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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德維希·海因里希·埃德勒·馮·米塞斯（德語：Ludwig Heinrich Edler von Mises，1881年9月29日—1973年10月10日），來自於奧地利的猶太裔美國國民、經濟學家、歷史學家、哲學家、作家、市場自由主義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也是一位積極促進古典自由主義部份理念復興的學者，更被視為新自由主義的創立人[註 1]。他還被譽為是「奧地利經濟學派的院長」[2]。他所創立的理論也影響了之後的許多著名經濟學家，如弗里德里克·哈耶克及穆瑞·羅斯巴德。米塞斯的經濟學思想對在二十世紀中期興起的放任自由資本主義有着很大的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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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德維希·馮·米塞斯生於奧匈帝國東部的倫貝格（即今烏克蘭利沃夫）的富裕猶太家庭。他的父親阿瑟·埃德爾·馮·米塞斯（Arthur Edler von Mises）在當地擔任建築工程師，並憑修建與經營鐵路而在19世紀晉升為貴族。路德維希的母親阿德勒（Adele (娘家姓 Landau)）是奧地利國會自由黨人約阿希姆·蘭道（Dr. Joachim Landau）的侄女[3]。12歲時，路德維希已經熟練掌握使用意第緒語、德語、波蘭語和法語，閱讀拉丁語並能聽懂烏克蘭語[4]。 物理學家理查德·馮·米澤斯是路德維希的弟弟。另一名弟弟則死於嬰兒時期。當路德維希和理查德還小的時候，全家搬回了他們原先的祖居地維也納。
在1900年他就讀了維也納大學[5]，在那裡他受到了卡爾·門格爾的大量影響。米塞斯的父親死於1903年。他在1906年取得了博士學位。
在1904年至1914年間，米塞斯參加了奧地利經濟學派學者歐根·博姆-巴維克的授課。這一時期，他不僅與門格爾和博姆-巴維克兩人建立了友誼，並且結識了著名社會學家馬克思·韋伯[6]。米塞斯在1913年至1934年之間於維也納大學以私人講師（Privatdozent）身份授課，同時他還另有正職，於1909年至1934年間他在維也納商會擔任秘書。通過這些工作，米塞斯成為時任奧地利總理的恩格爾伯特·陶爾斐斯最倚重的經濟顧問之一[7]，這位總理是一位持堅定的反納粹立場的奧地利法西斯主義者（austrofascist）。其後又獲得奧地利大公奧托·馮·哈布斯堡的信任[8]，這位大公是個基督教民主主義政治家。米塞斯在歐洲的朋友和學生還包括威廉·洛卜克和阿爾弗雷德·繆勒-阿爾瑪克(能夠對德國總理路德維希·艾哈德施加影響的顧問之一)，Jacques Rueff (夏爾·戴高樂的財政顧問) [9]。
經濟學、政治理論學學者弗里德里克·哈耶克最初是作為下屬走近米塞斯的，其時米塞斯正在奧地利政府供職，處理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奧地利戰爭負債的問題。哈耶克寫道，「在那裡，我認識的米塞斯是一個極富效率的主管，就像約翰·斯圖爾特·密爾說的那種，能夠在兩個小時之內完成一整天的工作，總是有一張乾乾淨淨的辦公桌和閒暇來談論任何事情。我發現他是我認識的人當中最有教養和學識的人……」[10]。哈耶克發展了米塞斯關於商業周期理論工作，這為他贏得了197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與瑞典經濟學家綱納·繆達爾共享）的榮譽[11]。
為了躲避納粹對奧地利的威脅，米塞斯在1934年逃往瑞士的日內瓦，並在日內瓦高級國際關係學院擔任國際研究學院的教授直到1940年。他在1940年與其他猶太人難民一道移居美國的紐約市[12]。他從1945年開始一直擔任紐約大學的客座教授直到1969年退休為止，不過他始終沒有從大學領取薪資，他的生計是由一些賞識他的商人，例如Lawrence Fertig，所資助的。在此期間，米塞斯參與到由奧地利流亡者，時任紐約大學教員的理查德·尼古拉斯·馮·康登霍維-凱勒奇領導的國際泛歐聯盟，並著手解決當中的貨幣問題[13]。1947年，米塞斯與同道者一起創辦了朝聖山學社。雖則逃離了歐洲，米塞斯依然通過與路德維希·艾哈德、夏爾·戴高樂和路易吉·伊諾第的職業關係而在戰後歐洲重建過程中發揮了巨大影響力而為人們稱道[14]。
