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賽亞·伯林爵士，OM（英語：Sir Isaiah Berlin，1909年6月6日—1997年11月5日）是俄裔英國社會與政治理論家、哲學家和觀念史學家。[1]儘管伯林反對為出版而寫作，但其演講與談話常被錄製，並整理成文出版。伯林關於自由理論和價值多元主義的著作，以及他對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批評，對後續思潮有重要影響。
| 以賽亞·伯林爵士 Sir Isaiah Berlin OM CBE FBA | |
|---|---|
 1983年以賽亞·伯林在阿姆斯特丹 | |
| 出生 | 1909年6月6日 俄羅斯帝國利沃尼亞省里加（今 拉脫維亞首都） |
| 逝世 | 1997年11月5日（88歲） 英國牛津 |
| 母校 | 牛津大學基督聖體學院 |
| 時代 | 20世紀哲學 |
| 地區 | 西方哲學 |
| 學派 | 自由主義 · 分析哲學 |
主要領域 | 政治哲學 · 歷史哲學 · 觀念史 · 自由主義 · 倫理學 · 馬克思主義 · 現代史 · 俄羅斯歷史 · 俄國文學 · 浪漫主義 |
著名思想 | 兩種自由概念 · 反啟蒙運動 · 價值多元主義 |
受影響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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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年，以賽亞·伯林出生於現拉脫維亞首都里加（當時屬於俄羅斯帝國），6歲時移居彼得格勒（即現在的聖彼得堡），並在此見證了1917年俄國革命。1921年，伯林隨家人移居英國，他在倫敦聖保羅中學接受教育，而後進入牛津大學基督聖體學院學習古典文學。[2]1932年，時年23歲的伯林獲得了牛津大學萬靈學院獎學金。除個人寫作外，他也將伊萬·屠格涅夫的作品翻譯為英文。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伯林加入了英國外交事務部。1957至1967年，伯林於牛津大學擔任社會和政治理論奇切爾教授。他在1963至1964年間擔任倫敦亞里士多德哲學協會主席。1966年，伯林參與創立了牛津大學沃弗森學院，並成為其首任院長。
1946年，伯林被授予大英帝國勳章，1957年被授予下級勛位爵士，1971年被授予功績勳章。他於1974至1978年擔任英國國家學術院院長。1979年，伯林因其自始至終對公民自由的維護而獲得耶路撒冷獎。1994年11月25日，伯林獲得多倫多大學榮譽法學博士，他為這次頒獎準備了一個簡短的信條，這個信條後被稱為「致21世紀的信息」。[3]每年在倫敦漢普斯特德猶太教堂、牛津大學沃弗森學院、英國國家學術院以及拉脫維亞城市裡加均會組織以賽亞·伯林主題講座。
生平
1906年6月6日，以賽亞·伯林出生於拉脫維亞城市裡加（當時當時屬於沙皇俄國）的一個富裕猶太家庭，是家中唯一的兒子。他的父親曼德爾·伯林（Mendel Berlin）從事木材貿易，母親本名瑪麗·（穆夏）·沃爾紹諾克（Marie (Musya) Volshonok）。[4][5][a]伯林家的木材公司在波羅的海地區占重要份額[6]，在俄國亦有林地。[5]在俄國林地中砍伐的樹木藉由道加瓦河運輸至公司位於里加的鋸木廠。伯林的父親是里加木材商協會主席[6]，與西方世界工廠有頻繁貿易往來，他不僅熟練掌握意第緒語、俄語、德語，亦通曉法語和英語。伯林母親的母語是俄語，但她也熟練掌握意地緒語和拉脫維亞語。[7]
