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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魯木齊七五事件（維吾爾語：ئۈرۈمچی بەشىنچی ئىيۇل ۋەقەسى），中國大陸媒體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稱烏魯木齊「7·5」打砸搶燒嚴重暴力犯罪事件[13]，是2009年7月5日發生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首府烏魯木齊市爆發的持續數日的大規模騷亂與暴力活動。起初只是一場示威活動，後演變成維吾爾族人針對漢族等非穆斯林族裔的無差別暴力襲擊。至少1000餘名維吾爾人參與了事件首日的暴動[14]。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出動了武裝警察加以應對。兩天後數百名受害者親屬意圖發起反擊，與警方以及維吾爾人發生衝突。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稱，這起事件造成至少197人死亡[9][8]，大部分為漢族人[10]，另有1721人受傷[7]，以及大量車輛、建築物被摧毀。人權觀察報告43起於騷亂後數日的警方大規模清理行動中失蹤之事件[15]，並認為真實失蹤人數會高得多[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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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尾廣東韶關旭日玩具廠群體鬥毆事件造成兩名維吾爾人死亡，7月5日有民衆發起要求對鬥毆進行全面調查的遊行，遊行隊伍與警方發生衝突之後爆發七五事件。[17]。但觀察家對於抗議活動如何引發暴力活動之原因意見不一。政府稱騷亂是熱比婭·卡德爾領導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在國外策劃的[18][19][2]，而熱比婭否認她在維吾爾族自決的鬥爭中煽動暴力[20]。維吾爾流亡團體稱，事態升級是由於警方過度使用武力[3][4]。
中國媒體對此次事件比較重視，常將其與2008年西藏騷亂相比較[21]。騷亂開始後，新疆與外界的電話和互聯網連接被切斷。在隨後的幾個星期里，官方消息來源報告說，1000多名暴徒被拘留或逮捕[11]，穆斯林禮拜的清真寺被暫時關閉[22]。截至2010年1月仍存在對通信之限制[23]及武裝警察及民兵之街頭巡邏[24]。到2009年11月，超過400人因在混亂期間的暴力行為而面臨刑事指控[12]。2009年11月，有9名嫌犯被定罪並執行死刑[25]。
中華人民共和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位於中亞地區，區內約45%的居民為維吾爾人，另外有約42%是漢人[26]。該區之首府烏魯木齊為清代乾隆之後新建城市（舊名迪化），原本主要人口為滿族和漢族[26]。烏魯木齊為高度工業化之城市，到2000年人口已達350多萬，其人口大約75%是漢族，12.8%是維吾爾人，其他民族占人口的10%[26]。
19世紀初，也就是清朝佔領新疆40年之後，北疆有大約15.5萬漢族和回族人，是南疆維吾爾人數的兩倍多[27]。19世紀早期的歷史人口普查表明，漢族人口占30%，穆斯林人口占60%，但到了1953年的人口普查，漢族人口比例迅速轉變為僅為6%，維吾爾人口占75%[28]。到2000年，漢族人口占40.57%，維吾爾人口占45.21%[28]。斯坦利·W·圖普斯教授（Professor Stanley W. Toops）指出，今天新疆的人口狀況與清初相似。清政府在準噶爾滅族後，在北疆引進了漢族、回族、維吾爾人、錫伯族和哈薩克族移民，北疆的回族和漢族占新疆總人口的三分之一，而南疆塔里木盆地的維吾爾族約占三分之二。[29]
維吾爾人和大多數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對於新疆地區之歷史主張存在分歧：維吾爾人認為他們的祖先是當地的土著，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認為現在的新疆自公元前200年左右就屬於中國[30]。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之政策，維吾爾人被劃分為少數民族[31]。中華人民共和國主持了數百萬漢人遷入新疆，他們在經濟和政治上主導了這個地區[32][33][34][35]。
