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藤寬治（日語：加藤寛治/かとうひろはる, 1870年10月26日—1939年4月9日），其名也可以按有職讀為日語：かんじ，日本帝國海軍軍人，歷經明治、大正、昭和三朝，最終軍階為海軍大將。越前福井出身，為原藩士、海軍大尉加藤直方的長子。其子加藤孝治為陸軍大將武藤信義的養子。
生平
加藤出身于越前福井小道具町（今福井縣福井市豐山町）[1]。5歲時，因父親加藤直方海軍軍務所需，隨父母搬到東京，1877年入讀明治政府開設的第一批公辦小學[1]。中學時代在攻玉社就讀，1887年入讀海軍兵學校，在校期間成績優異，並擔任伏見宮博恭王（日後的軍令部總長）的學伴，1891年以兵學校18期首席的成績畢業[2]。在實習結束後，加藤被分配到了日本當時最先進的軍艦，浪速進行服役。他深深折服於時任艦長東鄉平八郎海軍大佐的果斷的行事作風，並在這段時間和岡田啟介（日後的海軍大臣）成為了朋友。同時1893年隨艦出航至夏威夷護僑的經歷，也讓加藤第一次直面國際糾紛和爭議，為日後他的行為埋下伏筆[3]。
1894年，加藤隨浪速回國後，就轉入練習艦龍田練習炮術。他在龍田上訓練了兩個月，成績優異，然後派駐橫須賀海軍造船廠。這期間中日之間局勢迅速惡化，同年7月21日，加藤在戰雲密布之時前往日本在朝鮮的海軍司令部，負責岸炮事宜。同年12月登上巡洋艦橋立，參加日軍對中國山東地區的運兵行動，以及對威海衛的作戰行動。1895年10月，轉至千代田任職航海軍官。1896年受命前往英國，作為返航委員參加戰列艦富士的接收及返航事宜，並於1897年10月成功返回日本。同年12月晉升為海軍中尉，不久又被擢升為海軍大尉，並擔任富士的部隊長。1898年7月，獲命出任通報艦龍田的航海長。1899年調入軍令部第三處。中間加藤考取了海軍大學校，其甲種課程入學考試成績優秀，不過他並沒有去上學，而是轉頭去了俄羅斯，收集俄國的海軍軍備情報。加藤在俄國呆了將近三年，與同僚廣瀨武夫過從甚密，也結識了陸軍武官田中義一（日後的陸軍大臣）。1902年加藤回國，在戰列艦三笠上任職了一段時間。1903年9月晉升為海軍少佐，同年12月出任朝日炮術長。[4]
1904年（明治37年）3月，在日俄戰爭爆發後，加藤為戰列艦三笠的炮術長[5]。其一改之前各火炮各自為戰的做法，而是採用了根據檣樓上的着彈點觀測員的報告統一指揮火炮的方式，提高了命中率[6][7]。同年8月黃海海戰爆發，加藤也在戰鬥中負傷。黃海海戰結束後，軍令部深感精通俄國事務的人員不足，於是從前線調走加藤，讓他參與擬定計劃，並以山本權兵衛的侍從官的身份向大本營報告，同時兼任山本的秘書長[5]。
1906年，加藤參加了山本的代表團，對意、英、德、美多國進行訪問，並參加了第二次英日同盟海軍方面內容的商討議定工作。在與會的海軍談判代表中，加藤是唯一一位中校級別軍官，是所有與會者中軍銜最低的。同時加藤作為隨員參加了伏見宮博恭王的訪英慰問團。這次的外交活動讓加藤得以結識包括結識時任英國第一海務大臣費舍爾在內的多國海軍高層，這將會對加藤日後的生涯有不少影響[8]
1907年9月，從歐美訪問回國的加藤重歸現場，擔任裝甲巡洋艦淺間的副艦長。1908年12月，改任戰列巡洋艦筑波副艦長。1909年4月再次從現場召回，旋赴英任駐英海軍武官。在此期間，加藤負責監督正在英國建造的戰列巡洋艦金剛，並以其炮術專長，積極遊說兩國高層，推動修改金剛級的主炮配置，爭取到了獲取英國正在研發、連自己的戰艦都還沒有裝備的14英寸（356 mm）火炮的機會，而在此過程中加藤此前建立的人際關係可謂至關重要[8]。1911年，加藤回國，先後擔任淺間、筑波的艦長職務，同年12月，改赴海軍兵學校出任教導一職。