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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國軍－中國人民解放軍駕機叛逃（投誠）事件是指中華民國空軍飛行員駕機逃往大陸地區、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飛行員駕機逃往台灣地區，海峽兩岸之間發生的互相駕機脫逃事件。最早發生於1945年8月，時值第二次國共內戰開始。直至1990年代，海峽兩岸氣氛趨緩、逐漸通航，未有再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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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飛行員脫逃起數統計 | ||
|---|---|---|
| 年代 | 國軍 | 解放軍 |
| 1940年－1949年 | 27起 | 0起 |
| 1950年－1959年 | 14起 | 0起 |
| 1960年－1969年 | 2起 | 4起 |
| 1970年－1979年 | 0起 | 1起 |
| 1980年－1989年 | 3起 | 8起 |
從中國大陸逃往台灣者均是從山東或福建的解放軍機場，飛往南韓或台灣本島。此外，人民解放軍空軍也發生過數起駕機脫逃蘇聯或越南的事件。
1930年2月，飛機駕駛員龍文光駕駛國民黨川軍劉湘部的美制O2U海盜式偵察機，自南京飛返四川時，因迷航油盡而迫降在宣化店鎮西南的陳家河河灘上，被紅軍游擊隊繳獲。1931年經過重新噴漆後，由徐向前代表鄂豫皖特區工農民主政府命名為列寧號。1931年5月，鄂豫皖特區工農政府軍事委員會航空局成立，龍文光擔任局長、錢均擔任局政委。1932年10月，紅四軍西征時該機被掩埋。1932年9月10日，龍文光被國民政府逮捕，後於1933年8月9日以「帶機投匪」的罪名在武昌被處死。[1][2]
1945年8月20日，被汪精衛政權開除軍籍的空軍少尉飛行員黃哲夫（化名於飛），聯絡少校飛行教官周致和、少尉飛行員趙乃強（1980年代官至濟南軍區空軍副參謀長）等，共4名飛行員2名機械士，駕駛立川一式高等練習機「建國號」從揚州直飛延安，加入八路軍，之後駕駛該機運送人員前往東北，參與創辦東北老航校。為掩護在南京、揚州從陸路投奔新四軍的汪偽空軍人員與家屬，此事未公開。[3]
1946年6月26日，空軍第8大隊35中隊上尉機長劉善本、副駕駛張受益、空勤機械師唐世耀、通信員唐玉文，駕駛530號美制B-24型轟炸機從成都飛往昆明航線時，改降延安。劉善本因反對國共內戰而脫離國軍。同機組的11人，包括六名乘客、四名機組人員，均對此行動一無所知。劉善本將機組人員和乘客分隔開來，一邊哄騙機組人員稱乘客要劫機，另一邊哄騙乘客稱機組人員要劫機，並表示自己中立立場，勸說雙方順從「劫機」。航機抵達延安後，有四名乘客要求遣返，被允許返回。劉善本後來參加創辦東北老航校。1964年晉升少將。1968年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折磨致死。
1948年9月23日，空軍第4大隊23中隊上尉分隊長楊培光駕駛一架美制P-51戰鬥機從北平起飛，飛抵遼源機場遭到地面炮火猛烈射擊，於是被迫繼續北飛到四平機場降落。
1948年12月16日，空軍第8大隊中尉飛行員俞渤、郝桂橋、陳九英，中尉領航員周作舟、張祖禮駕駛一架美制B-24轟炸機從南京起飛，準備轟炸南京大校場機場和總統府，當時蔣中正正在大校場機場空軍俱樂部慰問空軍將士。因投彈系統故障，5枚炸彈都落到南京城外燕子磯，之後轟炸機飛到解放軍占領的石家莊。
