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英語：MAO：The Unknown Story）是張戎及其丈夫喬·哈利戴合著的一本毛澤東傳記，耗時約10年完成。全書五十八章，中文版700頁，資料來源占82頁。張戎夫婦為完成此書，訪問過數百名毛的親友、與毛共事、交往的中外知情人、見證者及各國政要，包括六名總統、六名總理、四名外交部長、十三名前各國共產黨領袖。這些人物中，有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美國前總統福特、英國前首相希思、達賴喇嘛、斯大林與赫魯曉夫的翻譯、張學良、蔣經國、陳立夫等。訪問毛身邊工作過的人員達十八人以上。毛的主要同事和親屬和身邊工作人員也幾乎都訪問過。同時，深入俄羅斯、阿爾巴尼亞、東德、美國、英國、梵蒂岡等二十八個檔案館，取得許多聞所未聞的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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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中文版原本計劃由台灣遠流出版公司發行，但書中指稱中華民國國軍將軍胡宗南「有可能是紅色代理人」，引起胡家親人不滿，胡為真向該公司董事長王榮文施壓，導致該公司最後放棄出版。幾經波折之下，最後由香港開放出版社印行。[1] 張戎說，該書「是一個認識毛澤東的新的視野」，「希望給讀者提供一個嶄新的角度了解毛澤東」，「書中沒有作者的主觀評語，沒有用字眼去批判毛澤東」，「只是用事實說話，由讀者自己去感覺毛澤東值不值得批評或誇獎」。[2]
為了撰寫這本書，張戎跑遍全世界的圖書館，比如東柏林、前蘇聯、阿爾巴尼亞等國檔案館。她採訪了毛澤東親屬和身邊工作人員如孟錦雲、師哲、章含之[註 1]、張玉鳳等，以及早年的羅章龍、易禮容、曾志、李淑一、蕭克等，共過事的王光美、李立三夫人、林彪女兒、博古女兒、王明兒子、鄧小平繼母等，還有台灣張學良、陳立夫、蔣緯國等，有的不止一次[3]。
香港《開放雜誌》總編輯金鐘聲稱，毛澤東不為人知的故事還很多，未來會一部一部問世。[2]「毛逝世三十年來，第一個十年有李銳的《廬山會議實錄》；[4]第二個十年有李志綏的《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第三個十年就是張戎夫婦的《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這是具有里程碑意義的。」[2][5]
該書英文版於2005年6月出版。ISBN 978-0-224-07126-0，該書中文版由香港開放出版社於2006年9月6日在台灣、香港與紐約同步上市。ISBN 978-962-7934-19-6。2021年9月，台灣麥田出版推出修訂版。該書在中國大陸被禁[6]。
內容
- 毛澤東在加入中國共產黨後，曾經收取來自蘇聯提供的「職業革命家津貼」，並十分感嘆其改善物資生活之大用。在江西崛起時，毛曾縱容李韶九等人，假借肅清內部奸細名義，以酷刑殘害異己，株連成千上萬無辜。
- 延安整風運動起點被張戎追溯到江西時期打AB團運動和富田事變。
- 紅軍強渡大渡河故事是偽造的。由於紅軍前鋒已偷渡過大渡河，並迂迴殲滅了守橋川軍，故紅軍只是從鋪設好木板鐵鎖橋上走了過去。多年後飛奪瀘定橋故事被外國人問及，鄧小平予以否認，稱那麼說主要是為了鼓舞士氣。在軍閥割據形勢下，蔣介石把紅軍趕入貴州，他才能以剿匪名義把中央軍進駐，紅軍只是一個棋子。
