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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作義（1895年6月27日—1974年4月19日），字宜生，山西榮河人，中華民國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人物與軍事人物。他在加入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前曾是中華民國陸軍二級上將。1949年1月協助中國人民解放軍和平進入並解放北平城，並於後來擔任中華人民共和國首任水利部部長，任期長達23年。晚年，傅作義任全國政協副主席。
提示：此條目頁的主題不是傅高義。| 傅作義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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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副主席 | |
| 任期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四屆全國委員會 | |
| 任期 1965年1月5日—1974年4月19日 | |
| 主席 | 周恩來 |
 中華人民共和國第1任水利電力部部長 | |
| 任期 1958年2月11日—1972年10月17日 | |
| 繼任 | 張文碧 |
|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水利部部長 | |
| 任期 1949年10月19日—1958年2月11日 | |
| 總理 | 周恩來 |
| 繼任 | 改組為水利電力部 |
 第11任察哈爾省政府主席 | |
| 任期 1946年10月15日—1948年12月24日 | |
| 前任 | 馮欽哉 |
| 繼任 | 末任 |
| 第3任綏遠省政府主席 | |
| 任期 1931年8月19日—1946年10月15日 | |
| 前任 | 李培基 |
| 繼任 | 董其武 |
| 個人資料 | |
| 性別 | 男 |
| 出生 | 1895年6月27日 大清山西省蒲州府榮河縣 |
| 逝世 | 1974年4月19日（78歲） 中華人民共和國北京市東城區衛生部北京醫院 |
| 政黨 |  中國國民黨（開除黨籍）[1]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 |
| 配偶 | 劉芸生 |
| 親屬 | 傅冬、傅恆 |
| 獲獎 |  一等雲麾勳章（1936年）[2]  青天白日勳章（1939年） 國光勳章（1946年） 一級解放勳章（1955年） |
| 軍事背景 | |
| 效忠 | 中華民國 |
| 服役 |  中華民國陸軍西北軍 |
| 軍銜 |  二級上將 |
| 部隊 | 國軍35軍 |
| 參戰 | |
學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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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作義出生在一個富農家庭。1910年（宣統二年），進入太原陸軍小學學習。1911年太原響應辛亥革命爆發起義之際，傅作義加入學生軍參加革命[3]。
1912年（民國元年），傅作義轉入北京清河鎮的第一陸軍中學學習。1915年，入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第5期步兵科。傅作義的學習成績列校內第1名。1918年畢業，回到山西。此後他加入閻錫山領導的晉軍。1926年，升任第四旅旅長。1927年，升任第四師師長[3]。一年之內因為戰功，從中校升至中將，在當時晉軍中傳為美談。
1927年6月，閻錫山轉投國民政府方面。同年10月，傅作義率第4師進攻涿州，擊退奉軍。不久，奉軍的2個師加2個旅的大部隊企圖奪回涿州，傅作義指揮部隊，在沒有任何後援的狀況下，堅守近100天。掩護其他作戰失敗的友軍安全退回山西。1928年1月，傅作義見部隊抵抗能力已達到極限，在國際紅十字會的調停下，暫時投降奉軍。張作霖曾表明欲給傅一個方面軍的指揮權，傅作義拒絕。張作霖大怒欲槍斃之，張學良代為求情，並關押傅作義在自宅內。之後密令傅的保定同窗鮑文樾將其釋放。傅作義回到山西後，被閻錫山任命為國民革命軍第三集團軍第五軍團總指揮兼天津警備司令[3]。若傅作義當時同意指揮奉軍一個派系，可能將是接替起義失敗的郭松齡指揮東北講武堂系，則往後張學良將不存在與日本陸軍士校留學派系之間的激烈鬥爭。
