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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吉尼亞·伍爾夫（英語：Virginia Woolf；1882年1月25日—1941年3月28日），英國作家，被稱為二十世紀現代主義與女性主義的先鋒。在一戰與二戰的戰間期，她是倫敦文學界的核心人物，同時也是布盧姆茨伯里派的成員。最知名的小說包括《達洛維夫人》、《到燈塔去》、《雅各的房間》（Jakob's Room）、《奧蘭多》，散文《自己的房間》等，其中的名言指出，女人必須有她自己的一點收入及獨立的房間。
父母
父親萊斯利·斯蒂芬爵士，1860年
母親朱莉婭·斯蒂芬, 1867年，拍攝者是茱莉亞·瑪格麗特·卡梅隆
弗吉尼亞·伍爾夫於1882年1月25日出生於倫敦南肯辛頓的海德公園門22號[1]，取名叫阿德琳·弗吉尼亞·斯蒂芬（Adeline Virginia Stephen）。
她的父親萊斯利·斯蒂芬爵士（1832–1904）是一位作家、批評家、歷史學家、傳記作者和登山家[1]。他於1832年出生於南肯辛頓，父母是詹姆斯·斯蒂芬爵士（James Stephen）和簡·凱瑟琳·斯蒂芬夫人（Lady Jane Catherine Stephen），夫人娘家姓韋恩，是克拉珀姆的校長約翰·韋恩（John Venn）牧師的女兒。韋恩家是福音派克拉珀姆教派（Clapham Sect）的中心。詹姆斯·斯蒂芬爵士是殖民地部的次長，與另一位克拉珀姆成員威廉·威伯福斯一起負責克拉珀姆教派，並推動了1833年廢除奴隸製法案（Slavery Abolition Bill）的通過[1][2]。1849年，他出任劍橋大學的現代史欽定講座教授（Regius Professor）。斯蒂芬家族由教育家、律師和作家組成，代表了精英知識分子貴族[3]。雖然斯蒂芬家族是傑出的知識分子，但並沒有朱莉婭·傑克遜的家族那麼豐富多彩和擁有貴族氣質。作為劍橋大學的畢業生和研究員，他放棄了自己的信仰和地位，搬到了倫敦，在那裡他成為了一名著名的文學家[4]。此外，他還是一名漫步者和登山者，被描述為「瘦削的身材，粗糙的紅棕色鬍鬚…一個令人生畏的人，有着極高的額頭，鋼鐵般的藍眼睛，長着尖鼻子。據海倫娜·斯旺威克（Helena Swanwick）所述，[3]在朱莉婭·傑克遜結婚的同一年，萊斯利·斯蒂芬與威廉·梅克比斯·薩克雷 的小女兒哈麗特·瑪麗安（米妮）·薩克雷（1840–1875）結婚，後者為他生了一個女兒勞拉（1870–1945）。1875年難產而死。勞拉是早產兒，出生時只有30周[5][6]，勞拉患有發育障礙，最終被送進了醫院[7][8]。
她的母親朱莉婭·傑克遜（Julia Jackson，1846–1895）於1846年出生於英屬印度的加爾各答，外祖父約翰·傑克遜（John Jackson）和外祖母瑪利亞·帕特爾（Maria Pattle）出身於孟加拉殖民地的兩個英國世家[9]。約翰·傑克遜是喬治·傑克遜（George Jackson）和瑪麗·霍華德（Mary Howard）的第三個兒子，是一名醫生，曾在孟加拉醫務部隊（Bengal Medical Service）和東印度公司工作了25年，也是剛剛建立的加爾各答醫學院的教授。在孟加拉社會的上層圈子裡，約翰·傑克遜是一個幾乎看不見的存在，而帕特爾家以出美女著稱[10]，姐妹七人嫁入了重要家族。茱莉亞·瑪格麗特·卡梅隆是一位著名的攝影師，而弗吉尼亞嫁給了第三代薩默斯伯爵。他們的女兒，朱麗亞·傑克遜的表親，是戒酒領袖亨利·薩默塞特夫人（Lady Henry Somerset）。朱莉婭兩歲時隨母親移居英格蘭，早年大部分時間與母親的另一個姐妹莎拉·蒙克頓·帕特爾（Sarah Monckton Pattle）一起生活。薩拉和她的丈夫亨利·托比·普林塞普 （Henry Thoby Prinsep）在小荷蘭屋（Little Holland House）舉辦了一個藝術和文學 沙龍 ，在那裡她接觸了一批前拉斐爾派畫家，如愛德華·伯恩-瓊斯，她為他們做模特[11]。
朱莉婭是三個姐妹中最小的一個，阿黛琳·弗吉尼亞得名於她母親的大姐阿黛琳·瑪麗亞·傑克遜（Adeline Maria Jackson 1837–1881）[12]和她母親的姑姑弗吉尼亞·帕特爾（Virginia Pattle）。由於前一年姨媽阿黛琳去世的悲劇，這家人從未使用過弗吉尼亞的名字。傑克森一家是一個受過良好教育、文學和藝術薰陶的中產階級家庭[13][14]。1867年，朱莉婭·傑克遜嫁給了一位律師赫伯特·達克沃斯（Herbert Duckworth）[15]，但不到三年就守寡，帶着三個嬰兒。她深受打擊，進入了漫長的哀悼期，放棄了信仰，轉而從事護理和慈善事業。朱莉婭和赫伯特·達克沃斯有三個孩子[16]：
- 喬治·赫伯特·達克沃斯（1868年3月5日-1934年4月27日），高級公務員， 1904年與瑪格麗特·赫伯特女士（Lady Margaret Herbert）結婚。
- 斯特拉·達克沃斯（Stella Duckworth，1869年5月30日－1897年7月19日）去世，享年28歲，母親去世時斯特拉·達克沃斯26歲，兩年後與傑克·希爾斯（Jack Hills，1876年－1938年）結婚，但在蜜月後去世，葬在母親身邊[17]。
- 傑拉爾德·達克沃斯（1870年10月29日-1937年9月28日），達克沃斯出版社（Duckworth Publishing）的創始人，1921年與塞西爾·愛麗絲·斯科特·查德（Cecil Alice Scott-Chad）結婚
喪偶的朱莉婭·達克沃斯（Julia Duckworth）認識萊斯利·斯蒂芬，是通過她與米妮的姐姐安妮·伊莎貝拉·里奇（Anne Isabella Ritchie）的友誼，並對他的不可知論著作產生了興趣。米妮去世的那天晚上，她也在場[19]，隨後又照顧萊斯利·斯蒂芬，並協助他搬到海德公園門她家隔壁，這樣勞拉就可以和自己的孩子們在一起了[20][21][22][23]。兩人都沉浸在哀悼中，他們雖然建立了親密的友誼和密切的通信，但他們都決定不再繼續下去。據貝爾推測，他們的關係，構成了他們共同的朋友亨利·詹姆斯的《死者的祭壇》（Altar of the Dead）的背景[24][25]。萊斯利·斯蒂芬於1877年向她求婚， 但她拒絕了，但在安妮在那年晚些時候結婚時，她接受了他，他們於1878年3月26日結婚。然後，他和勞拉搬到隔壁茱莉亞的家，他們一直住在那裡，直到1904年他去世。朱莉婭32歲，萊斯利46歲。[8][26]
他們的第一個孩子瓦妮莎（Vanessa）於1879年5月30日出生。朱莉婭給丈夫生了一個孩子，現在有五個孩子要照顧，她決定限制家庭的繼續擴大[27]。然而，儘管這對夫婦採取了「預防措施」[27]，但是「在19世紀，避孕是一種非常不完美的藝術」[28]：因此在接下來的四年裡，她又生了三個孩子。正如弗吉尼亞•伍爾夫所說，他們「竭盡全力阻止我的出生」。[27][29][1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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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吉尼亞·伍爾夫在她的自傳體散文中，提供了她早年生活的記述，包括《回憶》（Reminiscences，1908年）[31]、《海德公園門22號》（22 Hyde Park Gate，1921年）[32]和《過去的素描》（A Sketch of the Past，1940年）[33]。這一時期的其他散文還有《萊斯利·斯蒂芬》（Leslie Stephen，1932年）[34]，最初於1932年11月28日發表在《泰晤士報》上，1950年再版，收錄於《船長的死床：和其他文章》（The Captain's death bed: and other essays）中，最後，在《隨筆集》（Collected Essays）第5卷中。[35] 她在小說中，也提到了她的童年。在《到燈塔去》（1927年）中[36],她對赫布里底群島 拉姆塞人（Ramsays）生活的描述，只是對康沃爾郡斯蒂芬一家和他們將要去參觀的戈德雷維燈塔的一個簡單的掩飾[37][24][38]。然而，在1907年至1940年間，伍爾夫對母親和家族的理解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在這段時間裡，母親這個有點疏遠但又受人尊敬的形象，變得更加微妙和充實[39]。
1891年2月，伍爾夫與姐姐瓦妮莎（Vanessa）一起，開始編寫「海德公園門新聞」（Hyde Park Gate News）[40] ，記錄斯蒂芬家族的生活和事件，[41][30] 以流行雜誌「Tit-Bits」為藍本。最初，主要由瓦妮莎和索比寫文章，但很快弗吉尼亞成為主要撰稿人，瓦妮莎擔任編輯。她們的母親第一次知道時，反應是「我覺得相當聰明。」[42] 弗吉尼亞經營「海德公園門新聞」，直到1895年，也就是她母親去世的時候。[43] 次年，斯蒂芬姐妹也用攝影來補充她們的見解，斯特拉也這樣做了。[44] 瓦妮莎·貝爾1892年在塔蘭大廈（Talland House）圖書館為她妹妹和父母拍攝的肖像，是全家最喜歡的肖像之一，在萊斯利·斯蒂芬的回憶錄中，親切地記錄了這件事[45] 。1897年（「我生命中第一個真正「活着」的年份），[46] 弗吉尼亞開始寫第一本日記，在接下來的十二年裡一直保存着，[47] 1909年她還寫了一本筆記。[48]
正如弗吉尼亞所描述的那樣，她「出生於一個龐大的家族，不是富有（rich）的父母，而是富裕（well-to-do）的父母，出生在一個非常善於交際、富有學問、書信往來頻繁、訪客眾多、能言善辯的19世紀末的世界。[49]」這是一個由六個孩子組成的家庭，有同母異父的兩個哥哥和一個姐姐，姓達克沃斯（Duckworths），系母親與前夫所生；還有一個同父異母的姐姐勞拉（Laura），系父親與前妻所生，同父同母的則有姐姐瓦妮莎（Vanessa）、哥哥索比·斯蒂芬和弟弟阿德里安（Adrian）。殘疾的勞拉·斯蒂芬一直與家人生活在一起，直到1891年入院[50]。朱莉婭和萊斯利共有四個孩子[16]：