- 西安事變內幕：證實張學良當時不是為逼蔣抗日，而是要取代蔣介石。
- 毛澤東在蔣中正陣營里安置了四個紅色代理人──邵力子、張治中、衛立煌，以及胡宗南；這四個人皆有扭轉乾坤之功，毛澤東全靠他們裡應外合，贏得內戰勝利。
- 毛澤東簽訂《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時，同時簽訂了承認東北和新疆是蘇聯勢力範圍秘密協議。
- 原子彈之謎：毛澤東最為人所津津樂道就是他造了原子彈，甚至是「一箭三星」，使中國成了軍事強國。但該書裡用了大量史料來證明，中國造不了原子彈；那個造原子彈基地，只是蘇聯專家們設在中國第二個工廠而已。
- 餓死人民換原子彈：中國工業化其實是軍事化，那援外156個項目都是搞軍事。如果中國不出口農產品來換取軍事化技術，哪一個人也不會餓死。張戎指出，毛澤東為了造原子彈死的人，已超過在日本爆炸兩顆原子彈炸死人數一百倍。
- 《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第19章提到，中日全面戰爭，蘇聯外交部長李維諾夫即對法國副總理萊昂·布魯姆說，他和蘇聯「都對日本向中國開戰感到開心極了，蘇聯希望中日戰爭打得越久越好。」
- 《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第28章提到，美國最初對中國內戰持秉承「先歐後亞」中立政策，凍結對內戰雙方武器供應。至1948年，後方對國府給予軍事和財政支持（相當一部分並未就位）。莫斯科為中國共產黨提供武器，則包括繳自日本九百架飛機、七百輛坦克、三千七百多門各種大炮、將近一萬二千挺機關槍、一支具規模的松花江小艦隊、無數步槍、高射機槍、裝甲車。朝鮮是戰時日本重要軍火庫，那裡軍火都給了中國共產黨，足裝兩千多車皮。還有更多日本軍火從外蒙古運到。蘇製武器也運來，外加蘇德戰場上繳獲德國武器，上面德文被銼掉，中共宣稱它們是美製，從「蔣介石運輸大隊長」那裡繳來。中國共產黨還從蘇聯秘密接收數萬日本戰俘，他們在把中國共產黨軍隊訓練成強大作戰機器，功不可沒。是他們教中國共產黨怎樣使用日本武器，怎樣保養、維修。是他們創建中共空軍，由日本飛行員做教練。
書評
- 據《泰晤士報》，前香港總督彭定康稱：「自從張戎的《鴻》書獲得輝煌成功之後，我們一直翹首以待她和夫婿合著的關於毛澤東的宏偉研究成果問世，人們感到張戎在重寫中國現代史。等待是值得的，果然不負眾望。這是一部具有爆炸性效應的著作。」[7]
- 《每日郵報》，英國外交官、中國問題專家喬治·華爾頓（George Walden）稱：「令人嘆為觀止的細節與文獻。張戎夫婦所講述的故事，既令人毛骨悚然，又具有迷人的魔力。在現代政治傳記中，這一部最具震撼力，最令人愛不釋手，揭示了最多的不為人知的故事。鮮有書籍註定能改變歷史，但這部書將改變歷史。」[7]
- 據《星期日泰晤士報》，歷史學家西蒙·西巴格·蒙塔菲瑞（Simon Sebag Montefiore）稱：「空前的成功。對專制暴政、殺人如麻、糜爛的私生活等，有着令人炫目的描述。對看似已有定論的歷史，進行了炮火密集的修正。研究成果如波瀾壯闊。這是第一本充滿真實細節的有關這個最大惡魔的政治傳記。」[8]
本書一方面被媒體追捧，一方面被學術專家們批評[15][16]。某些評論不否認毛是「一個怪物」，但許多專門從事中國現代歷史政治研究的學者仍質疑本書某些結論的真實性，指出書中選擇性使用證據，質疑本書的客觀性有問題。[17]
