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楚教亂（1796年－1804年），又稱之為白蓮教之亂、川楚白蓮教起義或川楚白蓮教起事，指清朝嘉慶年間爆發於四川、陝西、河南和湖北邊境地區的白蓮教徒武裝反抗政府的事件。
背景
清朝乾隆晚期，由於人口增長迅速，土地兼併嚴重，河南、安徽、江西各地出現大量饑民，其中大約有一百萬人前來川楚邊境就食。川、楚、陝三省邊境，盡是崇山峻嶺，遼闊廣袤的「南山老林」與「巴山老林。」[1]這些棚民受僱於木廂廠、鐵廠、紙廠，受盡各種不平等的剝削，生活極為艱難。[2]
而民間秘密宗教白蓮教，宣揚彌勒佛未來會「改造世界」的傳說，並以「教中所獲資財，悉以均分」，「有患相救，有難相死，不持一錢可周行天下」等平均、互助思想在其中迅速流行，從者日眾。
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襄陽地區的白蓮教首領齊林、王聰兒、宋之清、樊學明等謀劃於正月元宵燈節，趁官府疏於戒備之機起事。然事泄，齊林、宋之清等人慘遭殺害。唯齊林之妻王聰兒和劉之協倖免於難。
乾隆六十年（1795年），湖北各地白蓮教首領再約定於次年起事，然又為清廷偵知，便以邪教為名大量抓捕教民。一時各地地方官以查拿邪教為名，行敲詐勒索之實，「不論習教不習教，但論給錢不給錢」，[3]任聽胥吏多方勒索，「不遂所欲，即誣以邪教治罪」。[4]此舉進一步激起了教眾的反抗。
經過
嘉慶元年正月初七（1796年2月15日），宜都、枝江一帶的教眾張正謨、聶傑人等首先起事。枝江的劉盛鳴、長陽的林之華、覃加耀、黃廷柱，宜都的曾廣寧等人相繼響應，很快就蔓延到四川、陝西、河南等省。時嘉慶尚未親政，政務由乾隆處理，乾隆遂命和珅之弟和琳、大學士孫士毅、福康安、成都將軍觀成、總督福寧等剿之。一開始清軍主力指向湖北，企圖集中兵力圍殲襄陽教軍。然八月，襄陽教軍突圍，從襄陽地區轉至鍾祥。十月，達州徐天德、王登廷起事，東鄉冷天祿、王三槐接連起事，接着太平孫賜俸、龍紹周等人亦起事。十一月，陝西安康馮得仕、林開泰、翁祿玉起事。十二月二十一日，方山寨羅其清聚徒起事，苟文明、鮮大川等人應之，一時聚教徒數千，推羅定國為「老教」、羅其清為「元帥」。
嘉慶二年初，襄陽教軍進軍到河南。為了分散清軍兵力，二月初，在河南滹坨鎮的襄陽教軍兵分三路，突破清兵重圍，成功在鎮安會師，再分兵移師四川，行蹤不定，機動靈活，「不整隊，不走平原，惟數百為群，忽分忽合，忽南忽北」。使清兵疲於奔命。三月初十，襄陽女子王聰兒、姚之富等人起事，成為各支白蓮教軍隊的主力，在湖北、四川、河南、陝西各省游動作戰。
教軍在東鄉會師後，各路教軍決定按地區進行編組，以黃、藍、青、白等各色為號。湖北襄陽教軍以王聰兒、姚之富為首稱襄陽黃號，兵力亦最強大。四川教軍徐天德為首稱達州青號，下屬有徐天壽、趙麻花、汪瀛等各部；冷天祿、王三槐等部稱東鄉白號，下屬有張子聰、庹向瑤各部。明亮等率領清軍從三面向四川包抄，襄陽教軍決定撤離四川。
