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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因里希·阿洛伊修斯·馬利亞·以利沙伯·布呂寧（德語：Heinrich Aloysius Maria Elisabeth Brüning, 1885年11月26日—1970年3月30日），為德國的政治家。在威瑪共和國末期的1930年到1932年間擔任總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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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因里希·布呂寧 Heinrich Brüning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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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國總理 (魏瑪共和國) | |
| 任期 1930年3月30日—1932年6月1日 | |
| 總統 | 保羅·馮·興登堡 |
| 副職 | 赫爾曼·迪特里希 |
| 前任 | 赫爾曼·穆勒 |
| 繼任 | 弗朗茨·馮·帕彭 |
| 德國中央黨黨魁 | |
| 任期 1933年5月6日—1933年6月5日 | |
| 前任 | 路德維希·卡斯 |
| 繼任 | 黨派被廢除 |
| 德國外交部長 | |
| 任期 1931年10月9日—1932年6月1日 | |
| 總理 | 自己 |
| 前任 | 朱利葉斯·庫蒂烏斯 |
| 繼任 | 康斯坦丁·馮·紐拉特 |
| 德國財政部長 | |
| 代理 1930年6月20日—1930年6月26日 | |
| 總理 | 自己 |
| 前任 | 保羅·莫爾登豪爾 |
| 繼任 | 赫爾曼·迪特里希 |
| 國會議員 | |
| 任期 1924年5月27日—1933年12月12日 | |
| 選區 | 布雷斯勞 (1924–1932) National list (1932–1933) |
| 個人資料 | |
| 出生 | Heinrich Aloysius Maria Elisabeth Brüning 1885年11月26日  德意志帝國普魯士威斯特法倫省明斯特 |
| 逝世 | 1970年3月30日（84歲） 美國佛蒙特諾維奇 |
| 墓地 |  德國明斯特 |
| 政黨 | 德國中央黨 |
| 職業 | 學者 政治家 活動家 |
| 軍事背景 | |
| 效忠 | 德意志帝國 |
| 服役 |  德意志帝國陸軍 |
| 服役時間 | 1915–1918 |
| 軍銜 | 中尉 |
| 部隊 | 第30步兵團 |
| 參戰 | 一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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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軍事獎勵 | 一級鐵十字勳章 二級鐵十字勳章 |
布呂寧的父親為保守的天主教徒，經營製醋工廠及販售紅酒來維持生記，在其1歲時去世。那之後便由其兄長來撫養他，這對他造成了莫大的影響。在故郷明斯特的文理中學畢業後，進入慕尼黑大學法學系就讀。1906年，轉至德意志帝國下的史特拉斯堡（現在的法國領土）大學，並專攻哲學、史學、德文。1911年，高級教師資格考試合格，至英國的倫敦政治經濟學院進修經濟學。1913年，僅兩年便取得經濟學博士學位並回到德國波昂。
畢業的同時志願入軍，官拜少尉並編入機槍部隊，參與第一次世界大戰。1918年，因德國十一月革命爆發，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他也隨之退役。復員後以博士學位轉入研究、教育的道路。1919年，作為天主教派的政治家卡爾·索恩夏因的支持者，從事復員軍人的就學、就職的支援活動。1920年，擔任德國勞動組合聯盟 (DGB) 會長，也就是普魯士邦福利部長亞當·希斯加爾德的個人秘書，就任DGB事務局長。