在美國，首先受到米塞斯工作影響的經濟學家有Benjamin Anderson、倫納德·里德、亨利·赫茲利特，但是像馬克斯·伊斯特曼這樣的前激進派作者，法律學者Sylvester J. Petro，小說作者艾茵·蘭德都成為了米塞斯的朋友和崇拜者。在那裡，許多人成為米塞斯的學生，像伊斯雷爾·柯茲納、Hans Sennholz、Ralph Raico、Leonard Liggio、喬治·瑞斯曼和穆瑞·羅斯巴德[15]。不久，米塞斯就獲得了格羅夫城市學院（Grove City College）的名譽博士學位。
儘管米塞斯的名望日漸增長，但他仍直接將自家通訊地址列於電話簿上，並且歡迎所有學生前來拜訪[16]。他擔任教職直到87歲高齡，成為當時美國年齡最大的在職教授[17]。米塞斯在1973年於紐約市聖文森特醫院(St. Vincent's hospital)去世，享年92歲。他的遺體在紐約市哈特斯德爾（Hartsdale）社區的芬克里夫墓園（Ferncliff Cemetery）火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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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塞斯以古典自由主義者自居，撰寫了大量的作品、也進行了許多的授課，他也被視為是奧地利經濟學派的領導人之一[18]。米塞斯在其經濟學著作《人類行為》一書中，引入人類行為學作為社會科學的更加一般的基礎，同時證明經濟學原理的求得，只能採用主觀主義的方法論，必須堅決拒斥實證主義和唯物主義。他在經濟學領域撰寫了很多有關以下兩種問題的著作：
米塞斯主張對於貨幣的需求純粹是出自於它能用以購買其他貨物的功能而產生的，而非為了貨幣本身的目的，也因此任何在沒有黃金支撐下對於貨幣供給的擴張都會導致商業週期。他另一項突出的理論是主張社會主義在經濟上必然會失敗，因為經濟計算問題（economic calculation problem）註定了社會主義的政府永遠無法正確的計算複雜萬分的經濟體系。
米塞斯預言，離開了外在的市場經濟體，社會主義將無法形成有效的價格體系，而有效的價格體系是對資本財進行最優配置的根本。資本財恰恰是因生產手段的私人占有而出現的租用和交換的內容，否則就沒有交換比率或貨幣價格這回事。市場價格可用來對生產成本和可能的收益進行比較，離開了這種一般化的價格指標，就無法將各種各樣的資本財合理的配置到各種不同的消費品的生產過程中去，要知道，沒有一種消費品的生產是不要消耗一定量稀缺的資本財的。在社會主義社會，資本的分配不是依據更有效率同時帶來更多收益的資本市場結構，而是交給一名理論上的社會主義計劃者，對給予的資本在沒有貨幣價格信號對收益狀況進行比較的情況下進行分配。
根據米塞斯的說法，社會主義必定失敗，因為離開價格無法了解需求。因此，社會主義者浪費資本財的毛病就如對產量的盲目追求一樣根深蒂固，資本財的累計速度很低，同時資本財被強制性地壟斷在機能不良的政府手中，這些政府僅僅依賴從國內產量得出的個人之間效用的比較數據來支配資本。這些數據根本不足以用來進行經濟核算，因此也不足以用來高效地使用和配置資本。在自由市場中，資本的配置由價格決定，而價格是由擁有生產手段的個人所有者決定的，那些將生產活動最好地服務於消費者的人能保有他們的資本，而那些生產活動失敗破產的人則不得不將他們的資本轉移給其他人。對於社會主義而言，像資本財的流動，生產手段的流失或者保有，都是不存在的，對於資本主義而言，伴隨勞動分工，生產活動呈現極端多樣化發展，在此過程中依照對關鍵性生產活動中資本的損耗或者節省，決定誰失去生產手段，誰保有生產手段。
米塞斯對社會主義模式下經濟發展道路的觀點相當有名，就如他1922年的著作《社會主義：經濟與社會學的分析》（Socialism: An Economic and Sociological Analysis）中所說：
所有人都會同意，在蘇維埃政權下對於俄國問題的唯一確定事實是：俄國民眾的生活標準要大大低於生活在像美國這樣一個被普遍看作是資本主義典範國家的民眾。如果我們把蘇維埃政權當作一個實驗，我們將不得不說這個實驗已經清晰地證明了資本主義的優越性和社會主義的無能。[19]
這些觀點被後輩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家（如諾貝爾獎獲得者弗里德里希·哈耶克[20]）和他的學生們（如Hans Sennholz）詳盡闡發。
在《Interventionism, An Economic Analysis》（1940年）一書裡米塞斯寫道：