- 瓦妮莎·貝爾（1879年5月30日–1961年），1907年與克萊夫·貝爾結婚
- 索比·斯蒂芬（1880年9月9日–1906年），創立布盧姆茨伯里派
- 弗吉尼亞「金妮」/「吉妮婭」（Virginia ，"Jinny"/"Ginia"，1882年1月25日–1941年），1912年與倫納德·伍爾夫結婚
- 阿德里安·斯蒂芬（1883年10月27日–1948年），1914年與卡琳·科斯特洛（Karin Costelloe）結婚
弗吉尼亞出生於海德公園門22號，住在那裡，直到1904年父親去世。海德公園門22號位於南肯辛頓的海德公園門的東南端，這是一條狹窄的死胡同，從肯辛頓路（Kensington Road）向南延伸，就在皇家阿爾伯特音樂廳的西面，肯辛頓花園和海德公園對面[51]，一家人經常在那裡散步。1846年由哈默史密斯的亨利·佩恩（Henry Payne）建造，是一排面向中上層階級的獨棟聯排別墅之一[52]，對他們不斷擴大的家庭來說，很快顯得太小了。在他們結婚時，房子由一個地下室、兩層樓和一個閣樓組成。1886年7月，萊斯利·斯蒂芬聘請建築師彭福爾德（J. W. Penfold），在現有建築的上方和後方增加額外的生活空間。大幅翻修以後，增加了一個新的頂層，有三間臥室和一間書房，將原來的閣樓改建為房間，並增加了第一間浴室。[42]倫敦調研隊（Survey of London）認為這次翻修是一個不恰當的例子，增建的兩層，磚牆立面，灰泥飾面[52][23]。這是一棟高大而狹窄的聯排別墅（townhouse），當時沒有自來水。弗吉尼亞後來描述道「一棟非常高的房子，左手邊靠近底部，開始是灰泥，結束是紅磚；它太高了，但正如我所說，現在我們已把它賣掉—搖搖晃晃，好像一場大風會把它吹倒。[53]
僕人們在「樓下」的地下室工作。底層有一間客廳，用窗簾與僕人的餐具室和圖書館隔開。在這上面的二樓是朱莉婭和萊斯利的臥室。三樓是達克沃斯孩子們的房間[54]，再上面兩層，則是斯蒂芬孩子們的日間和夜間育兒室。最上面，在閣樓的屋檐下，是僕人的臥室，通過後樓梯進入。[6][33][23].海德公園門22號的生活也象徵着分裂；正如弗吉尼亞所說，「我們生活中的分歧很奇怪。樓下是純粹的傳統：樓上是純粹的智慧。而它們之間沒有任何聯繫。」 兩個世界由喬治·達克沃思和萊斯利·斯蒂芬代表。[55]他們的母親似乎是唯一能跨越這一分歧的人。[56][57]據描述，這所房子燈光昏暗，家具和繪畫隨處可見[58]。年幼的斯蒂芬孩子們組成了一個緊密團結的團體[43]。儘管如此，孩子們仍然心懷不滿。弗吉尼亞羨慕阿德里安是他們母親的最愛[43]。維吉尼亞和瓦妮莎作為創意人（分別從事寫作和藝術）有時會引起他們之間的競爭。[43].倫敦的生活與他們在康沃爾的夏天截然不同，他們的戶外活動主要是在附近的肯辛頓花園散步，在那裡他們玩捉迷藏遊戲，在圓形池塘划船，[42]而在室內，主要圍繞着他們的課程[1]。
萊斯利·斯蒂芬作為編輯、評論家和傳記作家的傑出地位，以及他與威廉·薩克雷的聯繫，意味着他的孩子在充滿維多利亞時代文學界影響的環境中長大。亨利·詹姆斯、喬治·亨利·劉易斯（George Henry Lewes）、阿爾弗雷德·丁尼生勳爵、托馬斯·哈代、愛德華·伯恩-瓊斯, 和弗吉尼亞的名譽教父詹姆斯·拉塞爾·洛威爾（James Russell Lowell），都是這所房子的常客。朱莉婭·斯蒂芬也有着同樣的人脈。她的姨媽茱莉亞·瑪格麗特·卡梅隆是一位早期的先驅攝影師，也是斯蒂芬家的常客。斯蒂芬兩姐妹，凡妮莎和弗吉尼亞，年齡相差近三歲。弗吉尼亞將她的姐姐封為「聖人」，比她更矜持的姐姐更傾向於展示她的聰明。弗吉尼亞對維多利亞傳統強加給他們的家庭生活的不滿，遠超過她的姐姐。她們還爭奪托比的感情[59]。後來在1917年，弗吉尼亞向鄧肯·格蘭特承認了她對這場競爭的矛盾心理：「事實上，作為她的妹妹，對姐姐的嫉妒，是我生命中一個隱藏的陰暗想法；為了滿足這一點，我在腦海中編造出一個關於她的神話，以至於她的形象在我眼裡幾乎面目全非[60]。」
弗吉尼亞很早就表現出對寫作的愛好。儘管父母都不贊成女性接受正規教育，但寫作被認為是女性的一種值得尊敬的職業，她的父親在這方面鼓勵她。後來，她這樣描述：「從我還是個小傢伙的時候起，當大人們吃飯時，她就在聖艾夫斯的客廳里的綠色毛絨沙發上，以霍桑的方式寫下一個故事。」五歲時，她開始寫信，每天晚上都能給父親講故事。後來，她、凡妮莎和阿德里安養成了這樣的傳統，創作一系列關於隔壁鄰居的故事，每天晚上在嬰兒室，或在聖艾夫斯，講述住在花園裡的精靈。正是她對書籍的痴迷，才形成了她和父親之間最牢固的紐帶。[1]在她十歲生日時，她收到了一個墨水架、一張吸墨紙、一本圖畫書和一盒書寫工具[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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萊斯利·斯蒂芬習慣於在康沃爾郡徒步旅行，1881年春天，他在聖艾夫斯偶然發現了一座大型白色別墅[61]，在那年9月將其租下[62]。雖然它的設施有限，樓上沒有家具，冷水龍頭也不起作用。它的主要吸引力是可以俯瞰朝向戈德雷維燈塔的珀斯敏斯特灣（Porthminster Bay）景色[1]，年輕的弗吉尼亞可以從樓上的窗戶看到這一景色，這是她在《到燈塔去》（1927年）中的中心角色[36]。那是一座方形的大房子，有一個梯台式花園，用籬笆隔開，向大海傾斜[1]。從1882年7月中旬到1894年9月中旬，每年斯蒂芬家族都會租下塔蘭德別墅（Talland House）[1][63]作為夏季住所。2018年，這座房子儘管變化很大，矗立在阿爾伯特路（Albert Road），離塔蘭路（Talland Road）不遠。萊斯利·斯蒂芬這樣稱呼它：「袖珍天堂」（a pocket-paradise）[64]，描述說「我記憶中最愉快的…是指我們的夏天，所有的夏天都是在康沃爾度過的，尤其是十三個夏天（1882年至1894年）是在聖艾夫斯度過。在那裡，我們買下了塔蘭德別墅的租約：一座小而寬敞的房子，在山上和山下，有一英畝或兩英畝的花園，有古雅的小露台，用鼠刺籬笆隔開，一個葡萄園和果菜園（kitchen-garden），還有一個所謂的「果園」[65]。用萊斯利的話來說，這是一個「家庭幸福感強烈」的地方[66]。弗吉尼亞自己也非常詳細地描述了這所房子：」
「我們的房子…在鎮外；在山上…一座方形的房子，就像一個孩子畫的房子；只有它的平屋頂和屋頂周圍交叉的木欄杆才引人注目。它有…從海灣對面到戈德雷維燈塔的完美景色。它有小草坪，沿着山往下延伸，四周是濃密的灌木叢…它有很多命了名的角落和草坪…那是一個大花園—有兩三英畝大…你從一扇大在馬車上行駛…去了望台…了望台那裡擁有... 海灣的完美全景… 流向燈塔岩石…那裡有黑白兩色的燈塔"
Reminiscences 1908, pp. 111–112[31]
在倫敦和康沃爾郡，朱莉婭永遠都是個有趣的人，又因喜愛操縱客人的生活而臭名昭著。她不斷地為人牽線搭橋，相信每個人都應該結婚，這與她的慈善事業旗鼓相當。[13]。正如她的丈夫所說，「我的朱莉婭雖然矜持，卻有點像個媒人[67]。1893年，他們的客人中有布魯克夫婦，他們的孩子，包括魯伯特·布魯克，和斯蒂芬家的孩子們一起玩。魯伯特和他的新異教主義劍橋團隊，將在他們的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的幾年裡[68]，雖然康沃爾郡本應是一個避暑勝地，但朱莉婭·斯蒂芬很快就全身心地投入到照顧那裡，以及倫敦的病人和窮人的工作中。[63][64]
張貼的一則公告，大意是聖艾夫斯護理協會聘請了「一名訓練有素的護士…在一個女士委員會的指導下，聖艾夫斯的療養院免費進入，無論何種信仰均可」，而那些「舊亞麻布的禮物」應該送給塔蘭德別墅和海德公園門的海恩夫人或萊斯利·斯蒂芬夫人。聖艾夫斯，每周摘要、訪客名單和廣告商，1893年9月2日」[64]。「無論何種信仰均可」一詞呼應了她1880年在《不可知論女人》（Agnostic Women）中的格言「憐憫不論信仰」。在海德公園門和塔蘭德別墅，這家人都與該國許多文學和藝術界都有交集[33]。常客包括文學人物，如亨利·詹姆斯和喬治·梅瑞狄斯[69], 還有詹姆斯·羅素·洛威爾，孩子們比在母親的小荷蘭屋（Little Holland House）接觸到的知識交流要多得多。[58]。1895年5月朱莉婭·斯蒂芬去世後，這家人沒有再回來[64]。
對孩子們來說，這是一年中的重頭戲，弗吉尼亞最生動的童年記憶不是倫敦，而是康沃爾。在1921年3月22日的一篇日記中[70]，她回憶起1890年8月的一個夏日，描述了為什麼她覺得自己與塔蘭德別墅聯繫如此緊密。「為什麼康沃爾對我是如此難以置信和不可救藥的浪漫？我想是一個人的過去；我看到孩子們在花園裡奔跑…夜晚的大海聲…將近四十年的生活都建立在這上面：我永遠無法解釋。」[70][1][71]。康沃爾啟發了她的作品，尤其是《聖艾夫斯三部曲》（"St Ives Trilogy"）：《雅各的房間》（Jacob's Room，1922年）[72]、《到燈塔去》（1927年）[36]和《海浪》（The Waves，1931年） [7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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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莉婭·斯蒂芬於1895年2月患上流感，此後一直未能完全康復，於5月5日去世[75]，當時弗吉尼亞13歲。這是她生命中的一個關鍵時刻，也是她與精神疾病鬥爭的開始[1]。從本質上說，她的生活已經支離破碎[76]。達克沃斯一家在母親去世時正在國外旅行，斯特拉立即回來負責並承擔起她的角色。那年夏天，斯蒂芬一家沒有回到聖艾夫斯的記憶中，而是去了懷特島的弗雷什沃特，他們母親的一些親戚住在那裡。正是在那裡，弗吉尼亞出現了許多神經崩潰中的第一次，凡妮莎被迫承擔起母親照顧弗吉尼亞精神狀態的一些角色[75]。次年，斯特拉（Stella）與傑克·希爾斯（Jack Hills）訂婚，他們於1897年4月10日結婚，這使得弗吉尼亞更加依賴她的姐姐。
