敘任權鬥爭（英語：Investiture Controversy）或敘任權爭奪（英語：Investiture Contest），指的是一系列發生在西歐中世紀的重大衝突事件，矛盾雙方為教會和世俗君主。在11和12世紀之際，數位教宗挑戰和指責西歐君主所握有的聖職任命權和授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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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5年，神聖羅馬帝國皇帝亨利四世與教宗額我略七世之間為爭奪教會聖職（敘任）的任命權而發生鬥爭；1103年至1107年之間，英格蘭國王亨利一世與教宗賈利二世之間又爆發教俗之爭，最終以倫敦條約結束雙方的爭執；同一時期的法蘭西國王也與教宗也因聖職任命和授予發生衝突。上述所有教俗衝突在1122年的《沃爾姆斯宗教協定》中全都得到解決。
伴隨着薩利安王朝的衰落，這場衝突導致了近50年的神聖羅馬帝國內戰，諸侯和教會聯手壓倒了皇帝並獲得了勝利，而王權的復興則要等到霍亨斯陶芬王朝登基以後才得以實現。
起因
在羅馬帝國衰亡後，敘任權鬥爭之前，教會官員的任命儘管理論上是羅馬天主教會的任務，但實際上由世俗權威履行。由於大批財富和土地與主教或修道院院長之位緊密相連，故販賣教會職位（即販賣聖職活動）成了世俗領袖的一個重要的收入來源。因為由於其識文斷字具備管理能力，主教們以及隱修院院牧們自己通常是世俗政府的一部分，故任命（或賣職給）忠心之人對世俗統治者有利。此外，神聖羅馬帝國皇帝具備特別的任命教宗權能，而教宗則會任命和加冕下一位皇帝。因此，這樣一個對教會職位的世俗敘任便成了永不停止的周而復始。
批評開始於教會內部額我略改革的成員，他們決定將敘任權收歸教會以對付販賣聖事之罪。額我略改革者們知道在皇帝保有任命教宗權能的情況下，改革是不可能的，因此他們的第一步便是將教宗職位從皇帝的控制下解放出來。1056年機會出現了，當時亨利四世於6歲時成為了羅馬人民的國王。改革者們抓住此時他還是孩童不能反對這一良機解放教宗職位。1059年，教會在羅馬舉行大公會議，宣布世俗領袖不再在教宗選擇中扮演角色，並創立了完全由教會官員組成的樞機團作為選舉人團。自此樞機團負責選擇教宗。
當羅馬控制了教宗選舉後，現在是時候在更廣的戰線上對世俗敘任活動發動攻擊了。
敘任權鬥爭
1075年，教宗額我略七世在《教宗訓令》中聲明[1]羅馬教會是由天主獨自建立的；教宗權力（教宗哲拉旭一世的權威）是唯一的普世權力；特別是，於同年2月24-28日在拉特朗宮召開的大公會議[2]，詔令教宗獨自即可任命或免去教會人員之職，或將其從一個主教座位調到另一個。這個對中世紀早期的權力平衡帶有根本性的背離，在其他額我略改革之中，消滅了敘任——由神委派的最高統治者以世俗兼精神的權力之象徵任命教長的權利——活動。
此時，亨利四世不再是孩童，他對此種宣稱進行反擊，致信額我略七世，在信中他用以下毫不含糊的用語收回了他作為皇帝對額我略當教宗的支持：
該信開頭即「亨利，非自立為王而實得上帝天命之國王，致書於希德伯蘭，並非當今教宗之一介偽僧」（英語：Henry, king not through usurpation but through the holy ordination of God, to Hildebrand, at present not pope but false monk）。
該信要求選舉一位新的教宗。信尾如下：
朕，亨利，託上帝洪福之國王，與朕全體之主教，曉諭於汝，下台，下台，且汝永遭詛咒。（英語：I, Henry, king by the grace of God, with all of my Bishops, say to you, come down, come down, and be damned throughout the ages.）
當亨利四世任其專職司鐸為米蘭教區主教，而當時已有一位候選人在羅馬被選中時，形勢變得更緊迫了。1076年，額我略的反應是對國王處以破門律，將其開除出教會，並罷免其德意志王國國王之位。這是自公元4世紀後首次發生的國王被罷免事件。
貫徹這些聲明是一件難事，但優勢逐漸落在額我略七世一方。德意志貴族很高興聽到國王被罷免。他們利用宗教掩護作為藉口以繼續自1075年第一次朗根薩爾察戰役開始的反叛，並圖奪取皇家保有地。貴族們主張地方對農民和財產的統治地位，建立要塞——這在過去是非法的，以及建立地方采邑制以保衛他們的自治權不受帝國剝奪。
亨利四世由於需要時間調動其部隊打擊叛亂，這些因素結合起來，因此他別無選擇。只有讓步。1077年，他行至意大利北部的卡諾莎覲見教宗，並以個人名義致歉。出於悔罪並重複他自己在第一次朗根薩爾察戰役之後對薩克森人的懲罰，他戲劇性地披了件剛毛襯衣並在數九寒冬赤腳立於雪中，這後來被稱為卡諾莎之行。額我略解除了絕罰，但帝國的貴族們——其反叛被稱為大撒克遜起義——並不情願放棄他們的機會。他們選出了一位對立的國王，萊因費爾登的魯道夫。
