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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洛文尼亚哲学家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斯拉沃熱·齊澤克（斯洛維尼亞語：Slavoj Žižek，斯洛文尼亞語發音：[ˈslavoj ˈʒiʒɛk] （ⓘ）；1949年3月21日—），斯洛文尼亞社會學家、哲學家、文化評論家、精神分析理論家、左翼學者、共產主義者和馬克思主義理論家。
1989年，齊澤克出版了他的第一部也是重要的英文著作，《意識形態的崇高客體》。在這本書中，他脫離了傳統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發展了一種更加分析的唯物主義意識形態概念，該概念大量借鑑了拉康的精神分析和黑格爾的唯心主義[1]。他的理論工作在 1990 年代變得越來越不拘一格和政治化，經常對不同形式的流行文化進行批判性分析，使他成為學術左翼的流行人物[2]。
他獨特的風格、流行的學術作品與雜誌專欄文章以及對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的批判性吸收，為他贏得了國際影響力和學術界以外的大量擁躉，也帶來了爭議與批評[3][4][5][6][7]。
齊澤克生於南斯拉夫斯洛文尼亞盧布爾雅那的一個中產家庭[8]。他的父親是斯洛文尼亞東部的一名經濟學家和公務員，他的母親是斯洛文尼亞沿岸戈里齊亞山的本地人，是一家國有企業的會計師。他的父母都是無神論者[9]。他的童年大部分時間都在沿海小鎮波爾托羅度過，在那裡他接觸到了西方電影、理論和流行文化[10]。
1967年他進入斯洛文尼亞盧布爾雅那大學學習，後於該大學獲得藝術（文學）博士[11]。在進入大學之前，他已經開始閱讀法國結構主義文獻，並於1967年出版了雅克·德里達著作的第一篇斯洛文尼亞語文本翻譯[12]。1971年，他接受了一份助理研究員的工作，並承諾獲得終身教職，但在他的碩士論文被斯洛文尼亞當局譴責為「非馬克思主義」後被解僱[13]。他於1981年畢業於盧布爾雅那大學，獲得哲學文學博士學位，論文題目為《法國結構主義的理論和實踐相關性》[11]。
在1980年代，齊澤克編輯和翻譯了拉康、弗洛伊德和阿爾都塞的著作，他用拉康的著作來解釋黑格爾和馬克思主義哲學[14]。
1986年，齊澤克在雅克-阿蘭·米勒的指導下在巴黎第八大學完成了第二個博士學位（精神分析哲學博士），論文題為《症狀與幻象間的哲學》（La philosophie entre le symptôme et le fantasme）[15]。
1988年，他出版了他的第一本完全致力於電影理論的書，Pogled s strani[16]。次年，他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英文著作《意識形態的崇高客體》，藉此獲得了國際社會理論家的認可[17][1]。
1980年代後期，齊澤克作為調查性報道雜誌Mladina的專欄作家受到公眾關注，該雜誌批評鐵托的政策和南斯拉夫政治，尤其是社會軍事化問題。他此前一直是斯洛文尼亞共產主義者聯盟的成員，直到1988年10月他與其他32名斯洛文尼亞知識分子一起退黨以抗議JBTZ審判[18]。
