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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工作者、学者、评论家（1909－1966）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儲安平（1909年11月5日—1966年9月失蹤），江蘇宜興人，中國現代學者、知識分子。出身望族，曾留學英國，後任復旦大學教授。民國時期著名評論家，《觀察》社長和主編。曾因被控洩漏了軍事機密而導致雜誌被查封。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曾出任新華書店經理、《光明日報》社總編、九三學社宣傳部副部長等職。1957年，因響應所謂「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發表了《向毛主席和周總理提些意見》（即「黨天下」）一文。毛澤東對此不滿發文反駁，並迅速發起了反右運動。儲安平被作為右派典型打倒，其家人和諸多相關人士均受牽連。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儲安平遭受迫害而失蹤，後被宣布死亡。1978年後，55萬右派被平反改正，但儲安平依然是不予改正的中央級「五大右派」之一。
儲安平出身於宜興望族。宜興儲氏為唐代詩人儲光羲之後，自南宋以來，科名長盛不衰。儲安平十二世祖儲昌祚、九世祖儲方慶、八世祖儲大文皆為進士[1]。儲安平出生後六天即喪母[2]，14歲喪父，依靠祖母、伯父儲南強撫養成人。儲南強肄業於江陰南菁書院，與黃炎培是同學，曾官南通知縣。1916年，儲進入伯父在當地辦的武廟小學。1923年，去南京進入私立正誼中學，5月，祖母去世，這對儲的影響很大。1924年夏，轉入東南大學附屬中學。1925年，五卅慘案之後，收回教育權運動興起，從聖約翰大學等教會學校離校的師生創辦了光華大學，儲也在這時轉入光華附中。儲進入光華也和他受左翼思潮影響密不可分。1928年9月，儲安平升入光華大學文科政法系，愛好文學創作，是為「新月派」後起之秀，與徐志摩等人均有往來，徐也是這個時期對他影響最大的一位。大學期間儲在郭子雄離職後擔任《光華週刊》的主任，這也為之後在傳媒的工作打下基礎。這時正值光華大學的黃金時期，胡適、徐志摩、張東蓀、羅隆基、潘光旦、田漢、邵洵美皆在光華任課，儲也因此與之相識。同學中儲也認識了幾位摯友，如趙家璧，穆時英和錢公俠。1929年儲與穆時英組織「光華文學會」，同時也被選為學校劇團的主席，不過因為田漢的辭職，自己亦辭去了這個職務。1930年，光華發生學潮，也是在這年儲與端木露西相識，也因學潮之故，儲對校方的態度不滿因而於隔年2月離開光華北上至燕京大學旁聽。3月收到端木露西來信後歸滬。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他也積極參加抗日救國運動，擔任光華抗日救國會的常務。9月23日國民黨上海黨部召開「上海各大學學生抗日救國聯合會」，儲被選為委員，並於25日赴南京與國民政府要員，包括蔣介石見面。在請願的會場，儲安平因不滿蔣對出兵的含混回答挺身而出，質問政府為什麼不出兵東北。這之後儲未再參加第三次的請願活動。11月23日，他與一起進京的同學李椿森組成了「隨軍記者團」，雖然並無進行記者活動，但他未放棄做隨軍記者的想法。12月6日，儲參加「青年援馬團」北上，在蘇州遇到同在宣傳抗戰的端木露西，但他並未停留，1932年1月3日，到達北平。不久淞滬抗戰爆發，儲安平旋即回滬。光華亦因戰爭導致校舍被毀宣告停課，6月，儲在張東蓀主辦的《再生》雜誌上發表評論文章，大加撻伐國民黨，表達心中不滿。7月16日，儲安平順利畢業。[3]