當時八旗兵將領長期養尊處優、生活腐化，早已喪失戰鬥能力。綠營兵的戰鬥力也大為削弱，作戰時往往「虛張聲勢，稍有斬獲，以少報多」。清軍將領「惟酒肉笙歌自娛」，戰事一起則「擁兵自衛，或命將弁堵剿，將弁亦不向前，惟催督鄉勇，鄉勇亦不踴躍」。總兵德楞泰以為白蓮教「行不必裹糧，住不藉棚帳，黨羽不待徵調，蹂躪於數千里」的流動作戰方式，提出實行「令民築堡御賊」之法。[5]此法甫出，即收良效，「紳士梁友谷等築堡團練，賊不能犯，保護鄉里十餘萬人」。合州刺使龔景瀚進一步提出堅壁清野法，更強調團練功能，明確提出在「清查保甲」基礎之上組織團練。每戶取壯丁二三人，官方發給鳥槍刀矛等器械，每一堡寨擇營中千把或外委一員，兵三四名，組織訓練。由於各支白蓮教軍互不統屬，無法相互呼應，遂被清軍隊各個擊破。七月王聰兒、姚之富部由白帝城（奉節）回軍入鄂，攻陣巴東、興山，向宜昌前進，然為清軍所堵，遂轉往陝南，西至寧羌，再越秦嶺，劍指西安。清總兵王文雄於焦家鎮圪子嶺和王聰兒接仗，王聰兒不敵，退至山陽（商縣之南）。
嘉慶三年（1798年），德楞泰追至山陽，王聰兒再退，德楞泰以一日一夜一百七十里的速度窮追，追到鄖西，白蓮教軍被圍困在三岔河。王聰兒、姚之富皆跳崖自殺死。其餘部由張漢潮統率，衝出重圍，再轉入陝西。嘉慶三年（1798年）春，因平亂進展緩慢，額勒登保被奪爵職、花翎，降為副都統。白蓮教軍所到之處，「有屋舍以棲止，有衣食、火藥以接濟，有騾馬芻草以奪騎更換」，且有各地教徒「為之嚮導負運」，故能多次重創清軍。嘉慶三年十一月下旬，張漢潮部擬由川入陝。川北的龔建等帶領千餘人打算與張漢潮會合，遭清軍圍剿未遂。
嘉慶四年正月初三（1799年2月7日），乾隆駕崩，嘉慶帝正式親政，立賜死和珅，並逮捕戴如煌、常丹葵等官逼民反的禍端以收買人心。[6]和珅伏誅之日，王三槐押解到京。嘉慶帝命軍機大臣等審問三槐，供稱「官逼民反」四字。清廷改以勒保為經略大臣，明亮、額勒登保為參贊大臣，節制川、陝、楚、豫、甘五省官軍進擊，並曉諭州縣辦團練，並依山隘寨堡，扼守要路，堅壁清野。嘉慶四年（1799年）正月，白蓮教青號徐天德部為額勒登保所敗，逃至開江仁市鋪，與黃號王光祖會合。三月，清軍追打冷天祿於大竹，蕭占國、張長庚由閬州逃竄至營山，並斬殺蕭占國、張長庚，再殺冷天祿。嘉慶四年，清軍慶成，陝西巡撫永保與明亮有隙，「師行不相顧」，八月，命那彥成為欽差大臣，督師明亮，並將慶成、永保二人撤職。
嘉慶四年（1799年）七月，白蓮教軍高均德等部入房縣。八月，清總督倭什布、清將明亮、恆瑞、德勒泰、王文雄、孫清源等迎戰，教軍不敵，轉入竹山、竹溪，再謀退駐河南。是年九月中下旬，張漢潮率主力由鳳縣入留壩，清軍明亮、恆瑞帶兵追剿。雙方在留壩山、南江口一帶展開血戰。張部殺馬騾以塞山路，困阻追兵，翻越老林，敗走徽縣。同時教軍樊人傑、唐明萬等路屯聚黃村十二壩，攻破西路雙泉子卡隘，擊斃都司吳經國，轉往鍾家溝，準備從南鄭、沔縣過漢江。這時清軍王文雄部趕到新集一帶防堵，並在瓦子嶺於教軍接仗，樊人傑受重傷。十一月，蒼溪戰役爆發，教軍打敗額勒登保、穆克登布和楊遇春所率領的清軍。王廷詔、楊開甲率二萬餘人經陝西城固進入甘肅，徐天德進入湖北。