幼時時伯林生活在里加，後搬往俄國普斯科夫附近的木材小鎮安德烈亞波爾[8]，6歲時移居彼得格勒（即現在的聖彼得堡）。在彼得格勒時，伯林與家人住在瓦西里島，後來搬到安格里斯基大街。他們在安格里斯基大街與其他幾位租戶合租了一幢大樓，租戶包括俄國作曲家尼古拉·里姆斯基-科薩科夫的女兒、一位芬蘭事務副部長，以及一位高加索公主。然而，隨着1917年俄國革命的爆發，這些租戶的財富大幅縮水。很快，這些以往顯貴之人不得不在革命者的命令之下去填爐子、倒垃圾、掃院子。[9]伯林從自家窗戶以及和家庭教師在城中散步時目睹了發生於1917年的俄國二月與十月革命。他在後來回憶起這段經歷，尤其是一次示威者聚集在在冬宮廣場時發生的事件[10]，伯林描述道：
當時我大概七歲半，然後我——我告訴你過一個警察被拖走的可怕場景嗎？——準確來說不是警察，而是潛伏在屋頂的槍手——被人拖走處以私刑……在革命初期，唯一還效忠沙皇的就是這些警察，這些人是「法老」。我還從未來有關俄國革命的歷史中聽到過「法老」這個稱呼，但他們確實是存在的，他們就潛藏在屋頂或者閣樓。我曾經見過一個這樣的人，一個法老……這不是從書本里看來的故事，它是真實發生的。這個人被人群從屋頂拽到地上，顯然處境非常不妙。我看到這人被人群包圍，掙扎了大約二十……這在我心裡留下了十分可怕的記憶，持續影響了我後續的人生。[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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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發生後，伯林家族被認定為是資產階級，愈發感到布爾什維克政權法令帶來的壓力。1920年10月5日，他們離開彼得格勒前往里加，後又在反猶的拉脫維亞當局要求下離開里加前往英國。1921年初，11歲的伯林跟隨家人來到英國倫敦，居住在西南部瑟比頓地區，並進入了當地的預備學校。[12]一年後，伯林一家搬往倫敦西部的肯辛頓地區，六年後又搬至北倫敦的漢普斯特德。
伯林的母語是俄語，剛來英國時幾乎不會說英語。在英國生活不到一年，他便掌握了流利的英文。[13]除了英語和俄語外，伯林還熟練掌握法語、德語和意大利語，此外他亦通曉希伯來語、拉丁語和古希臘語。儘管伯林的英語流利，但他的元音發音帶有濃重的俄語口音。[14]每次有人稱他為英國哲學家時，他都會修正說自己是俄裔猶太人：「我是來自里加的俄裔猶太人，無論我在英國生活多久都無法改變這一點。我愛英國，我在這裡受到了很好的對待，並且我也很珍惜英國生活中的許多事物，但是我是俄裔猶太人；這是我出生便帶有的印記，並將伴隨至我死去。」[15][16]
伯林在倫敦聖保羅中學接受教育，根據他的同學邁克爾·博納維亞（Michael Bonavia）的記錄，伯林
曾在學校少年辯論社和校聯會取得了輝煌成果。他有着同輩遠不及的新奇想法，並迅速而連貫的輸出這些觀點。但伯林也未因此招致嫉妒或敵意，因為他總是保持着必要的謙虛和禮貌。[17]
1928年，從聖保羅中學畢業後，伯林申請了牛津大學貝利奧爾學院，但未獲面試通過。隨後他再次申請牛津大學基督聖體學院，在此修習古典文學（Literae humaniores）。他在畢業考試中獲得了優等，同時還贏得了哲學專業的約翰·洛克獎。[18]從基督聖體學院畢業後，伯林隨即開始攻讀哲學、政治學及經濟學，並在畢業考試中再次獲得了優等成績。1932年，伯林參加考試，最終獲選進入牛津大學萬靈學院，其為首位進入該學院的猶太人。[19][20]
在牛津大學接受教育期間，伯林結識了A.J.艾耶爾，兩人成為了終身朋友與競爭對手。[21]1940年，他參與了劍橋大學的一次哲學會議，並在會議上發表了一篇關於如何了解他人思想內在狀況的論文。劍橋大學的許多哲學家出席了此次會議，其中包括當時名聲顯赫的路德維希·維特根斯坦。維特根斯坦駁斥了伯林論文中的觀點，但對他作為知識分子的誠實與正直表示讚賞。[22]
