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文，是中國唐朝受佛教變相藝術的影響而興起的一種文學體裁，是一種佛教通俗化、佛經再翻譯的運動。由於佛經經文過於晦澀，僧侶為了傳講佛經，將佛經中的道理和佛經中的故事用講唱的方式表現，這些故事內容通俗易懂，寫成稿本後即是變文。變文有時書寫在變繪上，兩者統稱「變相」。
變文多取材於佛經或中國民間故事，加以舖述改寫。變文的取材，大體有三種：一是帶有佛教故事的變文，如《降魔變文》、《破魔變文》、《維摩詰經變文》、《金剛經變文》、《大目乾連冥間救母變文》等；二是史料性質的變文，如《伍子胥變文》、《王昭君變文》、《韓擒虎話本》、《唐太宗入冥記》等；第三是民間傳說題材的變文，如《舜子至孝變文》、《劉家太子變文》、《董永變文》等。變文中多使用佛教語，如「多生」、「羅剎」、「涅槃」、「轉世」、「知識」、「天女」、「天堂」、「帝釋」、「佛國」、「淨土」、「發善願」、「阿耨池」、「五濁惡世」等。
發現
變文是近代才發現的重要文獻。1907年五月，英國人斯坦因帶了翻譯者蔣孝琬到甘肅敦煌藏經洞發現大批變文手抄本以後，對於變文的研究才逐漸為人重視。1920年，王國維發表《敦煌發見唐朝之通俗詩及通俗小說》，是最早研究變文的拓荒之作，書中最早稱之為「通俗詩」、「通俗小說」[1]；羅振玉則稱「佛曲」[2]。1929年，鄭振鐸第一次採用了「變文」這一名稱[3]，他於《敦煌的俗文學》中說：「這種俗文雖可說是佛曲的起源，卻並不是佛曲；『變文』之體，似更近於佛曲，所以我們應該更正確的名之曰『俗文』、曰『變文』。」中國的長篇小說乃起源於佛教俗講的變文，已經是一種公認的說法。
特色
變文在藝術形式上具有獨特的創造。除了敘事曲折、描寫生動、想象豐富、語言通俗外，體制上韻文與散文相結合是其重要特點。變文的韻句一般用七言詩，間或雜有三言、五言、六言句式。散文多為淺近的文言和四六駢語，也有使用口語白話的。散文部分和韻文部分的結合大致有兩種：一種是以散文講述故事，而以韻文重複歌唱所講述過的內容，有助於加深聽眾的印象，引起一唱三嘆的藝術效果。另一種方式是用散文串起情節，而用韻文鋪寫情狀，兩部分內容不相重疊，而有緊密相連、互為補充的好處。變文在表現上較多地繼承了辭賦家敷陳鋪敘的手法，而文筆粗獷，以剛健清新見長。不過它往往缺乏後世小說家那種細膩傳神的描繪，在刻畫人物性格、展示人物內心世界方面不免有所局限。
影響
變文對唐代文人創作，特別是傳奇的創作，具有一定的影響。唐初張鷟的傳奇《遊仙窟》通篇以散文敘事、以韻語對話，便與變文散韻夾雜、唱白並用的形式基本一致；而且描寫細緻生動，語言通俗易懂，也接近變文的風格。中唐是傳奇繁榮的時期，也是俗講、轉變、說話盛行的時期；這時出現了更多的散韻合體的傳奇，如李朝威的《柳毅傳》、元稹的《崔鶯鶯傳》、陳鴻的《長恨歌傳》等，都明顯地受到變文的影響。此外，從唐傳奇到宋代、金國、元代以後的話本、擬話本等白話小說，它們那種長篇鋪陳敘事的表現手法，也是跟變文相通的。
變文對後代的諸宮調、寶卷、鼓詞、彈詞等講唱文學和雜劇、南戲等戲曲文學，也有積極的影響：有些變文，如《維摩詰經講經文》、《八相押座文》，頗類似於戲曲的腳本，它們那種講唱間雜的形式，與戲曲的唱白體式已很接近。多樣化的變文題材也為後代戲曲文學提供了豐富的素材[4]：如《大目乾連冥間救母變文》曾被明代鄭之珍鋪衍至長達百出的《目連救母勸善戲文》；伍子胥、孟姜女、王昭君等變文，後來也被改編成多種戲曲。變文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影響，是很值得重視的。
研究
已整理出版的敦煌變文有周紹良編《敦煌變文匯錄》(1954)、王重民等編《敦煌變文集》(1957)。後者輯錄78篇作品（其中尚有不屬於變文的作品），是研究變文的最豐富的輯本。
參見
注釋
參考書目
研究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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