沃斯灣，兩人上岸後又返回船上，濟慈在此時完成了《明亮的星》最終版本。[66][67] 去往意大利的航程並不順利：先是暴風雨，緊接着平靜的無風天氣又減緩了航行進度。到達那不勒斯後，船隻因當時英國的霍亂爆發而被隔離十日。濟慈於11月14日抵達羅馬，那時溫暖的天氣已經過去。[68]
濟慈在1820年11月30日給查爾斯·阿米蒂奇·布朗寫了人生最後一封信：「對我來說，寫信是世上最困難的事。我的胃還是很難受，在我嘗試翻開書本時尤為如此——不過相比隔離時我已經好受許多了。然後，我害怕受到在英國時任何有趣事物的誘騙。我有種持續的感覺，似乎我的真實生活已經逝去，我活的像是個已死之人。」[69]
濟慈搬進位於羅馬西班牙階梯的一座房子，這座房子現在是濟慈-雪萊紀念館。儘管有賽文和詹姆斯·克拉克醫生的照料，濟慈的健康狀況仍不斷惡化。濟慈接受的醫療照顧可能加速了他的死亡。[70] 1820年11月，克拉克聲稱濟慈的疾病源自「精神衰竭」，而病因主要來自他的胃部。最終濟慈被症斷為肺癆（肺結核），克拉克醫生每天只為他提供一條鯷魚和一小片麵包充飢，藉此控制飲食以減少流向胃部的血液。克拉克醫生還為病人放血：這在當時是標準的治療手段，卻也是造成濟慈虛弱的主要原因。[71] 塞文的傳記作者蘇·布朗寫道：「他們本可使用小劑量的鴉片，而濟慈在啟程時也曾讓賽文買一瓶鴉片。賽文沒有意識到的是，濟慈將鴉片視為一種潛在的自殺手段。在航行中，濟慈曾想從賽文那裡取得鴉片，但賽文不讓。到羅馬後，濟慈又再次嘗試……賽文感到為難，所以最終他去找醫生，而醫生把瓶子拿走了。於是結果就是，濟慈遭受巨大的痛苦，卻沒有任何緩解手段。」當賽文和克拉克醫生拒絕給他服用鴉片酊時，濟慈非常生氣，他反覆質問「這種死後的存在還要持續多久？」[71]
生，若是夢，那麼死，可是睡眠？
幸福的場景可是如幻影逝去？
瞬間的歡樂如煙雲過眼，
我們卻認為死是最大的痛苦。
多麼奇怪呀，人在世上要流浪，
要度過悲慘的一生，卻不能拋開
一路的坎坷；也不敢大膽想一想
將來的死呵，只是從夢中醒來！
1814年
1821年1月，濟慈的健康狀況緩慢而穩定的向肺結核最後階段惡化。他的屍檢顯示他的肺幾乎已完全解體。[72] 濟慈咳血，渾身是汗，負責照料的賽文常看到他從睡夢中醒來，為自己仍活着而哭泣。賽文寫道：
濟慈開始叫喊，直到我為他顫抖不已[71]……大約四點，死亡接近了。（濟慈說）「賽文 – 我 – 扶我起來 – 我正在死去 – 我會死的輕鬆的；別怕 – 振作起來，感謝上帝它終於來了。」我讓他靠在我的肩膀上。他喉嚨中的痰似乎在沸騰，一直到十一點，他逐漸死去，非常安靜，我甚至以為他還在睡夢裡。[73]
1821年2月23日，濟慈在羅馬去世，他被埋葬在羅馬非天主教徒公墓。他臨終前請求葬於無名石碑下，只在石碑寫上「此地長眠者，聲名水上書。」賽文和布朗為濟慈樹立了墓碑，斷弦的里拉琴浮雕下刻有文字：
這座墳墓下埋葬的是一位年輕的英國詩人，他躺在臨終床榻，內心悲苦，鑑於惡毒敵人的強大力量，他惟願在此墓碑寫下：此地長眠者，聲名水上書。——1821年2月24日
這段墓志銘來自卡圖盧斯LXX：
一個女人對情人說的話，應當記在風裡，寫在水上。（拉丁語：Sed mulier cupido quod dicit amanti / in vento et rapida scribere oportet aqua）