1930年8月14日發生濟南戰鬥，地點則是在中國魯西一帶，是國民革命軍內部所發生的內戰戰鬥之一，也是中原大戰的主要戰役。濟南戰鬥的交戰雙方，一方為蔣介石轄下的國軍中央軍陳誠部，另一方為傅作義所指揮的晉軍。晉軍先前分為商震，楊愛源，徐永昌，傅作義四個系統，至中原大戰期間統一歸傅作義指揮。在濟南黃河沿岸大霧中晉軍各部隊失去有效聯繫，敗給裝備較佳的陳誠部。這是軍閥內戰時代傅作義少數的敗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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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5月，閻錫山發動反蔣介石的中原大戰，傅作義擔任第四路軍指揮官。閻錫山敗北之後，張學良接收傅作義等部。1931年5月，傅作義被任命為國民革命軍第三十五軍軍長。同年8月，他被任命為綏遠省政府主席。此後傅作義在綏遠省發揮內政手腕，在治安維持、農村基層組織改革、金融整理、城鄉建設、教育事業等方面都取得好成績[3][4]。當時他讚賞梁漱溟等人的鄉村建設學說，所以在綏遠省推行教育、生產、武裝三位一體的農村制度，即教、養、衛制度[5]。
1931年9月，九一八事變發生，他和徐永昌、宋哲元聯名發表抗日聲明。1933年1月，日軍進攻山海關，長城抗戰爆發。同年2月，傅作義出任第七軍團總指揮。同年4月末，傅作義親自率領國民革命軍第五十九軍從張家口急赴昌平。5月23日，傅作義開始同日軍第8師團交戰，雙方傷亡都較為慘重。6月末，傅作義率部返回綏遠省[3]。
1935年4月，傅作義獲晉升陸軍二級上將。1936年11月，李守信率領的蒙古軍與王英率領的大漢義軍共同進攻綏遠省，遭到傅作義擊退。11月24日，傅作義在百靈廟擊敗大漢義軍，12月4日完全收復百靈廟，史稱百靈廟大捷[6]。這就是著名的綏遠抗戰[3]。
1937年3月9日，行政院決議，嘉獎綏遠抗戰將領，閻錫山、傅作義敍一等寶鼎勳章，騎兵司令趙承綬二等寶鼎勳章[7]:5381。5月12日，傅作義至百靈廟視察，5月14日至鍚拉穆㮙召（大廟）視察[7]:5424。抗日戰爭爆發後，傅作義歷任第二戰區第七集團軍總司令、第二戰區北路軍總司令（第二戰區司令長官為閻錫山），先後參加忻口戰役、太原保衛戰。
1938年初，傅作義仿照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的建軍經驗，成立第二戰區北路軍政治工作委員會，自兼主任，總部設政治指導室，派周北峰任委員兼秘書，軍內各級分別設政治工作機構，不少負責人由延安派來的幹部擔任[3][4]。傅作義在部隊中設立奮鬥室，軍官家屬組成眷屬團，軍人子弟上奮鬥小學、奮鬥中學。中國共產黨開展減租減息，傅作義也開展整理土地，將地主的土地清丈以後，限制地租，另外又將領主、地商開墾土地未交地價者收歸國有，永遠租給佃農[8]。傅作義還制定《北路軍政治工作守則》，又參照八路軍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制定《十項紀律》。閻錫山譏稱傅作義「把部隊帶赤化了」、「三十五軍已成為七路半了」[3][4]。這種情況引起蔣介石的警覺，蔣介石特派中統特務來傅作義部隊任政治部主任，並且驅逐中國共產黨黨員[8]。1938年12月，國民政府任命傅作義為第八戰區副司令長官兼第二戰區北路軍總司令，傅作義自此擺脫閻錫山控制，回到綏遠。他先後參加包頭戰役、綏西戰役、五原戰役等等。由於戰績良好，1939年傅作義獲國民政府授予青天白日勳章[3][4]。
綏西戰役結束後，進入軍事僵持狀態，傅作義部面臨極大的經濟困難。當時所部10萬軍政人員的軍需用度急需解決，而整個八百里河套灌區，當時只有16. 7萬人口，水利工程因為戰爭被嚴重破壞，耕地荒蕪總面積達3,800頃。傅作義提出口號「治水與治軍並重」到1945年抗戰勝利，河套地區的總人口增長到近30萬人，新增36,000頃水澆地，稻穀、小麥、糜子三大糧食作物產量2.3億斤，人均760斤口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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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戰爭勝利前夕的1945年7月，傅作義任第十二戰區司令長官。抗日戰爭勝利後，第十二戰區司令長官傅作義負責熱河省、察哈爾省、綏遠省的日軍受降事宜[3][4]。