一般人對於政治術語的使用是相當無知的。什麼叫做「左派」而什麼又是「右派」？為什麼希特勒會是「右」，而史達林會是「左」？誰是「反動派」和誰是「革新派」？對抗一個愚蠢的政策絕不應該被譴責，而推行會導致大混亂的「革新」絕非可取的行為。任何東西並不會因為它是新出現的、激進的、和時尚的就會被接受。「正統」的原則如果真的正統那也絕非邪惡。究竟是誰在反對勞工？是美國的那些資本家嗎？還是那些企圖將勞工地位降至和俄國一樣水平的人？誰才是「民族主義」？是那些希望保持國家獨立的人？還是那些企圖將自己國家置於納粹魔爪之下的人？
蘇聯垮台以後，終生倡導社會主義的經濟學家羅伯特·海爾布隆納說道：「事情清楚了，當然，米塞斯說對了」關於社會主義不能實現的預言。「資本主義的成功是鐵板釘釘了，就像社會主義的失敗一樣。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和馮·米塞斯一直堅持資本主義終將興旺發達，社會主義將會無可救藥。」[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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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塞斯發展了「消費者主權」的理論；照他的看法，是消費者最終決定了市場當中的一切。這個觀點出現在《人類行為》當中：
消費者是真正的老闆……是消費者決定要生產什麼產品，按什麼樣的品質生產，以及生產多少…他們是無情又自私的老闆，獵奇心重又總是異想天開，反覆無常又難以預測。對他們而言，沒有什麼比他們自己的舒適更重要…當人們作為購買者和消費者時，他們心腸冷硬無情，完全不顧及旁人的感受…資本家…僅僅當他們最好地滿足消費者的指令時才能保有和增長他們的財富…在處理商業事物時，資本家們必須無情又心腸鐵硬，因為資本家的老闆——消費者自己，是無情而又冷酷的。[22]
羅斯巴德認為這個概念有誤導性。[23]
米塞斯的自由意志主義哲學基礎是歐洲大陸流派的。羅斯巴德說，米塞斯認可1789年的理性自由主義，彼時法國國民公會里。巴斯夏和無政府主義者蒲魯東同樣坐在左翼，此外，米塞斯厭惡宗教，其聲稱資本主義是有無神論色彩的，儘管他晚年與天主教和解[24]。
米塞斯思想的倫理學理論基礎是功利主義，他並不支持古典自由主義「人人生而平等」的假設[25]，只支持「法律平等待人」之概念。
| “ | 然而，並沒有自然法則這樣的東西，也沒有什麼是正義和什麼是不正義的永恆標準。 自然與是非觀念格格不入。 「不可殺人」當然不是自然法的一部分。 自然條件的特徵是，一種動物意圖殺死其他動物，而許多物種只能通過殺死其他動物來保全自己的生命。 對與錯的概念是一種人為的設計，一種功利主義的戒律，旨在使勞動分工下的社會合作成為可能。 所有道德規則和人類法律都是實現特定目的的手段。 | ” |
| ——米塞斯《人的行為》[26]:716 | ||
與許多19世紀末的自由主義者不同，米塞斯是反殖民主義者。他承認自決權和民族原則對所有民族和種族都具有普遍性。他稱「殖民政策的基本思想是利用白種人相對於其他種族的軍事優勢。歐洲人帶着他們文明所能提供的所有武器和設備出發，征服弱小的民族，搶劫他們的財產，奴役他們。有人試圖以殖民政策的唯一目的是讓原始民族能夠分享歐洲文明的福祉為藉口，來減輕和掩蓋殖民政策的真正動機。……除了火與劍，沒有其他手段可以傳播歐洲文明，還有什麼比這更悲哀的證據表明歐洲文明的貧瘠嗎？」
弗瑞德呂希·哈耶克曾是被視為新自由主義開創人的著名經濟學家弗瑞德呂希·馮·維塞爾的學生，由於維塞爾同情費邊社會主義，因此哈耶克最初擁護社會主義，後來他閱讀了米塞斯所撰寫的書籍《社會主義》，才轉向至資本主義，但哈耶克自始至終不認同米塞斯對康德主義的擁護[27]和其所認可的先驗主義理論及人類行為學理論。
| “ | 當然，1936 年是我第一次完全清楚地看到我獨特的方法的時候——但當時我覺得我終於能夠清楚地說出我一直相信的東西——並溫和地向米塞斯解釋為什麼我不能接受他的先驗論。 | ” |
| ——弗瑞德呂希·海耶克 | ||
米塞斯雖然對《阿特拉斯聳聳肩》一書表示認可，但是他反對客觀主義創立人艾茵·蘭德所創立的倫理學理論。儘管如此，不過米塞斯仍然十分欣賞艾茵·蘭德對激進資本主義的擁護。
| “ | 政治家們不敢告訴群眾的話，你有勇氣去告訴——你們比他人差，你們習以為常的生活狀況之改善皆是仰賴那些優於汝等之人的努力。 | ” |
| ——米塞斯，1958年1月23日寫給安·蘭德的信[28] | ||
米爾頓·弗利民認為米塞斯的思想是守舊頑固的：
| “ | 我記得最清楚的一回是他在剛剛籌辦的第一次朝聖山學社上的發言：「你們統統是社會主義份子。」我們那時正在討論收入的分配問題，以及是否應該設立累進收入稅。在那次會議上有些人認為應該能找到一個公平的方案。 | ” |