- 陳永發認為，本書太快跳進結論，對毛澤東有先入為主之見，證據與結論之間的關連不緊密，因此不能當成學術著作來看待，可定位為「有學術根底的通俗著作」[14]。在其發表的書評中，陳永發認為「沒有足夠証據」顯示胡宗南是中國共產黨的間諜，「張戎要這麼質疑，必須要舉證」，「不能把戰爭勝敗都說是特務的問題」，「所以儘管取得了大量蘇聯、東歐檔案和口述資料，卻只看到其中不利於毛澤東的各種批評和指斥」。在書評的結尾，陳教授提到：[19][15]
| “ | 毛澤東如何成功地成為中國民族主義和馬列主義的詮釋者和代言人，是中共建國以前黨史的主要問題，而如何解釋中國民族主義和馬列主義，則是中共建國以後黨史的最重要問題。很遺憾的是，張戎夫婦耗費了極大的心力，發掘了所謂我們所不知道的毛澤東，卻無助於這兩大問題的解答。毛澤東帶給中國人民的，既有解放，也有奴役，既有浴火重生，也有紅色恐怖，既有信仰，也有咀咒；他從小就有救國救民的主觀願望，有用世之心；在擁抱馬克思列寧主義以後，相信階級鬥爭是科學真理，是促成社會進步的不二法門。但是他為了實踐馬列主義所楬櫫的理想，也主張衝破所有外在世界加在他身上的各種網羅和限制，雖千萬人吾往矣，尤其不在乎是否犧牲部份人命…… | ” |
- 耶魯大學教授史景遷在《紐約書評》的一篇名為《惡魔肖像》（Portrait of a Monster）的文章上指出張戎的某些參考書不是嚴肅出版物，從中找不到任何資料來源。該書把焦點完全放在了毛的不光彩之處，使得「該小說本有的說服力」大打折扣。[20]
- 該報記者到瀘定橋採訪，未能找到張戎所講的那位當時93歲的老太太，也沒找到任何能記得此人的人。但是記者找到一位現年85歲的寡婦李桂秀（音譯），據當地人說是唯一活着的見證人。「李老太太說戰鬥確實打了」。「是在傍晚打起來的」。[21]旅英作家孫書雲曾為寫紅軍長征的書，採訪幾代住在瀘定橋頭旁的朱鐵匠。老鐵匠的證言如下：
橋的另一端只有一個中隊。那天在下雨，他們的武器已經老了，只能發射幾米，都不是紅軍的對手。當他們看到紅軍士兵的到來，他們驚慌失措地逃走了——他們的官員早已拋棄了他們。並沒有太大的戰鬥。不過，我仍然對爬上鐵鏈的二十二名士兵致敬。在過去的日子裡，我的父親和我一起檢查過了橋，但我們坐在一個籃子裡。那些人很勇敢，他們過得很快。[22]
- 紅一師師長李聚奎1984年接受四川省委黨史研究室的採訪時表示，「瀘定橋戰役沒有人們後來說的那麼複雜，我的部隊幫紅二師過河，占領了瀘定橋，如此而已。研究歷史要尊重事實。你們怎麼寫我不管；你們寫的總是誇大，充滿宣傳！」[23]
- 哥倫比亞大學教授黎安友在《倫敦書評》上列舉了書中大量違背史實的聳人聽聞之論，並認為「許多發現來自無法查證的資料，其他一些發現是公然臆測的結果或者建立在間接證據的基礎上，而有些發現則是不真實的」，「許多結論都基於對證據的曲解、誤導或牽強附會」，「某些論證，不只是濫用資料，而且毫無根據地捕風捉影」。黎安友還評價作者「張戎、哈利戴是饒舌的喜鵲（magpies）：他們把每個能夠吸引眼球的證據都放進書裡，卻不管它們出自何處或者是否可靠」 [24][17][15]。
- 卡迪夫大學歷史系教授班國瑞（Gregor Benton）和諾丁漢大學中國政策研究所教授（時任牛津大學政治學系和亞洲研究中心教授）曾銳生（Steve Tsang）認為，本書「就毛澤東以及更廣闊的歷史背景作出的大量結論都存在瑕疵」，「對毛澤東形象的重塑並不審慎，或者是沒有公正地評價他」，「關於毛澤東（1949年之前）的某些最重要結論，與證據不符」，「最大的問題在於其片面性和對材料的不恰當使用」，「無益於人們正確地理解毛澤東或者20世紀的中國」[25][15]。