此時的兵學校校長正是加藤當初的炮術老師山下源太郎。在山下的支持下，加藤組織了一個基礎導航與科學教材編寫組，把他在駐英期間所見的最新科學技術發展編進了教材里。同一時間，加藤在私人信件里寫道：「中國問題……已經越來越成為攸關日本生死的事情，必須引起我們最密切的重視。……我們訓練有素的突擊部隊枕戈達旦，一待有令就可以立即出發，前往需要他們的地方。……如果我們現在擴張，我們會在太平洋的東部和南部（與美國）發生利益衝突。但不管我們是前進還是撤退，他們的進攻都在所難免。因此，日本應當領導一個偉大的『同文同種』的聯邦，讓中國在日本的指導下進行發展……這些事情難道不意味着機會，讓我們能夠與中國合併嗎？」[9]
1914年發生西門子事件，處於風暴中心的正是加藤當年在英國督造的金剛號，不過加藤本人並未受太大影響。同年5月1日，加藤回到部隊，擔任戰巡伊吹的艦長，並着手進行參加巴拿馬運河開通儀式的準備工作。隨着歐洲戰爭的陰雲逐漸密布，加藤判斷日本將會有可能參戰，因此早早就開始了戰備工作，並搶在日本宣戰前完成了整備。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中，加藤作為南遣支隊（日方稱「特別南遣枝隊」）指揮官，協同英國海軍在太平洋地區巡邏、搜捕德國艦隻。1915年，同盟國在亞太的勢力遭到了沉重打擊，日本海軍大體回復到和平狀態，加藤也轉到第二艦隊去擔任參謀長。同年12月13日，到日本當時最新式的軍艦比叡擔任艦長一職，這也是他最後一次擔任艦長的職務。[10]
1916年12月1日，加藤晉升為海軍少將，並擔任海軍炮術學校校長。加藤此前的履歷讓他成為這一職務的首選，而他也的確以飽滿的熱情進行工作，組織了多個研討小組，並在學校里推廣各種體育運動。1917年炮術學校訓練艦筑波發生彈藥庫爆炸事件，加藤主持了相關的調查委員會，最後委員會宣布事件與炮術學校無關，而這一事件也並未對加藤日後的仕途造成多大影響。[11]
1918年，日本海軍為了配合對西伯利亞進行干涉而組建了第五戰隊，對俄羅斯很熟悉的加藤也就順理成章擔任第五戰隊司令，除了維護協約國利益之外，也肩負起外交工作的使命[12]。同年12月，加藤改任橫須賀鎮守府參謀長。在此期間加藤積極引進歐洲新技術，鼓勵海軍飛行事業的發展，並為建立防空系統而奔走。雖然橫須賀當地的市政官員對此並不感興趣，加藤還是竭盡所能在軍港處建立了日本第一套防空系統[13]。1919年6月，加藤調到軍令部，7月開始出訪歐美，時間長達336天，對各國戰後的軍事發展、文化、運輸能力、交通進行調研。代表團並不受法國和美國待見，卻在德國所獲最豐，加藤得到了提爾皮茨的會見，商討了戰後日德合作的可能性[14]。
1920年6月任海軍大學校校長[15]。其在大學入學儀式上曾言及「本校只追求戰爭的勝利，哲學、宗教、思想等一概不需要」。1921年華盛頓會議召開，9月21日，加藤以海軍首席技術顧問的身份與會[16]，但其作為裁軍條約反對派的重要支持者，與時任海軍大臣、日方談判團主席、全權代表、身為條約贊成派的加藤友三郎之間產生了激烈的衝突。
1923年6月1日，加藤任第二艦隊司令長官。同年9月1日發生關東大地震，加藤在得知此事後立即取消了原定的練習，趕往東京灣。一到東京，他就緊急搜羅船隻救災；雖然數量不足，他還是想方設法湊到了60艘船隻和15艘拖船。加藤一直忙碌到9日才第一次上岸，在向上級做過報告後才回家兩小時，查看家裡的情況，之後又匆匆返回艦上。[17]
1924年12月1日，加藤出任橫須賀鎮守府司令長官，在任內主持了三笠博物館的落成儀式。[17]