畢業後儲回到宜興庚桑洞調養。1932年8月，吳稚暉和李書華來到宜興，吳稚暉和儲安平的伯父儲南強是江陰南菁書院的同學，關係要好。因為這層關係儲安平結識了吳稚暉，吳讀罷儲安平寫的散文後稱讚有加，對其十分欣賞。1933年，春節過後他身體好轉就打算到南京閒居，這段期間他筆耕不輟記錄自己的所見所感。[4]
1933年7月，進入南京《中央日報》，接手副刊《中央公園》的編輯工作，同時在國立戲劇學校兼課。1934年5月10日，儲安平編輯的《中央日報·文學週刊》創刊。6月與端木露西結婚[5]。1935年，儲安平主編的《文學時代》出版。《中央日報》時代的儲安平最大的變化是放棄散文而改寫文學評論，在光華時代，儲在文學創作上有一個從散文到小說的轉變，而隨著他對文壇和文人的評價越來越低，逐漸轉向了一位評論家。1936年6月，出國留學，隨船隊至德國，正遇柏林奧運開幕，便留德參觀。8月19日，至倫敦，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遇到光華校友夏鼐，陳鳳書等人。[6]。9月20日，前往愛丁堡大學開啟了真正的留學之旅。[7]1937年1月10日，回到倫敦自學，3月，端木露西也赴英和儲團聚。在英期間擔任無薪酬、只領稿酬的《中央日報》駐歐記者。[8][9]
抗戰爆發，1938年1月，儲安平和端木露西取道德國回國，到達香港，後到武漢。6月，和《中央日報》取得聯繫便從武漢來到長沙。8月，隨《中央日報》遷往重慶，先後擔任《中央日報》和《新評論》撰述、編輯，同時也在政治大學任課。1939年夏秋之際，端木露西和程滄波傳出桃色緋聞，這時他還沒有選擇離婚，而是原諒了端木露西。1940年8月後，輾轉於湘、桂之間。11月，至湖南安化縣藍田鎮國立師範學院講授英國史和世界政治概論等課程。日軍侵占桂林後返重慶。1943年，在師範學院附近開辦袖珍書店出版文庫本小書。也是在這年他與端木露西離婚，結束了這段近十年的婚姻。後在桂林擔任《力報》主筆。1944年豫湘桂戰役爆發，師範學院也受到戰事影響，儲安平也隨學校逃難至漵浦。1945年，在湖南辰溪《中國晨報》發表社論。5月回到重慶並辭去了師範的教職，11月，與力報的主事者張稚琴創辦《客觀》周刊，任主編。[5]。《客觀》雜誌一經出版便洛陽紙貴，有很好的反響，但因為和副刊編輯聶紺弩筆戰，發現自己志向不在此，萌生了出走的念頭。
1946年春，儲安平離開《客觀》雜誌，1月6日，在重慶籌辦新刊，定名為《觀察》，任社長和主編，並使得《觀察》成為國共內戰時期著名的自由主義刊物，8月，任復旦大學政治系教授，並在新聞系兼課，講授《比較憲法》、《各國政府與政治》等課程。9月1日，《觀察》半月刊創刊，這本雜誌的宗旨是「代表一般自由思想分子」，「對政府、執政黨、反對黨都做毫無偏袒的評論」，基本立場是「民主、自由、進步、理性」以「高級知識分子」為閱讀對象[10]。儲安平對國民黨有批評，比如稱其「七十天是一場小爛污，二十年是一場大爛污，爛污爛污，二十年來拆足了爛污」[11][12]，也對共產黨有批評，比如稱「我不相信在共產黨的統治下，人民能獲得思想及言論等等基本自由，能實現真正的民主」[13]，還對美國也有批評[14]，他的《中國的政局》一文對兩黨，還有自己所屬的自由思想分子，都提出批評，其結論是，「自由思想分子可以起來，應該起來；這不是他們高興不高興，願意不願意的問題，而是他們的一個歷史上的責任問題。」在《觀察》上『中間路線』的代表人物發表了大量討論『第三條道路』的理念和主張。