中國之少數民族政策多基於所謂的肯定性行動，加深了維吾爾人與漢族等其他民族的迥異的民族認同[36][37]，但一些學者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非正式地傾向於基於多數的單一語言及單一文化之模式[38][39]。當局還嚴厲打擊構成分裂主義的活動。這些政策，加上長期存在的文化差異，有時導致維吾爾人和其他民族尤其是非穆斯林民族之間的「怨恨」。一方面，由於漢族移民和政府政策，維吾爾人的傳統伊斯蘭教法和行動自由受到限制[40][41]，而部分維吾爾族人認為政府低估了他們的歷史和傳統文化[42]。另一方面，大多數漢族公民認為維吾爾人受益於特殊待遇，例如高考加分制度、警察執法優待少數民族、優先進入大學、享受各種補貼、免於下崗和免於一胎政策[43]，並且「窩藏分裂主義的野心」[44]。
民族、宗教、文化的不同，東突厥斯坦獨立運動以及國內外各方勢力的催化，使得維漢兩族之間存在着矛盾，導致近幾年來出現多起示威及恐怖暴力活動[45]。新疆長時間以來都爆發暴力恐怖主義事件，譬如1997年的伊寧二·五事件、2008年的喀什襲擊事件與北京奧運會揭幕之前爆發的大規模動亂，以及無數小規模的恐怖襲擊事件[46][47]。
此事件發生的幾天前，廣東省韶關市因維族工人性騷擾當地女子發生一起鬥毆事件[48]。據官方媒體報道，6月下旬，一名心懷不滿的前工人散布謠言，稱兩名漢族婦女被6名維吾爾男子強姦。官方消息人士後來說，他們沒有找到任何證據來支持強姦指控[49][48]。6月25日至26日夜間，廣東工廠的緊張局勢導致維吾爾人和漢族之間爆發了全面的族群衝突，兩名維吾爾工人被打死[50]。流亡的維吾爾人領導人聲稱死亡人數要高得多[51]。雖然官方新華社報道說，散布謠言的人已被逮捕，但維吾爾人聲稱，當局沒有保護維吾爾工人，也沒有逮捕任何參與鬥毆的漢族人。他們於7月5日在烏魯木齊組織了一次街頭抗議，表達他們的不滿[17][18]，並要求政府進行全面調查[52]。
自7月5日晚開始，維吾爾人在烏魯木齊旅遊景點大巴扎舉行了抗議活動。據報道，人群聚集在人民廣場一帶[52][5]。示威以和平方式開始，官方和目擊者報告說，參加示威的有大約1000名維吾爾族人。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說，大約有10000名抗議者參加了示威[53]。
7月6日，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主席努爾·白克力公布了前一天事件的官方時間表。根據時間表，當地時間下午5點左右，200多名示威者聚集在人民廣場，其中約70名示威領導者被拘留。隨後，人群聚集在解放南路、二道橋和山西巷的維吾爾族聚居區。到晚上7:30，一千多人聚集在山西胡同的一家醫院門前。晚上7點40分左右，300多人封鎖了人民路和南門地區的道路。 據白克力稱，在警方「控制和驅散」人群後，暴亂分子於晚上8點18分開始搗毀公交車。[54]
示威活動是如何演變成暴力活動的尚不清楚[55][56][57]。有人說警察對抗議者使用了過度的武力[58][59][60]，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迅速發布新聞稿稱警察使用了致命武力並殺死了「數十名」抗議者[61][62]。熱比婭聲稱在人群中有奸細。其他人則聲稱是抗議者挑起了暴力事件；例如，《紐約時報》援引一位維吾爾族目擊者的話說，抗議者開始向警察投擲石塊[63]。政府的官方說法是，暴力事件不僅是抗議者發起的，也是由國外的維吾爾分裂分子有預謀和協調的。[64][65]當地公安局表示，他們發現有證據表明，許多維吾爾族人從其他城市趕來參加暴亂，他們在暴亂前兩三天就開始準備武器[66]。
警方以武力清場後，暴亂分子開始投擲石塊，砸碎車輛，闖入商店，攻擊漢人[63][3]。開始至少有1000名維吾爾人參與暴亂，之後人數一度高達3000人[2]。《泰晤士報》的簡·馬卡尼（Jane Macartney）表示第一天的暴亂主要是「漢人被搶劫財物的維吾爾匪徒刺傷」[67]。《澳洲人報》認為宗教態度溫和的維吾爾人也會被暴亂分子捅殺[24]。儘管暴亂分子大多數是維吾爾人，但並非所有維吾爾人都很暴力，據傳言漢人和維吾爾人曾相互幫忙躲過襲擊[68]。約1000名警察被派駐到現場，利用警棍、實彈、電槍、催淚彈和水炮驅散暴亂分子，在全市範圍內設置路障，布置裝甲車[4][5][6][55]。