1926年（大正15年）12月至1928年（昭和3年）12月間，加藤出任聯合艦隊司令長官兼第一艦隊司令長官。1927年加藤晉升為海軍大將[18]。加藤在任內遵守着東鄉平八郎海軍大將的訓導「訓練無限制」而對海軍內部嚴加要求，海軍內日夜進行着極為繁重的訓練任務。1927年8月27日，日軍在夜間訓練中發生了嚴重的衝撞事故，即美保關事件，在事故中一艘驅逐艦沉沒、兩艘巡洋艦及一艘驅逐艦受創。此次事故導致各艦共120人死亡。但加藤在此次事件中並未被追究責任；事件發生後，他依舊繼續推行着嚴厲的訓練制度。此外，在1927年，日內瓦海軍會議召開，加藤本人並未參加會議，也沒有公開發表過意見，僅在私下表達自己的態度[19]。
1929年1月，原軍令部長鈴木貫太郎退出現役並轉任侍從長，加藤遂接替鈴木出任軍令部長一職[20]。其激烈反對《倫敦海軍條約》中日本對美巡洋艦噸位為7:10的限制，與首相濱口雄幸、海相財部彪等人發生了嚴重對立。此事日後發展成為「統帥權干犯」問題，1930年6月條約批准後，加藤旋即通過「帷幄上奏」的方式請辭軍令部長一職。其身為海軍中的「艦隊派」領袖，聯合了伏見宮博恭王、末次信正等人，與岡田啟介等所謂的「條約派」產生了嚴重的對立。
1931至1932年間，加藤在軍事參議院任職，主要視察軍隊設施、演習等。1932年一·二八事變爆發，加藤對此頗為關注，並於同年擔任靖國神社祭奠日軍戰死者儀式的主持者。同年五一五事件爆發，事後有兵變參與者供稱起因之一，正是1930年《倫敦海軍條約》在日本國內辯論之際，加藤被剝奪了在御前會議發表自己意見的機會一事。條約派趁機將此公布，試圖渲染加藤是兵變幕後主使的印象，不過這一做法更加激起了艦隊派的不滿。加藤本人可能並沒有直接參與到兵變中去，而且他早在1930年就力陳，接受條約將會導致海軍中下級軍官生事；但是他本人的確帶頭反對條約，並且與右翼組織過從甚密，時人與後世均認為，其與兵變無論如何也脫不了關係。[21]
1932年開始，伏見宮博恭王出任軍令部總長一職，與加藤私交甚厚的伏見宮給予了加藤大力支持，使其在海軍內部（艦隊派對條約派，後來在某種意義上變成軍令部的軍令派對海軍省的軍政派）的鬥爭中逐漸爭得上風，1933年加藤的支持者開始在軍令部內主持進行一系列改革。同年大角岑生重掌海軍省，將大批高級將領強制退役（史稱「大角人事」），有評論者認為這是軍政派對加藤的反擊。[22]
1934年4月，加藤再次作為一個特別委員會主席，參加靖國神社對日軍在九一八事變及一二八事變戰死者的招魂儀式。5月東鄉平八郎去世，加藤再次到靖國神社主持祭祀儀式。同年又主持《軍人敕諭》50周年紀念儀式。此時加藤在日本國內以及海軍中的聲望達到了頂峰[23]。1934年接下來的時間裡，加藤一直在推動日本退出裁軍條約[24]。1935年（昭和10年）1月底，加藤受命主持一個海軍的新技術委員會，這也成了其在役期間最後一個正式的工作。同時加藤也繼續發揮其在教育領域的影響力，經常到海軍大學校講課1935年11月2日，加藤滿65歲，退出現役。加藤在海軍中擁有相當高的人望，很多現地軍官都支持加藤受封海軍元帥的稱號。但是日本海軍軍官獲頒贈元帥榮譽，通常需要在戰時指揮一支艦隊；而加藤僅指揮過支隊規模的編制，按慣例不太夠格，故此加藤還是與元帥頭銜失之交臂[25]。
1935年9月，東京都警視總監匯報，加藤與末次信正海軍大將，以及陸軍的真崎甚三郎大將、荒木貞夫大將涉嫌密謀策劃兵變，推翻政府[26]。1936年二二六事件爆發，事後加藤否認參與兵變，但對兵變參與者表示同情。調查顯示加藤的確與涉事的多人有來往，但缺乏證據證明其的確參與了兵變[27]。
此後加藤一直在家中著書。1939年，加藤因病逝世[28]。
加藤的日記後來經整理出版成書，書中記載了從1918年（大正7年）開始到1939年（昭和14年）的重要事件的信息，包括日本出兵西伯利亞干涉俄國革命，《華盛頓海軍條約》和《倫敦海軍條約》從批准到日本退出期間海軍內部的變動，以及和陸軍、政府還有各界人士的來往等都有詳細記載，此外還有九一八事變、五一五事件、二二六事件、七七事變等的記載。
