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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柏橋[注 1](1967年8月11日—[1]),中國湖南省永州人,目前旅居美國加州,中華人民共和國持不同政見者,曾經就讀於湖南師範大學政治系,六四天安門事件後曾經入獄。1992年以政治難民身份赴美,後就讀於哥倫比亞大學,為《致命中國》英文版的序言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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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7月,唐柏橋被湖南省長沙市中級人民法院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判有期徒刑3年、剝奪政治權利2年。先後被關押在廣東省江門看守所、廣東省公安廳看守所、長沙第一看守所、長沙第二看守所、湖南省第六監獄(邵陽龍溪監獄)等地。1991年2月,唐柏橋獲假釋出獄,後擔任廣州龍輝實業有限公司銷售部經理;同時發起組建地下民運團體「中國民眾團體自治聯合會」(中國民自聯)。
1992年夏天,唐柏橋再次遭到追捕。在香港中文大學學生和支聯會的幫助下,唐柏橋收受香港捐款後逃亡香港。唐柏橋在香港秘密與人權觀察亞洲部合作,調查中國共產黨鎮壓八九湖南民運的情況。1992年「六四」周年前夕,人權觀察出版唐柏橋與著名人權專家羅斌(Robin Munro)共同編寫的2百多頁的《湖南人權報告》(Anthems of Defeat)。
1992年4月,唐柏橋以聯合國政治難民身份抵達美國;5月,唐柏橋代表世界人權聯盟在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年會上發表演講。1992年至1993年,唐柏橋獲開放社會基金會資助,在普林斯頓大學從事人權研究活動。
2001年至2003年,唐柏橋就讀哥倫比亞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同時兼任自由亞洲電台特約評論員。
2003年至2004年,唐柏橋擔任中國勞工通訊個案研究員,兼任中華學人聯誼會總幹事。
2004年至2005年,唐柏橋發起組建公民議政,擔任公民議政執行主任。
2004年「六四」期間,唐柏橋發起全球同步紀念六四活動,並組建全球六四紀念委員會,擔任秘書長。
2006年10月,中國和平組織正式改名為中國和平民主聯盟,唐柏橋擔任主席。
2011年,唐柏橋出版英文自傳《我的兩個中國》(My two Chinas),第十四世達賴喇嘛為此書做序。同年,唐柏橋為美國經濟學家彼得·納瓦羅的著作《致命中國》做序。
2012年,唐柏橋創立民主大學,自任校長。
2013年1月18日,唐柏橋批評公共知識分子:「『公知』在中國是個虛幻的概念,中國根本就沒有媒體上所大肆宣揚的那種所謂『公共知識分子』。中國有的是良心人士或異議人士--這些人在專制制度下是遭到打壓的。而那些被媒體捧出來的所謂公知,大多數稱不上是良心人士或異議人士;因為他們不僅很少遭到打壓,而且很多還是中共黨媒的熱捧人物。當局不過是想用所謂公知來代替傳統概念上的良心人士或異議人士,將後者的道義資源轉嫁到他們自己認可甚至栽培的人頭上,將長期為民眾的權益奔走吶喊的人權民主人士徹底邊緣化。……其實,他們不過是一群中共精心挑選的、用來冒充社會良知的聲音的假冒偽劣品,其目的是搶奪真正的社會良知人士的話語權。……根據媒體對公知的定義,中國當代最偉大的公知非高智晟莫屬,可是他的名字從來沒有上任何所謂『公共知識分子排行榜』。」[2]
2014年8月12日,唐柏橋在《時報周刊》的專訪中說,最近八九民運同志王丹向馬英九政府要求「專案」返回台灣就醫,令他感嘆:「王丹被捧為明星,已經有很多年了。這些年,他幾乎沒有停止這些不當行為。為甚麼他一再做出有損民運形象的事情,而很多人還把他捧為民運領袖?王丹變成今天這個樣子,我們是否也有一部分責任?」唐柏橋說,2001年,他與王丹等八九民運同志設立「中國青年人權獎」,由王丹擔任負責人,但王丹自始至終拒絕說明中國青年人權獎基金的開支情況,王丹並持續對外開展活動募款。唐柏橋說,很多民運同道都希望王丹能對公眾交代陳水扁政府支持民運的國務機要費20萬美元的去向,但王丹始終交代不清;他認為,這筆錢很可能大部分被王丹私下用了,只有小部分用於民運事業,否則王丹一定會大加宣揚[3]。