| ——[29] | ||
弗利民還提到米塞斯在金本位制一事上表現得十分固執：
| “ | 還有另外一件廣為人知的事：弗里茨·馬赫盧普曾經是米塞斯最忠誠的弟子。在一次朝聖山的會議上，弗里茨發表了一個我認為是質疑金本位的講話，他當時表示更傾向於浮動匯率。米塞斯那時非常憤怒，以致於三年都沒同弗里茨說過話。一些人不得不搭橋引線讓他們再度走到一起。這個很難為人理解，也許考慮到像米塞斯這樣受過政治迫害的人，多少能夠了解他的做法[30]。 | ” |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主流經濟學被確立，米塞斯遭受着嚴重的排斥：比如說在1957年針對他的書《反資本主義的心態》（The Anti-Capitalistic Mentality）的書評中，《經濟學人》雜誌這樣評論馮·米塞斯：「馮·米塞斯教授有長於分析的頭腦和對於自由令人欽佩的熱情；但是他身上的人性簡直比沒有還糟糕，他的辯論才幹處於海德公園演說者之角的水平。」[31]保守派評論員惠特克·錢伯斯在National Review發表的一篇類似的負面評論中指責米塞斯的觀點「反資本主義的情緒是根植於妒忌心理」是「一無所知保守主義」（know-nothing conservatism）中「最一無所知的」（know-nothingest）。[32]
在1978年得採訪中，弗里德里希·哈耶克這樣說到米塞斯的《社會主義》，「最初的時候我們每個人都覺得他的觀點誇張得太過嚇人甚至語氣上火氣太大。你看，那時他傷害了人心中所有最深刻的感情，但是逐漸地，他還是贏得了我們，當然這花了很長的時間。那時我不得不承認他在她的結論上是對的，但是要在心裡接受他的觀點仍然是一件不舒服的事情。」（哈耶克對中央計劃的批判與米塞斯所持有的如下基本觀點無法調和：價格要想作為指示稀缺的信號只可能在承擔責任的所有者之間的金融交易中才能產生，這個觀點是如下普適經濟學原理的一個特例：價值的判斷完全依賴所有權的制約）[33]
在米塞斯死後，他的妻子引用了米塞斯寫到Benjamin Anderson的一段話，認為能最好地描述米塞斯的個性：「他最令人敬仰的品質是他寧折不彎的誠實，他毫不猶豫的真誠。他從不屈服。他總是自由地說出他認為對的東西。如果他曾經打算收斂一點或僅僅弱化一點他對流行卻不負責任的政策的批評，那些最有影響力的位置和大門都將向他敞開。但他從沒妥協過。」[34]
奉信自願主義[註 2]的作家雷蒙德·賽勒斯·霍伊爾斯曾經多次通過信件與米塞斯就美國憲法、民主制度及有限政府等多個主題交換意見，比起認為國家仍有必要存在且能夠在某些方面上促進經濟自由化進程的自由放任資本主義[註 3]，霍伊爾斯更為支持主張完全私有化所有事物的無政府資本主義，霍伊爾斯表示他認同米塞斯所持有的許多觀點的正確性，但他告訴米塞斯 他認為米塞斯在抨擊國家的方面上不夠徹底，米塞斯則回應指自由民主主義國家有存在的必要性，並且聲稱無政府狀態意味着混亂，兩人之間的爭論愈演愈烈，最後霍伊爾斯指責米塞斯宣揚社會主義和提倡暴政，導致米塞斯憤而宣佈他退出爭論，雖然之後霍伊爾斯寫信給米塞斯以試圖挽回兩人之間的關係，但是可能由於霍伊爾斯在信中提到他把米塞斯寫給他的私人信件給了他的朋友羅伯特·勒費弗閱讀，因此米塞斯感到非常憤怒，據説米塞斯沒有就該信作出任何回覆[40]。
許多米塞斯的批評者，包括經濟學家J. Bradford DeLong和社會學家Richard Seymour，都曾指責米塞斯在1972年出版的《自由主義》一書中以肯定的態度評價過法西斯主義[41]：
| “ | 不可否認，法西斯以及類似的運動旨在建立的獨裁國家滿懷着最良好的願望，並且他們的干預的確拯救了歐洲文明於一時。為了這一功績，法西斯主義將彪炳史冊。但是雖則它的政策帶來的片刻拯救，卻無法保障持久的成功。由此，法西斯主義只是權宜之計。對它還有更多期待將會是個嚴重的錯誤[42]。 | ” |
| ——《自由主義》 | ||
米塞斯的傳記作者兼支持者約爾格·吉多·胡爾斯曼（Jörg Guido Hülsmann）表示那些聲稱米塞斯支持法西斯主義的説法是荒唐的，指出引文剩下的部分把法西斯主義稱作是危險的，並且指出對法西斯的期待超出「作為對抗共產主義的權宜之計」的範圍是致命的錯誤。此外，米塞斯在1944年撰寫的《全能政府》一書中，表示他支持以軍事手段消滅軸心國。
米塞斯曾在其所撰寫的文章〈計劃出來的混亂〉中猛烈抨擊法西斯主義及納粹主義，他聲稱如果容許具有法團主義色彩的法西斯主義盛行，它將會因侵犯經濟自由一事而造成很多危害[43]。米塞斯也因納粹主義的種族主義色彩及其對自由放任資本主義的反對而聲稱納粹主義者是愚蠢的和恐怖的[44]。
