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豚計劃（日語：河豚計画／ふぐけいかく Fugu Keikaku），亦稱豚魚計劃。是指日本人在1930年代制定的一份計劃，準備為了日本的利益，也因為猶太人給予日本巨額的款項，將逃避納粹德國的歐洲猶太難民安置在日本本土以外所控制的亞洲大陸殖民地。1934年，該計劃首次提出，在1938年的五相會議上得到確認，但是到了1940年日本加入軸心國及簽署三國同盟條約以後，以及其他許多狀況的影響，這一計劃未能得到充分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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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源
這個計劃相信，猶太人將非常有利於日本，但也非常危險。因此，這一計劃被特意命名為「河豚」，因為河豚如果沒有經過正確、精心的烹飪，會將人毒死。[1]
歷史
這個計劃起初只是一小群日本政府和軍事官員的主意。他們認為建設滿洲國需要一批能夠幫助日本在那裡建立工業和基礎設施的人，就一個比如中國東北鄰近的猶太自治州，這個小團體的基本成員包括日本的「猶太專家」犬塚惟重大佐（Inuzuka Koreshige）和安江仙弘大佐，實業家鮎川義介（Yoshisuke Aikawa），以及許多關東軍軍官，稱為滿洲系。
1922年，兩位被派往西伯利亞幫助幫助白俄抵抗紅軍進攻的日本軍官——安江仙弘和犬塚惟重回到了日本。在西伯利亞，他們第一次聽說了《猶太人賢士議定書》，立刻對所謂猶太人的權勢極度着迷。在整個1920年代，他們寫了許多關於猶太人的報告，並且到當時的英國巴勒斯坦託管地（即今以色列國）旅行，研究猶太人，並與猶太人領袖哈伊姆·魏茨曼和大衛·本-古理安交談。安江仙弘甚至將該作品翻譯成日語《シオン賢者の議定書》。安江仙弘和犬塚惟重設法使日本外務省對猶太人產生了興趣，要求每一個日本大使館和領事館密切關注所在國猶太人社團的活動。外務省收到了許多報告，但沒有一個報告能證實確實存在所謂的全球陰謀。
他們決定吸引猶太人到滿洲國，是因為他們相信猶太人擁有大量金錢和政治權勢，而且擁有神奇的能力來獲取這些。他們所認識的一位美國猶太銀行家雅各布·希夫，曾在30年前由於向日本政府提供天文數字的巨額貸款，幫助日本贏得日俄戰爭。此外，他們和許多日本官員都相信《猶太人賢士議定書》（又譯為錫安長老會紀要，Протоко́лы собра́ний Сио́нских мудрецо́в）的謊言，認為全球猶太人陰謀控制世界經濟和政治。這些信仰使得一些日本權威人士過高地估計了猶太人的經濟和政治權勢，以及他們由於流散世界各地帶來的國際便利。他們相信，從納粹手中收容歐洲猶太人，將會使日本得到美國猶太資本堅定和永久的支持。
就在1931年日本入侵滿洲的九一八事變的前夕，兩位所謂的猶太專家加入了軍隊「滿洲系」，許多日本軍官希望日本擴張到滿洲。取得滿洲土地後，這個派系的首領是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爾，他們在吸引日本人定居和投資滿洲的過程中遇到了困難，正好俄羅斯發動清洗資本家，設置在中國邊境的猶太自治州首當其衝，一部分紛紛逃離蘇聯的猶太商戶繼續往東[2]，雖日本人打算也推行猶太區收容，但是，吸納這些資本的計劃在開始執行之前，就遇到了第一次重大挫折。1933年，哈爾濱猶太人富商的兒子西蒙·開斯普遭到綁架、拷打和殺害，於是已經在該市定居的大批猶太人，不再信任日本軍隊，大批逃往上海租界，將這恐怖的故事告訴周圍的人。1937年，安江仙弘試圖與哈爾濱猶太人領袖談話，使他們確信日本人已經改邪歸正，於是成立了遠東猶太人大會，隨後數年中舉行了多次會議，討論在哈爾濱市內和郊外建立猶太人居留地的問題。