弗朗西斯·博蒙特的《The Nice Valour》第五幕第五場有類似台詞：
你所有的良好事跡，都應當寫在水裡，但這個卻被刻在了大理石上。
賽文和布朗在墓碑上添加了其它文字，以抗議他人對濟慈作品的批評。亨特將濟慈的死歸咎為《季度評論》對其長詩《恩底彌翁》的嚴厲攻擊。正如拜倫在敘事詩《唐璜》所寫：
他那心靈，那天庭中的火焰一叢， 竟讓一篇文章把自個吹熄。[74]
葬禮後七周，雪萊在其詩《阿多尼》中悼念濟慈。[75] 克拉克在濟慈墓旁種了他喜歡的雛菊。出於公共衛生考慮，意大利衛生局燒掉了濟慈房間的家具，重新刷牆並更換了門、窗和地板。[76][77] 雪萊，這位濟慈最熱切的同伴，他死後的骨灰也被埋在同一公墓，賽文的墓地緊鄰濟慈。馬什在《泰晤士報》寫道：「這塊墓地舊區，濟慈下葬時幾乎還是荒地，但如今滿是傘松、香桃、玫瑰，和遍地的紫羅蘭。」[78]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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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慈去世時年僅25歲，正式詩歌創作從1814年到1820年，只有六年時間，期間發表了四部作品。濟慈生前售出的詩集只有兩百多冊。[79] 他發表的首部作品是1816年《考察者》雜誌上的《噢，孤獨》，最後一部作品是1820年去羅馬前出版的《蕾米亞、伊莎貝拉、聖阿格尼絲之夜及其它》。濟慈從詩歌學習到成熟創作的時間很短。[80]
儘管濟慈詩歌創作生涯短暫而多產，但他主要的聲譽是建立為數不多的幾首頌詩上的。[81] 並且也只有在他短暫生命最後幾年的創作中，才顯示出他死後被廣泛讚譽的內在激情。[82] 濟慈因生前遭受的冷落而認為自己一生毫無成就，他在1820年2月給芳妮·布勞恩的信中寫道：「我身後沒有任何永恆的作品 – 沒有任何能讓朋友為關於我的回憶而驕傲的東西 – 但我仍愛着一切事物內在的美，如果我還有時間，我會讓自己被記住的。」[83]
同時代許多著名詩人，例如亨特和雪萊，他們深知濟慈的天才和能力。[79] 他的崇拜者稱他「以自己的脈動」思考，他的風格比以往任何詩歌作品都更加充滿感受力，更生動華麗，他「用礦石填滿了所有縫隙」。[84] 濟慈在羅馬時常和雪萊通信，在他死後，雪萊宣稱是《季度評論》的惡毒批評殺死了濟慈。葬禮後七周，雪萊在絕望的輓歌《阿多尼》中表示，濟慈的早逝是個人與公眾造成的悲劇：
你最後的、最可愛的希望已成泡影；
他是一朵鮮花，花瓣還沒有張開
儘管濟慈曾寫道「假如詩歌不像是樹木的葉子那樣自然生出，那麼還是別寫為好，」但他早期的詩歌卻並非自然，而是帶有刻意和長期學習經典作品的痕跡。他有內在的詩意感受力，但最初創作詩歌時仍像是個年輕學徒。[82] 濟慈的詩意感受來自朋友考登·克拉克早年推薦的經典作品，也與《考察者》主編利·亨特的偏好有關，濟慈小時候曾讀過這本雜誌。[87] 亨特藐視由蒲柏主導的奧古斯丁或「法國」學派，並攻擊早期浪漫主義詩人華茲華斯和柯勒律治。這些詩人當時已四十多歲，是粗陋、晦澀、粗俗的代表，老派浪漫主義的聲譽正處於低點。