作者回應
2005年12月，本書作者張戎與喬·哈利戴對英國《觀察家報》說，他們在寫書時很了解所引用的關於毛澤東和中國歷史的觀點，他們通過十年的研究得到了自己的結論和對事件的解釋[28]。作者還給《倫敦書評》寫信，回應黎安友對於本書來源的批評；此後黎安友對本書中大量存在的無法查證或者與作者觀點關聯不明確的參考來源提出了進一步批評[29]。
爭議
- 《紐約時報》前駐北京記者站站長、專欄作家紀思道稱：「建立在十多年細緻入微的採訪和對檔案資料的研究之上，這部宏偉的傳記有條不紊地拆除了支撐毛澤東要求獲得同情和合法性的每一根支柱。」「它提供了大量新的信息，再加上時髦的寫作手法，將會使這本書出現在全世界的床頭桌之上。」「在那一方面（將毛與希特勒、斯大林並列）我對該書對毛所做的評價有所保留，以我個人的感覺來看，無論多麼駭人聽聞，毛還是為中國帶來了有益的變化。然而作者有時卻表現得十分渴望將他徹底摧毀，甚至於使我懷疑她還將表明毛無罪的證據排除在外，更關注於毛身後對他的無端指摘。」「在所有列出的來源之中，有一個來源提到了毛澤東的英文老師、夥伴章含之，她也是我的最年長的中國友人當中的一個，於是我聯繫了她，章含之說她確實與張戎有過兩三次非正式的會面，但是拒絕接受採訪並且沒有提供任何實質性的內容。我希望張戎和哈利戴可以和我們分享一下他們的來源材料，無論是通過網絡還是與其他學者，只有這樣才有可能判斷他們到底是否公正、準確地得出相應的結論。」[30]
- 《時代周刊》記者唐納德·莫里森（Donald Morrison）將本書與原子彈相提並論，但同時質疑作者是否對他們無休止的批評與毛澤東取得的成就進行了權衡，並且認為本書沒有解釋為何毛澤東仍然在中國受到持久普遍的支持[31]
- 倫敦經濟學院中國問題教授邁克爾·亞胡達（Michael Yahuda）稱：「張戎與哈利戴以全新的視野，刻劃了毛澤東動盪人生的每一階段」，但也批評本書存在沒有討論其資料來源的質量和如何使用，包括毛澤東在內的人物動機普遍是由作者斷言而並非經過評估得出等問題[32]。
- 台灣靜宜大學法律學系教授黃瑞明認為：「不管張著的史學價值如何，它既然不是一本誨淫誨盜之書，就有被出版的權利。」「由於這一事件涉及到重量級人士（知名出版家與中研院院士），加上張戎又是一個與臺灣沒有任何淵源的大陸作家，所以，即使是一些喜愛標榜『用文明來說服』的名家也全都噤聲不語。諷刺的是，就在毛澤東的三十周年忌日即將來臨前夕，張戎的著作竟然只能在實施一國兩制的香港出版。」（〈《達文西》能《毛澤東》卻不能〉，原刊於台灣《蘋果日報》2006年9月7日〈論壇〉版。）
- 張戎在書中直指中華民國國軍名將胡宗南是「紅色代理人」（red sleeper），導致胡宗南的後人及舊部屬群起抗議。2006年3月28日，前任中華民國國家安全局第一副局長、前駐新加坡代表胡為真（胡宗南之子）透過台灣遠流出版事業公司董事長王榮文表達對本書的不滿：「為了維護父親名節，什麼事都可以做；出版前是朋友，出版後是敵人。」3月30日，王榮文建議作者放棄在第二十九章寫胡宗南。4月，王榮文指出：張戎並沒有直接證據，書中卻說「胡宗南是共諜，還把他的部屬一一送入虎口」，「這是品德上嚴厲的指控。」所以遠流出版事業公司決定放棄出版中文版。王榮文對於「失去了一本暢銷書」表示遺憾，有「悵然若失的感覺」。
參考文獻
註腳
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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