在後續生涯中，除在二戰期間為英國情報部門短暫效力外，伯林始終任職於牛津大學。[b]出於他為英國政府付出的工作，伯林在1946年新年榮譽上被授予大英帝國勳章。[23]他曾在1945年11月和1946年1月在列寧格勒與俄國詩人安娜·安德烈耶芙娜·阿赫瑪托娃有過會面，這兩次會面對雙方都造成了巨大影響。伯林後來在信中表示，造訪阿赫瑪托娃「我認為是發生在我身上最令人激動的一件事」 。[24][25]伯林因阿赫瑪托娃所受的壓迫而開始對蘇聯專制感到憎惡，這種憎惡促成了貫穿其後續作品的基調：對西方自由主義和政治自由的捍衛。[24]
1956年，伯林和艾琳·哈爾本（Aline Halban）結婚，艾琳是核物理學家漢斯·馮·哈爾本的前妻，也是法國女子高爾夫錦標賽冠軍獲得者。[26]艾琳來自一個俄國流亡貴族家庭，她的祖父是大革命前聖彼得堡的一位著名銀行家和慈善家，母親則是法國石油大亨亨利·多伊奇·德拉默特的後代。[27]
1959年，伯林獲選成為美國文理科學院院士[28]，1975年成為美國哲學會會士。[29]1966年，伯林參與創建了牛津大學沃弗森學院。這個新學院立志成為高等學術研究中心，並且與牛津其他學院不同，它的運作是基於強烈的民主與平等主義原則。[30]伯林亦是牛津大學羅瑟米爾美國研究所創建委員會的一員。[31]後世揭露的文件顯示，伯林曾被委託評估艾薩克·多伊徹的學術資歷，由於多伊徹持有共產主義傾向，伯林反對他在蘇塞克斯大學的政治學教授任命。[32][33]
1997年11月5日，伯林在牛津去世，終年88歲。[1]他被葬於牛津沃夫寇特公墓。英國《獨立報》在其訃告中寫道，「他具備出色的知識分子能力，深刻理解人類的行動、希望和畏懼。他熱愛生活，欣賞人類的多樣性，以及不同的觀點、特質、文學、音樂和藝術。」[34]該報還表示，「以賽亞·伯林常被冠以最高級描述：世界上最偉大的談話者，本世紀最富啟發的讀者，我們時代中最優秀的頭腦之一。毫無疑問，他在諸多方面向我們展示了人類的最高可能性。」[34]《紐約時報》在其頭版總結道，「他的生活充滿歡樂——思想的樂趣、音樂的享受、友人的陪伴……而貫穿他作品的主題則是人類的自由與尊嚴……以賽亞爵士散發着幸福的氣息。」[35]
思想觀點
伯林不愛寫作，他的出版作品（包括他的文章與書籍）大多是講座與談話的整理。他甚至使用口述方法寫信，通常是使用根德錄音帶記錄自己的言語或是與朋友的談話。[36]從錄音向文本的轉述由伯林的秘書負責，偶爾伯林的玩笑與笑聲亦被記錄至文本。[36]人們常可在伯林作品中感受到日常對話的跳躍思維。[36]
伯林對自由主義理論的論述影響深遠。1958年，他在就任牛津大學社會和政治理論教授時發表了名為「兩種自由概念」的演講，講稿後續被整理為文本發表。[37]此次演講為當時的政治哲學引入了分析哲學方法。在演講中，伯林定義了兩種自由：免於外部干涉的消極自由，此為霍布斯為自由作出的定義；以及為實現自我潛能的積極自由，這種自由並非是為擺脫某種限制，而是在自由狀態下所能去做的事。伯林表示，當代許多政治思想家混淆了積極自由與理性抉擇的概念，這些人認為理性並未為大眾所有，而只屬於社會中一小部分精英團體。因此，這種混淆便導致了政治權力的濫用，進而危及人們的消極自由。這種對於積極自由的理性闡釋在19世紀被用於論證理性主義、家長主義、社會工程、歷史主義，以及對人類命運的理性控制。[38]
伯林倡導積極自由，因為他認為這種自由與雅典式的參與民主有內在聯繫。[39]但消極自由和積極自由在某種意義上是對立的。英文世界的自由往往指代消極自由，也即私人的自主性，這將排除國家的存在。而自法國大革命以來，法語世界中的自由一詞常被用作推行積極自由，這意味着自由的實現需要集體共同努力，那麼就此而言，國家也就成了解放人民的必要工具。[40][41]
伯林對啟蒙運動及其批評者（尤其是詹巴蒂斯塔·維柯、約翰·戈特弗里德·赫爾德、約瑟夫·德·邁斯特和約翰·格奧爾格·哈曼）的演說顯示出他對不可還原的多元倫理本體論的支持。[42]在作品《啟蒙的三個批評者》中，伯林表示哈曼是首個將人類認知視為語言表達（手勢與符號）的學者。他指出，哈曼認識到理性主義者笛卡爾式觀念的缺陷，即不使用語言，僅憑藉「心靈思考得出一種明晰觀念」的說法的荒謬性。哈曼的觀點亦強烈影響了20世紀維特根斯坦提出的私人語言論證理論。[43]