事實上，在濟慈成為詩人的頭幾年裡，他也在作品中呼應了這些批評，並一度以「新派」詩人自居。這使得他與華茲華斯、柯勒律治和拜倫關係疏遠，並且也為《布萊克伍德》和《季度評論》的嚴厲批評埋下了伏筆。[88] 在濟慈去世時，他的評價與浪漫主義新舊兩代的污點聯繫到了一起：包含有第一代浪漫主義詩人的晦澀和後續亨特「倫敦佬」派的缺乏專業性。濟慈死後的評論形象混合了某些評論諷刺的失敗者，以及雪萊後來描繪的死於敏感情緒的天才。[88]
霧氣洋溢、果實圓熟的秋，
你和成熟的太陽成為友伴；
你們密謀用累累的珠球，
綴滿茅屋檐下的葡萄藤蔓；
使屋前的老樹背負着蘋果，
讓熟味透進果實的心中，
使葫蘆脹大，鼓起了榛子殼
好塞進甜核；又為了蜜蜂
一次一次開放過遲的花朵，
使它們以為日子將永遠暖和，
因為夏季早填滿它們的粘巢。
1819年9月
維多利亞時期，詩歌中開始流行放縱的幻想，於是濟慈的詩歌作品也被納入這類風格。作為主觀感受性的寫作標杆，濟慈的聲譽穩固增長。[88] 濟慈的作品受到劍橋使徒派的力捧，其中成員包括後來成為桂冠詩人的丁尼生[nb 6]，他視濟慈為19世紀最偉大的詩人。[42] 康斯坦斯·納登也是濟慈詩歌的崇拜者，他表示濟慈的天才隱藏在「對一切美的元素的細緻感受中」。[90] 1848年，濟慈去世後二十七年，理查德·蒙克頓·米爾恩斯出版了首部濟慈傳記，為他後續成為英語文學重要人物奠定了基礎。包括約翰·艾佛雷特·米萊和但丁·加百列·羅塞蒂在內的前拉斐爾派受濟慈詩歌《聖阿格尼斯之夜》、《伊莎貝拉》和《無情妖女》啟發，創作了許多色彩鮮明的著名畫作。[87]
阿爾加儂·斯溫伯恩在1882年的大英百科全書中稱「《夜鶯頌》是人類歷史最終的傑作」。[91] 直到20世紀，濟慈的作品仍是許多詩人，例如威爾弗雷德·歐文、葉芝、艾略特的靈感來源，歐文將濟慈的去世日期記為哀悼日。[88] 評論家海倫·文德勒稱濟慈的頌詩「是英語這門語言的最終體現。」[92] 喬納森·貝特認為《秋頌》是「每一代人都認同的近乎完美的英文詩歌」[93]，M·R·雷德利稱這首頌「是我們語言中最完美無瑕的作品。」[94]
哈佛大學霍頓圖書館收藏了大量濟慈信件和手稿。另外還有一些文稿收藏於大英圖書館、位於漢普斯特德的濟慈故居、位於羅馬的濟慈-雪萊故居，以及位於紐約的摩根圖書館與博物館。從1998年起，英國濟慈-雪萊紀念協會設立了年度濟慈-雪萊詩歌獎。[95] 1896年，皇家藝術學會藍色牌匾在濟慈故居揭幕。[96]
豪爾赫·路易斯·博爾赫斯曾表示，與濟慈作品的相遇影響了他的一生。[97]
濟慈的傳記都不是生前熟悉他的人所寫。[98]在他去世後不久，出版商隨即宣布將出版《關於濟慈的回憶》，但濟慈的朋友拒絕配合，因此該出版計劃被擱置。李·亨特所著《拜倫勳爵和他的同僚們》給出了一些關於濟慈的第一手記錄，其中強調濟慈所堅持的卑微出身，這種誤解持續至今。[2] 隨着濟慈在藝術界的出名，他的筆記、文稿、信件等逐漸被集結出版。[98] 但早期敘述常有自相矛盾、偏向或爭議之處。[98] 濟慈的許多朋友，例如布朗、賽文、迪爾克、雪萊，以及他的遺產保管者理查德·阿比，出版商泰勒，女友芳妮·布勞恩等人都在其死後發表過對他的評論。這些早期文本被後續的傳記參考引述，逐漸構成了濟慈充滿傳奇的一生。[99]