1924年，初次當選國會議員，就任中央黨議員團的財政政策發言人。1925年，提出限制所得稅在12億國家馬克的「布呂寧法」。他本身是自制且禁慾的人物，此外再加上他的專業知識，使他的聲望相當崇高。1929年，就任中央黨議員領袖。當時德國因楊格計劃而必須對國內增稅，實行緊縮性財政政策時，也表示支持，這前後連貫的政策引起了當時的德國聯邦大總統興登堡的注意。
為了尋找接替德國社會民主黨（社民黨）的赫爾曼·穆勒總理的人選，興登堡總統的顧問，庫爾特·馮·施萊謝爾勸說他考慮布呂寧作為人選。正在摸索大聯合政府的興登堡總統不喜社民黨加入其中，因此布呂寧找上了與其對立的德國人民黨，邀請加入聯合政府。1930年3月28日，興登堡總統正式對布呂寧作出組閣的指示，由於之前便完成了各政黨間的談判，因此組閣速度超乎尋常，僅在幾天後的4月1日便完成。加入該聯合政府的政黨除了有中央黨外，還有德國國家黨、德國人民黨、經濟黨，以及德國國家人民黨的一部份。布呂寧就任總理時年紀僅44歲，為當時德國史上第二年輕的總理。
新成立的內閣最初的課題便是經濟大恐慌造成的經濟衰退。楊格計劃延緩德國支付賠款但同時要求穩定通貨，因此在1930年6月，財政部長提出進一步的削減支出法案，該案由於社民黨對興登堡與布呂寧的猜疑而反對，因而未獲半數。遭到國會否決。1930年7月18日，該法案在社民黨、德國共產黨、納粹黨與德國國家人民黨反對下，再度以微弱優勢否決了該法案。布呂寧援引威瑪憲法第48條，試圖使法案不經國會通過，以否決國會多數的決定。1930年9月14日，國會大選開始，但此次情勢則大幅轉變，布呂寧原先預期無黨派候選人將大幅當選，但結果是納粹黨與共產黨的崛起，德國的政治結構轉變為右派和左派的兩極化。除此之外，納粹黨躍升為國會第二大黨，也引起國外投資者的不安，經濟絲毫沒有起色。
在國會完全處於弱勢、行政完全依靠總統政令的布呂寧政府難以正常的召開國會，因此有62個以上的法案是經由緊急立法而通過，而納粹黨與共產黨皆提出法案無效的動議，儘管如此初期並沒有放棄拉攏包括納粹黨在內的右翼勢力。後在社民黨的幫助下，布呂寧才得以排除兩黨的動議順利召開國會。社民黨之所以幫助布呂寧，有對抗納粹黨及共產黨的意圖，但除此之外，也是因布呂寧與社民黨達成妥協並仰賴其持續政權的緣故。因此引起興登堡總統對布呂寧的不滿。
為了挽救經濟，布呂寧施行一系列的緊急法規，並實行緊縮性財政與通貨緊縮政策，更進一步增加新稅、降低工資來誘使德國提高出口。布呂寧以為依據的清算理論（Liquidationsthese）認為，在緊縮期的價格下跌將通過對無法調適的企業進行淘汰最終實現市場均衡的恢復。而對於德國的優勢在於，作為最先觸底的工業國家德國可以憑藉價格優勢創造大量的出口，從而在復甦期間一舉領先。
1930年，訪德的奧地利總理約翰·紹貝爾提出德國與奧地利結成德國-奧地利關稅同盟的計劃。1931年春季方案公布後，法國皮埃爾·賴伐爾和以捷克斯洛伐克為首的小協約國強力反對，指出這嚴重違背了1922年《奧地利重建協定》精神，法國禁止國內銀行貸款給德國或奧地利。1931年6月，法國的資金禁令聲明後，在德國銀行業本就陷入困境的時期里，布呂寧發出了正式的公開聲明，表示德國已沒有能力賠償，所以將不再繼續支付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爭賠款。隨後德國的經濟評價迅速下滑，進而導致全國範圍的信用危機，但法國的經濟同樣受到莫大的影響。
同時，針對傷殘士兵與失業者的緊急法令開始反彈，各城市都出現共產黨發起的示威遊行。為了和緩這一連串事態，當時的美國總統赫伯特·胡佛提出各國政府間的債務、賠償及戰爭債務均延期一年償付，此既為1931年6月的《延債宣言》。7月的會議中國際方面成立了萊頓委員會來評估德國進一步的信貸需求，並承諾11月前不再從德國撤回貸款。接着在8月在巴塞爾達成了停止償債半年的《停止償債協議》。但是德國的投資依舊不見起色，為了實現恢復德國償債能力的國際方案中，法國要求以財政援助換取未來40億法郎的資金和布呂寧政府的「政治暫停」並十年不修改《凡爾賽和約》，這為布呂寧的少數派政府所不願亦不可接受。