1988年至1990年間，他積極參與了斯洛文尼亞民主化的若干政治和民間社會運動[19]。在1990年斯洛文尼亞舉行的四人總統委員會選舉中，齊澤克是斯洛文尼亞自由民主黨推舉的候選人，但他得了第五名，沒有選上[20]。儘管齊澤克積極參與自由民主主義運動，但他始終將自己定位為共產主義者，並一直批評斯洛文尼亞和世界範圍內的民族主義者、保守主義者和古典自由主義者等右翼圈子。他在文章中寫道，為斯洛文尼亞民族主義作家服務的文學會議中心應該被炸毀，並補充道，「既然我們生活在沒有任何諷刺意味的時代，那麼我必須加一句，這並不是字面意思[而是認真的]。」[21]
2016 年，在與衛報現場活動中的對話中，齊澤克討論了唐納德·特朗普在2016年美國總統選舉中的問題。齊澤克將特朗普描述為一個悖論，認為其在大部分議題上本質上都是一個中間派自由主義者，但拼命地試圖用骯髒的笑話和愚蠢來掩蓋這一點[22]。在一篇發表於時代周刊的評論文章中，他將當時的領先候選人希拉里·克林頓描述為不太合適的替代方案[23]。此外齊澤克還基於特朗普對美國共識的破壞性表達了對特朗普的支持；然而，在接受BBC採訪時，齊澤克確實表示，他認為特朗普「可怕」，他的支持是基於試圖鼓勵民主黨回歸更左翼立場的理想[24]。在一篇訪談中，他詳細闡述了支持特朗普的原因：「我看到特朗普可能有一種積極的作用。雖然他的出發點是錯誤的，但還是動搖了自由主義的共識，也在這個意義上為更激進的左派開闢了一個空間。我的想法是，在某種更深的意義上，沒有特朗普就沒有伯尼·桑德斯。」[25]
齊澤克堅持將自己認定為共產主義者，儘管他將20世紀的共產主義實踐視為「徹底失敗」，並譴責「20世紀的共產主義，更具體地說我們稱之為斯大林主義的所有現象網絡可能是人類歷史上最嚴重的意識形態、政治、倫理、社會災難」[27]。齊澤克聲稱只有「共產主義」一詞標誌着在現有秩序之外邁出了真正的一步，部分原因是「社會主義」一詞不再具有足夠激進的含義，而僅意味着「社會關懷」[28]。齊澤克呼籲重拾列寧主義的行動式革命，其認為，重述列寧不僅是為了恢復西方左翼學者激進的革命姿態，而且也是撕開資本主義缺口的有力武器；正確的態度應該是，以列寧主義的眼光去看待資本主義的現實矛盾，以列寧主義的革命精神去顛覆資本主義[29][30]。
2014年，齊澤克接受《衛報》採訪時批判了歷史終結論，他認為這是一種粗俗的唯心主義史觀，自由民主的資本主義也無力解決世界範圍內面臨的危機，且資本主義內部也危機重重；在這樣的歷史狀況下，與其說是「歷史的終結」，倒不如說是「歷史終結論的終結」[31]。
2019年4月，齊澤克在加拿大多倫多就資本主義與馬克思主義下的幸福問題與心理學教授喬丹·彼得森進行了辯論[32][33]。
在齊澤克學術生涯的早期，他聲稱他的思想體系是「一個由三個重心塑造的理論空間：黑格爾辯證法、拉康精神分析理論和當代意識形態批判」，並以拉康為基本要素[34]。但到了2010年，齊澤克反而聲稱黑格爾對他而言比拉康更根本：「即使拉康也只是我閱讀黑格爾的工具。對我來說，總是黑格爾、黑格爾、黑格爾。」[35]
齊澤克捍衛黑格爾的主體概念，他聲稱文化主義者（如福柯、阿爾都塞）和新唯物主義者/面向對象的本體論者（如如簡·貝內特、列維·布萊恩特）在都沒能正確地參與對主體的批評[36]。
齊澤克的拉康式意識形態理論是他對政治理論的主要貢獻之一。他的第一本英文書《意識形態的崇高客體》和他出鏡的紀錄片《變態者意識形態指南》都討論了這一問題。
對於齊澤克和馬克思來說，意識形態是由構建政治生活的虛構構成的。用拉康的話來說，意識形態屬於象徵秩序。齊澤克認為，這些虛構主要維持在無意識層面，而不是有意識的層面。因為，根據精神分析理論，無意識可以直接決定一個人的行為，繞過一個人的有意識的認知，意識形態可以在一個人的行為中表達而無關某人有意識的信念。因此，齊澤克打破了正統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即純粹將意識形態視為錯誤信仰的系統（見虛假意識）。借鑑彼德·斯洛特戴克《對憤世嫉俗的理性的批判》， 齊澤克認為，採用玩世不恭的觀點（即犬儒主義）不足以逃避意識形態，因為根據齊澤克的說法，即使後現代主體有意識地對政治形勢持玩世不恭的態度，他們仍然會通過自己的行為來強化這種情況。[37]。