日軍投降後，大片日本占領區等待接收，當時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雙方對受降權爭奪激烈。蔣介石命令各地國軍迅速搶占地盤，恰好符合傅作義作為中國國民黨地方派系的利益。時任第十二戰區司令長官的傅作義率6萬餘人迅速進軍包頭、歸綏。在此之前，中共方面的陝甘寧晉綏五省聯防軍司令賀龍已率軍包圍包頭、歸綏，準備進城接收。傅作義部隊突然抵達，強占了這兩座城市。傅作義部還遠程出擊，企圖攻占解放區第二大城市張家口。八路軍賀龍部會攻包頭、歸綏，企圖從傅作義部手中奪回兩城，但戰鬥多日後，由於缺乏彈藥棉衣，被迫撤出戰鬥[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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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1月1日，國民政府令：傅作義、徐堪給一等景星勳章；董其武、何文鼎、楚溪春、馬占山各給予青天白日勳章；李漢魂、宋希濂、陶希聖、陳行、葉恭綽等黨、政、軍、文化、學術界967人給予勝利勳章[7]:7943。第二次國共內戰爆發後，傅作義奉命與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軍隊在華北展開激戰，取得大同集寧戰役的勝利，並攻占張家口等重鎮，使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軍隊在該時期處於劣勢[3][4]。
1946年內戰爆發後，賀龍的晉綏軍區、聶榮臻的晉察冀軍區會攻大同，並提出 「進大同吃月餅」的口號。駐守大同的閻錫山部即將潰敗，蔣介石隨即決定將大同轉而劃歸傅作義的第十二戰區。此後，傅作義一方面派周北峰赴解放區進行假和談，一方面派部隊奇襲集寧，以支援大同方向的戰鬥。經過激戰，傅作義部攻克集寧，中國共產黨方面的部隊不得不從大同撤圍[8]。此戰失敗後，中共軍委撤銷了晉綏野戰軍番號，其司令員賀龍被調往後方從事後勤工作，此後再未被授予指揮作戰權力。
1946年9月，傅作義在他手下的《奮鬥日報》上發表《致毛澤東的公開電》，公開「譴責中共發起內戰」。1946年9月21日，南京《中央日報》以《傅作義電勸毛澤東結束戰亂參加政府 人民希望在和平中生活違反民意是絕難獲成功》為題，全文轉載了該電：
傅作義電勸毛澤東結束戰亂參加政府 人民希望在和平中生活違反民意是絕難獲成功
中央社察綏二十日電：傅長官作義致毛澤東先生，希接受教訓，放下武器，參加政府，促進憲政，電文如下：
延安毛澤東先生，溯自去年日本投降，你們大舉進攻綏包，放出內戰的第一槍。愚魯如我者，當時還以為這是你們一時的或一部分的衝動，決不會成為你們黨的政策，故會於十月二十四日，致電先生，作坦白懇切的呼籲。但一年來的慘痛事實，竟證明這是你們經過長期準備的計劃，並不是一個偶然的錯誤，因而和平商談永無結果，而全面戰爭乃日益擴大。
最近由於你們背棄諾言，圍攻大同，政府以和平的努力，均告絕望之後，本戰區國軍才迫不得已而採取行動，救援大同。但這是悲痛的，並不是快意的，其目的僅僅在於解救大同之圍，解救大同二萬軍民。然你們相信武力萬能，調集了十七個旅，五十一個團之眾，企圖在集寧殲滅國軍，城郊野戰和慘烈巷戰，繼續達四晝夜，然後你們終於潰敗了。
當你們潰退的前一天，延安廣播且已宣布本戰區國軍被你們完全包圍、完全擊潰、完全殲滅。但次日的事實，立刻給一個無情的證明，證明被包圍被擊潰被殲滅的不是國軍，而是你們自誇所謂參加「二萬五千里長征」的賀龍所部、聶榮臻所部，以及張宗遜、陳正湘、姚喆等的全部主力。
我不相信這是一軍事上的勝利，因為誠如你們所說，本戰區國軍武器最劣人數最少，戰力最弱，好戰心理更不如你們，雖然失敗，似乎是應該的。但我們沒有失敗，失敗的卻是你們。所以這不是一個軍事上的勝利，而必須稱之為人民意志上的勝利。在這次戰役中，你們擺在戰場的屍體，至少在兩萬人以上，我們流着眼淚，已經將他們掩埋了。你們在潰退途中，因恐懼國軍追擊，竟至拼命奔逃，口鼻冒血倒身路邊者比比皆是，這是一幅如何悲慘的圖畫。
我不禁要問，是誰殺死了他們？我按住心口問我自己，如果作戰是為了我個人的私慾，或一部分人的私利，那不就是我殺死了他們？我是一個最大的罪人，我應該遭受天譴。如果他們是在你的錯誤的領導之下，逞兵倡亂、禍國殃民，那就是你殺死了他們。在夜闌人靜時，你應該受到責備，受到全國人民的懲罰。