儘管英法兩國國內也有支持德奧關稅同盟計劃的聲音，例如安德烈·勒·特羅克爾就稱應該在此基礎上建立一個泛歐關稅聯盟；溫斯頓·丘吉爾稱讚其為布呂寧改善國內政治基礎的一次機會，但兩者的觀點都是少數派。英國外交部的觀點是，關稅同盟是否應該視為一種好鬥姿態的展示都要取決於1932年日內瓦裁軍會議的成果，而要取得成果則有賴傾向改善關係的政治家如布呂寧和法國外交部長阿里斯蒂德·白里安這樣的人到時候仍在其位置上，而白里安的態度顯然是他在1931年5月總統選舉中落敗給保羅·杜美的原因之一，英國要做的「僅僅是掐滅它」。1931年9月關稅同盟方案最後在英國一同反對下被常設國際法院否決。興登堡總統再次對布呂寧感到不滿。失業者更高達600萬人，大銀行在此困境下甚至被迫關閉了幾天。與布呂寧的預測不同，雖然成功緩和支付賠款的義務，但各國為擺脫通縮螺旋讓金本位不可逆轉的瓦解和《斯姆特-霍利關稅法案》後續各國競相實施的保護主義措施導致的競爭悖論，德國的經濟危機在1931年不見好轉，貿易夥伴不容許德國產生貿易順差進而造成本國失業情況進一步惡化。德國國內則貨幣價值增加，實物資產貶值，即使能接滿訂單但仍然無法避免走向破產的大企業產生了大量不良貸款，反過來又造成其它企業破產，走向債務型通貨緊縮，短期內便最終化為了政治後果。10月的國會會議上，布呂寧在發表工作報告的發言中對國內外經濟形勢的持續下行做了分析[1]。內政外交的失利也為右派提供了攻擊布呂寧政府的口實。10月哈爾茨堡陣線的結成實現了右翼勢力的一次前所未有的聯合，雖然該聯盟在隨後的總統選舉中因目標不同而破裂。
緊隨英國貶值本幣的步伐，在1931年9月專家團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協會的一場秘密會議上威廉·勞滕巴赫提出了被稱為「勞滕巴赫計劃」（Lautenbach-Plan）的經濟方針，旨在通過信貸擴張擴大就業。儘管央行總裁漢斯·路德因為對國庫收支的顧慮而不贊同大幅放貸的實施，但計劃仍然得到批准，然而因為賠款償付等信用課題（融資需要得到外國債權人和央行的同意）仍然使得融資十分困難，各部門只對負責領域制定了刺激計劃但不能落實。大規模的刺激措施真正得以落地仍要等到弗朗茨·帕彭內閣在洛桑會議後消除了支付賠款的必要性，並大力支持供給，這被稱為「帕彭計劃」（Papen-Plan）。
1932年4月，興登堡與納粹黨的阿道夫·希特勒角逐聯邦大總統。此次興登堡藉助社民黨選票才得以取勝，他遭到了保守人士的質疑，這令興登堡開始向右派傾斜。
在德國的經濟衰退依然沒有起色的形勢下，布呂寧配合1926年開始實施的東部援助計劃提出緊急立法，將失業者安置在德國東部的破產地主的農地上從事農業。該法案可有效活用地主的土地，但內閣遭到地主佔大多數的容克階層的激烈攻擊為「農業布爾什維克」，本身就是德國東部的莊園主的興登堡甚至拒絕在該法案上署名。布呂寧5月11日在國會演說時發表「成功就僅在100公尺後」的樂觀說法[2]。但向來支持禁止納粹的衝鋒隊的威廉·格勒納，也是當時德國的國防部長兼內政部長的他，在庫爾特·馮·施萊謝爾的策略下，於5月13日辭職下野，包括其它的不利事態令布呂寧內閣開始陷入困境。在隨後的5月30日，布呂寧提出辭呈。經過異常簡單的退休儀式後，憔悴的布呂寧開始住院療養。單身的他並沒有在總理官邸以外的家。興登堡要求他擔任下任外交部長，布呂寧則表示他無法承擔外交責任予以拒絕。
退休的布呂寧考慮到納粹取得政權的危險性，故而反對中央黨與納粹黨合作。1933年1月，德國總統興登堡任命希特勒為德國總理，因此納粹成功取得政權。1933年3月，在德國此次的國會大選中，布呂寧當選國會議員，但是此時國會提出了惡名昭彰的德國1933年授權法。布呂寧反對該法案，但為避免中央黨議員分裂，不得已只能夠贊成。受布呂寧影響，也有為數眾多的議員轉而贊成，從而使得該法案通過。中央黨黨魁路德維希·卡斯，趁著至梵蒂岡締結《政教協定》的機會，尋求且成功得到梵蒂岡的政治庇護。1933年5月6日，布呂寧就任為中央黨黨魁，同年7月中央黨自主解散。
1934年5月，布呂寧得知他成為納粹的肅清對象，為避免慘遭殺害而離開德國。布呂寧經由瑞士輾轉抵達美國，並在哈佛大學得到了教授職務。在美國時極力避免談及有關希特勒或納粹的的言論，甚至避免接觸逃亡到美國的德國人。另一方，仍舊留在德國的施萊謝爾，於1934年6月30日的長刀之夜當晚遭到殺害。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1952年，返回西德，在科隆大學教導政治學，不滿當時的西德總理康拉德·艾德諾的同盟政策。同時親自執筆書寫自1954年從美國歸國到1970年死亡前的回憶錄。逝世後埋葬在故鄉明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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