雪萊宣稱濟慈的成就無法與其所受的痛苦分開，疾病使他衰弱，而細緻的情緒也無法與困苦生活協調，因此他被「精神化」，表現出現今人們想象的遭受痛苦的肺結核患者形象。[100] 濟慈的首部傳記由理查德·蒙克頓·米爾恩斯所寫，出版於1848年。而後著名的濟慈傳記作者還有：西德尼·科爾文、羅伯特·吉廷斯、沃爾特·傑克遜·貝特、艾琳·沃德、安德魯·莫遜。後續傳記因寫作時間較晚以及缺乏準確的肖像，濟慈的形象被誇大和浪漫化，成為了與貧困鬥爭、英年早逝的英雄主義浪漫詩人形象。現存多數濟慈肖像都於其死後所作，濟慈生前友人大多認為這些肖像沒有表現出他的特質和激情。[2]
1973年，大英百科全書公司拍攝了《約翰·濟慈的一生》，電影由約翰·巴恩斯導演，濟慈的扮演者為約翰·斯特賴德，芳妮·布勞恩的扮演者為賈尼娜·法耶。[101]
2009年英國電影《璀璨情詩》以濟慈與芳妮·布勞恩的愛情故事為主要內容，影片由新西蘭女導演珍·康萍編劇並執導。[102] 故事情節改編自安德魯·莫遜在1997年出版的濟慈傳記，由本·威士肖扮演濟慈，艾比·柯尼施扮演芳妮·布勞恩。[103]
桂冠詩人西蒙·阿米蒂奇為濟慈去世200周年紀念撰寫了詩歌《我以某人說話……》，這篇詩歌最初於2021年2月20日發表在《泰晤士報》。[104][105][106]
2007年，一尊由斯圖爾特·威廉姆森創作的濟慈雕塑被放在了濟慈曾工作學習的蓋伊醫院，雕像由桂冠詩人安德魯·莫遜揭幕。[107]
書信
濟慈的書信最初集結發表於1848和1878年。19世紀時，這些信件常被視為是無關緊要的文本，是對濟慈詩歌研究的偏離。[108] 但到20世紀，濟慈的書信開始受到廣泛推崇，並如同他的詩歌一樣被研究[42]，它們被視為英語書信文學的典範。[109] 詩人艾略特稱這些信件「無疑是英語詩人寫下的最重要、最引人注目的東西。」[42][110] 濟慈曾花費大量時間思考詩歌本體，及其結構和影響，這顯示出濟慈超脫於現實處境的興趣，他非常容易受到形而上學、政治、時尚、科學等話題吸引。艾略特寫道，「濟慈關於詩歌作出的幾乎所有陳述都是正確的，並且甚至比他寫下的任何詩歌都更好，更成熟。」[108][111]
濟慈加入他的文學圈子前的信件幾乎沒有存留。但從1817年春天起，大量文稿顯示出他高超的書信寫作技巧。[2] 他幾乎明天都向朋友們、其他詩人、評論家、小說家、編輯們寫信，新的想法不時出現在這些日常分享新聞、取樂、評論時事的信件里。這些新奇想法帶有超凡的幽默和批判力。[2] 它們來自「不自覺的意識流」，來自了解自身本性和弱點後形成的本能。[108] 當喬治前往美國後，濟慈在寫給他的信中常有大量細節描繪，因此這些信件也就如「真實的日記」，與濟慈的生活緊密相關。這些日記式的書信還附帶濟慈對自身哲學的探索，包含有細緻的描寫和想法的詩歌初稿。[112] 羅伯特·吉廷斯視這些信件為「精神日記」，它們不為特定他人所寫，而是為自身作出的綜述。[108]
濟慈也常反思詩歌創作的背景和構成，部分信件被認為是對未來創作的詩歌的構想。[108] 1819年2月到5月，他寫下了許多優秀的信件。[2] 在寫給喬治的信中，濟慈探討了世界作為「造靈的山谷」的觀點，這為數月後創作的頌詩作出了預言。[108][113] 此外，濟慈在信中還構造了眾多公寓的大廈和變色龍詩人（Chameleon Poet）等理念，這些觀點獲得了公眾的注意。[114] 關於詩意的心靈，濟慈寫道：