烏魯木齊市長吉爾拉·衣沙木丁在新聞發布會上表示，晚上8點15分許，部分示威者開始打架搶劫，推翻護欄，砸爛三輛公交車，之後被警方驅散[69]。8點30分，解放南路和龍泉街一帶的暴力升級，示威者焚燒警察巡邏車，襲擊路人[69]。不久後，人民廣場到大西門及小西門一帶有700到800人沿路「打架、砸東西、搶劫、燒東西、殺人」。9點30分，政府接到報告指3人死亡，26人受傷，傷者包括6名警察[69]。警方前往人民路、南門、團結路、延安路和新華南路的熱點地區戒備。10點左右，警方控制市內主要路段和商業區，但暴亂分子繼續在次要道路和小巷中流連，襲擊漢人，推倒或焚燒車輛[69]。接下來兩天，警方組建小隊「清掃」全市[69]。全市實行嚴格的宵禁[70]，星期二晚上9點至星期三上午8點「全面交通管制」，「避免進一步騷亂」[71]。官媒新華社報道指，警方認為鬧事者計劃在阿克蘇或伊犁哈薩克自治州等新疆其他地方組織騷動[59]。南部的喀什爆發暴力示威[72]，《南華早報》指當地許多商鋪關門停業，清真寺被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一個排封鎖。當地的維吾爾人譴責安全部隊過分使用武力，「攻擊示威者並抓捕50人」[73]。清真寺附近於7月7日再發生衝突，約50人遭逮捕。星期日的示威過後，喀什師範學院的12000名學生被關在校園內，該校明顯有學生前往烏魯木齊參加示威[74]。
示威前幾個小時，官方媒體指死者僅3人[18][4][75]。首日晚上的騷亂過後，死亡人數劇增，到7月6日中午時分，新華社指已有129人死亡[76]。之後幾天政府消息來源（新華社及黨政官員）中的死亡人數繼續增加[77][78][79][80]，7月18日官方最後一次公布消息時指197人死亡[9][10]，1721人受傷[7][8]。世界維吾爾大會指死者約600人[14]。
新華社沒有立即公布死者的民族成分[72]，不過《泰晤士報》和《每日電訊報》的記者稱受害者大多是漢人[40][81]。直到7月10日公布184名死者時，新華社才稱其中有漢族137名、維吾爾族46名、回族1名[79]。死者包括暴亂分子[55]，官方指警方擊斃12名襲擊平民的暴亂分子[82][83]。暴動過後幾個月，政府堅稱傷者多是漢人[11]，醫院表示傷者三分之二是漢族[3]，但世維會表示遇害者包括許多維吾爾人[11]。2009年8月中國政府發布的官方報道指156名遇害的平民中有134名漢族、11名回族、10名維吾爾族和1名滿族[84]。維吾爾族支持者依舊質疑官方數字，稱維吾爾族的人數依舊低估[56]。此外，新華社還表示627輛車和633座建築受損[85]。
烏魯木齊市政府最初宣布會拿出20萬元賠償金，此外每位「無辜遇難者」會獲得1萬元的「喪葬費」[86] 。後來，死者賠償增加到42萬[87]。市長吉爾拉·衣沙木丁表示賠償工作至少花費1億元[86]。
烏魯木齊的氣氛依然緊張，受邀進入市內的記者目睹中國軍人與要求釋放當局家人的維吾爾人間對峙。據維吾爾人說，他們的家人遭到「肆意」逮捕[67]。一名維吾爾婦女告知《每日電訊報》記者，警方於7月6日晚闖入維吾爾族聚居區，破門抓走正在睡覺的男人和男孩，至少有100人被帶走。7月7日，官方表示已逮捕1434名暴動嫌疑犯[88]。7月7日，200到300名維吾爾婦女聚集遊行，抗議當局「不分青紅皂白」逮捕維吾爾男性[89]。期間她們與警方產生了非暴力的對抗[90][91]。熱比婭·卡德爾表示當晚「至少1萬人」失蹤[92]。人權觀察組織後來聲稱記錄到43起維吾爾人在7月6日至7日的大規模搜捕行動中被警方帶走後失蹤的案子，而且這「僅是冰山一角」[16]。組織表示，截至2009年10月20日，這些二十出頭的青年男子被非法逮捕後便不見蹤影[56]。
7月7日，漢人在烏魯木齊組織大規模示威遊行[93][94]。多家西方媒體聲稱，示威漢人人數從「數百人」到10萬人不等[94]。《泰晤士報》認為，漢族經常群聚在一起報復「維吾爾暴亂分子」，所以兩個民族之間經常爆發小規模鬥毆事件[67][94]。警方施放催淚彈並設置路障驅散示威者[95]，利用擴音器喊話，要求漢人「冷靜」，「讓警察辦事」[94]。市委書記栗智站在警用車車頂上，用擴音器呼籲人群回家[88]。
7月8日，群眾抗議得到平息，僅剩下零星暴力事件[96][97][98]。事發幾天內，「數千人」打算離開城市，客車票價應聲上漲五倍[99][100]。
7月10日，烏魯木齊各大清真寺「基於安全考慮」關閉，當局表示舉辦星期五主麻日大型集會可能會重新點燃緊張情緒[99][101]。大批維吾爾人依舊聚集祈禱，警方於是決定開放兩間清真寺，避免發生「事端」[99]。在白色清真寺祈禱完，數百名示威者抗議當局抓人[102][103]，被防暴警察驅散，5到6人遭逮捕[102]。