1947年2月，傅斯年在國民參政會上主張清查孔宋產業，並發表名文《這樣的宋子文非走開不可》，轟動一時，儲安平也向傅斯年約稿，很快便在《觀察》上發表《論豪門資本之必須剷除》一文。儲安平非常感謝傅斯年的文章，對其盛讚不已，而且期待中國政治界能出現更多的傅斯年一改中國的政治文化。這年學潮洶湧，儲安平也在《觀察》上連續發表文章支持學潮。7月，國民政府發佈『戡亂總動員令』，11月，「民盟」也被歸為反動團體解散，這些事件也讓儲安平的思想有所轉向。
1948年10月，《觀察》發表張申府和楊人楩兩篇反對內戰的文章，這時正值遼沈戰役接近尾聲，而這兩篇文章呼籲停戰，這也引起中國共產黨方面的不快。11月27日，《觀察》刊出的張今鐸所撰的軍事通訊《徐淮戰局的變幻》，報道了國軍統帥部在徐蚌會戰中的戰術改變和新武器的大量使用，以及「分析陳布雷之死與翁文灝之拖」，蔣中正說：「我們的軍事機密已經被人家在雜誌上洩露了，還打什麼仗？」，下令追捕該文的特約記者。[15][16][17]1948年12月25日，查封《觀察》和逮捕《觀察》工作人員，這就是中國近代史上著名的「《觀察》事件」。此後，王造時出面，以自己的影響力多方奔走，給當局施壓。並於1949年2月，親自擔保和營救了包括美術家朱宣咸在內數位《觀察》人士出獄。《觀察》是宣傳「第三條道路」的代表，是當時中國一面民主運動的旗幟。查封《觀察》也是近代中國自由主義悲歌。儲安平在查封之前就已逃往北平，12月30日，北平的警察闖入《大公報》社等待抓捕儲安平，這時儲安平於樓邦彥、王鐵崖等好友家暫避，未被逮捕。
1949年1月14日，毛澤東針對蔣介石提出的元旦求和文告提出和平談判八項條件，北平有多位知識分子和社會人士表示支持，儲安平也聯署通電表示擁護。4月22日，參加『民主人士東北參觀團』考察中共控制地區的情況。歸來後被安排住進了遠東飯店，正式成為內定的政協代表。1949年11月1日，《觀察》正式復刊，但封面上的Independent，Nonparty字樣不見了。1950年，《觀察》終刊後，任新華書店副總經理。下半年由潘光旦和費孝通介紹加入中國民主同盟。1952年，改任中央出版總署發行局副局長。9月，加入九三學社。1954年，當選第一屆全國人大代表。5月到達烏魯木齊，開啟了為期兩年的新疆之行。1956年，任九三學社中央委員兼宣傳部副部長。
1957年4月1日，經胡喬木推薦任《光明日報》總編回到北京工作，他在赴任之前借用主編的身份說服許德珩，接過了《九三社訊》的主編，在他手中這本雜誌也變成了九三學社鳴放和整風的陣地。19日，《光明日報》的中共黨組正式撤出，這也標誌著其成為一份真正的民主黨派的報紙。30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召集民主黨派負責人座談，請他們積極提意見，幫助共產黨整風[18]。為消除黨外人士的思想顧慮，中國共產黨再次重申了「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的原則。在這種政策影響下，經歷胡風案等一系列批判事件後的知識分子開始逐漸向中共提出批評和意見。6月1日，在中共中央統一戰線工作部召集的座談會上，儲安平以《向毛主席和周總理提些意見》為題發言，稱「宗派主義的突出，黨群關係的不好，是一個全面性的現象。」而且與中央也有很大關係。並且稱在百花政策後「大家對小和尚（基層黨員）提了不少意見，但對老和尚（中共高層）沒有人提意見。」並委婉地批評政府已經成為一黨天下，國務院12位副總理中無黨外人士，最後總結「這個『黨天下』的思想問題，是一切宗派主義現象的最終根源，是黨和非黨之間矛盾的基本所在」[19]。此文一出石破天驚，動撼朝野。次日，《人民日報》、《光明日報》以醒目標題顯著位置全文刊登。[20][21]