同母異父的哥哥喬治·達克沃斯也扮演了她們母親的部分角色，承擔起了將她們帶出去社交的任務[76]，先是瓦妮莎，然後是弗吉尼亞。這兩次都是同樣的災難，因為這項成人禮並不能引起兩個女孩的共鳴，甚至引發了弗吉尼亞對年輕上流社會女性的傳統期望的嚴厲批評：「那個年代的社會是一個極其勝任而又極其自滿的、無情的機器。一個女孩沒有機會對抗它的毒牙。沒有其他欲望–比如繪畫或寫作–可以被認真對待。」第一版的措辭有些不同，「當時的社會是一台非常有能力的機器。它確信女孩必須變成已婚女性。沒有懷疑，沒有憐憫；不理解任何其他的願望；沒有任何其他禮物。沒有什麼被認真對待。」[77][55]相反，她的首要任務是擺脫樓下客廳的維多利亞式傳統，到「自己的房間」去追求自己的寫作願望。[76].在《到燈塔去》中，她重新審視這一批評，描寫拉姆齊夫人（Mrs. Ramsay）說到一位維多利亞時代母親的責任，「一位未婚女性錯過了最好的生活」[78]。
1897年7月19日，斯黛拉·達克沃斯在長期患病後去世[79]，這對弗吉尼亞的自我意識，以及家庭動態造成了進一步的打擊[80]。伍爾夫將母親和斯特拉去世後的這段時間描述為「1897年至1904年——七個不快樂的歲月」，指的是「一個任意的、不小心的連枷，毫無意義地殘忍地殺死了兩個人，她們在正常和自然的情況下，本應該度過這些年，也許不快樂，但正常和自然」 [81][76]。1902年4月，他們的父親生病了，那年晚些時候他接受了手術，但他始終沒有完全康復，於1904年2月22日去世[82]。弗吉尼亞的父親的去世導致了進一步的崩潰[83]。後來，弗吉尼亞將這一次描述為一隻「破蛹」，翅膀仍有褶皺[1]。在伍爾夫的作品中，蛹多次出現，但對於那些探索伍爾夫與悲傷之間關係的人，「破蛹」是一個隱喻[84][85]。根據1904年3月23日萊斯利·斯蒂芬向喬治·赫伯特·達克沃斯（George Herbert Duckworth）和傑拉爾德·德·萊唐·達克沃斯（Gerald de L'Etang Duckworth）的遺囑認證，萊斯利·斯蒂芬去世時的淨資產為15,715英鎊6 先令 6便士[86][87]. 2005年相當於90萬英鎊[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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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紀晚期，教育在不同性別出現了嚴重的分化，弗吉尼亞在她的寫作中注意並譴責了這一傳統。男孩被送到學校，在斯蒂芬這樣的中上層家庭中，會送到私立男子學校，通常是寄宿學校和大學[89][90][91]。喬治·達克沃斯被送到伊頓公學，接着是他的弟弟傑拉爾德（Gerald）。1891年1月，索比·斯蒂芬被送到希靈登區伊夫林（Evelyn）的預備學校。阿德里安於次年也送到那裡。1894年9月，索比進入布里斯托爾的克利夫頓公學（Clifton College），1896年9月，阿德里安進入西敏公學。索比·斯蒂芬在1899年進入劍橋大學三一學院（1899–1902）[92]，阿德里安在1902年進入[93]，喬治·達克沃斯（1886–1889）和他的父親赫伯特·達克沃斯此前都曾在那裡上學[94]，傑拉爾德·達克沃斯則就讀於劍橋大學克萊爾學院（1889–1892），而他們的父親萊斯利·斯蒂芬則就讀於劍橋大學三一學堂（1850–1854）[4][95][96]。女孩們，如果她們不能享受到奢侈的教育，就從他們的父母和家庭教師那裡得到教育。[97]弗吉尼亞由父母分擔教育的責任。客廳後面有一間小教室，有許多窗戶，他們覺得這是安靜寫作和繪畫的理想場所。茱莉亞教孩子們拉丁語、法語和歷史，而萊斯利教他們數學。他們還上鋼琴課[98]。作為補充，孩子們還可以不受限制地進入萊斯利·斯蒂芬的大型圖書館，從而接觸到許多文學經典[14]，這使得他們的閱讀深度超過了劍橋同時代的任何人，弗吉尼亞的閱讀堪稱「貪婪」。[99]後來，她會回憶起，
即使在今天，父母可能會懷疑，讓一個15歲的女孩自由管理一個規模龐大的圖書館，是否明智。但我父親允許這樣做。有一些事實–他非常簡短、非常害羞地提到了這些事實。然而，「讀你喜歡的書」，他說，他的所有書...不用要就可以得到。[100].
家裡的男孩在讀完公學之後，全都進了劍橋大學。當男孩把女孩們介紹給朋友時，她們從中獲得了一些間接的好處。另一個來源是他們父親的朋友的談話，他們接觸了這些朋友。萊斯利·斯蒂芬這樣說到他的圈子「大多數文學人士…聰明的年輕作家和律師，大多是激進的辯論…我們過去常常在周三和周日晚上見面，抽煙喝酒，討論宇宙和改革運動」。[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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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在15歲到19歲之間，弗吉尼亞得以接受高等教育。1897年至1901年間，她在附近 肯辛頓廣場 13號的倫敦國王學院女子部學習了古希臘語、中級拉丁語和德語的初級和高級課程，以及歐洲大陸和英國的歷史。1871年，國王學院開始提供女子教育，1885年設立了女子部。1900年，女性獲准攻讀學位。後來發展為伊麗莎白女王學院（Queen Elizabeth College）[101]。她師從著名學者喬治·查爾斯·溫特·沃爾（George Charles Winter Warr）學習希臘語，他是國王學院的古典文學教授。[102]此外，她還接受過德語、希臘語和拉丁語的私人輔導。她的一位希臘語老師是克拉拉·帕特爾（Clara Pater ，1899–1900），她在國王學院任教。[103][101][104].另一位是珍妮特·凱斯（Janet Case），她參與了女權運動，弗吉尼亞後來在1937年為她撰寫訃告。她的經歷促成了她1925年的論文《論不懂希臘語》（"On Not Knowing Greek."）。[105]她在國王學院的時光，也讓她接觸到了一些早期的女性高等教育改革者，除了帕特爾之外，還有女子部的主任莉蓮·費思富爾（Lilian Faithfull，所謂的汽船女生（steamboat ladies）之一）。[104]她的姐姐瓦妮莎也進入了女子部（1899–1901）。儘管斯蒂芬家的女孩們不能上劍橋大學，但她們深受兄弟們在那裡的經歷的影響。1899年，索比進入三一學院，他結交了一批年輕人，包括克萊夫·貝爾、利頓·斯特雷奇、倫納德·伍爾夫（後來與弗吉尼亞結婚）和薩克森·西德尼·特納（Saxon Sydney-Turner）, 他很快就在1900年的三一學院五月舞會（Trinity May Ball）上將她的好友們介紹給他的姐妹們。在1900年和1901年，斯蒂芬姐妹參加了五月舞會，[106],在那裡，她們必須由當時在當時在劍橋大學紐納姆學院 擔任圖書管理員的堂姐凱瑟琳·斯蒂芬（Katharine Stephen）陪同。紐納姆學院從1871年起就招收了女性。[107][108]這些小伙子組成了一個讀書小組，稱為「午夜協會」（Midnight Society）[109][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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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弗吉尼亞表達過父親是她最喜歡的，但她一生都深受母親的影響，雖然母親去世時她才滿十三歲。弗吉尼亞有一句名言：「如果我們是女性，我們會通過母親來思考」 [111]，在她的日記[112]、信件[113]和一些自傳性文章中，反覆引用母親的形象，其中包括《回憶》（Reminiscences，1908年）、[31],《海德公園門22號》（22 Hyde Park Gate，1921年）[32]和《過去的素描》（A Sketch of the Past，1940年[33]），她經常用「我看見她了……」這句話喚起記憶。[114]她在小說中也提到了她的童年。在《到燈塔去》（1927年）中[36]，藝術家麗莉·布里斯科（Lily Briscoe）試圖描繪拉姆齊夫人（Mrs. Ramsay），這是一個以朱莉婭·斯蒂芬（Julia Stephen）為原型的複雜人物，反覆說她「美得驚人」[115]。她對拉姆齊夫婦在赫布里底群島的生活的描繪，只是對將要去康沃爾郡和戈德雷維燈塔的斯蒂芬斯夫婦的一個掩飾。[37][24][38].然而，1907年至1940年間，伍爾夫對母親和家庭的理解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在這段時間裡，這位有點遙遠但卻備受尊敬的人物變得更加微妙和完整[39]。
雖然父親以崇敬之情描繪朱莉亞·斯蒂芬的工作，但是伍爾夫卻將母親的工作與「其他女性如此洋洋自得地從事的淘氣的慈善事業，往往會帶來災難性的結果」區分開來。她描述了自己同情、參與、判斷和果斷的程度，以及她的諷刺和荒謬的感覺。她回憶起 「清晰圓潤的聲音，或美麗的身影，她穿着破舊的長斗篷，挺拔而清晰，頭部保持某種角度，眼睛直視着你。」[116]朱麗婭·斯蒂芬照顧丈夫的抑鬱症，和他對關注的需求，以致於她的孩子們產生了怨恨，增強了他的自信心，在父母最終生病時照顧他們，在家庭以外的過多投入，最終讓她筋疲力盡。她的頻繁缺席，和丈夫的需要，給她的孩子們帶來不安全感，對她的女兒們產生了持久的影響[117]。伍爾夫形容她的父親「比她（母親）大15歲，麻煩，苛刻，依賴她」，這是以犧牲對年幼孩子的關注為代價的。[118][119]她反映，她很少與母親單獨相處：「總是有人插嘴。」[120] 伍爾夫對此感到矛盾，但又渴望將自己與這種完全無私的模式分開。在《到燈塔去》中，她「吹噓自己結交和保護的能力，幾乎沒有一個外殼留給她認識自己；一切都是如此奢侈和浪費。」[121]"與此同時，她欽佩母親女性理想的力量。鑑於朱莉婭經常缺席，斯蒂芬的孩子們越來越依賴斯特拉·達克沃斯，她效仿母親的無私精神；正如伍爾夫所寫，「斯特拉一直是美麗的侍女 ... 這是她一生的中心職責。」[122]