1938年召開了五相會議：日本的5位最高官員聚集討論「猶太專家」的這個計劃。他們是：首相近衛文麿、外相有田八郎、陸軍大臣板垣征四郎、海軍大臣米內光政，和通產大臣池田成彬。大臣們面臨兩難的選擇。一方面，日本與納粹德國結盟簽了反共協定，任何幫助猶太人的做法都會危及這一同盟。另一方面，水晶之夜事件以後，猶太人對德國產品的抵制，顯示了猶太人的經濟實力和全球一致，如果日本希望得到猶太人的好感，這是一個絕佳的機會，因為許多猶太人逃離歐洲，正在尋找避難的去處。由於日本內閣當時需要一致通過，而不是多數通過，這次會議成為內閣最漫長、最複雜的會議之一。但是最終還是達成了一致意見，政府批准實施河豚計劃，但是任何行動都不得有損與德國的關係。
但是，該計劃從未正式付諸實施。猶太民族的興趣缺缺是主要原因，1939年，上海猶太人甚至請求不要再允許猶太難民進入上海，因為他們的支持能力已經達到極限。當時，美國猶太人社團最有影響力的人物之一斯蒂芬·懷斯，對猶太人搬遷至日本侵略下的中國表達了激烈的主張：任何與日本合作的猶太人都是賣國分子，違反了道義的禁運。
1939年，蘇聯與納粹德國簽訂了蘇德互不侵犯條約，使得猶太人從歐洲到日本的交通變得極為困難，1940年的事件使得河豚計劃以正式的官方渠道執行變得不切實際。6月蘇聯佔領波羅的海國家，進一步切斷了猶太人逃離歐洲的可能性。日本政府與納粹德國、意大利王國簽署三國同盟條約，完全排除了來自東京的對這一計劃進行官方援助的可能。
不過，駐立陶宛考納斯的日本領事杉原千畝，不顧東京的命令，向逃離的猶太人簽發過境簽證，允許他們前往日本，並逗留一段時間，然後前往最終目的地，不需要入境簽證的荷蘭在加勒比海的殖民地庫拉索。數千名猶太人得到了他批准的簽證。有些杉原千畝的簽證甚至被抄寫了下來。許多猶太人經過艱難的過程，得到了蘇聯政府的出境簽證，被允許經過西伯利亞鐵路穿越蘇聯，從海參崴上船到敦賀，最終定居在日本神戶。
1941年夏天，日本政府開始擔心如此眾多的猶太難民住在日本的這個主要城市，而且靠近軍港和商港，於是要求住在神戶的猶太人遷往日本占領下的上海，只有難民抵達前就住在神戶的猶太人才可以留下。6月22日德國撕毀了互不侵犯條約，對蘇聯宣戰，蘇聯亦提防日本會否和德國夾擊自己，使得俄國與日本也成為潛在敵人，因此結束了從海參崴到敦賀的航線。幾個月後，就在1941年12月偷襲珍珠港之後，日本奪去了上海公共租界，占領整個上海，來自美國猶太人的金錢幫助、甚至通訊全部停止了，富有的巴格達猶太人，其中許多人是英國公民，被作為敵對國公民逮捕。美國財政部準備對資助上海猶太難民網開一面，放鬆管制，但是美國的猶太人組織執意要堅定地表現他們的愛國精神，放棄任何不忠於美國的行動。
1942年，日本政府正式廢除了五相會議的決議，正式完全廢除對這個幾乎不存在的河豚計劃的幾乎不存在的支持。德國蓋世太保首領Josef Meisinger，綽號「華沙的屠夫」，到達上海。他要求日本地方當局「清除」猶太難民，或將他們送到鹽礦做苦工；也就是說，把阿道夫·希特勒和希姆萊的最終解決帶到亞洲。東京政府無法不支持，但是Meisinger的計劃被削弱為只是成立了上海隔都：上海的猶太人現在被迫住進一個隔離區，禁止離開。
1943年2月18日，日本當局宣布成立「無國籍難民隔離區」，命令上海所有猶太人遷入這個位於虹口區的面積一平方英里的地區，直到戰爭結束，大部分猶太人處於飢餓之中。就在戰爭結束前幾個月，上海隔都遭到轟炸，盟軍飛機試圖摧毀上海市內的一個無線電廣播發射機。
計劃
