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
呂澂精於英、日、梵、藏、巴利文等語言，長於佛教文獻比對與義理探討。呂澂對印度佛學及藏傳佛學有深入的造詣，在佛學研究方面上與印順法師齊名。
生平
少年時的呂澂，就讀江蘇鎮江縣立中學，畢業後進常州高等實業學校農科，並考入江蘇南京民國大學經濟系。1914年，至金陵刻經處，隨歐陽漸居士研讀佛學。
1915年，赴日本修讀美學，次年歸國，受劉海粟之邀任上海美術專科學校之教務部教務長。是時21歲，已撰有「美學淺說」、「現代美學思潮」、「美學概論」等著作。
1918年，協助歐陽漸創辦支那內學院。1922年，支那內學院於南京正式創立，呂澂長駐此院，進行佛學研究。1924年支那內學院創辦《內學》年刊，呂澂曾在此發表多篇著作。1937年，因抗日戰爭，支那內學院遷至四川。1943年，歐陽漸病故，由呂澂接任院長與教務主任，繼續在四川教學研究。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學院於1952年停辦，之後成為中國佛教協會常務理事。
後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二、三、四、五、六屆委員，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委員，中國佛教協會常務理事。
1966年，71歲的呂澂因文革避居江蘇故居，後再遷於北京清華園，直至1989年7月逝世，雖然身體康健，但為避禍，此段時期沒有新作品問世。
學術成就
呂澂指出，中國佛學的核心思想，有關心性本淨方面的理論，雖然源自印度，但是從北魏以來，通過中國佛教思想家的變通、調和乃至別有用心的改造，終於生成與印度不同的理論體系。「本淨」是明淨、寂淨之意，是不與囂動的煩惱同類，而「本覺」則是指自性具有智慧、真知而言。由此，就解脫成佛的角度講，「本淨」是「可能的」、「應然的」，而「本覺」則是「現實的」、「已然的」。就佛教實踐角度講，印度佛學「本淨說」，漢語佛學「本覺說」，兩者在價值意向上是根本不同的。呂澂力辨兩者思想截然相異：「性寂」為「革新」；「性覺」為「返本」。前者以「境界依」，可以為道日進、以達解脫之聖域；後者誤「情性為性覺」，擴充之即成標榜個我、反致沉淪之絕淵[2]。
呂澂深諳英、日、梵、藏、巴利等語，治學領域廣泛，不僅涵蓋印度、中國與西藏的三系佛學，而且對梵藏佛典的校勘及版本目錄等文獻學亦極為精審。呂澂的批判精神更多地表現在追溯佛法本源上，他的考典，是由華譯本而上溯藏譯本與巴利本，梵本，欲求接近佛陀之「聖言量」，而後假「聖言量」作為改革佛教的思想泉源，因此復古背後的目的實亦涵攝了創新的成分。
爭議
呂澂根據《楞伽經》魏譯本與劉宋譯、唐譯二本之間，有些地方存在由於根本教理分歧而導致的明顯差異，認為這是出自菩提流支的誤解[3]，而《大乘起信論》於此等處完全同於魏譯本，可斷定《大乘起信論》是根據魏譯《楞伽經》而寫作，因而此論是在中國寫成，並推測其可能出自修習「一行三昧」的禪宗四祖道信宗門之中[4]。
現代學者如程恭讓、陳玉萍等依據梵文本《楞伽經》對呂澂的考證進行了認真審視[5]。程恭讓針對呂澂在魏譯《楞伽經》找到的「錯誤」翻譯，將其對應梵文與三種漢譯本之翻譯進行了比較，認為魏譯本與梵文本雖略有不同，但並非如呂澂所說「全盤錯了」[6]。有關諍論距離蓋棺定論仍爲時尚早。
呂澂認為《楞嚴經》是偽經，著《楞嚴百偽》文章，引起眾多漢傳佛教信徒對他的不滿。呂澂認為「《楞嚴》一經，集偽說之大成」，他寫作了〈楞嚴百偽〉一文，對《楞嚴經》提出了101個疑問，從各種角度來證明它是偽作[7]。
因歷史上，清末知識份子對「考據」或辨偽特別用力與著墨，甚至太激。故也有一說認為，呂先生對於佛學之考偽用力甚深，而過於考究偽經之力。
著作
- 《佛教研究法》
- 《聲明畧》
- 《因明綱要》
- 《因明入正理論講解》
- 《印度佛學源流略講》
- 《中國佛學源流略講》
- 《呂澂佛學論著選集》
- 《西藏佛學原論》
註釋與引用
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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