現在確已過了一個階段，經過一年來的血的教訓，你們應該有所警悟，重新檢討你的政策，重新研究你們的路線。一個代表人民的政黨，在決定一政策時，無論如何，應該問問人民，看他們最痛惡的是什麼？最需要的是什麼？今天人民所最痛惡的是交通破壞，戰事無已；所最需要的是和平安定、休養生息。雖然你們一再宣傳民主，但人民不要戰亂，你們卻偏偏製造戰亂；人民害怕貧窮，你們偏以製造貧窮，作為擴大戰亂的資本；所謂民主云乎，你們又一再毀謗政府，但政府在人民心目中，是有勞績的、有威信的，絕不是任何毀謗所能動搖。
即使政府今天存着若干缺點，需要改革，但人民厭惡你們製造戰亂，厭惡你們破壞交通，厭惡你們翻身算賬。較之要求政府進行若干改革，其輕重緩急之差，不可同日而語。因為後者只是好與不好的比較，而前者卻是人民眼前能活不能活的難關。人民今日最起碼的要求，只是能在和平安定中活下去，絕不奢望在你們的戰亂中再翻幾個拼死的筋斗。政府若干缺點所影響於人民生活的，較之你們破壞交通、窮兵黷武，所加給人民的苦患與死亡，簡直是一與二萬倍之比，這還不現實嗎？還不明白嗎？人民如何同情你們？
我們不妨再作一個假設：你們如果有力量一舉而推翻現政府，建立起你們新政權，不論人民是否同意你們的政策，總還可以獲得一個安定。但是你們今天所賴以倡亂的武力，又不足以實現這個野心。據你們自己宣傳，估計至少還得十年，目前你們只希望造成一個武力割據的形勢，來繼續鬥爭，這就是說你們準備繼續十年的鬥爭、十年的戰亂。鬥爭戰亂中，現有的各階層人民，非死於炮火，即死於飢餓，要他們完全毀滅，試問人民如何能同情你們？十年的鬥爭之後，大地已無噍類，又怎樣能實現你們的目的，因而你們十年戰亂的計劃，也就絕對沒有實現的可能。
即以最近的事實為例，本戰區國軍是你們認為人數最少、武器最惡、戰力最弱的部隊，然你們竟一敗於綏包、再敗於大同、三敗於集寧會戰，試問如何與其他精銳的國軍為敵？你們或者還準備萬一割據不成，可以鑽山打游擊，但內亂和抗日是完全不同的。抗日是人民一致的要求，所以你們可以假抗日之名，騙取人民的掩護，內亂是人民一致厭惡的，倡亂的你們又如何在人民之中立足？
正確的道路，只有一條，在憲政常規中，共產是有前途的，但武力倡亂分裂割據，則必遭毀滅。請仔細想想，當去年勝利之初，你們提出民主，同情你們的人有多少？經過一年來的事實證明，所謂民主和平只有你們的宣傳，而倡亂割據才是你們真實的行動，到今天國內外同情你們的人，又有幾個？對於你們的政策，這不是很顯然的測驗。做一個自命為革命領導者，應該懂得所謂革命形勢是客觀實在的，並不是主觀強求的，否則削足適履，以人民之所惡加之於人民，是永遠不會成功的。
所以我熱誠希望你們接受血的教訓，立刻改變政策，放棄武力萬能的觀念速參加政府，結束內亂，讓全國人民開足馬力，來建設我們的國家。我個人始終未曾以共產黨為敵，更沒有準備和共軍作戰，我毋寧是一個同情共產黨的人。你們曾經堅決主張抗日，你們有堅決奮鬥的精神，我都欽佩，只有今天的戰亂政策，是萬分錯誤。為國家為人民設想，我請先生立刻放棄這個政策，促成憲政，實現軍隊國家化、政治民主化，來和衷共濟，一致努力。只要毛先生參加政府，以政府一員的資格向國府保薦賀龍或你們任何一位先生接替我的現任的職位，我不但首先衷心歡迎，並願盡力促成。你如果不嫌的話，我自己願在毛先生部下當一個最低級的職員，而絕對忠實的服從你。
這樣一個和平統一民主的中國，是全國人民要求的，是美蘇兩國共同希望的，也是世界各國一致同情的，我們既與美國保持親密的合作，更與蘇聯永保親密的邦交，美蘇關係，世界和平，均可因而獲得堅固的保障。先生一轉念間，不僅中國可以致和平，人類亦將同蒙其惠，是成是敗，為禍為福，現在正是你們選擇的最佳機會。
中共中央機關報《解放日報》全文轉載了此電。朱德總司令指示西北解放軍向連級以上幹部宣讀此電，當作反面教材。傅作義並不知道，為自己起草此電的第十二戰區長官部新聞處少將副處長、奮鬥日報社社長閻又文，其實是一位中國共產黨地下黨員。閻又文被委派為傅作義起草該公開電後，曾請示中共組織，周恩來指示他：「公開電要罵得狠些，要能夠激起解放區軍民義憤，要能夠導致傅作義部隊狂妄自大。」閻又文便按照周恩來的指示起草了這一公開電[8]。
1946年10月，傅作義聲東擊西，巧妙迫使華北野戰軍棄守張家口。傅作義部開入張家口的次日，蔣介石便在南京宣布召開中國共產黨拒絕參加的制憲國民大會。傅作義趕到南京，受到國大代表熱烈歡迎，將傅作義視為中國國民黨的黨國中興功臣，並因此獲頒發國光勳章以示嘉獎[8]。