8月初，300多人被逮捕。英國廣播公司指出，總共有1500多人因暴動遭逮捕[11]。《金融時報》估計的人數更高，指自稱內部人士者表示到7月中旬已有4000人被捕，烏魯木齊的監獄人滿為患，最近被捕的人去了解放軍的倉庫[104]。維吾爾美國協會表示，事後多位維吾爾記者和博客主被捕，其中一位記者海萊提·尼亞孜因向境外媒體發聲被判15年有期徒刑[105]。而當中備受關注案子是中央民族大學的維吾爾族經濟學家伊力哈木·土赫提，事發兩天後，他因批評新疆自治區政府被帶走[106][107][108]。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政府宣布此次事件為「典型的境外指揮、境內行動，有預謀、有組織的打砸搶燒嚴重暴力事件」[109]，指責熱比婭·卡德爾和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為陰謀者，並稱相當一部分維吾爾族暴亂分子是來自一千五百公里之外的喀什、和田等東突厥斯坦獨立運動比較盛行之地[110]。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主席努爾·白克力認為是境外三股勢力後來大肆炒作了旭日玩具廠事件，煽動上街遊行示威，破壞民族團結和社會穩定[111]。政府消息來源引用熱比婭·卡德爾在西藏騷亂後的公開講話和電話錄音，稱她在其中說在烏魯木齊會發生一些事情[112]。努爾·白克力還表示熱比婭在7月5日同國內通了電話，煽動了該次事件；而維吾爾在線、Biliwal等網站亦大肆煽動宣傳、傳播謠言[113]。中國當局指控一名他們聲稱是世界維吾爾人代表大會主要成員的男子，稱其通過傳播一段暴力視頻，煽動民族緊張關係，並在一個在線論壇上敦促維吾爾族人「以暴力反擊漢人」[114]。烏魯木齊市市長吉爾拉·衣沙木丁稱抗議者通過QQ群等服務在網上進行組織活動[69]。《中國日報》斷言，組織暴亂是為了煽動分裂主義，使中東恐怖組織受益[115][116]。熱比婭否認煽動暴力[117]，並辯稱嚴厲的安保措施、對韶關事件的不滿和「中國多年的鎮壓」，而不是分裂分子或恐怖分子的干預，引發了右翼抗議活動及其演變為暴力，維吾爾流亡團體聲稱，當警察過度使用武力驅散人群時，暴力就爆發了[3][4]。《聯合早報》記者的調查將參與者分為三類：以大學生為主體的維吾爾族和平示威者、打砸搶行動的起鬨者，以及恐怖暴力犯罪的主體——從南疆喀什、和田等地組織來的敢死隊[118]。維吾爾族記者海萊提則認為組織者不是世維會和熱比婭，熱比婭最多只是唆使者。騷亂發生時他在街上聽到有人呼喊建立伊斯蘭政教合一政權的口號，於是推論真正的組織者是在新疆地區活躍的地下極端宗教組織「伊扎布特」[119]。各方都同意，抗議活動是事先組織的，但是對於其中的恐怖暴力是有計劃的還是自發的意見不一[120]，對事件背後的緊張民族關係反映了分離主義傾向還是對社會正義的渴望亦無定論[52]。
事發當天和之後，移動手機服務和互聯網服務受限。中國移動切斷手機服務「阻止事態進一步擴大」[121]。當地的國際長途電話也受阻[122][123]，互聯網訪問被鎖定[124][125]，非本地網站受阻。半島電視台7月9日指，當地負責接待外國記者的海德酒店是全市唯一一處能上網的地方，但記者不能發短信或打國際電話[123]。審查員刪掉當地網站和Google上的許多小道消息[56]，然而Twitter、YouTube和Flickr很快就出現了示威的照片和視頻[126]，同時許多新疆網站關閉[127]。事發將近一年後的2010年5月14日，互聯網服務全面恢復[128]。
中央電視台播出汽車被砸民眾被打的錄像[129]。官員重申黨的路線。自治區主席努爾·白克力針對局勢和韶關旭日玩具廠事件發表長篇講話，表示廣東和新疆政府已妥善安置遇害工人，譴責暴力事件是「有組織、有陰謀的」[130]。新疆人大常委會主任艾力更·依明巴海譴責7月5日的暴動是「極端主義、分裂主義和恐怖主義」[131][132]。
中國媒體廣泛報道事件[21]。軍隊平息事態後不久，政府邀請境外記者到烏魯木齊實地考察[133]。100多家媒體的記者住進市區海德酒店[122][123]，共用30個網絡鏈接[122]。記者們還意外探訪了事發地點和醫院[134]。《金融時報》稱官方這次的處理手段獲得很大的改善，跟2008年西藏騷亂的「公關災難」形成鮮明對比[21]。
為在事件過後立即緩和緊張局勢，官方立刻在新疆各地開始歌頌民族和諧的大規模宣傳活動。當地的節目將維吾爾族歌手和漢族歌手叫在一起，高唱「我們是一家人」。騷亂期間維吾爾族的「英勇事跡」受到傳頌，包着標語的宣傳車在街道上巡邏，其中一條警告人們要堅決反對恐怖主義、分裂主義和極端主義「三股勢力」[135]。
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提前離開意大利八國集團峰會[70][136]，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緊急會議，派遣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書記周永康前往新疆「指導維穩工作」[137]。《南華早報》引述政府消息，指北京將重新評估10月份建國六十周年慶祝活動的各項安排[138]。中共廣東省委書記汪洋認為政府的民族政策「絕對需要調整」，否則「會有麻煩」[139]。負責安保協調的人員表示，當局計劃在建國六十周年活動前從地方派出所調遣警察，預計負責任務的警察有13萬人[104]。