伯林認為，價值是人類的創造，而非某種等待發現的自然事物。他指出，基於對其他文化的認知和移情，某些特定的價值——例如個體自由的重要性——具備普適性，這也即他所謂的客觀價值多元主義。價值多元主義不等於價值相對主義。[44][45]伯林的觀點基於維特根斯坦晚期思想中的語言理論，該理論指出，價值的內在可譯性是基於生活形式的隨附。反之，當生活於一種文化環境的人試圖理解另一種文化價值時，也反映出了人類連續的價值結構。基於上述觀點，伯林指出道德價值可能在不可言說的層面上是同等有效，卻是無法比較的，並且或許也會在缺乏語境的情況下相互衝突。價值衝突並不意味着一種價值比另一種更有效：例如信守諾言或許會與追尋真理相衝突，自由或許會與社會正義衝突。[46]伯林表示，「道德衝突是內在於人類生活的，無法消除的元素」，「價值正是從其相互衝突中顯現本性，展示出我們的本質」。[47]他還認為，價值衝突不僅發生於人與人之間，亦出現在個體內部，由此引發人類生活的悲劇性。[48]不過，經濟學家艾倫·布朗指出，伯林或許忽視了價值可由其對人類福祉的貢獻程度作出比較。[49]
「刺蝟和狐狸」的寓言源自古希臘詩人阿爾基羅庫斯，他說，「狐狸懂得很多事情，但刺蝟只懂得一個大事情」。[50]伯林在論文中引述了這個寓言，他將哲學家歸為刺蝟型和狐狸型：刺蝟型是指僅透過單一觀點或系統來觀照世界的人，例如柏拉圖；而狐狸型則是追尋多種不同經驗事物，並將其雜糅為一體（如莎士比亞在《哈姆雷特》第一幕第五節所寫「霍拉旭，天地之間有許多事情，是你們的哲學裡所沒有夢想到的呢」）。[51][50]這篇論文在大眾中的歡迎程度令伯林始料未及，他後來評論說，「我並不是以嚴肅的態度提起這則寓言，而只是將其作為一個有趣智識遊戲，但顯然它被人們賦予了嚴肅的內涵。」[52]
伯林1954年的論文《歷史的不可避免性》關注歷史哲學的爭議。他表示社會中存在兩種關於歷史的決定論觀點：整個社會和生活於其中的人類，他們的命運取決於極小部份卓越的個體；世界上發生的一切都不在人類的控制範圍，都出自不被人左右的無意識力量。伯林拒絕上述兩種觀點，認為對歷史的不可避免性的解釋是無意義、荒謬的。[53]伯林也寫過一些有關俄國思想史的文章，其中大多被收錄在《俄國思想家》一書。此外，他也創作了一些關於同時代著名思想家和政治人物的文章，這些人物包括溫斯頓·丘吉爾、富蘭克林·羅斯福、哈伊姆·魏茨曼等。對十八位當代人物的評述被編為《個人印象》出版。[54]
紀念
牛津大學有多項紀念以賽亞·伯林的活動，並有以他命名的獎學金，例如沃弗森以賽亞·伯林克拉倫登獎學金（Wolfson Isaiah Berlin Clarendon Scholarship），以及以賽亞·伯林客座教授席位（The Isaiah Berlin Visiting Professorship）和年度伯林講座。沃弗森學院的伯林庭院以他的名字命名。拉脫維亞的以賽亞·伯林協會成立於2011年，協會致力於推廣伯林的價值觀點，並每年組織伯林日講座活動。[55]英國國家學術院亦從2001年起舉辦伯林系列講座。[56]伯林許多私人藏書都被捐贈給了以色列內蓋夫本-古里安大學，成為了該校阿拉納圖書館的一部分。圖書館三樓設置了以賽亞·伯林屋，其為伯林牛津大學書房的原樣複製。[57]在伯林高中母校倫敦聖保羅中學亦有以賽亞·伯林協會，該協會定期邀請世界各地著名學者，分享有關人生問題的觀點，並回答學生提出的問題。最新一期活動邀請了哲學家安東尼·克利福德·格雷林、布拉德·胡克、喬納森·丹西、約翰·科廷厄姆、蒂姆·克蘭、阿里夫·艾哈邁德、休·梅勒、大衛·帕皮諾。[58]
作品列表
除《未完成的對話》（Unfinished Dialogue）外，伯林自1978年以來列出的所有作品（以及再版）均由亨利·哈代編輯。除了《卡爾·馬克思》（Karl Marx）外，所有書籍均為講座、文章、信件的整理或合集。除書籍外，伯林也寫過大量信件，這些信件後來也被整理出版。
| 作品名稱 | 原名 | 出版年份 | 備註 |
|---|---|---|---|
| 卡爾·馬克思: 生平與環境 | Karl Marx: His Life and Environment | 1939 | |