河豚計劃的核心是將數千名、甚或數萬名猶太人定居在當時日本的傀儡政權滿洲國，或者日本占領下的上海[3]。這樣不僅可以獲得預想的經濟利益，而且可以取悅美國，特別是美國猶太人，推動他們向日本投資。這個計劃是基於對歐洲反猶太主義宣傳的相信，例如所謂的《猶太人賢士議定書》[1]。
日本政府內部，計劃的主要推手為「猶太專家」犬塚惟重大佐和安江仙弘大佐，命計劃人員最終提出了詳細的方案，包括如何組建居留地，以及如何取得猶太人的支持——包括採取投資和實際定居兩種形式。在1939年6月和7月，這些方案被編成《通過利用在中國有權勢的猶太人使得美國總統緊密圈的遠東外交政策輿論轉變為對日友好的具體措施》和《引入猶太人資本的研究分析》，吸引猶太人和美國好感的方法包括，派遣代表團前往美國，向美國的猶太教拉比介紹猶太教與神道教的類似之處，並將這些拉比帶到日本，向日本人介紹他們和他們的宗教。還包括吸引美國新聞業和好萊塢的好感，因為他們相信猶太人即使沒有完全控制、也是強烈地影響這兩個行業。並得到日本在中國的最高官員批准。
最後，該計劃委託世界猶太人社團資助這個居留地，供應定居者。在中國，就有傳言宣稱猶太人密謀找上日本人想在東亞建國[4]，但實際上情況是相反的，反而是時任中國立法院院長的孫科，在1939年2月正式提出一項議案，建議在雲南劃定猶太人聚居區域，安置窮無可歸的歐洲難民。此建議後來給德籍猶太實業家拜爾格拉斯擬訂了《移植中歐猶太人來華之計劃》，但後來也不了了之。而另一方面，針對日本方面提出的滿州與上海移居計劃，更被世界猶太人大會否決。主席魏斯（Stephen Samuel Wise）痛斥為日本人美言的哈爾濱實業家齊克曼：「我認為猶太人去支持日本人完全是一種墮落行為，日本如同德國和意大利，是真正的法西斯國家」，並在1940年與田村光三的會晤中直接拒絕了日本，但是，還是制定了許多建立居留地的詳細計劃，地點包括滿洲的許多地方以及上海附近。這些計劃允許猶太移民的人數從18,000人上升到600,000人，還包括在各種人口規模情況下，居留地土地規模的詳細資料，以及學校、醫院等設施的安排，計劃同意這些猶太人居留地將享有完全的宗教自由，以及文化和教育實行自治；同時日本人提放給與猶太人過多的自由，他們感到給與一些自由對於維持他們的好感是必須的，以及他們的經濟利益。批准該計劃的官員們強調，居留地表面上實行自治，但同時必須進行幕後的控制，將猶太人置於密切監視與控制之下，故日本也沒有任何同意猶太人獨立建國的計畫。他們害怕引入的猶太人，將會逐漸進入日本各領地的主流政治與經濟，如同《猶太人賢士議定書》所描述的，像在其他許多國家一樣，將會控制日本。其後因為日本偷襲美國，占領並剝奪猶太人所擁有的租界財產，遂與猶太人決裂。[5][6]
意義
由安江仙弘等人設計的河豚計劃失敗了。而且，那些到達日本以及日本占領下的中國的猶太人，也並沒有達到很大的數量，遠遠低於預想申請簽證的人數。猶太人也沒有得到日本政府的大規模或正式的幫助。讓計劃者失望的是，那些住在神戶和上海的猶太人幾乎沒有人對日本經濟起到了復興和支持的作用。這些來到日本的身無分文的難民並不是安江仙弘聽說過的富有又博愛的美國銀行家，也沒有能力讓日本人得到那些人的好感和資助。不過，由於日本臨時的親猶政策，以及杉原千畝的努力，使大約24,000名猶太人被援救出來[7]，逃離了幾乎必死無疑的歐洲。這個數量大約只有原來估算的五萬人的一半[8]。1985年，以色列政府授予杉原千畝國際義人（Righteous Among the Nations）的榮譽。此外，位於波蘭的米爾研道中心，今天世界上最大的猶太宗教教育中心之一，亦是當年唯一的能夠在猶太大屠殺之後倖存的歐洲研道中心。
參見
參考文獻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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