1948年12月29日，空軍第4大隊23中隊中尉飛行員譚漢洲駕駛一架美制P-51戰鬥機從青島起飛，抵達瀋陽北陵機場降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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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3日，杭州筧橋空軍軍官學校上尉飛行教官謝派芬（1948年11月加入中共）、中尉飛行教官蔣聲翰在中共地下黨員呂雲蓀的協助下，組織機務員李葆華、田維初、荀富貴駕駛一架美制C-46運輸機從杭州起飛，飛抵鄭州機場。
1月12日，杭州筧橋空軍軍官學校教育處上尉副官高全諍駕駛一架美制L-5通信機，從杭州起飛。原訂計劃飛往徐州，因天色昏暗迷途，在安徽宿縣雙石鋪河灘迫降。
1月14日，空軍第3大隊28中隊中尉飛行員閻承蔭駕駛一架美制P-51戰鬥機從南京起飛，飛抵濟南張莊機場。閻承蔭的三哥是在抗戰時期，發明空中降落傘雷的飛行教官閻雷。
1月15日，空軍第20大隊11中隊中尉飛行員劉煥統、鄒耀坤、宋宏儒，在青島機場破壞停機庫，駕駛一架美制C-46運輸機起飛，飛抵瀋陽。
1月27日，杭州筧橋空軍軍官學校飛行學員周夢龍、李延森利用飛行訓練的機會，駕駛一架美制PT-17教練機從杭州起飛，飛抵合肥。
1月30日，中華民國民航局上海空中交通管制站站長邢國錚、空中交通管制站管制員劉書榮、華興杭、飛行副駕駛李筠、機械員陳鐵生，在中共地下黨協助下，乘坐C-47客機從上海飛往青島途中，劫持飛機降落濟南，開創民航機投向共產黨的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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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日，中華民國民航局上海龍華空中交通管制站助理管制員李愚和上海虹橋機場指揮塔台管制員刁家平，從上海駕駛一架美制L-5通信機脫逃，起飛後因機械故障在上海以北墜毀而受傷，後經中共地下黨員安排，兩人從地面到達解放區。
2月3日，空軍第8大隊中尉飛行員張雨農、任永壽、黃友壽、黃文剛，藉機務人員例行試機中午休息的機會，駕駛一架美制B-24轟炸機，強行從上海起飛，飛抵北平南苑機場。
2月19日，空軍第10大隊101中隊中尉飛行員徐駿英、少尉飛行員魏雄英（中共地下黨員）、中尉通信員趙昌燕、少尉領航員張鐳，在中共地下黨的協助下，從上海起飛，降落在濟南。1952年6月7日，魏雄英在西藏執行空投任務時，撞山身亡。
2月22日，空軍第10大隊102中隊中尉飛行員楊寶慶破壞停機庫，駕駛第20大隊的一架美制C-46運輸機，從西安起飛。楊寶慶原訂計劃飛往北平，因燃料耗盡而迫降河北唐山。
3月7日，空軍第1大隊中尉飛行員王玉珂、空軍軍官學校上尉副中隊長劉繼廣、中尉飛行教官禹慶榮（3人均為中共地下黨員）從上海駕駛一架英制蚊式轟炸機飛抵河北石家莊。
同日，空軍第10大隊101中隊中尉飛行員唐宛體（中共地下黨員）、中尉通信員李學冕、機工長彭樹新，從漢口駕駛一架C-46起飛，原計劃飛往北平，因惡劣天氣無法分辨航向，最終因燃料耗盡而在熱河赤峰上空棄機跳傘，3人平安落地。
4月7日，空軍第1大隊3中隊中尉飛行員梁惠福、漢口警備區少尉排長黃琪玲（國軍92軍軍長黃翔之子）和小學女教員王亞蒙，藉黎明前警戒鬆懈混入機場，駕駛一架美制B-25轟炸機從漢口機場強行起飛，降落在鄭州機場。