事發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向熱比婭計劃訪問的國家施加外交壓力，印度「在北京的建議下」取消了熱比婭的簽證[140]。北京也召見日本大使，抗議熱比婭到訪日本[141][142]。8月，熱比婭到訪澳大利亞宣傳關於她的電影《愛的十個條件》，中國向澳大利亞政府提出交涉，要求對方將她的電影下架[142]。
中國博客圈對騷亂的反應明顯多於官方。儘管有網絡封鎖和審查，互聯網監察者監視繼續嘗試發表對事件起因觀點或表達對暴力行為憤怒的網民。儘管部分博客主立場親政府，其他博客主更多地反映了事件的起因[143]。政府工作人員迅速在多個論壇和新聞網站上刪掉騷亂的評論[143][144]。這些呼籲的共同主題便是懲罰肇事者。部分帖子還提到備受漢族及其他民族尊重的將軍王震，有國際媒體報道稱「許多維吾爾人害怕中國共產黨會發動自1949年接管新疆後的新一輪壓制」[143]。
2010年3月2日，中國伊斯蘭教協會會長陳廣元做客人民網強國論壇「走近政協」欄目，在針對網友詢問其對烏魯木齊「7·5」事件的看法時，陳廣元表示：「這既不是民族問題、也不是宗教問題，這是因為一些分裂組織、極端主義分子造成的，他們只是打着民族和宗教的旗號而已。」[145]
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敦促各方保持克制[146]，呼籲中國採取措施保護平民，尊重言論、集會和信息自由[147]。人權事務高級專員納維·皮萊表示對死亡人數高企的「擔心」，指出「事發不到一天，遇害受傷人數非常高」[148][149]。她也呼籲中國必須符合國際規範，人道對待拘留者[150]。
上海合作組織表達了對事件無辜遇害者家屬的同情，表示組織各成員國認為新疆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新疆局勢純粹是中國內部事務[151]。俄羅斯外交部長謝爾蓋·維克托羅維奇·拉夫羅夫譴責暴亂分子「使用分離主義標語，挑撥民族關係」[152]。鄰國哈薩克斯坦[153]和吉爾吉斯斯坦表示會防範「難民湧入」，加強邊境管控[154][155]。儘管哈薩克斯坦政府支持中國，5000多名維吾爾人於7月19日在當時的首都阿拉木圖抗議中國警察向示威者使用過分暴力[156]。
伊斯蘭會議組織譴責「不成比例地使用武力」，呼籲北京「迅速將肇事者繩之以法」，敦促中國調查事件起因，找到解決騷亂的辦法[157]。
歐盟領導人表示擔憂，敦促中國政府在處理示威者時表現克制[158][159]。德國總理安格拉·默克爾呼籲尊重少數民族人權[160]。意大利總統喬治·納波利塔諾和胡錦濤出席記者會時提到人權問題，表示「中國取得的經濟和社會發展給人權帶來新的要求」[161][162]。
土耳其表示「很悲傷」，要求中國當局將肇事者繩之以法[163][164]。總理雷傑普·塔伊普·埃爾多安表示事件「猶如種族滅絕」[165][166]，貿易和工業部長尼哈特·埃爾貢呼籲抵制中國貨物[167][168]。相當多的土耳其人聚集抗議反對中國，活動大多針對土耳其各大城市的中國使領館。土耳其的立場引發中國媒體強烈抗議[169][170][171]。熱比婭認為，土耳其干涉維吾爾事務受到阻礙，這是對中國干涉庫爾德問題的報復[172]。不過尼爾根發動的抵制中國貨物的行動失敗了[173]。
伊斯蘭會議組織的阿拉伯國家在政治上支持中國，沙特阿拉伯和埃及還特別壓制了伊斯蘭合作組織針對維吾爾人提出的任何反華動議。埃及也認為自己有着像中國一樣的內部宗派問題，蘇丹也擔心外部勢力插手內部事務，印尼被迫和國內的伊斯蘭主義者打交道，強調不存在宗教衝突，沒有新疆的民族騷亂，藉此來平息事態[174]。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和埃及幫助中國取消伊斯蘭會議組織上一份針對新疆局勢的聲明[175]。阿拉伯聯盟、沙特阿拉伯和伊朗沒有針對局勢作公開回應，鑑於伊朗和沙特阿拉伯在伊斯蘭世界的影響力，中國和兩國建立了更深厚的關係[176]。
阿富汗[177]、柬埔寨[178]和越南相信中國政府會「採取合適措施」[179]，支持「中國領土主權和完整」[177]。密克羅尼西亞聯邦副主席阿利克·阿利克譴責事件是「恐怖主義行為」[180]。
伊朗表達和土耳其與伊斯蘭會議組織同樣的關切，呼籲中國政府尊重新疆穆斯林人口的人權[181][182]。