| 啟蒙的時代：十八世紀哲學家 | The Age of Enlightenment: The Eighteenth-Century Philosophers | 1956 | |
| 刺蝟和狐狸：論托爾斯泰的歷史觀 | The Hedgehog and the Fox: An Essay on Tolstoy's View of History | 1953 | |
| 四論自由 | Four Essays on Liberty | 1969 | |
| 維柯與赫爾德：歷史觀念的兩種研究 | Vico and Herder: Two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Ideas | 1976 | |
| 俄國思想家 | Russian Thinkers | 1978 | |
| 概念與範疇：哲學論文集 | Concepts and Categories: Philosophical Essays | 1978 | |
| 反潮流：觀念史論文集 | Against the Current: 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Ideas | 1979 | |
| 個人印象 | Personal Impressions | 1980 | |
| 扭曲的人性之材 | The Crooked Timber of Humanity: Chapters in the History of Ideas | 1990 | |
| 北方的巫師：哈曼與現代非理性主義的起源 | The Magus of the North: J. G. Hamann and the Origins of Modern Irrationalism | 1993 | |
| 現實感：思想史研究 | The Sense of Reality: Studies in Ideas and their History | 1996 | |
| 人類的恰當研究：論文集 | The Proper Study of Mankind: An Anthology of Essays | 1997 | |
| 浪漫主義的根源 | The Roots of Romanticism | 1999 | 整理自1965年講座 |
| 啟蒙運動的三個批評者：維柯、赫爾德、哈曼 | Three Critics of the Enlightenment: Vico, Hamann, Herder | 2000 | |
| 思想的力量 | The Power of Ideas | 2000 | |
| 自由及其背叛：人類自由的六個敵人 | Freedom and Its Betrayal: Six Enemies of Human Liberty | 2002 | 整理自1952年講座 |
| 自由 | Liberty | 2002 | 對《四論自由》的修改與補充 |
| 蘇聯的心靈：共產主義下的俄國文化 | The Soviet Mind: Russian Culture under Communism | 2004 | |
| 浪漫主義時代的政治觀念：它們的興起及其對現代思想的影響 | Political Ideas in the Romantic Age: Their Rise and Influence on Modern Thought | 2006 | |
| 未完成的對話 | Unfinished Dialogue | 2006 | 與波蘭亞捷隆大學Beata Polanowska-Sygulska博士的對話 |
注釋
參考文獻
延伸閱讀
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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