4月9日，空軍第10大隊中尉飛行員刁光弟（中共地下黨員）、中尉領航員沈濟世、少尉通信員王凡、少尉機械員徐邁、空軍供應總處少尉軍械官于振超、機工長羅錫齡、宋永信，在中共地下黨的協助下，以試飛為名從上海駕駛一架C-46運輸機起飛，飛抵濟南。
4月17日，空軍第8大隊上尉飛行員杜道時，在第20大隊機工長郝子儀的協助下，以兩人駕駛第20大隊的一架美制C-46運輸機從台灣台中清泉崗空軍基地起飛，是從台灣駕機返大陸的首例。飛機降臨徐州機場時，解放軍誤以為敵機來襲而組織對空射擊，航機機翼被擊中而降落，兩人未受傷。
6月15日，空軍第11大隊上尉作戰參謀毛履武（中共地下黨員），從漢中南鄭機場駕駛美制P-47戰鬥機起飛偵察西安途中，因僚機故障返航，藉機會改變航道飛往河南安陽，安全降落。
8月25日，中央航空公司副駕駛李福遇（原中華民國空軍轟炸機中隊長、蔣中正專機副機機長，重慶談判後送毛澤東回延安的專機機長），在中共地下黨員的協助下駕機脫逃。李福遇在當日原準備前往廣州白雲機場觀察飛機警衛情況，見中央航空公司有一架C-47型客機剛加滿油，四周沒有警衛，藉機會強行駕機起飛，經5個多小時飛行，安全抵達南京。
10月16日，空軍第10大隊上尉飛行員江富考、乘員周震南、石建儒、陳尚明自臺灣嘉義空軍基地駕駛一架C-47運輸機，安全降落南京。
10月17日，空軍軍官學校飛行學員魏昌蜀藉午休警戒鬆懈機會，潛入高雄岡山空軍基地駕駛一架AT-6教練機強行起飛，於福建福州義序機場降落，其間曾遭中華民國空軍P-51戰鬥機掃射，機身3處中彈。
10月27日，中央航空公司副駕駛呂輯人、機械員領班蘇文煥、機械員楊兆藩、謝超群，駕駛DC-3客機從香港起飛，經由廣州、漢口飛抵北京。
11月9日，中央航空公司和中國航空公司在香港的2,000餘員工和80架飛機通電依附共產黨，當日有一架CV-240、三架C-46與八架C-47等機群飛往北京、天津，是為「兩航事件」。
1951年3月27日，空軍第10大隊專機組少校飛行員戴自謹於臺北上空駕駛B-25轟炸機遭機械師史殿文劫持，降落上海江灣機場。
1951年9月12日，空軍軍官學校飛行學員劉希尚駕駛AT-6教練機從臺灣岡山機場起飛，隨後飛抵福建漳州機場。
1953年6月26日，空軍第1大隊少校領航員葉剛、第4大隊少尉飛行員孫志強，一起駕駛AT-6教練機從金門起飛，飛往大陸浙江。
1953年10月18日，空軍軍官學校飛行學員陶開府、監察總隊測向台見習機械士秦保尊駕駛AT-6教練機從臺灣岡山機場起飛，在福建漳州機場安全降落。
1954年2月19日，空軍第1大隊上尉作戰參謀黃鐵駿、軍械士劉銘三，駕駛B-25轟炸機自臺灣新竹機場起飛，途中4次遇險。同機副駕駛方本成不同意回大陸，黃鐵駿讓他跳傘；遇到兩架巡邏的戰鬥機，黃鐵駿駕機穿雲進霧變換航向避開；快到大陸上空時，左側發動機突然起火，黃鐵駿按照滅火程序將火撲滅並關閉事故發動機、單飛飛行。黃鐵駿擔心國軍戰鬥機追上單發飛行的轟炸機，決定貼近海平面超低空飛往杭州機場。飛至浙江三門時，飛機無法爬高超越前面的大山，為保住飛機沒有跳傘而是選擇在黃豆地里迫降。[4]
1954年10月26日，中華民國空軍軍官學校飛行學員胡弘一，駕駛AT-6教練機從臺灣岡山機場起飛，隨後飛抵福建同安。同年11月1日，前往追擊AT-6的陳康殉職。
1955年1月12日，空軍少校金馬陸空聯絡飛行作戰指揮官郝學湯（後改名郝隆年）、第20大隊少校作戰參謀王鍾達、空勤機工長唐鏡駕駛一架C-46運輸機，從臺灣台中機場起飛執行訓練任務，飛行途中郝隆年持槍把唐鏡關入底貨艙，並持槍脅迫副駕駛王鍾達，隨後向塔台報告飛機發生故障，駕機降低到海平面數十米高度向福州飛行，途中遭台軍艦艦炮攔阻射擊，至福州機場上空又遭解放軍高射炮射擊。在福州機場上空，郝隆年將起落架放下後，突然發現襟翼放不下來了。原來關在下倉的機工長唐鏡把高壓液壓油管搞斷，油都漏光了。危急時刻，王鍾達協助郝操作飛機落地滑跑，有驚無險最終安全降落。[4]