1947年1月，傅作義轉任察哈爾省政府主席（其部下董其武繼任綏遠省政府主席）[3][4]。3月1日，第二戰區、第十一戰區、第十二戰區撤銷，成立太原、保定、張垣綏靖公署，閻錫山、孫仲連、傅作義任主任[7]:8299。7月19日，國民政府派傅作義為察哈爾選舉事務所主任委員；國民政府同時派定其為國民大會代表，立法院立法委員[7]:8385-8386。1947年，他在原籍山西省榮河縣當選為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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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12月，蔣介石統一華北軍事機構，任命傅作義為華北剿匪總司令部總司令，五省軍隊悉數歸其指揮[9]:52。傅作義在張家口就任[7]:8466。他以北平、天津、保定三城為犄角防守陣勢，組成津浦、平漢、平綏兵團，實行以主力對主力機動防禦，同時以地方武裝固守據點[7]:8466。12月10日，傅作義自張家口到北平[7]:8467。華北剿匪總司令部即將自張家口移至豐台[7]:8467。12月22日，楚溪春到張垣會晤傅作義，當日又返瀋陽[7]:8473。
1948年1月11日，蔣偕劉斐、范漢傑、俞濟時等人由瀋陽同機飛返南京；傅作義飛返北平[7]:8488。新編三十二師在傅作義指揮下，於淶水戰役中遭到中國人民解放軍殲滅，戰況沒有起色。4月14日，河北國軍攻佔河間[7]:8571。4月15日，河北國軍攻佔任丘[7]:8572。4月17日，河北國軍再佔易縣；察哈爾國軍攻佔龍關[7]:8574。4月19日，華北剿匪總司令部總司令傅作義、河北省政府主席楚溪春飛抵山西太原，晤見閻錫山，會商華北軍事[7]:8576。6月26日，冀東國軍進佔石門[7]:8626。7月4日，察南國軍再佔延慶[7]:8634；冀東國軍進佔遵化[7]:8635。7月5日，傅作義在河北省參議會講演，稱要貫徹總動員，愛民保政，實施精神動員，造成軍政民整體作風[7]:8635。7月6日，傅作義為北平慘案發表明，稱對東北流亡學生生活寄以同情，希望事態勿再擴大，防止暴亂行動[7]:8636。9月5日，華北野戰軍進攻傅作義的基地綏遠，迫使傅作義從北平、張家口分出10個師兵力救援綏遠。9月12日，東北野戰軍發動遼瀋戰役，傅作義隨即面臨兩線作戰的被動局面。11月2日，瀋陽易手。1948年11月4日，傅作義飛往南京，同蔣及國府軍事高層討論華北戰局，此為平津戰役前國方對戰局部署的重要會議。4日晚蔣介石、傅作義、何應欽、徐永昌、張治中、林蔚、劉斐、鄧文儀召開第一次會議，蔣「以為共黨已得東北，蘇聯直接支持下，林彪、羅榮桓軍必先直驅熱河，繼而察、綏，即控制內蒙以安定外蒙，然後再對平津」[10]。5日會議，傅順着蔣的思路談「王道不偏安」，蔣「告以今茲之事實與戡亂之意志，則華北必須固守。當授以交理華北全權，一切由其決定也，並面予鼓勵為慰問之」[11]。11月6日蔣「召見顧祝同總長、何應欽部長商議華北軍事方略，決令傅作義總司令固守華北，並增加其兵力也。乃即召見傅作義總司令，告以華北絕不能放棄，故並以全權交付之，決勿使其有所顧慮耳。」[12]11月，蔣接見傅作義，指示華北軍政措施[9]:56。11月6日下午傅作義返平。11月8日第三綏靖區副司令張克俠與何基灃在賈汪起義投共，華東戰局驟然惡化，原定增援平津的第五十四軍不得不南調船運蚌埠，蔣固守平津的方案遭到影響。11月8日當天蔣給傅作義的手令中仍然持堅決固守平津的態度不變：「中必於最短期內設法增強華北兵力。」隨後淮海戰局日益惡化，東野並未如蔣預料的先攻內蒙而直撲平津，蔣才真正打起了讓華北部隊撤退的企劃。在1948年底至1949年1月的平津戰役中，傅作義的部隊接連遭受失敗。1948年12月下旬，先後喪失新保安、張家口[3][4][8]。其中新保安突圍戰役中，不但喪失了嫡系35軍的兩個師，連同暫三軍安春山來援的五萬精銳也一併損失。致使傅的嫡系部隊在北平至張家口一線上損失慘重，所以不但失去和共產黨談判的籌碼，連在北平城內25萬國民黨守軍的組成內，勢力也不如蔣的嫡系李文、石覺兩位指揮官。
1948年末，中國共產黨、傅作義及社會各方面都開展了和平工作[13]:8758。12月23日，解放軍佔領張家口及察哈爾省全境[7]:8758-8759。12月26日，傅作義談判代表崔載之等從薊縣八里莊返回北平[7]:8761。12月30日，傅作義由北平抵達南京，向蔣報告華北軍事情況[7]:8763。
傅作義在北平和綏遠失守前後，一直遊走於國共雙方之間，兩面示好，為今後自身的發展留下較大迴旋空間。1949年1月1日，中共中央電覆平津前線林彪，指示爭取傅作義走和平道路工作要點，通過中共北平市委告訴傅作義：
- 傅作義「目前不要發通電」，此電一發，他即沒有合法地位了，他本人和他的部屬，都可能受到蔣系的壓迫，甚至被解決；