朱莉婭·斯蒂芬非常欽佩她丈夫的才智。正如伍爾夫所觀察到的那樣，「她從不輕視自己的工作，認為這些工作如果恰當地完成，與丈夫的工作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她堅信自己是活動的中心，是將一切凝聚在一起的人[13]，她堅信什麼是重要的，並重視奉獻。朱莉婭的「緊張情緒支配着整個家庭」[123]。雖然弗吉尼亞與父親的關係最為密切，但瓦妮莎表示，母親才是她最喜歡的[124]。安吉麗卡·加內特（Angelica Garnett）回憶起弗吉尼亞問瓦妮莎更喜歡父親還是母親，雖然瓦妮莎認為這是一個「不應該問的問題」，但她還是明確地回答了「母親」，[123]母親在弗吉尼亞世界中的中心地位，體現在對她的描述中：「她確實在那裡，在那座大教堂空間的最中心，那是童年時代；她從一開始就在那裡」，[125]弗吉尼亞觀察到她同母異父的大姐斯特拉，過着完全屈從於母親的生活，融入了母親的愛和服務的理想[126]。弗吉尼亞和她的父親一樣，很快意識到，生病是獲得母親關注的唯一可靠途徑，母親以自己的病房護理為榮[117][120]。
孩子們要面對的另一個問題是萊斯利·斯蒂芬的脾氣，伍爾夫稱他為「暴君父親」。[127][128]最終，她與父親產生了深深的矛盾。在她十八歲生日時，父親送給她戒指，作為他的文學繼承人，她有着深深的情感依戀，「對他的巨大熱愛」。然而，和瓦妮莎一樣，她也認為他是受害者和暴君。[129]她一生都對他有着持久的矛盾心理，而且這種矛盾心理是不斷演變的。她年輕時的父親形象是一個「傑出的維多利亞」和暴君，但隨着年齡的增長，她開始意識到他在她的身上有多重要。她在1940年12月22日寫道，「我一直在翻閱舊信件和父親的回憶錄…如此坦率、合理，—有着如此挑剔的細膩頭腦，受過教育，而且坦率，[130]"反過來，她又對萊斯利·斯蒂芬既着迷又譴責：「她（母親）一直困擾着我：但那個老可憐蟲我的父親也是如此…我想，我更像他而不是她；因此也更挑剔：但他是一個可愛的人，不知怎的，非常了不起。」[131][1][132]
伍爾夫表示，她第一次記得自己六歲時被傑拉爾德·達克沃斯猥褻。有人認為，這導致了她一生對性的恐懼和抵抗[1]。在父母過於忙碌和疏遠的背景下，這是一個功能失調的家庭。有證據顯示，斯蒂芬姐妹曾受到同母異父哥哥達克沃斯兄弟，以及他們的堂兄詹姆斯·肯尼斯·斯蒂芬（James Kenneth Stephen，1859–1892，萊斯利·斯蒂芬的哥哥詹姆斯·菲茨詹姆斯·斯蒂芬之子）的性虐待，斯特拉·達克沃斯和勞拉也被認為受到了虐待。[133]最生動的描述出自路易絲·德薩爾沃（Louise DeSalvo）[134]，而其他作者和評論家則更為謹慎。[135][136]弗吉尼亞在海德公園門22號居住期間，不斷遭受性虐待。一些評論家認為，可能是導致她的心理健康問題的原因，[137][138]儘管可能有許多因素。赫敏·李（Hermione Lee）表示，「證據足夠有力，但也足夠模糊，導致了互相矛盾的心理傳記解讀，這些解讀描繪了弗吉尼亞·伍爾夫的內心生活的截然不同的形態[139]。
父親去世後，斯蒂芬一家的第一反應是立即逃離這處悲痛之地，2月27日在喬治的陪同下，前往彭布羅克郡海岸的馬諾比耶（Manorbier）。在那裡，他們度過了一個月，正是在那裡，弗吉尼亞第一次意識到自己的命運是作為一名作家。正如她在1922年9月3日的日記中回憶的那樣[70]。然後，他們又在意大利和法國度過了4月，追求新獲得的自由，在那裡他們再次遇到了克萊夫·貝爾[140]。弗吉尼亞第二次精神崩潰，於5月10日首次自殺，在接下來的三個月里康復[141]。
在他們的父親去世之前，斯蒂芬斯一家曾討論過離開倫敦西區南肯辛頓的必要性，那裡留下了悲慘回憶，以及和他們父母的聯繫。[142]喬治·達克沃斯35歲，傑拉爾德33歲。斯蒂芬家的孩子現在在24歲到20歲之間。弗吉尼亞22歲。瓦妮莎和阿德里安決定賣掉南肯辛頓的海德公園門22號，搬到布魯姆斯伯里。波希米亞風格的布魯姆斯伯里，擁有特色的綠葉廣場，在地理和社會上都顯得足夠遙遠，是一個租金便宜得多的街區。他們繼承的遺產不多，對自己的財務狀況也不確定。[143]此外，布魯姆斯伯里距離瓦妮莎當時就讀的斯萊德美術學院很近。傑拉爾德很高興建立自己的單身家庭，但喬治一直扮演准父母角色，決定陪伴他們，這讓他們非常失望。[143]正是在那時，第四代卡那封伯爵亨利·赫伯特的二女兒瑪格麗特·赫伯特（Lady Margaret Herbert）出現，喬治向她求婚，被接受了，兩人在9月結婚，於是斯蒂芬斯一家自行其是[144]。
瓦妮莎在布魯姆斯伯里的戈登廣場46號找到了一所房子，他們於11月搬了家，弗吉尼亞現在已經完全康復。1905年3月，斯蒂芬一家正是在戈登廣場開始定期招待索比·斯蒂芬的知識分子朋友。這個圈子主要來自劍橋使徒，包括作家薩克森·西德尼·特納（Saxon Sydney-Turner）、利頓·斯特雷奇和評論家克萊夫·貝爾、戴斯蒙德·麥卡錫（Desmond MacCarthy），周四晚上的「在家」（"At Homes"）被稱為「星期四俱樂部」（Thursday Club），重建三一學院的幻象「劍橋在倫敦」（"Cambridge in London"）[145].[146]。這個圈子形成了作家和藝術家知識分子圈子的核心，稱為布盧姆茨伯里派[109][110][147]。後來，圈子又包括約翰·梅納德·凱恩斯（1907）、鄧肯·格蘭特（1908）、愛德華·摩根·福斯特（1910）、羅傑·弗萊（1910年）、倫納德·伍爾夫（1911年）和大衛·加內特（1914年）。在20世紀60年代，倫納德·伍爾夫列出他認為是「老布盧姆斯伯里」的人如下：瓦妮莎·貝爾和克萊夫·貝爾、弗吉尼亞·伍爾夫和倫納德·伍爾夫、阿德里安·斯蒂芬和卡琳·斯蒂芬（Adrian and Karin Stephen）、利頓·斯特雷奇、梅納德·凱恩斯、鄧肯·格蘭特、愛德華·摩根·福斯特、薩克森·西德尼·特納、羅傑·弗萊、戴斯蒙德·麥卡錫和莫莉·麥卡錫（Desmond and Molly MacCarthy）以及後來的大衛·加內特以及朱利安·貝爾（Julian Bell）、昆汀·貝爾（Quentin Bell）和安吉麗卡·貝爾（Angelica Bell）。其他人又加上奧特林·莫瑞爾（Ottoline Morrell）、多拉·卡林頓（Dora Carrington）、詹姆斯·斯特雷奇（James Strachey）和阿利克斯·斯特雷奇（Alix Strachey）。核心群體被認為是斯蒂芬斯和索比在劍橋最親密的朋友，倫納德·伍爾夫、克萊夫·貝爾、李頓·斯特雷奇和薩克森·西德尼·特納。 [148][149][149][150]
1905年，弗吉尼亞和阿德里安訪問了葡萄牙和西班牙。克萊夫·貝爾向瓦妮莎求婚，但被拒絕，而弗吉尼亞開始在莫利學院（Morley College）教授晚間課程，瓦妮莎在他們的日曆上增加了另一項活動，即「星期五俱樂部」（Friday Club），專門討論和展覽美術[109][151]。這讓一些新人進入了他們的圈子，包括瓦妮莎來自皇家學院和斯萊德學院的朋友，比如亨利·蘭姆（Henry Lamb）和格溫·達爾文（Gwen Darwin，當了秘書），[152]，還有18歲的凱瑟琳·萊爾德·考克斯（Katherine Laird Cox，Ka ，1887–1938年），是一位富有的股票經紀人的孤女，即將進入劍橋大學紐納姆學院，是劍橋費邊社的第二任司庫，魯珀特·布魯克的戀人之一，後來成為弗吉尼亞·伍爾夫的朋友和護士。[153][154][155]}}[156]儘管弗吉尼亞直到很久以後才真正見到凱瑟琳，但後者將在她的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凱瑟琳和其他人讓布盧姆茨伯里派與另一個稍年輕的劍橋知識分子小組接觸，斯蒂芬姐妹給他們起了個名字「新異教徒」（"Neo-pagans"）。「星期五俱樂部」一直持續到1913年。[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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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年，1906年，弗吉尼亞又遭受了兩次損失。她珍視的26歲的哥哥索比·斯蒂芬在他們前往希臘的旅行後死於傷寒，隨後瓦妮莎立即接受了克萊夫的第三次求婚[158][159]。瓦妮莎和克萊夫於1907年2月結婚，作為一對夫婦，他們對前衛藝術的興趣將對伍爾夫作為作家的進一步發展產生重要影響[160]。隨着瓦妮莎的結婚，弗吉尼亞和阿德里安需要找到新家[161]。
1907年4月，弗吉尼亞搬到菲茨羅伊廣場29號，這是一座位於街道西側的房子，以前曾由蕭伯納 居住。它位於菲茨羅維亞，緊鄰布盧姆斯伯里以西，但距離她在戈登廣場的姐姐家仍較近。姐妹倆繼續一起旅行，3月訪問了巴黎。阿德里安現在在弗吉尼亞的生活中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他們於10月在新家恢復了周四俱樂部，而戈登廣場在12月成為了戲劇閱讀協會的場地。在這一時期，該團體開始越來越多地探索進步思想，首先是在言論上，然後是在行為上，瓦妮莎在1910年宣布，成立一個人人享有性自由的自由主義社團[162]。
與此同時，弗吉尼亞開始了她的第一部小說的創作，與此同時，弗吉尼亞開始了她的第一部小說「Melymbrosia」的創作，這部小說最終定名《遠航》（The Voyage Out）（1915年）[163][161]。瓦妮莎的第一個孩子朱利安·貝爾（Julian Bell）出生於1908年2月。9月，弗吉尼亞陪同貝爾一家前往意大利和法國[164]。正是在這段時間，弗吉尼亞與姐姐的敵對情緒重新浮出水面，與克萊夫調情，克萊夫也投桃報李，從1908年到1914年，這段時間斷斷續續地持續着，直到她姐姐的婚姻破裂[165]。1909年2月17日，萊頓·斯特拉奇向弗吉尼亞求婚，她接受了，但他隨後撤回了求婚[166]。
當她在菲茨羅伊廣場時，弗吉尼亞需要一個安靜的鄉村療養，她需要六周的休息治療，儘可能遠離倫敦的鄉村。12月，她和阿德里安住在雷威斯，開始探索小鎮周圍的薩塞克斯地區。她開始想要一個屬於自己的地方，像聖艾夫斯那樣，但離倫敦更近一些。她很快就在附近的Firle找到了一處房產，並在餘生中與該地區一直保持着關係[167][168]。