6月6日，國務院秘書長習仲勛邀請黨外人士舉行座談。國務院秘書長助理盧郁文首先發言，批評儲安平的「黨天下」的提法是嚴重的錯誤。6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毛澤東親自執筆的、題為《這是為什麼？》的社論，反右序幕從此拉開[19][22]。此後，對儲安平鋪天蓋地的揭發、批判與控訴接踵而至。子女被迫劃清界限，同事紛紛「檢舉揭發」，儲安平陷入天下圍攻的局面。6月10日，毛澤東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社論指《光明日報》是資產階級的，將之定性。「黨天下」的言論逐漸發酵，香港和海外不斷傳來聲援的言論，並指儲安平是「反共知識分子」。6月21日，儲安平在九三學社中央常務委員會第十六次擴大會議結束時「承認錯誤」，他說，他看到台灣和香港的「反動報紙」為他喝彩時「感到很沉重」，並表示「要認真地挖掘自己的思想根源，並且交代同章伯鈞、羅隆基的關係」。7月，召開的第一屆全國人大第四次會議上，儲安平作了題為《向人民投降》的發言，《人民日報》全文發表[23]。
然而對儲安平的批判並未因此而結束。11月11日，作為《光明日報》總編輯的儲安平和《光明日報》社長章伯鈞被同時免職。在1958年1月18日至24日召開的九三學社第四屆中委會第三次全會上，儲安平中央委員、中央宣傳部副部長的職務被撤銷。1月31日，第一屆全國人大第五次會議召開，決定取消儲安平人大代表的資格。[23]。
在這之後，儲安平沒有了任何的工作和職務，九三學社為了貫徹「分配待遇較低的工作」的處分，聯繫商務印書館，讓他做一些不署名的校譯工作。家庭亦受到牽連，長子儲望英是朝鮮戰爭中國人民志願軍的軍官，被強制轉業復員回到在上海的母親端木露西身邊做小學老師。1959年秋，與易吟先離婚。這年全國政協成立了文史資料委員會，儲安平受邀寫作自己的早年經歷。1960年，九三學社將儲安平發配到北京西南郊模式口的全國政協勞動基地下放改造一年。1966年6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作為著名「大右派」，儲安平也成為被「掃蕩」的對象。8月31日，幾乎每天都遭受批鬥的儲安平在青龍橋投河自殺未遂，在九三學社關押了幾天后，被趕回了家[24]。1966年9月上旬失蹤，生死不明。
隱居說：有一位謝泳的無錫讀者曾給他來信，說他在年輕時在南京湯山見過一位老者，與他談起宜興的名人舊事，講到儲安平時那位老者神色怪異，據此推斷儲安平可能到江蘇一帶隱居。[19]
出國說：章詒和曾提到，八十年代吳祖光出國時，遇到一個老作家跟他講自己在美國街頭曾遇過一人酷似儲安平，便高呼他的名字，那個人驚恐萬分，飛奔逃走。
自殺說：章詒和在《最後的貴族》中提到，儲安平在失蹤前給李如蒼留一張紙條，上面寫「如蒼兄，我走了。儲」。李如蒼家住什剎海銀錠橋離儲安平棉花胡同的家只有兩公里，儲安平很喜歡什剎海的景色，常常到李如蒼家做客。所以有可能他從九三學社出來後又萌生自殺的念頭，選擇什剎海自盡。
虐殺說：曾經有鄰居聽見儲安平被毆打的聲音，也有友人見過紅衛兵抄家後血跡斑斑、人去樓空的慘狀。所以有可能在被打死後秘密火化。[25][26]。