2014年8月15日,王丹在facebook批評,《時報周刊》採訪「在海外民運中非常邊緣的、聲譽很差的人」(影射唐柏橋)來指控他,背後動機顯然不簡單,「這樣的報道就像走路遇到地上一塊痰。我打算繞路走,根本不回應那位唐先生。」同日,唐柏橋致函《台灣蘋果日報》說不會介意王丹此言,因為「這種低水平的謾罵不會對我構成任何傷害」;他說,王丹始終以「保護國內民運戰友安全」為由拒絕交代他所收受的陳水扁政府鉅額資金去向,態度極為惡劣;他原本希望《時報周刊》報導後王丹能有正面回應,王丹卻在facebook辱罵他、汙衊他、暗示他與中共「合流」,這是對他人格的極大侮辱,王丹的心虛可想而知;他勸告王丹,如果有志從事民主政治,就要學會面對質疑和批評,否則將成為笑話[4]。2014年8月16日,唐柏橋在facebook批評王丹:「他以為只要把我貶損一番,我就沒有資格對他的不當行為提出質疑和批評了;根本就不像一個在民主社會生活了多年的人。他的謾罵攻擊不值一駁,相信大家會把它當成一個笑話。」[5]
2014年8月27日,唐柏橋在《周刊王》說,質疑和批評王丹的人常被王丹說成五毛黨、親中共分子或「民運邊緣人」,好像只有王丹是民運核心,這是王丹極度心虛的表現,「動不動就給人扣帽子,會成為民主社會的笑話」;他說,王丹總以為「只要不回應,過一段時間大家就忘了」,但他這次會緊追王丹直到真相大白,他甚至不惜走法律途徑逼王丹交代[6]。2014年9月2日,唐柏橋在facebook說,王丹聲稱是海外反對派領袖的人,卻不敢用「中共」這個大家慣用的詞表達自己不認可中共政權,「完全喪失了做為一個反抗中共暴政的民運人士應有的立場」;王丹的問題絕不是出在他的水平,而是出在他的立場、和他與中共的曖昧關係。2016年6月7日,時事評論員黃毓民說,王丹面對唐柏橋的質疑,僅以人身攻擊回嗆、污衊唐柏橋是中共打手,卻拿不出財政紀錄作有力反證[7]。
2016年5月,唐柏橋申請來台灣簽證,卻因無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遭拒。唐柏橋不滿指出,2011年中華民國外交部下達給各地領事館公文,要求中國大陸旅居外國人士需持有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才能通過台灣旅行簽證申請,形同配合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將民運人士拒於門外。唐柏橋表示,他無國籍但早成美國永久居民,以往都能憑旅行證和綠卡取得各國簽證,但五月初於台灣駐美國舊金山辦事處申請台灣旅行簽證卻遭拒。唐柏橋表示,2011年外交部下達給各地領館的文件成為他申請失敗主因,文件中規定不再接受中國大陸旅居海外人士除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以外的所有旅行證件,還特別註明包括所在國頒發的難民旅行證;當時辦事處人員還建議他,可以「大陸專業人士」身分來台參加社會活動的方式向內政部移民署申請,但仍未果。唐柏橋痛批「這簡直是直接把台灣當成大陸的一個省」,馬英九政府就是以此「惡法」阻止達賴喇嘛、維吾爾反抗運動領袖熱比婭來台參與活動。
外交部發言人王珮玲表示,中國大陸人士在第三國滿四年以上,如果未取得當地國籍,駐外單位會將申請案轉報移民署申請入國許可,而非由外交部核發簽證。內政部移民署入出國事務組組長葛廣薇表示,依《大陸地區人民進入台灣地區許可辦法》,中國大陸人士來台需持有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六個月以上,或有臺灣居民來往大陸通行證、中華人民共和國居民身分證;但唐柏橋案例特殊而無法取得相關文件,移民署會比照「王丹模式」以專簽方式申請唐柏橋入台簽證。但唐柏橋仍盼蔡英文政府修法,通案處理類似案件[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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