1910年，布盧姆茨伯里派的幾名成員策劃了著名的無畏艦騙局（Dreadnought hoax），弗吉尼亞也偽裝成阿比西尼亞男性皇室成員，參加了這場騙局。她在1940年關於這場騙局的完整演講被發現，發表在擴展版的回憶錄《時間的平台》（The Platform of Time，2008年）中[169]。
1911年10月，菲茨羅伊廣場的租約即將到期，弗吉尼亞和阿德里安決定放棄菲茨羅伊廣場的住宅，轉而選擇另一種生活方式，在11月搬到布魯姆斯伯里不倫瑞克廣場 38號的一棟四層房屋。該建築已於1936年拆除，改建倫敦大學學院藥學院[170][171]。學院現有一塊紀念牌匾，標明地址[172]。弗吉尼亞認為這是一個新的機會，她告訴奧托琳·莫雷爾（Ottoline Morrell）「我們將嘗試各種實驗」 [168]。阿德里安住在二樓，梅納德·凱恩斯和鄧肯·格蘭特住在底樓[173]。單身女性這樣安排被認為是可恥的，喬治·達克沃斯對此感到震驚。這所房子毗鄰育嬰堂，弗吉尼亞作為一名無年長婦女陪伴的單身女子對此頗感興趣[170]。原本，凱瑟琳·考克斯也計劃住進來，但遭到了戀人魯伯特·布魯克（Rupert Brooke）的反對，迫使她放棄這一想法[168]。鄧肯·格蘭特裝飾了阿德里安·斯蒂芬的房間[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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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納德·伍爾夫是索比·斯蒂芬在劍橋大學三一學院的朋友之一，在1900年和1901年參加五月舞會（May Ball）時，在索比的房間裡注意到斯蒂芬姐妹。他回憶說，她們穿着「白色連衣裙，戴着大帽子，手裡拿着遮陽傘，她們的美麗簡直讓人窒息」。對他來說，她們沉默不語，「可怕而令人擔憂」[175]。
直到1904年11月17日，伍爾夫才與弗吉尼亞正式會面，當時他在戈登廣場與斯蒂芬一家共進晚餐，在離開前往錫蘭擔任公務員之前道別，儘管她通過索比的故事了解到了他。在那次拜訪中，他注意到她在整個用餐過程中都沉默不語，而且看上去很不舒服[176]。1909年，萊頓·斯特拉奇向伍爾夫建議，他應該向她求婚。他照做了，但沒有得到答覆。1911年6月，他休假一年回到倫敦[177]，但沒有回到錫蘭。在英格蘭，倫納德再次與家人和朋友保持聯繫。抵達三周後，他於7月3日在戈登廣場與瓦妮莎和克萊夫·貝爾共進晚餐，後來弗吉尼亞和布盧姆茨伯里派的其他成員也加入進來，倫納德將該團體的組建日期定為那個晚上[178]。9月，弗吉尼亞要求倫納德與她一起在薩塞克斯郡 菲勒（Firle）的小塔蘭德別墅（Little Talland House）度過一個漫長的周末。那個周末之後，他們開始更加頻繁地見面[179]。
1911年12月4日，倫納德搬進了不倫瑞克廣場，住在四樓的一間臥室和客廳，開始不斷地與弗吉尼亞見面，到了月底，他決定與她戀愛[180]。1912年1月11日，他向她求婚；她要求時間考慮，並因此他要求延長休假，在被拒絕後，於4月25日提出辭職，自5月20日起生效[181]。他繼續追求弗吉尼亞，在1912年5月1日的一封信中，她解釋了為什麼不贊成結婚[182]。然而，5月29日，弗吉尼亞告訴倫納德，她想嫁給他，他們於8月10日在聖潘克拉斯（St Pancras）登記處結婚[183][184]。正是在這段時間裡，倫納德第一次意識到弗吉尼亞岌岌可危的精神狀態[185]。伍爾夫一家繼續住在不倫瑞克廣場，直到1912年10月，他們向東搬到克利福德客棧（Clifford's Inn）13號的小公寓（後來拆除）[186] 。儘管倫納德的物質地位很低（伍爾夫在訂婚時稱倫納德為「一貧如洗的猶太人」），但這對夫婦非常恩愛。事實上，1937年，伍爾夫在她的日記中寫道：「做愛—25年後不能忍受分開…你看，妻子是一種巨大的快樂。我們的婚姻如此圓滿[187]。然而，弗吉尼亞在1913年試圖自殺[166]。
1914年10月，倫納德和弗吉尼亞·伍爾夫從布魯姆斯伯里和倫敦市中心搬到里士滿，住在The Green 17號，倫納德在自傳《重新開始》（Beginning Again，1964年）[188]中討論過這個家。1915年3月初，這對夫婦再次搬家，搬了附近的天堂路（Paradise Road）霍加斯府（Hogarth House）[189]，此後他們以此命名他們的出版社[171]。弗吉尼亞的第一部小說《遠航》（The Voyage Out）在1915年出版[163]，之後又發生了一起自殺未遂事件。儘管1916年引入了徵兵制，倫納德還是以醫療為由獲得了豁免[171][190]。
1924年至1940年間，伍爾夫夫婦回到布魯姆斯伯里，在塔維斯托克廣場52號訂了一份為期十年的租約[166] ，在那裡，他們在地下室經營霍加斯出版社（Hogarth Press），弗吉尼亞在那裡也有她的寫作室，廣場上有一尊她的半身像作為紀念[191]。1925年5月，《達洛維夫人》出版[192]，隨後，她於8月在查爾斯頓崩潰。1927年，她的下一部小說《到燈塔去》出版[36]，次年她在劍橋大學講授《女性與小說》（Women & Fiction），並於10月出版了《奧蘭多》（Orlando）[193]。1929年[166]，她在劍橋的兩次演講成為了她的主要論文《一間自己的房間》（A Room of One's Own）[194]的基礎。弗吉尼亞只寫了一部戲劇《淡水》（Freshwater）， 該劇取材於她的姨婆茱莉亞·瑪格麗特·卡梅隆，1935年在她姐姐位於菲茨羅伊街（Fitzroy Street）的工作室製作[195]。1936年，隨着《歲月》（The Years）的完成，她的健康再次崩潰[196][166]。
伍爾夫在倫敦的最後一處住所位於梅克倫堡廣場37號（1939–1940），在1940年9月倫敦大轟炸 期間被毀；一個月後，他們之前在塔維斯托克廣場的家也被摧毀。之後，他們把薩塞克斯作為永久的家[197]。有關弗吉尼亞·伍爾夫在倫敦各處住所的描述和插圖，參見讓·莫克羅夫·威爾遜（Jean Moorcroft Wilson）的書《弗吉尼亞·伍爾夫，生活與倫敦：地方傳記》（Virginia Woolf, Life and London: A Biography of Place，1987年）[21]。
伍爾夫的里士滿住所
The Green 17號
賀加斯府
1901年10月，19歲的弗吉尼亞開始將裝訂書籍作為一種消遣[199][200]。一段時間以來，伍爾夫夫婦一直在討論建立一家出版社，並於1916年底開始制定計劃。在發現自己沒有資格進入聖布萊德印刷學院（St Bride School of Printing）後，他們於1917年3月向法靈頓路（Farringdon Road）上的求精（Excelsior）印刷供應公司尋求建議，開始購買印刷用品，不久他們就在賀加斯府的餐桌上安裝了一台印刷機，賀加斯出版社（Hogarth Press）誕生了[200]。
他們的第一份出版物是1917年7月的「兩個故事」（Two Stories），題為「第一號出版物」，由兩篇短篇小說組成，分別是弗吉尼亞·伍爾夫的《牆上的印記》（"The Mark on the Wall"）[201]，和倫納德·伍爾夫的《三個猶太人》（Three Jews）。這本書共32頁，由多拉·卡林頓（Dora Carrington）設計，手工裝訂和縫製，並附有木刻 插圖。插圖取得了成功，弗吉尼亞評論說，該出版社「特別擅長印刷圖片，我們看到我們必須始終保持圖片的習慣」（1917年7月13日）。過程耗時兩個半月，印刷了150份[202]。接着又出版了其他短篇小說，包括《邱園》（Kew Gardens，1919年）[203]，採用雕版印刷，由瓦妮莎·貝爾製作封面[166]。後來，貝爾又為文本的每一頁都添加了插圖作為裝飾[204]。
隨後，該出版社出版了弗吉尼亞的小說以及T·S·艾略特、勞倫斯·范德波斯特（Laurens van der Post）和其他人的作品[205]。出版社還委託了當代藝術家的作品，包括多拉·卡林頓和瓦妮莎·貝爾。伍爾夫認為，要擺脫父權社會，女性作家需要一個「自己的房間」來發展，並經常幻想一個「局外人的社會」（"Outsider's Society"），在那裡，女性作家通過自己的作品，創造一個虛擬的私人空間，對社會進行女權主義批判[206]。雖然伍爾夫從未創造過「局外人社會」，但是賀加斯出版社是最接近的，因為伍爾夫夫婦選擇了以非傳統觀點出版書籍，以形成一個閱讀社區[206]。最初，該出版社專注於小型實驗性出版物，而大型商業出版商對此興趣不大。直到1930年，伍爾夫經常幫助丈夫印刷賀加斯的書，因為沒有錢發給員工[206]。1938年，弗吉尼亞在第三次自殺未遂後放棄了她的興趣。1940年9月轟炸後，在戰爭的剩餘時間裡，出版社轉移到萊奇沃思（Letchworth）[207]。伍爾夫夫婦都是國際主義者和和平主義者，他們認為促進人民之間的理解是避免另一場世界大戰的最佳方式，並非常自覺地選擇出版英國讀者不了解的外國作家的作品[206]。第一位出版的非英國作家是蘇聯人作家馬克西姆·高爾基，1920年出版了《列夫·尼古拉耶維奇·托爾斯泰回憶錄》一書（Reminiscences of Leo Nikolaiovich Tolstoy），講述了他與列夫·托爾斯泰伯爵的友誼[200]。
「布魯姆斯伯里花漿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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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布盧姆茨伯里派在戰後重組，更名為回憶錄俱樂部（Memoir Club），顧名思義，俱樂部專注於以普魯斯特的《追憶似水年華》的方式進行自我寫作，並啟發了20世紀一些更具影響力的書籍。該團體因戰爭而分散，由瑪麗·麥卡錫（Mary ('Molly') MacCarthy）重新召集，他們被戲稱為「布魯姆斯伯里花漿果」（Bloomsberries），並根據劍橋使徒的規則運作，該組織是一個大學精英辯論協會，其中許多人曾是該會的成員。這些規則強調了坦率和開放。在提交的125本回憶錄中，弗吉尼亞貢獻了三本，於1976年出版，收錄在自傳選集《存在的瞬間》（Moments of Being）[208]中，分別是《海德公園門22號》（22 Hyde Park Gate，1921年）、(1921), 《老布盧姆斯伯里》（Old Bloomsbury，1922年）和《我是斯諾布嗎？》（Am I a Snob?，1936年）[209]。