軼聞
加藤剛出生時很健康，但少年時一直身體虛弱。他的武士家庭出身的母親因此每天都帶他到河邊洗澡。得益於此，加藤日後才能順利考入海軍兵學校。[1]
加藤在浪速上遇到了來自同一條村子的岡田啟介，早年他們兩人之間關係還挺不錯[3]。但日後兩人因意見不同而勢同水火（加藤為艦隊派，而岡田支持條約派）。二二六兵變前夕，就有報告指稱加藤涉嫌推翻岡田內閣[26]。
有資料顯示，加藤在出發前往俄羅斯之前就已經能熟練使用俄語，甚至能夠在廣瀨武夫追求某位俄國海軍將軍的女兒時為他充當翻譯；不過並不清楚加藤是什麼時候、在哪裡學到俄語的。他此後一生都對俄羅斯保有很大的興趣，也經常閱讀俄語小說。[4]
加藤一直外表瘦弱，用功刻苦，是個典型的好學生；而他的兵學校前輩廣瀨身材高大，成績卻馬馬虎虎，兵學校畢業時也只是位居中流。不過兩個人在俄國關係很好（比如加藤給廣瀨撮合談戀愛的事）。另外，因為他和廣瀨的關係好，囊中羞澀的田中義一還時常通過他向廣瀨借錢。日俄戰爭爆發時加藤在戰列艦朝日上擔任炮術長一職，而他的密友廣瀨則正好擔任水雷長（負責水雷、魚雷等事務）。兩名精通俄語、了解俄國的軍官戰時在同一艘軍艦上服役，這事情本來就不太應該，而兩人都請纓參加對旅順口的堵塞作戰，就更為不妥。最終廣瀨如願，而加藤落選。但隨後廣瀨就在行動中殞命。[4]
加藤私下很討厭文職工作。1904年從前線調離的任命到達時，他就私下裡抱怨過一次這是要讓他當一個「卑微的小職員」[5]。1909年聽聞要當駐英海軍武官後，他在給別人的信件中寫道「要被流放三年」[8]。
加藤在駐英期間頻繁與英國海軍高層會晤，乃至面見王室，故此他的名字也經常上《泰晤士報》的宮廷版新聞。不過1911年他回國後卻意外得知他的名字「Hiroharu Katō」被人當作是倫敦肯辛頓的一名議員而正兒八經地寫進一樁當地的立法報道里。雖然有人質疑過這麼一個明顯離譜的名字，但報紙編輯還是把他名字登上去了。他只好哭笑不得地寫了個澄清聲明：「加藤寬治先生是日本海軍的一名中校，以及維多利亞勳章獲得者」。[30]
華盛頓裁軍會議後，加藤友三郎以強硬的手段推進裁軍，將約九成的海軍中將都轉入預備役，時人稱之為「一人大臣」；而加藤寬治不但沒被強令退役，反而還獲任命為軍令部次長。據此有研究者認為，加藤友三郎此時已經將加藤寬治列入自己的繼任者人選之一進行考慮，兩人之間其實並不存在根本性的對立。[31]
關於加藤的元帥榮譽問題，雖然按海軍慣例是要在戰時曾指揮過艦隊級別的編制，但實際上這並非硬性條件，日本陸海軍都有過許多「破格」的先例。考慮到加藤的履歷，他完全能受封元帥。故此有作者認為，這是因為宮廷內部有人反對封晉加藤，尤其是加藤與時任海軍大臣岡田關係緊張，而與伏見宮也漸漸疏遠，這都對加藤不利。一般情況下，日本對不夠資格獲封元帥榮譽的將領會賜予男爵頭銜作為補償（如加藤的老師山下），但加藤同樣沒份。不但如此，加藤也沒有獲得過什麼重要的榮勛。雖然加藤一直能獲得各種任命，足見其地位不容忽視，但都是些臨時性的軍內任命，皇室一直不願意賜予其永久性的榮銜。[32]
榮勛
日本
- 1894年（明治27年）4月16日 - 正八位[33]
- 1895年（明治28年）11月18日 - 勛六等單光旭日章[34]
- 1904年（明治37年）11月29日 - 勛四等瑞寶章 [35]
- 1909年（明治42年）4月18日 - 皇太子渡韓紀念章[36]
- 1918年（大正7年）9月26日 - 勛二等瑞寶章[37]
外國
注釋
參考文獻
関連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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