日本政府表示關切並密切關注事態[183]。新加坡呼籲克制和對話[184]。中華民國政府強烈譴責煽動暴力的人士，行政院院長劉兆玄呼籲保持，希望大陸政府「處理善後事宜時儘可能寬大和寬容」，尊重少數民族權利[185]。2009年9月，中華民國政府拒絕熱比婭入境，聲稱她和被聯合國和美國認定為恐怖組織的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運動有聯繫[186]。
瑞士呼籲克制，向遇難者家屬表示哀悼，敦促中國尊重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187]。澳大利亞總理陸克文呼籲克制，「和平解決難題」[160]。塞爾維亞政府表示，支持「和平解決所有爭端」[188]。白俄羅斯對當地的生命和財產損失表示遺憾，希望局勢儘快恢復平靜[189]。
荷蘭和挪威出現暴力示威。中國駐荷蘭大使館遭到維吾爾社運人士襲擊，窗戶被磚頭砸碎[95]，國旗也被燒毀[190]。當天使館關閉[191]，142人被捕[192]。同時，約100名維吾爾人在挪威首都奧斯陸中國大使館門外抗議。11名被捕，但之後無罪釋放[193]。印尼伊斯蘭教聯盟的示威者襲擊雅加達中國大使館的門衛，呼籲向中國發動聖戰[194]。巴基斯坦表示部分傷害中巴關係的「因素」不會損害或動搖兩國的利益[195]。斯里蘭卡強調事件是中國內部事務，自信中國當局有能力恢復正常局面[196]。
加拿大外交事務長勞倫斯·加農敦促用「對話和善意」解決不滿情緒，防止局勢進一步惡化[197]。奧巴馬政府發言人表示美國對新疆的生命損失感到遺憾和深切的關切，呼籲各方保持克制[146]。美國國務院發言人伊恩·凱利表示「中國當局恢復秩序，阻止暴力事件進一步發展很重要[198]。」美國國際宗教自由委員會對中國的鎮壓表示「嚴重關切」，呼籲獨立調查事件並制裁中國[199]。
西藏流亡政府建立者第十四世達賴喇嘛發表聲明稱自己「對新疆日益惡化的局勢深感悲痛和關切，尤其是生命的悲慘損失」「我懇請中國當局本着理解和遠見的精神，在處理這一局勢時保持克制」[200]。
國際特赦組織呼籲「公正獨立」調查事件，要求釋放「和平表達意見、履行言論、結社、集會權力」的人士，公平審判其他人[201]。人權觀察呼籲中國保持克制，允許獨立調查事件，包括解決維吾爾族對地區政策的擔憂。組織還表示中國在應對抗議時應遵守國際準則，只用恰如其分的武力[202]。倫敦風險分析機構Stirling Assynt表示，阿爾及利亞的伊斯蘭馬格里布基地組織計劃襲擊北非的中國工人[203][204][205]。
英國廣播公司國際頻道中國事務編輯陳世榮認為新華社的媒體處置手法有所改善：「為了更加可信，事發後幾個小時就有視頻出來了，而不用等兩個禮拜[206]。」《每日電訊報》的彼得·福斯特觀察到，資深的中國評論員都驚訝於北京抓住事件新聞議程的速度，他認為這是因為「中國沒有什麼好隱瞞的」[134]。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一位學者同意中國當局變得更加複雜[133]。《紐約時報》和法新社認為中國從全世界的政治示威，如所謂「顏色革命」的格魯吉亞玫瑰革命、烏克蘭橙色革命和伊朗綠色革命學到了一課，總結稱中國專家已經學習到現代電子通訊「幫助抗議者組織活動、接觸外面的世界，找到政府對付他們的辦法[133][207]。」
然而，詹姆斯鎮基金會的同僚威利·林（Willy Lam）懷疑當局「只不過是在測試各方的反應」。他認為，如果此番開放收效甚微，那麼他們就會像2008年四川大地震之後那樣「踩剎車」[207]。有外國記者被警方拘留，不久後獲釋[56]。7月10日，官員「出於他們的人身安全」，命令外國記者離開喀什[208]。新華社的最高官員夏林後來表示，雙方在騷亂前後爆發的暴力事件被官方的新聞頻道冷處理或完全不報，是因為擔心種族暴力擴散到烏魯木齊以外地區[209]。
《人民日報》的一篇專欄文章斥責某些西方媒體報道「雙重標準，報道和評論有偏見」。文章指，中國不會因為開放和透明的態度接受部分境外政治人物或新聞媒體的「酬勞」。作者指出，「相當數量的媒體仍然有意無意地將暴徒的暴力行為的描述降到最低」，意圖將焦點放在所謂的種族衝突上[210]。然而，法新社的達西·朵利（D'Arcy Doran）歡迎對境外媒體的持續開放，但把他們的報道跟中國媒體的進行對比，指中方報道緊密追隨政府步伐，主要關注受傷的漢族，忽略了事件背後的「維吾爾故事」或原因[207]。
事件由路透社率先報道，該報道貼出了前一天騷亂的照片[211]。這張顯示大批武警隊列的照片，實際上是由《南方都市報》在6月26日的石首事件中拍攝的[212]。其他新聞機構也誤用了這張照片[213]，《每日電訊報》在網站掛了照片一天後才刪除[211]。7月7日接受半島電視台採訪時，世維會領導熱比婭·卡德爾利用石首的照片為烏魯木齊的維吾爾辯護[214]。一位世維會代表後來道歉，說這張照片是依照圖片質量從數百張中挑選出來的[213]。