布盧姆茨伯里派的風氣鼓勵對性行為採取自由的態度。1922年12月14日[210]，伍爾夫在與克萊夫·貝爾共進晚餐時，結識了哈羅德·尼科爾森（Harold Nicolson）的妻子、作家兼園藝家薇塔·薩克維爾·韋斯特（Vita Sackville-West）[166]。在第二天的日記中，她提到了與「可愛的天才貴族薩克維爾·韋斯特」的會面[211]。當時，薩克維爾·威斯特作為詩人和小說家，在商業和評論方面都是更成功的作家[212]，直到伍爾夫去世後，她才被認為是更好的作家[213]。在一次試探性的開始後，她們開始了一段性關係，根據薩克維爾·韋斯特1926年8月17日寫給丈夫的信，這段關係只進行了兩次[214]。1925年至1928年期間，這段感情達到了頂峰，在20世紀30年代，更多的發展成了友誼[215]，儘管伍爾夫也傾向於吹噓自己與親密圈內其他女性的婚外情，比如西比勒·科爾法克斯（Sibyl Colefax）和波里尼亞克伯爵夫人（Comtesse de Polignac）[216] 。這段親密關係對兩位作家來說都是卓有成效的，伍爾夫創作了三部小說，分別是《到燈塔去》（1927年）、《奧蘭多》（Orlando，1928年）和《海浪》（The Waves，1931年），以及許多散文，包括《貝內特先生和布朗夫人》（"Mr. Bennett and Mrs，. Brown"，1924年）[217]和《寫給年輕詩人的信》（"A Letter to a Young Poet"，1932年）[218][212]。
薩克維爾·韋斯特不懈地努力提升伍爾夫的自尊，鼓勵她不要將自己視為一個因為疾病的准隱居者，覺得應該將自己隱藏在世界之外，而是讚揚她的活潑、機智、健康、智慧以及作為作家的成就[219]。薩克維爾·韋斯特引導伍爾夫重新評價自己，形成了一種更積極的自我形象，並覺得她的作品是她的強項而非弱點的產物[219]。伍爾夫從15歲開始就相信父親和醫生的診斷，認為閱讀和寫作對她的神經狀況有害，需要園藝等體力勞動來防止神經完全崩潰。這導致伍爾夫花了很多時間痴迷地從事這種體力勞動。[219]
薩克維爾·韋斯特是第一個向伍爾夫說自己被誤診的人，她認為從事閱讀和寫作對她安撫神經是更好的，她接受了建議[219]。在薩克維爾·韋斯特的影響下，伍爾夫學會在閱讀、寫作和書評等各種形式的智力活動之間切換，而不是把時間花在體力活動上，那會削弱她的力量，惡化她的神經[219]。薩克維爾·威斯特選擇了經濟困難的霍加斯出版社作為她的出版商，在經濟上幫助伍爾夫夫婦。薩克維爾·韋斯特的第一部小說《厄瓜多爾的色誘》（Seducers in Ecuador）由霍加斯出版，並不成功，第一年僅售出1500本，但他們出版的下一部薩克維爾·威斯特小說《愛德華時代》（The Edwardians）是暢銷書，前六個月售出了30000本[219]。薩克維爾·韋斯特的小說，拯救了霍加斯出版社[219]。然而，伍爾夫並不總是欣賞這樣一個事實：正是薩克維爾·韋斯特的書讓霍加斯出版社保持了盈利，1933年她寫了一本「女僕」（"servant girl"）小說[219]。薩克維爾·韋斯特小說的暢銷所帶來的經濟保障，反過來又讓伍爾夫從事了更多實驗性的工作，比如《海浪》（The Waves），因為伍爾夫在完全依靠霍加斯的收入時必須謹慎[219]。
1928年，伍爾夫向薩克維爾·韋斯特（Sackville West）贈送了一本《奧蘭多》（Orlando）[193]，這是一本奇幻的傳記，其中這位同名英雄的一生跨越了三個世紀，以及男女兩性。這本書於10月出版，就在9月這兩位女性一起去法國旅行一周後不久，薇塔·薩克維爾·韋斯特的兒子奈傑爾·尼科爾森（Nigel Nicolson）寫道，「薇塔對弗吉尼亞的影響都包含在《奧蘭多》（Orlando）一書中，這是文學史上最長最迷人的一封情書，她在書中探索薇塔，在幾個世紀中編織她，將她從一個性別拋到另一個性別，與她玩耍，給她穿上毛皮、蕾絲和綠寶石，挑逗她，與她調情，在她周圍蒙上一層薄霧。」[220]這兩位女性戀情結束後，仍然一直是朋友，直到1941年伍爾夫去世。弗吉尼亞·伍爾夫也與她倖存的弟弟阿德里安和姐姐瓦妮莎保持着親密關係；哥哥索比26歲時死於傷寒。[221]
弗吉尼亞需要一個供她逃避的鄉村度假勝地。1910年12月24日，她在薩塞克斯郡雷威斯附近的菲爾勒（Firle）找到了一所出租房子。她獲得了一份租約，並在第二個月接管了這所房子，取名為「小塔蘭德別墅」（Little Talland House）, 以他們在康沃爾的童年住所命名，儘管這實際上只是一棟位於市政廳對面的主街道上的新的紅色山牆別墅。弗吉尼亞對小塔蘭德別墅的外觀有點貶損，稱其「礙眼」[222]而且「令人難以置信的醜陋，用後印象派的色彩拼湊而成」[223]。但是，她和瓦妮莎裝飾了內部，「在暴風雨中把地板染成了大西洋的顏色」[224]他的租約很短，[225]}}[167][225]。10月，她和倫納德·伍爾夫在從費爾（Firle）沿着烏斯河（Ouse）散步[226]時，在阿什漢姆（Ashham）以西幾英里外，發現了阿什漢姆別墅（Ashham House），有時拼寫為「阿什漢姆」（Asheham）。這座房子於1994年拆除[197]。這座房子位於一條綠樹成蔭的道路盡頭，是一座奇特而美麗的攝政時期哥特式房屋，坐落在一個偏僻的地方[197]。她形容它「平坦、蒼白、寧靜、泛黃」，沒有水和電，還據稱鬧鬼[227]。她和凡妮莎在新年時聯合租了一份五年的租約[226]，他們於1912年2月搬進了這棟房子，並於9日舉行了一場暖屋派對[228][229]。
那一年晚些時候，伍爾夫夫婦的新婚之夜就是在阿什漢姆度過的。她在《阿什漢姆日記》（Asham Diary）中，記錄了他們在那裡度過的周末和假日的事件，其中一部分後來於1953年出版，名為《作家日記》（A Writer's Diary）[230]。在寫作方面，《遠航》（The Voyage Out）和《夜與日》（Night and Day）的大部分都是在那裡完成， [231]。阿什漢姆為伍爾夫提供了從倫敦生活節奏中急需的解脫，她在1919年5月5日的日記中表達了一種快樂，「哦，但我們在阿什漢姆過得多麼快樂！那是一段最美妙的時光。一切都很自由；但我無法分析我快樂的所有來源」。[232]阿什漢姆也是《鬼屋》（A Haunted House，1921-1944年）的靈感來源， [233][234][227]布魯姆斯伯里派的成員，包括瓦妮莎•貝爾和羅傑·弗萊，都曾在阿什漢姆作畫。[235]正是在阿什漢姆的這段時間裡，凱·考克斯開始服務弗吉尼亞，變得非常有用[236]。
薩塞克斯的生活
1916年，倫納德和弗吉尼亞在阿什姆（Asham）發現了一座出租的農舍，大約四英里遠，他們認為這是她姐姐的理想選擇。最終，凡妮莎來到這裡視察，並於同年10月搬了進來，將其作為家人的避暑之家。查爾斯頓農舍將成為布魯姆斯伯里派文藝圈子的夏季聚會場所[237]。
戰爭結束後，1918年，房東通知伍爾夫夫婦，一年後他需要房子。1919年中，他們在絕望中，以300英鎊的價格購買了雷威斯 的「一座非常奇怪的小房子」，圓屋（Round House） ，是一座經過改建的風車磨房[228][229][233]。他們剛買下圓屋不久，附近羅德麥爾（Rodmell）的蒙克之屋拍賣，這是一座帶橡木橫梁的防風雨板房屋，據說是15或16世紀的房子。萊昂納德夫婦青睞後者的果園和花園，出售了圓屋，並以700英鎊的價格購買蒙克之屋[238][166]。蒙克別墅也沒有水和電，但有一英畝的花園，可以眺望烏斯河（Ouse）對面的南唐斯（South Downs）丘陵。倫納德·伍爾夫將這種觀點（以及設施）[239]描述為自喬叟時代以來就一直沒有改變[240]。1940年，在他們倫敦的家遭到轟炸後，這裡成為了他們的永久住所，弗吉尼亞一直住在那裡，直到她去世。與此同時，瓦妮莎於1936年將查爾斯頓作為她的永久居所[241]。1941年初，弗吉尼亞正是在蒙克之屋完成了《幕間》（Between the Acts）[242][242]，隨後又發生了另一次崩潰，直接導致她於1941年3月28日自殺，小說於當年晚些時候出版[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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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弗勒（Firle）期間，弗吉尼亞更加熟悉魯珀特·布魯克（Rupert Brooke）和他的社交圈，他們綽號「新異教徒」（Neo-Pagans），追求社會主義、素食主義、戶外運動和另類生活方式，包括裸體。他們受到比得萊斯學校（Bedales）、費邊社和雪萊精神的影響。婦女穿着涼鞋、襪子、露頸襯衫和頭巾。儘管伍爾夫有些保留意見，還是參與了他們的活動一段時間，與布魯姆斯伯里派的懷疑主義智識主義形成鮮明對比，她被他們田園般的天真迷住了。弟弟阿德里安給她起了綽號「山羊」。喬治·達克沃思也用「山羊」調侃弗吉尼亞，她在1921年5月13日寫信給瓦妮莎說，「他總是叫我『可憐的山羊』」。[243]
雖然伍爾夫喜歡在格蘭徹斯特（Grantchester）的牧師樓與布魯克共度周末，包括在那裡的游泳池游泳，但這似乎主要是一項文學活動。他們還共享一位名叫莫里斯·克雷格（Maurice Craig）的精神科醫生。[244]1911年1月的一個周末，她在牛津通過「新異教徒」（Neo-Pagans）結識了凱科克斯（Ka Cox），她曾是「星期五俱樂部」（Friday Club）的一員，現在成了她的朋友，在她的治療疾病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弗吉尼亞給她起了個綽號「布魯恩」（"Bruin"）。與此同時，她發現自己陷入了三角關係，涉及凱、雅克·拉韋拉特（Jacques Raverat）和格溫·達爾文。她對另一對（雅克和格溫）感到不滿，他們於1911年晚些時候結婚，這不是弗吉尼亞所期望的結果。他們後來出現在《到燈塔去》和「歲月」（The Years）。她感到的排斥，讓人想起斯特拉·達克沃斯的婚姻，以及她與瓦妮莎和克萊夫的三角關係[245]。