它沒有自我 – 它是一切，也是虛無 – 它無個性 – 它享受光與暗；……它讓有德的哲學家感到震驚，讓變色龍詩人感到愉悅。它喜歡黑暗面，這對它沒有危害，就如它也喜歡光明一面；因為兩者都以猜測而終。詩人是最無詩意的東西，因為他沒有特徵 – 他持續的尋找 – 並填充其它事物 – 日月，海洋，男女，這些都是衝動的產物，它們富有詩意，有不變的屬性 – 詩人沒有這種屬性；沒有特徵 – 他絕對是神創造的萬物中最無詩意的東西。
濟慈使用消極感受力表示我們「處於非確定性、謎團、疑問之中，但不帶有任何急躁追求事實和理由的能力……滿足於一半的知識」，相信個人內心感受力。[115] 他後來又寫道「除了心靈感情的聖潔和想象的真實外，我什麼也不確定 – 想象中的美必為真理 – 無論它事先是否存在 – 因為我也對所有愛之激情持有相同觀點，它們都在崇高的、創造性的本質之美中」[116]，這些文本表達了濟慈對作為詩人的意義的看法。[41]濟慈在給雪萊的信中寫道「我的想象是修道院，而我是修習其中的僧人」。1819年9月，在寄給雷諾茲的信中，濟慈感慨「這個季節多麼美妙 – 空氣多麼清甜。溫度多麼柔和……我從未像現在這麼喜歡收穫的田野 – 啊，好過寒氣四溢的綠色初春。不知為何，遍地穀茬看着溫暖 – 就像有些圖畫也看着溫暖 – 它們引我周日散步時駐足，然後我寫下了它」。[117] 《秋頌》是濟慈最後一篇頌詩，是英語文學中最著名的詩歌之一[nb 7][nb 8]，最後一節開頭如下：
啊，春日的歌哪裡去了？但不要
想這些吧，你也有你的音樂——
當波狀的雲把將逝的一天映照，
以胭紅抹上殘梗散碎的田野；
濟慈在書信中很少提及自己的童年以及現時困窘的生活，或許是因為談論這些事物有些尷尬。他從未談論過自己的父母。[2] 在生命最後幾年，隨着健康狀況急轉直下，濟慈的關切轉移到了對絕望和病態的痴迷。1870年出版的濟慈與芳妮·布勞恩信件合集就集中在這一時期，這些信件體現出濟慈生命的悲劇性一面，在當時引發了廣泛批評。[108]
主要作品
- 济慈诗选. 由屠, 岸翻譯. 北方文藝出版社. 2019 [2022-10-19]. ISBN 9787531744160.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2-10-19）.
- 济慈诗选. 由查, 良錚翻譯. 人民文學出版社. 1958 [2022-10-19].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2-10-19）.
- 济慈书信选. 由王, 昕若翻譯. 百花文藝出版社. 2009 [2022-10-19]. ISBN 9787530654187.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2-10-21）.
注釋
參考
延伸閱讀
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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