嘉慶五年（1800年）二月，冉天元部經過劍州、南部、鹽亭、射洪，進軍到江油馬蹄岡。三月，江油戰役爆發，冉天元部大敗清將德楞泰，然清援軍在楊遇春、羅思舉的率領下趕到，內外夾攻，冉天元因戰馬受傷，墜澗被俘，陣亡於成都。此後，白蓮教軍轉入低潮，人數從十多萬人劇減至幾萬人，許多重要將領相亦繼犧牲或被俘。三至五月間，轉戰甘肅等地的教軍先後回陝西。四月，楊開甲、辛聰、張天倫等在西鄉一帶包圍清軍恆瑞部，不久因清援軍趕來，教軍北撤，留張漢潮餘部阻擋追兵，被清軍楊遇春部殺傷眾多。六月，劉之協在河南峽縣與李岳、孫繼元、王哲等千餘人再度起事，自稱天王劉之協。清布政使馬慧裕發兵鎮壓，劉之協戰敗，欲逃往湖北，途經葉縣時，被清兵逮捕，傳送京師處凌遲。七月，勒保在川經略無功，清廷以額勒登保為經略大臣，對白蓮教軍迎截夾擊。額勒登保用兵，賞罰分明，能與士兵同甘共苦，人樂為用。[7]湖北道員胡齊崙治餉餽送諸將，只有額勒登保無所受，詔嘉其「忠勇公清，為東三省人傑」。教軍伍金柱、高天德、馬學禮部由甘肅轉入湖北，清提督王文雄於西鄉截堵馬學禮部，馬應祥以近兩萬人設伏於法寶山中，雙方展開激戰，二十五日，鏖戰至午，文雄左臂被馬應祥砍斷，墜馬被殺，副將鮑貴及都司、守備、千總、把總、士卒等數百人戰死，屍橫遍野。十二月上中旬，教軍高天升等部進入漢北山地，與樊人傑、冉天士、冉學聖等部合隊，由洋縣華陽東走，打算攻下商洛。因遭到清軍防堵，轉攻觀音堂、田家嶺，因清軍防守甚堅而不下。至年底樊人傑部由寧羌入四川。冉學聖等改走華陽，與高天升等入甘肅。十二月十九日，冉天元和楊開第部由南鄭廟壩出擊，攻打陳家埡未果。冉天元部再分三路，攻撲巫山埡又失敗。高天升在洵陽失利犧牲。
嘉慶六年（1801年），川東教軍領袖徐天德部入陝西，在西鄉兩河口渡河時，被德楞泰軍追及，船翻溺死，教軍分裂，走向衰敗。二月，楊遇春生擒王廷詔於川、陝交界的鞍子溝，長麟拿獲前此戕害王文雄的教軍領袖馬應祥，仁宗特降旨以馬應祥首級傳送王文雄家祭致。四月初一，楊遇春兵與高家營激戰於鐵鎖關、二郎壩，生俘高天德（高三）、馬學禮（馬五）等。嘉慶帝晉額勒登保二等子爵，楊遇春世襲騎都尉。教軍冉學勝部乘清長麟軍南下，在留壩大敗清軍楊奎猷部，擒斬清總兵、副都統以下將士數百人，獲大量米糧，再由秦州渡渭水。四月，額勒登保親率大軍追擊冉學勝部，冉部渡漢南，進入巴山。五月，冉部又與曾芝秀、張天倫等部會合。額勒登保急調楊遇春軍來戰。張天倫軍遭清軍突擊，大部犧牲。曾芝秀、冉學勝部分兵敗逃。六月，清經略大臣額勒登保與參贊大臣德楞泰在平利集議，以清兵八萬，分三路圍剿三省邊界。七月，勒保軍在四川擊敗冉學勝部，冉學勝被擒處死。八月，德楞泰軍追擊龍紹周、苟文明部。龍紹周在逃往平利時被清軍所殺。十一月，額勒登保與德楞泰移軍川北，勒保赴川東。教軍苟文明部則搶渡嘉陵江，奔赴甘肅階州。
嘉慶七年（1802年）正月，苟文明部在開縣被德楞泰軍戰敗，黃號辛聰被斬於南江，苟文明由西鄉偷渡漢江，逃回老林，額勒登保自請罪，降一等男。二月，教軍劉永受部被清楊遇春軍擊敗，在華陽與苟文明、宋應伏會合，翻越秦嶺北上。六月，額勒登保殲滅苟文明部於龔家灣，苟文明僅以身免。七月，苟文明被殺於花石崖，其餘部苟文潤和宋應伏轉漢南山地。至此，陝西境內的教軍基本肅清。十一月，清兵副將海常追擊苟、宋部於西鄉菩提河佛頭崖，被擊斃。清軍楊遇春部移師寧羌、沔縣，防堵川北教軍再入陝西，並追擊宋、苟部。