- 將傅列為戰犯宣布，「傅在蔣介石及蔣系軍面前的地位立即加強了。傅可藉此做文章，表示只要有堅持決打下去，除此以外再無出路；但在實際上，則和我們談好，裡應內合，和平地解放北平，或經過不很激烈的戰鬥解放北平。傅氏立此一大功勞，我們就有理由赦免其戰犯罪，並保存其部屬」；
- 傅可派一有地位代表及張東蓀出城密談[7]:8766。
1月8日，傅作義代表周北峰、張東蓀與解放軍平津前線司令部領導人林彪、聶榮臻、羅榮桓舉行會談。傅方提出北平、天津、塘沽、綏遠一起解決；軍隊不用投降或在城內繳械方式，而採用以團為單位出城整編。次日，雙方草簽《會談紀要》，並附記：傅方務必於1月14日午夜前答覆[7]:8772。
1月15日，天津陷入解放軍之手[9]:57。1月21日，傅作義在北平中南海宣布與中國共產黨方面達成《關於和平解決北平問題的協議》，決定北平和平解放。是日，中華民國總統蔣中正宣布引退。同日，徐永昌奉蔣中正之命飛抵北平東單機場，隨後到中南海居仁堂與傅作義、鄧寶珊會晤，傳達蔣中正意旨，傅作義答覆很不明確，而且未向徐永昌透露自己已經和中共達成和平協議。1月22日，傅作義部按照和平協議開始撤離北平。當日傍晚，傅作義通過中央社發布文告，搶在中共之前公布《關於和平解決北平問題的協議》部分條款，但僅公布了全部協議正文加附件22條中的13條，迴避了戰敗問題，以造成北平和平以傅作義為主的輿論，以求在今後與中共的合作中談條件[5]。
1月23日，傅作義投降於中國共產黨，揚言「北平局部和平」，中國共產黨遂入據北平故宮[9]:58。1月31日，中國人民解放軍和平開入北平[3][4][8]。
此後，在軍事上，傅作義提出華北剿匪總司令部取消，兵團、軍、師一律不動的整編方案，最終未被中共接受，中共對傅作義部實行了打散合編的整編方案[5]。在政治上，傅作義抓住《關於和平解決北平問題的協議》中「雙方派員成立聯合辦事機構，處理有關軍政事宜」以及企業、銀行、學校等聽候「聯合辦事機構處理」的條款，力求將這一所謂「聯合辦事機構」變成自己與中共分享權力的政權。在該協議簽訂前，毛澤東已於1月15日致電林彪等人指出：「北平城內成立聯合機構一點，似乎仍有和我分享政權之意。」1月29日，北平聯合辦事處召開籌備會議，中共代表葉劍英徑直對傅作義方面代表郭宗汾說：「此機構是在前線司令部指揮下的工作機關，不是政權機關。」為此，在葉劍英建議下，該機構名稱確定為「北平聯合接交辦事處」。加上「接交」二字，最終從形式及性質上否定了傅作義的任何分權企圖[5][14]。傅作義在軍事及政治上的謀劃均迅速遭到挫折[5]。1月31日，不願與中共合作的北平國軍將領李文、石覺等人離開北平，到達青島[15]。
2月22日至2月24日，傅作義、鄧寶珊與顏惠慶、邵力子、章士釗等人赴西柏坡，受到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接見，邵力子發現傅作義「甚苦悶」，傅作義、鄧寶珊此行與中共方面商談了綏遠問題。當時綏遠尚在傅作義部下董其武手中，名義上仍受中華民國政府節制。傅作義企圖在3月26日從北平西苑機場乘飛機赴綏遠，不料當天恰逢中共中央機關自西柏坡遷至北平，並且在北平西苑機場閱兵，傅作義飛赴綏遠的計劃遂告吹。4月1日，傅作義向全國發表通電，靠攏中共[5]傅長女傅冬是當時地下黨在家，不停向傅作降共遊說，讓傅最後投降，間接導致在平津30萬國軍放棄抵抗，悉數成為戰俘。
此後，廣州的中華民國政府積極拉攏綏遠方面。綏遠一直處於政治上在國共之間不明朗的狀態。7月14日，傅作義在呈毛澤東的上書中，稱蔣中正、閻錫山賣國，幻想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濫炸人民、封鎖海口，沒有希望。8月28日，傅作義、鄧寶珊等人從北平返回綏遠，以完成綏遠易幟起義。但傅作義也邀請徐永昌來綏遠會面。9月17日，徐永昌、馬鴻賓一行飛抵包頭，傅作義、鄧寶珊、董其武、孫蘭峰等人到機場迎接。9月18日，綏遠起義通電的簽字儀式舉行，宣布「綏遠和平解放」，與此同時，傅作義會見徐永昌，徐永昌企圖策反傅作義，但傅作義因為美國援助無望而不願在美蘇戰爭（即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前貿然投向蔣中正。
9月19日，即徐永昌在綏遠最後一日，傅作義再度會見徐永昌，對徐痛哭，且為自己預留後路，向徐永昌遞交了一份上蔣中正的呈文，在呈文以及和徐永昌的系列談話中，傅作義稱中共賣國，美蘇戰爭的爆發不會遠，建議轟炸電廠，認為中共不可能成功，還準備利用合作農場，將自己手下的幹部放入農村，以寓兵於農，保存實力，待中共遇到困難時再打出去[5]。同日，徐永昌帶上張慶恩等大小特務於下午二時飛離綏遠。下午四時許，傅作義召集幹部開會，宣佈發出通電，「祝賀起義勝利」[16]:537，「綏遠和平解放」。同日，馬鴻賓得到傅作義鼓勵，自綏遠飛回銀川，即電令其子馬惇靖率領國軍第八十一軍在中衛地區與解放軍簽定和平解放協定[7]:9012