這兩組人最終鬧翻了。1911年末，布魯克迫使凱搬出不倫瑞克廣場弗吉尼亞的房子，稱其為「下流之家」（"bawdy-house"）。到1912年底，他強烈反對布魯姆斯伯里。後來，她諷刺布魯克，他的過早死亡導致了他的理想化，並對「我生命中那個階段的新異教徒」表示遺憾。1918年凱與威廉·愛德華·阿諾德·福斯特（William Edward Arnold-Forster）結婚，弗吉尼亞深感失望，對她越來越挑剔。[245]
對伍爾夫的心理健康，已進行了大量研究。伍爾夫從13歲起，其母親去世後，就經歷了從嚴重抑鬱到狂躁興奮的周期性情緒波動，包括精神病發作（psychotic episodes），家人稱之為「發瘋」。[246][157]然而，正如赫敏·李（Hermione Lee）所指出的，伍爾夫並沒有「瘋」；她只是一個在相對短暫的一生中，飽受疾病折磨並與之鬥爭的女人，一個「非凡的勇氣、智慧和堅忍」的女人，她對這種疾病做了最好的利用，並取得了最好的理解。弗吉尼亞·伍爾夫（Virginia Woolf）用「發瘋」（"mad"）一詞來指代她的精神病發作，，她在後來的幾年裡對凱·考克斯（Ka Cox）感到憤怒，她在1938年5月25日知道凱·考克斯死時，在日記中寫道，因為讓她「有了自我意識；想起她是如何看到我發瘋的」 [247][248]}}[249]
今天，精神病學家認為，她的病構成了雙相情緒障礙症 [250]。1895年，她的母親去世，這是「可能發生的最大災難」[251][252]，引發了一場情緒激動和抑鬱交替的危機，伴隨着非理性的恐懼，他們的家庭醫生塞頓醫生（Dr. Seton）為此規定了休息、停止功課和寫作，由斯特拉監督，定時散步[253]。然而就在兩年後，在1897年，斯特拉也去世了，引發了她的下一次危機，她在15歲時第一次表達了對死亡的願望，在10月的日記中寫道「死亡會縮短和減少痛苦」。然後她停止了一段時間的日記。後來她在《時光流逝》（"Time Passes"）或《到燈塔去》（1927年）中重現這一場景[36][254]。
1904年她父親的去世引發了她最令人震驚的崩潰，5月10日，她從窗戶里跳了出來，她短暫地被送進醫院[50]，由父親的朋友、著名的精神病學家喬治·薩維奇（George Savage）照顧。薩維奇指責她的教育造成了她患病[83][255]—當時許多人都不贊成教育，認為不適合女性[97]。她在斯特拉的朋友維奧萊特·迪金森（Violet Dickinson）的家中，以及姑姑卡羅琳在劍橋的家中養病[256]。到1905年1月，薩維奇醫生認為她「痊癒了」[156]。維奧萊特比弗吉尼亞大17歲，成為她最親密的朋友之一，也是她更有效的護士之一。她在1903年5月4日給維奧萊特的信中，描述這是「浪漫的友誼」[257]，在伍爾夫的信件中，稱維奧萊特為「我親愛的女人」，「這種浪漫的友誼應該被保留」 [258]。她哥哥索比於1906年去世，標誌着「死亡十年」結束了她的童年和青春期。戈登（2004）寫道：「幽靈般的聲音對她說話越來越迫切，可能比住在她身邊的人更真實。當死亡的聲音催促她去做不可能的事情時，他們把她逼瘋了，但在控制之下，他們成了小說的素材…」 [1]
根據薩維奇博士的建議，弗吉尼亞在1910年、1912年和1913年，在特威克納姆劍橋公園15號的伯利府（Burley House），由讓•托馬斯小姐（Miss Jean Thomas）經營的「一家為患有神經障礙的女性提供的私人療養院」，度過了三個短暫的時期[259][260]。1910年2月底，她變得越來越焦躁不安，薩維奇醫生建議離開倫敦。6月，瓦妮莎租下了坎特伯雷郊外的「護城河之家」（Moat House），但沒有任何改善，於是薩維奇醫生（Dr. Savage）將她送到伯利進行「休息治療」，包括部分隔離、文學剝奪（deprivation of literature）和強制餵食，六周後，她在康沃爾郡和多塞特郡進行秋季康復。
她討厭這種經歷；7月28日，她寫信給姐姐瓦妮莎[261]，描述虛假的宗教氛圍令人窒息，機構醜陋，並說想要逃離「我很快就得從窗戶跳出來」[1]。被送回的威脅後來導致她考慮自殺[262]。儘管她提出了抗議，薩維奇還是在1912年因失眠和1913年因抑鬱症將其轉診。
1913年9月從伯利府出來後，她於13日徵求了另外兩位醫生的進一步意見：莫里斯·賴特（Maurice Wright）和亨利·海德（Henry Head），後者曾是亨利·詹姆斯的醫生。兩人都建議她回到伯利府。沮喪的她回到家中，試圖自殺，過量服用了100 格令的巴比妥，險些喪命[263]。她被凱·考克斯（Ka Cox）發現，並尋求幫助。
她康復後，於9月30日，在凱·考克斯和一名護士的陪同下[264]，前往薩塞克斯郡東格林斯特德喬治·達克沃斯的住所達林里奇大廳（Dalingridge Hall）療養，並於11月18日與考克斯和珍妮特·凱斯（Janet Case）一起返回阿沙姆（Asham）。在接下來的兩年裡，她一直不穩定，又發生了一起涉及安眠藥的事件，她聲稱這是一次「意外」，並於1914年4月諮詢了另一位精神病學家莫里斯·克雷格（Maurice Craig），後者解釋說，她無法確診為精神病，送往醫院。
1914年夏天的其餘時間，她的情況有所好轉，他們搬到了里士滿，但在1915年2月，就在《遠航》即將出版之際，她又一次復發，在那一年的大部分時間裡，她的健康狀況都很差[265]。雖然托馬斯小姐的預測很悲觀，但在20年的疾病纏身後，她開始恢復，[266][267]但是，她周圍的人中，有一種感覺，她現在已經永久地改變了，但並沒有變得更好。[268]
在她的餘生中，反覆患上抑鬱症。1940年，許多因素似乎壓倒了她。她的羅傑·弗萊傳記於7月出版[269]，然而受歡迎的程度令她感到失望。戰爭的恐怖使她沮喪，他們在倫敦的房子在9月和10月的倫敦大轟炸中被毀。伍爾夫於11月完成了《幕間》（Between the Acts，1941年去世後出版）[242]，完成一部小說常常伴隨着疲憊[270]。她的健康越來越受到關注，最終決定於1941年3月28日結束生命[260]。
儘管這種不穩定經常影響她的社交生活，但她能夠在一生中幾乎沒有中斷的情況下繼續她的文學創作。伍爾夫本人不僅在日記和信件中生動地描述了自己的症狀，還對困擾她的惡魔做出了回應，有時甚至讓她渴望死亡[250]：「但我是否希望避免這些悲傷總是一個問題……這9周讓人陷入深淵……一個人掉進了井裡，沒有什麼能保護自己免受真相的攻擊。[271]」
精神病學對伍爾夫幾乎沒有什麼幫助，但她意識到寫作是使她能夠應對疾病的行為之一[250]：「我唯一的生存方式...是通過工作...當我一停止工作，我就覺得自己在往下沉，往下沉。和往常一樣，我覺得如果我再深入下去，我就會找到真相[272]。」沉入水中是伍爾夫對抑鬱和精神病影響的隱喻，也是尋找真相的隱喻，最終是她選擇的死亡方式。[250]
在伍爾夫的一生中，一直在努力尋找疾病的意義，但沒有成功：一方面這是一種障礙，另一方面，她將之視為她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她藝術的一個必要條件[250]。她的經歷為她的作品提供了素材，比如《達洛維夫人》（Mrs Dalloway，1925年）中塞普蒂默斯·沃倫·史密斯（Septimus Warren Smith）的角色，她和伍爾夫一樣，被死亡所困擾，最終自殺而不是進入療養院[1]。
倫納德·伍爾夫講述了在他們結婚的30年裡，他們諮詢了哈里街的許多醫生，他們診斷為神經衰弱，但是他覺得他們對病因病情了解甚少。建議的解決方案很簡單—只要她過着平靜的生活，沒有任何體力或腦力消耗，她就很好。另一方面，任何精神、情緒或身體上的緊張，都會導致她的症狀再次出現首先是頭痛，接着是失眠和思維開始失控。她的治療方法很簡單：在黑暗的房間裡睡覺，喝大量的牛奶，然後症狀慢慢消退。[273]
現代學者，包括她的姨侄和傳記作家昆汀·貝爾[274]，都認為她的精神崩潰和隨後反覆發作的抑鬱，受到了同母異父的兄弟喬治·達克沃斯和傑拉德·達克沃斯的性虐待的影響。伍爾夫在自傳散文《過去的素描》（A Sketch of the Past）和《海德公園門22號》（22 Hyde Park Gate）中回憶了這一點。傳記作者指出，當斯特拉於1897年去世時，沒有制衡力量來控制喬治的捕食和夜間的徘徊。弗吉尼亞將他描述為她的初戀情人，「肯辛頓和貝爾格拉維亞的老太太們從來不知道喬治·達克沃斯不僅是那些可憐的斯蒂芬女孩的父親、母親、兄弟和姐妹，他還是她們的情人[275][1]。
很可能其他因素也起了作用。有人提出，因素中包括遺傳傾向，因為創傷和家族史都與雙相情感障礙有關。[276] 弗吉尼亞的父親萊斯利·斯蒂芬患有抑鬱症，同父異母的妹妹勞拉被送進了醫院。弗吉尼亞的許多症狀，包括持續的頭痛、失眠、易怒和焦慮，都與她父親的症狀相似[277]。另一個因素是她在工作中給自己施加的壓力；例如，她在1913年的崩潰至少部分是因為需要完成《遠航》（The Voyage Out）[278]
弗吉尼亞本人暗示，她的疾病與她如何看待女性在社會中被壓抑的地位有關，當她在《自己的房間》（A Room of One's Own）中寫道，如果莎士比亞有一個同樣天才的妹妹，「她肯定會發瘋，開槍自殺，或者在村外的某個偏僻小屋裡結束自己的生命，一半是女巫，一半是巫師，令人恐懼和嘲笑」。這些靈感來源於伍爾夫所說的「瘋狂熔岩」（lava of madness）,在1930年寫給埃塞爾·史密斯 的信中，描述了她在伯利（Burley）的那段時光[1][279][280]：
作為一種經歷，我可以向你保證，瘋狂是可怕的，不要不以為然；在它的熔岩中，我仍然能找到我所寫的大部分東西。它噴發出一個人一切成形的、最終的東西，而不是像理智一樣，只是那麼一點點。我躺在床上六個月，—而不是三個月—教會了我很多關於所謂自我的東西[281]。
托馬斯·卡拉馬格諾（Thomas Caramano）[282]和其他人[283]在討論她的疾病時，，反對看待精神疾病的「神經質-天才」（neurotic-genius）方式，這種方式認為創造力和精神疾病是聯繫在一起的，而不是對立的[284][282]。斯蒂芬·特隆布利（Stephen Trombley）形容伍爾夫與她的醫生之間存在對抗關係，可能作為女人，可能是一個「男性醫學的受害者」，指的是對精神疾病缺乏了解，特別是在當時。[285][286]。