1955年2月23日，空軍軍官學校飛行學員劉若龍、朱寶榮駕駛1架PT-17教練機，自臺灣虎尾機場起飛，於福建平漳海灘上迫降，兩人獲得獎金人民幣1,000元。
1955年5月18日，空軍第3大隊第7中隊中尉防逃參謀（原空軍總司令部第二署中尉情報參謀）、第五屆「國軍克難英雄」何偉欽駕駛P-47戰鬥機，從臺灣屏東機場起飛，於廣東海豐迫降。
1956年1月7日凌晨，空軍飛行員韋大衛藉臺北松山機場值班人員換哨時，與台北市警局事務員翟笑梧、陸軍總部士官梁楓劫持蔣緯國的A-170A型旅遊專機脫逃，最後成功迫降福建南安境內，獲得獎金人民幣8,000元，福建軍中首長葉飛設宴款待，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彭德懷、葉劍英、榮毅仁等也相繼接見。[5][6]
1956年8月15日，空軍軍官學校少校飛行教官黃綱存在岡山機場借三機編隊訓練之機，帶學員駕駛駕駛美制AT16型高級教練機二號機起飛久，關閉了磁電機，飛機立時在空中發出了噼里啪啦的聲音，不能維持飛行高度及速度。徵得長機許可，離開編隊返回機場。落地後機械人員檢查未查出毛病，黃表示要空中單機試飛，並以安全為由，要求多加點油加滿了左油箱，取得了單機、單人、單獨飛行機會。10時45分起飛後轉入超低空飛行。至11時55分，於福建仙遊迫降。拒絕了國家的黃金獎勵，接受了8,000元人民幣的安家費，被任命為駐四川的解放軍空軍第十四航空學校某飛行訓練團少校副團長，後晉升中校。1978年轉業回山東家鄉，任中國民航總局山東民航管理局副局長。[4]
1963年6月1日，空軍第11大隊第42中隊空軍上尉飛行員徐廷澤駕駛F-86型戰鬥機自臺灣新竹機場起飛，飛抵福建龍田機場，他說，「在美國的控制下，台灣軍人過著屈辱的生活，美國控制著台灣的軍事機構和軍事活動。美軍顧問湯姆強姦了空軍總部一個上尉聯絡官的妻子，也無人過問……」，徐廷澤被授予少校軍銜，獲2,500兩黃金。解放軍指派己方飛行員葛文墉對飛機進行試飛，以了解F-86同MiG-17各項性能之對比。之後，此架F-86戰鬥機被送到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充當展品供人參觀。
1969年5月26日，空軍軍官學校上尉教官黃天明和飛行學員朱京蓉駕駛一架美制T-33教練機自臺灣岡山機場起飛，飛抵廣東惠陽。
1981年8月8日，空軍第5聯隊少校考核官黃植誠駕駛一架美制F-5F戰鬥教練機，借考核新飛行員之便前往福建。途中因後座飛行學員許秋麟堅決要求回返臺灣，令其彈射跳傘，隨後於福建福州機場安全降落。黃植誠在此事件中獲獎金65萬元，並於1988年晉升上校。及後，擔任大陸廣東花都空軍軍校校長。復晉升空軍少將，任北京軍區空軍副司令員。此外，中華民國國防部長高魁元因此事件而引咎辭職。
1983年4月22日，陸軍航空支隊少校分隊長李大維駕駛U-6A偵察機從臺灣花蓮起飛，於福建迫降，主輪折斷。李大維於此事件中獲獎金15萬元。因其出身於軍人世家，曾兩度獲稱「中華民國國軍英雄」，該事件引起中華民國軍方連坐處份。
1989年2月11日，空軍第737聯隊中校林賢順駕駛F-5E戰鬥機，飛往中國大陸；因燃料耗盡後在廣東豐順上空棄機跳傘，左臂受傷。據當時台灣報載，林賢順飛往大陸是因家中金錢支出太大，且懷疑基地長官與其妻發生婚外情。林賢順傷癒後被授予中校軍銜；及後晉升空軍大校軍銜，任北京軍區空軍參謀長助理，也是最後一位逃往大陸的中華民國空軍軍官。
1962年7月25日，因為政治氣氛與意識型態，解放軍發布通告，宣布對駕駛飛機、艦艇起義歸來人員的獎勵和聯絡方法。