9月27日，北平更名為北京。
12月9日，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決定，綏遠的傅作義部的國軍第九兵團（孫蘭峰任司令）等部改編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第36軍（劉萬春任軍長（後來王建業代理軍長），康健民任政治委員）、第37軍（張世珍任軍長，帥榮任政治委員），歸華北軍區建制，由綏遠軍區指揮。
1950年10月，中國人民志願軍赴朝鮮開始抗美援朝戰爭。1950年11月上旬，傅作義向毛澤東建議，調原綏遠起義部隊赴抗美援朝戰爭前線參戰，認為這能使這批部隊受新鍛煉、新考驗，進一步實現其解放軍化，也對綏遠地方實現解放區化更有利。這一建議獲得中共中央、毛澤東採納。1950年12月12日，根據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決定，第36軍、第37軍與騎兵第4師等部組成中國人民解放軍第23兵團（董其武任兵團司令員，高克林任兵團政治委員），歸華北軍區建制，1951年9月3日開赴朝鮮，進行了修建機場的工作，同年11月底歸國。1952年2月，第36軍、第37軍番號撤銷，第23兵團直轄第107師、第109師。1952年12月，中國人民解放軍第23兵團整編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第69軍（董其武任軍長，裴周玉任政治委員），歸華北軍區（後改為北京軍區）建制，1985年6月撤銷。[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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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9月22日，傅作義從綏遠回到北平。9月23日，他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並在大會發言，聲稱已堅決拒絕蔣中正的「親切的」電報。[5]在1949年9月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上，傅作義當選為第一屆全國政協委員、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委員。[3]據中共方面當時主管綏遠工作的薄一波記載，傅作義從綏遠回到北平後隨即向薄一波建議：後套地區「可耕地為10萬頃，而現耕種面積只4萬頃，如果政策允許的話，他願意在此修水利搞合作農場。」薄一波記載：「我把他的意願報告黨中央，不久，毛主席就在傅的意願的基礎上提名他為中央人民政府水利部部長。」這就把傅作義留在了北平。[5]
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中國參戰後將聯合國軍逼退到三八線附近，並一度占領漢城。時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政治秘書室主任的師哲晚年回憶稱當年傅作義找到毛澤東，給毛澤東說，他還有多少電台，多少枝槍，存在什麼什麼地方。毛澤東回答說：「你留着用吧。」[5][19]:268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傅作義歷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委員、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中央人民政府水利部（1954年改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水利部，後又改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水利電力部）部長、第一、二、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委員會副主席、第二、三屆全國政協常務委員。1965年1月5日，傅作義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四屆全國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當選第四屆全國政協副主席，成為黨和國家領導人。