| “ | 我們歷觀中國最近二十餘年的歷史，深感過去中國政治上的人物對於黨爭的興趣太濃厚，排除異己，不擇手段，一切施政，常以私黨的利益為首要，對於真正有關民生的建國大業，大都缺乏興趣，缺乏熱忱。政治上這種人一多，國家即易陷入亂境，而不易納於治途。因為政治不清明，社會無是非，秩序不安定，民生不改善，而卻希望這個國家穩定，是誠難乎其難。所以就今後中國治亂而論，應當鼓勵一切對於黨爭興趣淡薄的人，出而參政，儘量減少磨擦的空氣，多從事改善民生的工作。 | ” |
| ——儲安平《中國未來局面中的一個安定因素》，《中國現代思想史簡編第五卷》19頁[27] | ||
| “ | 過去外蒙之為中國領土，無人敢加否認，而共產黨報紙竟公然刊載「外蒙共和國總理」某某人抵達莫斯科之消息。蘇聯東，共產黨亦東，蘇聯西，共產黨亦西；甚至蘇聯與中國有什麼間題時，共產黨報紙的論調似乎也成為了一個非中國人的報紙的論調。在許多地方，常常使人覺得，中國共產黨較之蘇聯似尤「蘇聯化」，而中國共產黨的報紙恐怕比蘇聯的報紙更象一個蘇聯的報紙。 | ” |
| ——儲安平《共產黨與「國家」》 ，《中國現代思想史簡編第五卷》23頁 | ||
| “ | 因為唯有承認人民思想及言論的自由，始能真正實現民主的政治，然則吾人以此事衡量共產黨，則共產黨是否能容許今日生活在共產黨統治區域中的人民有批評共產主義或反對共產黨的自由？假如容許，則何以我們從來沒有看到在共產黨區域中出版的報紙有任何反對共產黨或批評共產黨的言論，或在共產黨區域中有何可以一般自由發表意見的刊物？ | ” |
| ——儲安平《共產黨與民主自由》，《客觀》第4期第2頁 | ||
| “ | 我不相信在共產黨的統治下，人民能獲得思想及言論等等基本自由，能實行真正的民主。凡是在一個講究「統制」，講究「一致」的政黨的統治下，人民是不會有真正的自由，因之也不會有真正的民主 的。人類思想各殊，實為一種自然的人性，假如任何政黨想使在他統治下的人民，在思想上變成同一種典型，這實違反人性而為絕不可能之事。而人民之有無思想言論之自由，又為一個國家或一個社會之有無「民主」的前提。因為假如一個人沒有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則他何能自由表示其意見。假如人民不能自由表達其意見，則這個國家或這個社會，又何能實行民主？ | ” |
| ——儲安平《共產黨與民主自由》 《中國現代思想史簡編第五卷》25頁 | ||
| “ | 就我個人言，共產黨今日雖然大呼民主，大呼自由，而共產黨本身固不是一個能夠承認人民有思想自由言論自由的政黨，同時共產黨所謂的民主，是「共產黨民主」，而不是我們所要求的「人人可以和平地，出乎本願，不受任何外力干涉，而自由表示其意見」的民主。「共產黨民主」與「人人可以和平地，出乎本願，不受任何外力干涉，而自由表示其意見」的民主，固為截然兩事，兩者之間實有極大的距離。 | ” |
| ——儲安平《共產黨與民主自由》《中國現代思想史簡編第五卷》26頁 | ||
| “ | 在一個民主國家，一個由民選出來的政黨，為了顧全本黨的前途，搞不下時，早就漂漂亮亮的下台了，但在一個以武力爭得政權的國家，一個執政黨，即使在最無辦法的時候，還是要掙扎維持其政權。掙扎是人情之常，就看如何掙扎。在正路上掙扎，成敗另為一事，要亦不失為一種努力，若走錯了路，則所有的掙扎，都成為了一種浪費和罪行。 | ” |
| ——儲安平《中國的政局》《中國現代思想史簡編第五卷》28頁 | ||