1964年3月15日，再次發布通告，重申了對駕駛飛機起義歸來人員的獎勵方法，並公布了廣東汕頭、浙江青田和浙江路橋3個機場的航向、電台呼號和波長。
1988年9月11日，解放軍鑑於兩岸關係的緩和，宣布停止執行1962年頒布的對駕機起義的獎勵方法。
迄今為止，中國人民解放軍共發生17起駕機逃向中華民國、蘇聯和越南的事件，其中5起失敗，12起成功。
1960年1月12日，解放軍海軍航空兵第2師5團二大隊在進行編隊協同訓練時，飛行員楊德才駕駛編號0651的米格-15戰鬥機，從浙江路橋起飛脫離編隊飛往台灣。結果在台灣宜蘭迫降時機毀人亡，機體曾於台北展示。這是中國人民解放軍首架脫逃的軍用飛機。[7][8]
1961年9月15日，中國大陸民航飛行員邵希彥、高知學（到台灣後改名「高佑宗」，意為保佑其在大陸的家人不受連累）駕駛一架18132號安-2輕型運輸機從山東膠縣起飛，在韓國濟州島降落。兩人於同年10月7日抵達台灣，獲黃金500兩。邵希彥就讀於台灣大學外文系夜間部，畢業後赴美取得碩士學位，返台後在亞洲人民反共聯盟工作，成為國民黨「反共宣傳」的樣板，1999年他退休後移民美國。高佑宗被安排在空軍工作，負責心戰業務，曾撰寫1,000多萬字的心戰稿，還曾獲頒「國軍文藝銅像獎」，後在空軍總部政二處上校副處長任內退伍。
1962年3月3日，解放軍海軍航空兵第6師第16團3大隊8中隊飛行員劉承司駕駛米格-15戰鬥機從浙江路橋起飛，飛抵台灣桃園軍機場。劉承司來自湖南，剛從航校畢業一年。飛行員入伍時，按規定可發給一隻手錶，但他的大隊長手錶丟失，於是將應發給他的手錶先補發給大隊長，引起劉承司的不滿。他在飛行時將買來的小鬧鐘套在脖子，被大隊領導見到後，下令其停飛並寫檢討報告。劉承司一開始拒絕，於是無法復飛。後來劉承司寫出檢討報告，並積極要求復飛，大隊領導同意其復飛請求。他抵台後獲黃金1,000兩，後加入中華民國空軍，升至空軍電台上校副台長。
1965年11月11日，解放軍空軍第8師22大隊李顯斌駕駛伊爾-28轟炸機，從杭州筧橋機場起飛，在台灣桃園軍機場降落。降落時因未將鼻輪放出，導致機首座艙內領航員李才旺雙腿骨折，尾艙通信員廉保生著陸後自殺身亡。中華民國政府將3人全部稱為「反共義士」。李顯斌獲得280萬新台幣的獎金，並加入中華民國空軍，以上校軍銜退役。他在台灣時與張美雲結婚，1991年12月經由加拿大以台胞身份回鄉探母，被青島公安局逮捕，後被以投敵罪判處有期徒刑15年。最後由於得患胃癌，獲准提早於2002年5月獲釋，同年12月在上海病逝。李才旺傷愈後定居台灣，1976年加入美國籍。他在美國時表示本無意叛逃，並於1998年12月從美國回鄉探親。當時傳聞意外死亡的廉保生實為持配槍自殺，其後中國大陸政府根據李才旺及李顯斌被抓的證詞相同查清原委，取消其叛逃罪名，並追贈為革命烈士。2016年9月28日，廉保生的遺骨在台火化成骨灰後，由其後代迎回天津烈士陵園安葬。[9][10][11]
1977年7月7日，解放軍空軍第2偵察機團1大隊2中隊中隊長范園焱，駕駛編號3171的殲-6（米格-19）戰鬥機從福建晉江起飛後，直飛台南機場。范園焱獲黃金4,000兩，後加入中華民國空軍，被授予中校軍銜，娶台灣小姐彭啟鈺。
1982年10月16日，解放軍空軍第1偵察機團1大隊2中隊飛行員吳榮根，駕駛一架殲-6從山東文登機場起飛後，謊報發動機空中停車，乘指揮塔台忙於實施特情處置程序時，以超低空全速飛抵韓國漢城K16機場。同年10月31日抵達台灣，獲黃金5,000兩，加入中華民國空軍，授予少校軍銜。他因為外型俊帥靦腆，經新聞媒體炒作，而成為當時台灣女性瘋狂熱愛對象的「阿根哥」。