特別是水利部長一職，他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後一直擔任至1972年因病辭任。[3]在水利部長任上，他每年拿出1/4以上時間出北京視察各地，走遍長江、黃河、淮河、珠江、黑龍江、松花江的水利工地。外出視察時，他總是輕車簡從，有時還自帶行李。[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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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春節前夕，周恩來邀請張治中、傅作義、屈武共同商談台灣問題，并合影留念。[20]據台灣學者、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院研究員郭岱君披露，1963年8月9日蔣中正日記記載：「傅逆作義特以專人帶來其親筆書『悉貢所能』四字密告於余，但其並未具名，其字確是真筆。可知匪共內部已至崩潰在即，有不可想象之勢，否則此種投機分子，絕不敢出此也。」此後8月、9月、10月、11月，蔣介石日記均曾提到傅作義之事，但後來此事無疾而終[21][22]。
文化大革命爆發之初，傅作義便被周恩來列入《一份應予保護的幹部名單》，點名保護起來。1974年初，傅作義因患癌症住院。當時周恩來也已住院動手術，但得知傅作義病危，便堅持到北京醫院探望，周恩來握住躺在病床上的傅作義的手說：「宜生先生，毛主席叫我看望你來了，毛主席說你為北平的和平解放立了大功！」1974年紀念台灣「二二八」起義座談會，住院的傅作義無法出席，特別委託董其武代其宣讀書面發言：「我是1895年出生的人，正是台灣被日本侵占的那一年。現居台灣的許多老年人，都是在那前後出生的。這些人以及晚出生一二十年的人，都受過外人的欺侮凌辱。你們罵我是降將，表示對我的話你們是不屑於聽的。但我當時就認為，我做了一件正確的事。二十五年的歷史充分證明了，我做的確實是一件最正確的事。我現在仍然要勸說你們……」[8]
1974年4月19日，傅作義在北京病逝，享壽78歲[3]。
在軍隊帶兵時，傅作義總是十分儉樸，穿着和普通士兵一樣的棉布軍服，腰扎細皮帶，所以人稱布衣將軍。[8]
- 曾祖父：傅貴德
- 祖父：傅文鼎，生二子（傅慶泰、傅慶雨）
- 父：傅慶泰。傅慶泰、傅慶雨共生十子，按照仁、義、禮、智、信、溫、良、恭、儉、讓順序排列。其中傅作智、傅作讓早夭，傅慶泰生傅作仁、傅作義、傅作良，傅慶雨生傅作禮、傅作信、傅作溫、傅作恭、傅作儉。
- 母：孫氏
- 繼母：張氏
- 叔父：傅慶雨
- 兄：傅作仁，字靜齋，為母親孫氏所生
- 弟：傅作良，為繼母張氏所生
- 妹：傅京子
- 堂弟：傅作恭，傅慶雨之子。1957年在反右中被打成極右分子，開除公職，送到甘肅省酒泉夾邊溝農場勞動教養。1960年死於三年大饑荒。[25][26]
- 大夫人：張金強（？—1994年），1909年結婚，育有一子二女。
- 長女：傅冬（1924年－2007年）原名傅東菊
- 女婿：周毅之（？—1997年），傅冬的丈夫 （外孫女周小宣， 上世紀80年代初赴美）
- 次女：傅西菊
- 長子：傅瑞元，原名傅印
- 長女：傅冬（1924年－2007年）原名傅東菊
- 二夫人：劉芸生（1910年—2016年）[27]，1929年在天津結婚，育有二子六女。
- 傅作義故居：位於山西省臨猗縣孫吉鎮安昌村西部。由傅作義的祖父傅文鼎建於清朝道光年間，傅作義生於此。[28]
- 杭錦後旗文化科技會展中心：又名傅作義紀念館，位於內蒙古自治區杭錦後旗人民政府對面的塞上星廣場中央。[29]
- 傅作義舊宅：位於北京市東城區史家胡同47號（今為32號）。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水利部長傅作義一家，以及部分水利部門工作人員居住在此。後來劉文輝也曾在此居住。[30]
- 傅作義故居：北京市西城區小醬坊胡同19號（今為27號）寓所。[31]從1948年來到北平至文化大革命，傅作義一直在此居住。後來此處成為谷牧住宅。
- 傅作義故居：北京市海淀區海淀港溝14號別墅。[31]後來上交政府，現已無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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