亨利四世此後宣布克勉三世為教宗。1081年，魯道夫在與亨利的作戰中身亡，亨利並於同年入侵羅馬以圖強行推翻額我略七世並安插一位更友好的教宗。額我略七世召來其同盟者們——諾曼人羅伯特·吉斯卡爾（剛征服了南義大利），1085年他們從帝國軍隊手中救下了教宗。諾曼人在此過程中將羅馬洗劫，而當羅馬市民們奮起反對額我略時，他被迫與諾曼人一同逃往南部。他很快便在那裡去世。之後諾曼人又鎮壓下羅馬市民的反抗，繼任的教宗遂在諾曼人的保護下繼續統治羅馬。
敘任權鬥爭繼續了數十年，因為每位繼位的教宗都力圖通過挑起帝國內的叛亂以減少皇帝的權力。這些叛亂逐步成功。亨利四世在1106年去世後，由其子亨利五世繼位，這位新皇帝曾支持教宗反對其父，並曾使其父在臨終前聲明放棄其對立教宗的合法性。亨利五世也曾選了另一位對立教宗——額我略八世，但他根據《沃姆斯協約》放棄了部分敘任權，並被教會重新接納且因此被正式承認為合法皇帝。
英格蘭敘任權鬥爭（1103年－1107年）
在亨利四世去世時，英格蘭國王亨利一世與教會也因敘任而捲入鬥爭，而其解決則為帝國最終解決該問題提供了模範。
征服者威廉在入侵時已經接受了來自教宗亞歷山大二世的教宗的旗幟[需要解釋]和遙遠的祝福，但在取得圓滿成功後卻成功回絕了教宗的主張，即他必須按照《君士坦丁御賜文》的一般規定來羅馬並為其采邑宣誓效忠。
《教宗訓令》中對世俗敘任權的禁止並沒有動搖威廉的主教們和隱修院院牧們的忠誠。在亨利一世統治下，威斯敏斯特與羅馬間激烈的爭吵導致坎特伯里總教區總主教安瑟倫放棄了調停並退隱至一隱修院。一位諾曼人伯爵——亨利的主要謀士——被絕罰，但絕罰國王之威脅仍未兌現。在德國的亨利沒有被幹掉之前，教宗需要英格蘭的亨利。一個計劃中的十字軍也需要英格蘭的支持。
亨利一世委託約克總教區總主教收集並呈交所有有關受膏者之王權的傳統。「由此產生的『約克的無名氏』條約是中世紀早期政治理論研究者們的研究樂趣之所在，但它們絕不是盎格魯-諾曼君主制的典型觀點，它代替了為過時的宗教意識形態服務的行政的和法律的官僚制的牢固基礎。」（英語：The resulting Anonymous of York treaties are a delight to students of early-medieval political theory, but they in no way typify the outlook of the Anglo-Norman monarchy, which had substituted the secure foundation of administrative and legal bureaucracy for outmoded religious ideology.）[3]
1107年《倫敦協約》
《倫敦協約》（1107年）提示了一個後被《沃姆斯協約》採納的妥協。與德國的情形類似，在英格蘭，國王區別對待教長的世俗權力和宗教權力，以達到牽制權衡的作用：亨利放棄了其對其主教們和隱修院院牧們的敘任權，卻又保留了要求他們來並為教會財產（與主教職位掛鉤的地產）宣誓效忠的傳統，主教在經歷世俗封臣所需要進行的讚譽典禮並在典禮上宣誓效忠並其封臣身分後，即可直接從國王手中獲得教會財產。也由於諾曼征服後英格蘭國王權力相較更為集中，英格蘭的封臣系統並沒有像法國的封臣系統一樣在大的地方領主間進行劃分。
亨利認識到依賴經院學者作衡平法官之危險，並迅速轉而依靠擁有次要的聖職的世俗學者，且酬予這些人以國王自己提供的主教轄區和隱修院。亨利推廣兵役免除稅以降低君主制對仰賴教會土地所提供的騎士的依賴。英格蘭短暫的敘任權鬥爭之結果是國王的世俗權力得到了加強。
《沃姆斯協約》及其意義
在歐陸，神聖羅馬帝國50年的內戰之後，妥協（但其長期結果卻南轅北轍）於1122年達成，並於9月23日完成簽字，該妥協即《沃姆斯協約》。教宗和帝國皇帝雙方同意敘任權爭議要被排除，而為世俗領袖對任命程序的非正式但卻重要的影響提供了餘地。
其實，神聖羅馬帝國的皇帝在被捲入與教會的爭端前，其權力已經衰落並走向解體。隨着各諸侯國領主對農民的權利增長，農奴制增強，大眾權利因而減少。與此同時，地方權力的提升使得地方稅費增加，而流向帝國皇帝的資金減少。司法權地方化，法院開始不必向帝國當局匯報。帝國中央權力的長期衰落使得帝國四分五裂，而這一直持續到19世紀帝國正式被拿破崙取消。在意大利，神聖羅馬帝國領土之一，主教敘任權也造成了帝國權威的喪失，增強了當地對帝國的離心力。
教宗一派勢力在協議後實際得到了增強。不過，在敘任權鬥爭中，雙方都力圖引領公共輿論。其結果是世俗人士開始從事宗教事務，而平信徒增加，為十字軍以及12世紀巨大的宗教活力做了準備。
並且，敘任權爭論並沒有因為沃姆斯協約而結束。教宗們和神聖羅馬帝國皇帝們仍然爭論不休，直到北意大利重新納入帝國。在腓特烈二世任內，教會將調轉十字軍的槍頭直指神聖羅馬帝國。據諾曼·康托：敘任權鬥爭結束了中世紀早期教會與世俗力量的平衡，並終結了二者之間的相互滲透、共生互利的關係。中世紀王權不得不重新從過去的教會人員和制度支持另起爐灶，尋求新的人員與制度支撐，這也最終導致了在11世紀末至12世紀初出現了首例世俗官僚制國家：盎格魯-諾曼君主制展現了世俗官僚統治的基本形式。[4]
參考文獻
外部連結
參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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