1983年8月7日，解放軍空軍借調海軍進行新型空對空導彈試驗的飛行員孫天勤（試飛研究中心試飛團第二大隊副大隊長），藉試驗飛行的機會，駕駛編號045的殲-7（米格-21）戰鬥機，從遼寧三十里堡機場起飛，飛抵韓國漢城南側K16空軍基地。這次脫逃創造解放軍職務最高、機型最新的兩項記錄，韓國後來將飛機交還給中國政府。孫天勤於8月24日抵達台灣，獲黃金7,000兩，並加入中華民國空軍，授予上校軍銜。後來與同為大陸投奔臺灣的音樂家李天慧結婚。
1983年11月14日，海軍航空兵第6師第18團2大隊中隊長王學成，駕駛一架編號83065的殲-5（米格-17）戰鬥機從浙江岱山機場起飛，飛抵台灣附近表明投誠。中華民國空軍派遣兩架F-5戰機進行引導，因殲5戰鬥機油料不足，提前於台灣桃園國際機場著陸，降落時鼻輪爆胎。王學成獲黃金3,000兩，後加入中華民國空軍，授予少校軍銜。這是殲-5型戰機第一次到台灣。[12]
1985年8月25日，解放軍海軍航三師七團副大隊長蕭天潤，駕駛一架轟-5轟炸機從山東膠縣飛往韓國，在韓國裡里市迫降時發生事故，領航員孫茂春死亡，蕭天潤受傷，並撞死地面的一名農民。9月20日，蕭天潤抵達台灣，獲黃金3,000兩並敘階少中校，同機的報務員劉書義則根據其要求，返回大陸。
1986年2月21日，解放軍空軍第4偵察機團第3大隊正連職飛行員陳寶忠，駕駛一架編號3283的殲偵-6從遼寧瀋陽於洪機場起飛，以超低空脫離編隊飛往韓國水原空軍基地（K13）。4月30日抵達台灣，獲黃金5,000兩並敘階少校。
1986年10月24日，解放軍海軍航空兵第5師15團飛行員鄭菜田，駕駛一架殲-6戰鬥機自山東煙臺（牟平）萊山機場起飛，降落韓國清州空軍基地（K41）。他後來抵達台灣，獲黃金5,000兩並敘階少校。
1987年11月19日，解放軍空軍第49師145團三大隊七中隊中隊長劉志遠，駕駛一架編號40208的殲-6丙戰鬥機從福建龍溪起飛，以超低空飛抵台中清泉崗空軍基地，獲黃金5,000兩並敘階少校。
1989年9月16日，空軍航空兵第49師145團2大隊飛行員蔣文浩中尉，駕駛40307號殲-6（米格-19）戰鬥機從福建漳州龍溪機場起飛，降落在金門機場。蔣文浩來自四川樂山，1965年12月3日出生。1986年畢業於空軍第十三航空學校，脫逃前總飛行時數600小時，三級飛行員。家有父母、小妹與外婆。他抵達台灣後獲黃金2,000兩，並敘階中尉。上尉軍階退伍以後，熱衷參與潛水及海底生態攝影。中華民國空軍後來在他的戰機上發現已加裝「電子防逃系統」，可能是之後再無解放軍飛行員叛逃之其中原因。[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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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園焱駕駛之MiG-19戰鬥偵察機 -
王學成駕駛之MiG-17戰鬥機 -
劉志遠駕駛之MiG-19戰鬥機 -
蔣文浩駕駛之MiG-19戰鬥機
因為政治氣氛與意識型態，中華民國政府對於從大陸叛逃至台灣的解放軍飛行員均贈予高額黃金，其中獎金數額與駕駛飛機種類有一定關聯。
- 邵希彥、高佑宗黃金500兩
- 劉承司黃金1,000兩
- 李顯斌黃金2,000兩、李才旺黃金1,000兩等
- 蔣文浩黃金2,000兩
- 王學成、蕭天潤黃金3,000兩
- 范園焱黃金4,000兩
- 吳榮根黃金5,000兩
- 陳寶忠、鄭菜田、劉志遠黃金5,000兩
- 孫天勤黃金7,000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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