| “ | 在過去一年多的和談中，共產黨一直把持攻勢地位。他們一再要求和平。國共雙方對於「和平」究竟有無誠意？有人認為國民黨是有誠意的，有人認為共產黨是有誠意的。我們認為國共兩方面根本就無所謂誠意不誠意。我認為只有「顧到自己，也顧到對方，更顧到國家」，這才算是「誠意」，專門替自己打算，都是為私，絕不足以語「誠」。即以「和平」而論，以前共產黨的「無條件停戰」和最近國民黨的「就地停戰」有什麼不同？最妙的是雙方的主張停戰，據說都是為了人民。既然共產黨的「無條件停戰」和國民黨的「就地停戰」沒有什麼不同，則為什麼共產黨要求「無條件停戰」時，國民黨不接受，國民黨要求「就地停戰」時，共產黨不接受？原來停戰與張三有利時，張三即要求停戰；停戰與李四有利時，李四即要求停戰。一切都是為了自己，老百姓只是他們的幌子。現在我們看得很明白，共產黨對於「和平」是越來越不發生興趣了，要和平，從前是「無條件」的，現在是有條件的了；或者從前的條件低，現在的條件就高了。 | ” |
| ——儲安平《中國的政局》 《中國現代思想史簡編第五卷》31頁 | ||
| “ | 老實說，憲法不憲法，共產黨並無太大的興趣，共產黨真正的興趣，還是在軍隊和地盤兩者之上。 | ” |
| ——儲安平《中國的政局》 《中國現代思想史簡編第五卷》32頁 | ||
| “ | 坦白言之，今日共產黨大唱其「民主」，要知共產黨在基本精神上，實在是一個反民主的政黨。就統治精神上說，共產黨和法西斯黨本無任何區別，兩者都企圖透過嚴厲的組織以強制人民的意志。在今日中國的政爭中，共產黨高喊「民主」，無非要鼓勵大家起來反對國民黨的「黨主」，但就共產黨的真精神言，共產黨所主張的也是「黨主」而決非「民主」。要知提倡民主政治有一個根本的前提，而且這個前提一點折扣都打不得，就是必須承認人民的意志自由（即通常所稱的思想自由）；惟有人人能得到了意志上的自由，才能自由表達其意志，才能真正貫徹民主的精神。假如只有相信共產主義的人才有言論自由，那還談什麼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同時，要實行民主政治，必得有一種公道的精神。所謂公道的精神，一是好的說他好，不好的說他不好，二是我固然可以相信我所相信的，但我也尊重你可以相信你所相信的。 | ” |
| ——儲安平《中國的政局》《中國現代思想史簡編第五卷》34頁 | ||
| “ | 共產黨對人，只有「敵」「我」，跟他們跑的，他們可以承納，不跟他們跑的，他們一律敵視。一切都以實際利害為出發，不存任何人情與友誼。要捧一個人，集體地捧他起來，要攻擊一個人，集體地把他打了下去。公平的反面就是極端，共產黨的極端作風，實在大大地限制了他獲得同情的範圍，亦即減少他獲得成功的速度；梁漱溟先生的擺脫現實政治和張君勱先生的脫離民盟，也多少與共產黨這種極端作風有關。老實說，我們現在爭取自由，在國民黨統治下，這個「自由」還是一個「多」「少」的 問題，假如共產黨執政了，這個「自由」就變成了一個「有」「無」的問題了。 | ” |
| ——儲安平《中國的政局》，《中國現代思想史簡編第五卷》 35頁[28] | ||
| “ | 中國今日需要努力者，即是要大家來推動，使這個國家進入於法治境界。要講法治，即須儘量使制度法律化，人遷就制度，不要制度遷就人，不要因人立制，不要因人授權。 | ” |
| ——儲安平《國大評論》，《中國現代思想史簡編第五卷》44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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