8月3日，新華社報道熱比婭的兩個孩子寫信責備她策劃騷亂[215]。世維會德國發言人指信件系捏造。人權觀察研究院表示信件的新聞風格非常可疑，「接近」中國政府對騷亂及善後事件的說法。他補充道：「（她的孩子們）被掛在政府喉舌平台上廣泛傳播是非常不正常的[216]。」
2019年12月5日，中國環球電視網（CGTN）對外公布了一部名為《中國新疆 反恐前沿》的紀錄片，其中包含關於此次事件的影像資料。[217]2024年10月，CGTN再推出紀錄片《黑雲壓城——烏魯木齊「7·5」事件紀實》，回溯事件前因後果，同時採訪事件親歷者。[218]
8月初，烏魯木齊政府宣佈正式逮捕83名和騷亂有聯繫的人士[219][220]。《中國日報》8月底報道，被控罪的人數有200多人，審判將於8月底啟動[221][222]。儘管自治區和地方的黨政官員否認該消息[8]，新疆當局後來宣佈向196名犯罪嫌疑人發出逮捕令，其中51人已被公訴。警方還請求檢察院再同意批捕239人，拘留825人[223]。12月初，94名犯罪嫌疑人被逮捕[224]。
官方最初在9月底公佈了嫌疑人的刑事罪行，21人犯「謀殺、縱火、搶劫和故意毀壞財物罪」[225]。10月11日，14000名特警前往烏魯木齊部署[226]。翌日，新疆判處6人死刑，1人無期徒刑。六人都是維吾爾人，犯謀殺、縱火和盜竊罪。境外媒體表示判決似乎是在緩和大多數漢族的憤怒情緒[227][228]，世維會譴責判決「政治化」，表示不會有公正審判的希冀[227]。人權觀察表示對21名被告的審判「嚴重違反正當程序」，「未達到正當程序和公平審判的最低國際標準」。具體來說，審判只花了一天時間，沒有事先公告，被告選擇的律師受到限制，並且黨指示法官如何處理案件[229]。不過另一方面，新華社指出訴訟程序以漢語和維吾爾語進行，並且判決前已仔細搜集核實證據[226]。
2009年9月，九名死刑犯被處決，根據政府的聲明，8人是維吾爾族，1人是漢族[25][230]。到2010年2月，被判死刑的人數增加到至少26人[231]，包括一名漢族和一名維吾爾女性[12][232]。
7月13日下午，天山區白大寺正在做晌禮。一位男子突然站起試圖搶奪白大寺伊瑪目阿布都西克爾·熱合木都拉的話筒。在遭到制止後的幾分鐘以後，該男子再次站起並大喊：「我們要反抗！聖戰！聖戰！願意跟我們的就一起走！」同時從懷中掏出一面表示「聖戰」的綠色旗幟形標語。阿布都西克爾·熱合木都拉當即結束禮拜，試圖將該男子驅趕出清真寺。這時坐在第三排的另外兩名男子從上面堆滿襪子、下面藏有20多把刀的大包中抽出約60厘米長的砍刀，並大聲喊道：「真主至大，跟我們一起進行聖戰！」正好巡邏至此的天山區公安分局南關派出所一隊民警擊斃兩名男子，擊傷一名男子，傷者送往醫院後不治身亡。[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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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中起，476人被皮下注射針頭刺傷[234][235]。官方認為襲擊針對漢人，由維吾爾分裂分子策動[236]。漢族擔心這次襲擊[237]，不滿政府起訴騷亂分子的行動緩慢，在街頭發起數千人的抗議[238]。9月3日的一場抗議活動導致5人死亡，14人受傷[239][240]。翌日，栗智被免除烏魯木齊市委書記職務，市公安局局長劉耀華也被撤職[241]。2010年4月，中共新疆黨委書記王樂泉被免職[242]。
針刺事件後城市恢復平靜，政府聲稱竭力保護人民群眾生命和財產安全，從而導致武警依然出現在市面。2010年1月底，據報道警方每天會巡邏五到六次，夜間巡邏密度加強[24]。事發一周年後，官方在烏魯木齊安裝4萬台電子監控探頭，「確保重點公共地方安全」[243]。
8月底，中共中央政府通過一項法律，規定了「暴動、叛亂、大規模嚴重刑事暴力事件、恐怖襲擊或其他社會安全事件」時出動武警的標準[244][245]。9月初，政府發布公告，禁絕一切「未獲許可的遊行、示威及大規模示威」[246]。自治區政府也通過法律禁止使用互聯網煽動民族分裂[127]。
11月，中國政府向新疆派遣400餘名官員，包括國務院秘書長馬凱、宣傳部部長劉雲山、統戰部部長杜青林等高級領導，組建新疆特設「調研隊」，表面上研究應對暴力事件實行的政策調整[247]。2010年4月，新疆強硬派黨委書記王樂泉被更爲溫和的張春賢替代[248]。中央政府批准從東部省份向新疆轉移支付150億美元，支援自治區經濟發展，宣布在喀什設立經濟特區[248]。
中國在新疆部署了一張基層幹部網絡，主要集中在西北邊境的穆斯林地區，應對社會風險，發現騷亂的早期跡象。數百名幹部從新疆最貧窮的南疆地區轉到了烏魯木齊最不穩定的地區。有一條政策是，如果全家人都失業，政府就會為其中一位家庭成員安排工作。政府還宣布補貼大學生學費。貧民窟被重建為公寓樓，減少社會風險[249]。然而，獨立觀察員認為，需要解決的是不平等問題，思維定式需要改變才能取得成功。伊力哈木·土赫提警告稱新政可能會吸引更多的漢族移民，進一步疏遠維吾爾族人口[250]。