2022年10月10日，政治立場傾向於民主社會主義的著名雜誌《雅各賓》發表了密歇根大學講師馬特·麥克馬納斯（Matt McManus）男士所撰寫的文章，作者在文中嚴厲地批評米塞斯，他聲稱米塞斯所持有的很多觀點都很武斷和不客觀，類似於一個堅定地信奉宗教的佈道家所提出的枯燥乏味的、刻意的教條主義式的辯護性觀點[45]。然而, 米塞斯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大衛·戈登（David Gordon）博士回應指這些批評意見完全扭曲了米塞斯所持有的觀點[46]。
一些放任自由馬克思主義者對米塞斯所提出的許多説法作出了批駁，他們聲稱奧地利派所認可的不少理論早已被科學社會主義創立人卡爾·馬克思博士本人在其著作《資本論》中駁斥[47]。
擁護科學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哲學研究人迪米特里·比拉奇（Dimitrije Birač）男士對米塞斯所提出的對於古典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很多批駁意見作出了反駁，作者在文中指責米塞斯有意或無意地曲解了馬克思所持有的觀點，故此他聲稱米塞斯是一個無知的和不誠實的學者[48]。
以下列表出版時間均爲原著（德文或英文）初版年份。英文書名後跟中文書名表示已有中文譯本問世。
- 1912. The Theory of Money and Credit. 貨幣與信用原理
- 1919. Nation, State, and Economy.
- 1922. Socialism: An Economic and Sociological Analysis. 社會主義：經濟與社會學的分析
- 1927. Liberalismus:In the Classical Tradition（1962年譯成英文版，以新標題The Free and Prosperous Commonwealth發表。）自由與繁榮的國度
- 1929. A Critique of Interventionism.
- 1933. Epistemological Problems of Economics. 經濟學的認識論問題
- 1940. Memoirs (1940)
- 1941. Interventionism: An Economic Analysis.
- 1944. Bureaucracy. 官僚體制
- 1944. Omnipotent Government: The Rise of the Total State and Total War.
- 1947. Planned Chaos. 計劃出來的混亂（網絡版本）
- 1947. Observations on the Cooperative Movement.
- 1949. Human Action: A Treatise On Economics. 人的行爲:經濟學專論
- 1952. Planning for Freedom, and Other Essays and Addresses.
- 1956. The Anti-Capitalistic Mentality. 反資本主義心境
- 1957. Theory and History: An Interpretation of Social and Economic Evolution. 理論與歷史
- 1962. The Ultimate Foundations of Economic Science: An Essay on Method. 經濟學的最後基礎
- 1969. The Historical Setting of the Austrian School of Economics.
- 1978. Notes and recollections. 米塞斯回憶錄
- 1978. On the Manipulation of Money and Credit.
- 1978. The Clash of Group Interests and Other Essays.
- 1979. Economics Policy: Thoughts for Today and Tomorrow.
- 1990. Money, Method and the Market Process. 貨幣、方法與市場過程
- 1990. Economic Freedom and Interventionism: An Anthology of Articles and Ess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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