嘉慶八年（1803年）正月始，額勒登保、德楞泰、穆克登布、楊遇春等先後帶兵搜索老林數次，然中教軍姚馨佐部馮天保、余佐斌、熊老八等伏，清將穆克登布輕敵，被熊老八襲殺，中矛而死。[8]穆克登布與楊遇春齊名，長期隨從額勒登保作戰，歿時清廷震悼，追封二等男爵，加輕車都尉世職。同時，苟朝九和宋應伏等教軍亦在通江、南江屢創清兵。三月，額勒登保部下羅聲皋追擊苟朝九部，苟部兵分兩路，一路走太平，另一路入陝。四月，苟朝九部趙全友等數百人入陝西，於漢江南岸被清軍額勒登保部擊敗，趙金友等逃入四川，於六月被殺於四川大寧。額勒登保宣佈三省肅清，並大量裁減鄉勇。清兵各營相繼撤走，鄉勇每人給銀五錢交回兵器，再給銀二兩資回籍。然此舉反致亂世再起，因原被清廷用以鎮壓教軍的鄉勇多是當地流民，「皆百戰之餘，騰矯如猱，具悉官軍號令及老林徑路」，解散後無家可歸，心生不滿，轉而起義抗清，一時聲勢又起。清副將朱槐被斬。統兵大員束手無策，「大軍遏之則不利，大隊趨之則兔脫，僅餘二三百賊而三省不得解嚴。」嘉慶帝得報，下詔斥責額勒登保「今自與德楞泰會合以來，又閱月余，老師靡餉，一籌莫展。」[9]此時，川北大雨，軍不能進，額勒登保、德楞泰均臥病不起。
嘉慶九年（1804年）六月，清軍德楞泰部在陝川交界的鳳凰寨敗苟文潤部，八月，教軍叛徒趙洪周殺死苟文潤投降清軍。九月，苟朝九在南鄭被俘殺，不久王作經也在四川白岩灣跳崖犧牲。
嘉慶十年（1805年）五月，教軍最後一位主帥王世貴被殺，川楚教亂正式被平定。新任陝甘總督那彥成於邊界「留心防範」，對於白蓮教徒不再搜查滋事，「日久可自行潛消」。[10]
影響
乾隆後期，貪瀆成風，各種社會矛盾激化，官僚大肆兼併土地，貪官污吏橫行。御史錢灃曾奏劾畢沅於甘肅冒賑一案侵蝕公款，及至畢沅在湖廣總督任上時，更和湖廣的巡撫福寧、布政使陳淮三人朋比為奸。[11]。川楚陝白蓮教起義剛爆發時，畢沅受權臣和珅指使，為了粉飾太平，對此隱瞞不報。
為平息叛亂，清政府徵調十六省的數十萬軍隊，五易統帥。[12]然亂世仍持續數年，就軍事層面來說，十餘名提督、總兵等高級武官及副將以下400餘名中級武官陣亡，八旗、綠營等清朝正規軍之腐朽更在起義中暴露無遺，使清政府被迫依靠地方團練鎮壓起義。而就財政層面來說，此役清朝前後投入超過二億兩白銀，相當國庫五年財政收入，嚴重衝擊清政府的財政能力。[13]「川楚之役，則諸將會飲，雖深箐荒麓間，蟹魚珍錯輒三四十品，而賞伶犒仆之費不與焉。凡糧台地，玉器裘錦成市，饋獻、賂遺、賭博，揮霍如泥沙」[14]。
總言之，川楚教亂對清朝國力影響深遠，標誌着清朝走向衰落的開始。此後，於亂世後期爆發的苗民起義，及川楚教亂平亂不久，天理教於直隸、河南、山東諸省領導的癸酉之變更再次打擊清朝統治，清朝盛極而衰。
秦平和岑大利認為在一定程度了否定了盛世的說法。[15][16]然而歷史學家歐陽泰（Tonio Andrade）指出，從約1300年到1750年，中國和歐洲發生的戰爭數目大致相當，1750年後至1839年可被稱為「清朝大和平時期」，儘管該段時期民變不斷，且當中有些民變規模甚大，但是也比1200年前的中國歷代朝代的戰事少[17]。亦有說法認為「盛世有陰影，衰世也有希望」，盛世不是「美哉善哉，萬事大吉」。在康雍乾時期，自三藩之亂平定之後，中原地區就沒有戰爭，國內也沒有長期和大型的戰爭，社會上就沒有大規模的破壞[18]。
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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