公共交通於8月初完全恢復。新華社表示，267輛公交車在暴亂期間受損[251]，到8月12日，大部分車次恢復使用[252]。政府向公交公司提供總共525萬賠償[251]。交通服務的恢復，也使得政府鼓勵遊客到當地旅遊，不過騷亂後旅遊業收入銳減[24]，10月國慶黃金周的到訪旅客比去年較少25%[253]。
9月，烏魯木齊的公辦學校開始秋季學期，武警入駐戒備。許多學校的開學第一課是愛國[254]。
另一方面，烏魯木齊的互聯網和國際電話服務在事發後受限將近一年。事件後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人民政府要求疆內各電信企業實施「三斷一限」的局部通信管制，即切斷出入疆互聯網、手機短信息和國際長途電話，並對國內長途電話進行限呼[255]。截至11月底，大多數網站仍遭到屏蔽，國際電話也不能撥打[127]。12月底，主機設在自治區外的大多數網站仍然受限[256]，居民必須驅車到14小時車程的敦煌才能正常上網[127]。城內只能訪問銀行及地區政府網站等約100家當地網站。由於不能接聽和撥打國際電話，因此烏魯木齊的居民只能打電話給中國其他城市的中間人，經由他們撥打國際電話[127]。通訊阻斷甚至在中國引發爭議：浙江大學的余瀟楓批評該政策，許多烏魯木齊當地的居民表示通訊不便阻礙業務往來，拖延恢復工作。然而，中歐社會論壇的大衛·戈塞特（David Gosset）認為，政府有權為了社會穩定關閉通信。當地人認為沒有互聯網改善了他們的生活質量[127]。
12月底，政府開始逐步恢復服務。官媒新華社和《人民日報》的網站於12月28日恢復訪問，新浪和搜狐於2010年1月10日恢復訪問[257]，2月6日又有27家網站獲得開放[258][259]。然而只能看到網站部分內容，比方說，用戶只能瀏覽論壇和博客，但不能發帖[260] 。《中國日報》表示遭限制的電子郵件服務於2月8日恢復，不過大約在同一時期寫信的英國廣播公司記者表示服務還不能用[260]。手機短信服務於1月17日恢復，但用戶每日發送的數量受限[261][262]。2010年5月14日7時40分許，中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宣傳部發表《致全疆廣大網民朋友的公開信》，互聯網全部恢復[128][255]。2017年-2019年3月，可能受局勢影響[263]，包括烏魯木齊在內的大部分新疆城市對疆外互聯網用戶僅支持3G網絡[264][需要較佳來源]，百度網盤更是至今[何時？]對新疆IP停止服務[265][需要較佳來源]。
- 中央廣播電視總台旗下國際頻道中國環球電視網於2019年發布新疆反恐紀錄片，首次披露七五事件的部分畫面[266]。2024年10月26日，中國環球電視網發布首條圍繞七五事件的專題紀錄片，審視了事件的起源、混亂、後果以及漫長的恢復之路。[267][268]
- 2021年7月，七五事件發生12年後，新疆政府在北京舉行第十三場涉疆問題新聞發布會，邀請當時的受害者和家屬發言。其中一人是維吾爾族民警，指當時他與其他10多名民警試圖築成人牆，企圖阻止暴徒闖入有數千名遊客的新疆國際大巴扎，暴徒用磚頭和石頭向他施襲，又揚言要殺死他，最後他成功逃入大巴扎並呼籲裡面的人逃走。他指這些暴徒是新疆各族，包括維族人的敵人[269]。而七五事件事主家屬趙愛琴表示，她的丈夫是巴士司機，在事件當天遇襲，並目睹暴徒在當街屠戮民眾而受到刺激，精神出現問題，需要住院治療，至今未癒。丈夫不讓家人開燈開電視，不讓人大聲說話，精神極度敏感，兒子受此影響也得了抑鬱症。她說：「我的家庭就是這樣被暴恐分子們毀了，我恨他們。」[270]新疆政府發言人伊力江·阿那依提在記者會上指，七五事件是由境內外東突勢力裡應外合組織策劃，數千名恐怖份子在市區多處同時行動，瘋狂殺害群眾，打砸搶燒，震驚中外，造成197人死亡。
- 中國歌手刀郎於2021年2月28日發行的專輯《世間的每個人》中的歌曲——《南門》是為紀念該次事件，以促使聽眾緬懷無辜群眾和不幸罹難的執法人員、珍惜當下來之不易的和平而作成。
正值「新疆七五事件」12週年。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指出，國際社會事後反應力道不足，為中國推動違反人道罪政策舖路，在維族遭種族滅絕背景下，籲國際社會力抗有罪不罰[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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