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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與社會的關係是研究中最基本的問題之一,是政治學研究的一個基本前提。
美國學者萊斯利·里普森將國家與社會的關係分為兩種模式:
里普森同時認為1914年以後的西方國家屬於一元主義模式,但是國家占優勢的同時又對它充滿了抵制[1]。
中國學者對國家與社會的關係有不同程度的解讀。有的將之簡化為一元結構、二元結構、和多元結構三種模式;有的則分為早發內生型國家的封建主義模式、共和主義模式、絕對主義模式、憲政主義模式和後發外生型國家的獨裁主義模式、平民主義模式、威權主義模式、民主主義模式[2]。
人類自產生階級和社會階層以來,國家與社會的關係就一直在調整。古希臘時期國家生活與社會生活代表了不同的德性等級,認為國家生活是對社會生活的超越。國家生活追求的是共同的善,從事政治是公民的義務;而社會生活是為了滿足人類的生存需求。柏拉圖將只有社會生活而沒有國家生活的城邦稱為「豬的城邦」。
歐洲中世紀的國家與社會關係是一種有限國家模式。國家政權與基督教二元對立,教會具有較大的獨立性。國家對社會的控制能力較弱,社會生活主要由封建領主控制,而不是王權控制。啟蒙運動之後,歐洲向絕對主義國家過渡,君主建立了中央集權制,國家積極干預社會經濟發展。1776年美國建國後,絕對主義國家逐漸沒落。
隨着民族國家的形成,市民社會與國家政權開始分離,市民社會從受國家政權庇護獨立為受法律保護的自治領域。進一步地,為了防止國家權力對私人利益的侵犯,市民社會對國家政權提出了權力和權利要求。在此基礎上,形成了憲政體制。國家也採取放任主義政策,保障自由市場經濟。國家成為了守夜人國家。二戰後,福利國家的形成重新塑造了國家與社會的一體化。國家積極干預社會經濟,對宏觀經濟進行管理,並為社會提供福利。國家對社會的控制無微不至。但同時公民社會對國家充滿了反抗意識,並且試圖對國家進行大眾化控制,從而形成了國家與社會相互滲透的一體化格局。
1990年代以來,為了加強分立的國家與社會的合作,以美國克林頓政府為代表,開始了政府與市場合作的「第三條道路」嘗試,試圖在自由放任和政府獨占之間取得平衡。
根據當代政治學中的市民社會概念,社會活動分為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兩部分。公共領域就是國家;私人領域就是個人生活和個人交往的市民社會,包括了經濟貿易以及言論,結社等社會關係[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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