在完成了她最後一部小說《幕間》（Between the Acts，1941，死後出版）的手稿後[242]，伍爾夫陷入了一種類似於她之前經歷過的抑鬱症。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在倫敦大轟炸期間，她在倫敦的住所被毀，而她關於已故朋友羅傑·弗萊的傳記市場反響不佳[269]，都使她的病情惡化，直到無法工作[288]。當倫納德加入英國國民軍時，弗吉尼亞表示反對。她堅持和平主義，批評丈夫所穿的「愚蠢的英國國民軍制服」[289]。
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後，伍爾夫的日記表明她痴迷於死亡，隨着她的情緒越來越低落，這一點越來越明顯[290]。1941年3月28日，伍爾夫在自己的口袋裡裝滿了石頭之後，投入她家附近的歐塞河（River Ouse）自盡[291]。直到4月18日，她的屍體才被發現[292]。她的丈夫將她火化後的骨灰埋在了薩塞克斯郡羅德梅爾（Rodmell）的住所蒙克之屋花園裡的一棵榆樹下[293]。
在寫給丈夫的遺書中，她寫道：
最親愛的， 我確信我又要瘋了。我覺得我們不能再經歷一次那種可怕的時刻了。這次我不會康復了。我開始聽到聲音，我無法集中注意力。所以我在做似乎最好的事情。是你給了我最大的快樂。你已經盡了人之所有所能的。我不認為，在這場可怕的疾病來臨之前，會有兩個人有比我們更幸福了。我再也忍不住了。我知道是我毀了你的生活，沒有我的話你可以去工作。你知道的。你看我連這個都寫不好。我沒法閱讀。我想說的是，我一生的幸福都歸功於你。你對我很有耐心，而且非常好。我想說，每個人都知道。如果有人能救我，那一定是你。一切都離我遠去了，除了你的善良。我不能再繼續破壞你的生活了。我不認為有兩個人會比我們倆更幸福。[294][295]
最近關於伍爾夫的研究大多關注於三個方向：女權主義、同性戀傾向及憂鬱症病史。這方面的一個例子是 1997 年 Eileen Barrett 和 Patricia Cramer 所著的一系列文學批評：《Virginia Woolf: Lesbian Readings》。
1966年伊麗莎白·泰勒曾主演的電影《靈欲春宵》（Who's afraid of Virginia Woolf？），但這部影片的名字，卻和 Virginia Woolf 沒有絲毫關系，而是套用了一曲英國童謠，名為「Who's afraid of the big, bad wolf?」
在 2002 年，出現了一部以吳爾芙在寫《達洛維夫人》期間故事為題材的電影《時時刻刻》。這部電影獲得了奧斯卡最佳影片獎的提名，最後沒有獲獎。而影片的主角妮可·基曼獲得了最佳女主角獎。這部電影取材於普利策獎得主麥可·康寧漢1998 年的同名小說。電影名字「The Hours」是吳爾芙在創作期間為《達洛維夫人》所起的暫時名字。不過有些研究吳爾芙的學者對吳爾芙在影片中的形像非常不滿。
- 出航（The Voyage Out，1915年）
- 夜與日（Night and Day，1919年）
- 雅各的房間（Jacob's Room，1920年）
- 達洛維夫人（Mrs. Dalloway，1925年）
- 到燈塔去（To the Lighthouse，1927年）
- 奧蘭多（Orlando: a Biography，1928年）
- 海浪（The Waves，1931年）
- 歲月（The Years，1937年）
- 幕間（Between the Acts，1941年）
- 短篇小說集
- 鬼屋及其他（The Haunted House and Others）
- Kew Gardens (short story) (1919)
- Monday or Tuesday (1921)
- A Haunted House and Other Short Stories (1944)
- Mrs Dalloway's Party (1973)
- The Complete Shorter Fiction (1985)
- Carlyle's House and Other Sketches (2003)
- 自由的房間（A Room of One's Own，1929年）
- 普通讀者I（The Common Reader，1925年）
- 普通讀者II（The Second Common Reader，1933年）
- 三個畿尼（Three Guineas，1938年）
- 羅傑·弗萊傳記（Roger Fry: A Biography，1940年）
- 飛蛾之死及其它（The Death of the Moth and Other Essays，1942年）
- 瞬間及其它隨筆（The Moment and Other Essays，1948年）
- 存在的瞬間（Moments of Being）
- 現代小說（Modern Fiction，1919年）
維吉尼亞‧吳爾芙出版了三本書，並給了它們「傳記」 ("A Biography")的副標：
- Orlando: A Biography (1928, usually characterised as a novel inspired by the life of Vita Sackville-West)
- Flush: A Biography (1933, more explicitly cross-genre: fiction as "stream of consciousness" tale by Flush, a dog; non-fiction in the sense of telling the story of the owner of the dog, Elizabeth Barrett Browning), reprinted in 2005 by Persephone Books
- Roger Fry: A Biography (1940, usually characterised as non-fiction, however: "[Woolf's] novelistic skills worked against her talent as a biographer, for her impressionistic observations jostled uncomfortably with the simultaneous need to marshal a multitude of facts."[298])
- Modern Fiction (1919)
- The Common Reader (1925)
- 自己的房間 (1929)
- On Being Ill (1930)
- The London Scene (1931)
- The Common Reader: Second Series (1932)
- Three Guineas (1938)
- The Death of the Moth and Other Essays (1942)
- The Moment and Other Essays (1947)
- The Captain's Death Bed And Other Essays (1950)
- Granite and Rainbow (1958)
- Books and Portraits (1978)
- Women And Writing (1979)
- Collected Essays (six volumes)
- Freshwater: A Comedy (performed in 1923, revised in 1935, and published in 1976)
- Stavrogin's Confession & the Plan of 'The Life of a Great Sinner, from the notes of Fyodor Dostoevsky, translated in partnership with S. S. Koteliansky (1922)
- A Writer's Diary (1953)—Extracts from the complete diary
- Moments of Being (1976)
- A Moment's Liberty: the shorter diary (1990)
- The Diary of Virginia Woolf (five volumes)—Diary of Virginia Woolf from 1915 to 1941
- Passionate Apprentice: The Early Journals, 1897–1909 (1990)
- Travels With Virginia Woolf (1993)—Greek travel diary of Virginia Woolf, edited by Jan Morris
- The Platform of Time: Memoirs of Family and Friends, Expanded Edition, edited by S. P. Rosenbaum (London, Hesperus, 2008)
- Congenial Spirits: The Selected Letters (1993)
- The Letters of Virginia Woolf 1888–1941 (six volumes, 1975–1980)
- Paper Darts: The Illustrated Letters of Virginia Woolf (1991)
- Selections Autobiographical and Imaginative from the Works of George Gissing ed. Alfred C. Gissing,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Virginia Woolf (London & New York, 1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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