對齊澤克學術思想的批評主要有兩個方面：面對他對當代社會、政治和經濟問題的譴責，他未能闡明替代方案；以及他在論證中缺乏嚴謹性[38]。對齊澤克觀點的其他批評主要涉及其政治社會議題等方面。
齊澤克的哲學和政治立場有時令人費解，他的文章往往因未能採取一致的立場而受到批評[39]。雖然他聲稱支持革命馬克思主義，但他對導致成功革命的可能情況缺乏遠見，無法給出某種具體的實踐路徑。他的理論論證往往缺乏某些歷史事實基礎，這使其更具挑釁性和激進性，而非洞察力[38][40][41]。
英國政治哲學家約翰·格雷對齊澤克的《少於無》（Less than Nothing）一書進行了非常負面的評論，抨擊了齊澤克對暴力的頌揚、他的理論未能以歷史事實為基礎，以及他的「無定形激進主義」，格雷認為，齊澤克自稱是共產主義者，但缺乏共產主義可以成功實現的信念，他的作品雖然很有趣，但在智識上毫無價值：「通過無休止地重複一個本質上空洞的願景來實現一種欺騙性的實質，齊澤克的作品最終幾乎沒有什麼價值。」[38]
而齊澤克本人在其著作《生於末世》（Living in the End Times）中認為，對他的立場的批評本身就是模稜兩可和來自互相矛盾的各方面的：
我既被同時攻擊為傳播反猶主義和宣揚錫安主義，又被同時攻擊為隱蔽的斯洛文尼亞民族主義者和不愛國的叛徒，還被攻擊為捍衛恐怖主義的隱性斯大林主義者和散布有關共產主義的謊言的資產階級代言人......所以也許，只是也許我走在正確的道路上，忠於自由的道路。[42]
齊澤克因其混亂和不系統的寫作風格而受到批評。喬姆斯基稱，齊澤克「使用多音節詞之類的花哨術語，並在沒有任何理論時假裝有一個理論」，並補充說他的觀點往往過於晦澀難懂，無法有效地傳達給普通人[43]。
保守派思想家羅傑·斯克魯頓聲稱「總結齊澤克的立場並不容易：他在哲學和精神分析的論證方式之間徘徊，並被拉康的天馬行空的言論所束縛。他是一個矛盾的愛好者，並堅信黑格爾所說的「『消極的勞動』，儘管像往常一樣，他把這個想法向矛盾的磚牆推進了一步」[44]。
齊澤克在各類社會問題上的觀點被認為偏執，引發了批評和指責[45]。
齊澤克在2016年美國大選中支持特朗普的觀點引起過廣泛的爭議，其觀點被嘲笑為是加速主義的[46]，而喬姆斯基稱之為「開倒車」，聲稱「這與像他這樣的人在30年代初對希特勒所說的觀點相同。」[47]
在2019年和2020年，齊澤克為他的觀點進行了辯護，聲稱特朗普「創造出了不知道多少年來第一次的真正的美國左翼」，理由是特朗普造成的政治極化給了伯尼·桑德斯和亞歷山德里婭·奧卡西奧-科爾特斯等美國民主社會主義者以關注度和群眾支持基礎[48]。然而，在2020年的美國總統選舉期間，齊澤克表明自己 「受到了改變立場的誘惑」，聲稱 「特朗普有點太過分了」[48]。在另一次採訪中，他雖然仍堅持他在2016年的 "賭注"，即特朗普的當選將可能導致美國的社會主義連鎖反應（「也許我是對的」），但認為 「現在有了COVID-19：不，不，不能要特朗普。......雖然我很難這麼說，但現在我會說『拜登比特朗普好』，儘管他還差得遠。」[49]而齊澤克在其2022年著作《天上大亂》（Heaven in Disorder）中繼續表達了對拜登而非特朗普的偏愛，他說，儘管拜登和特朗普一樣撒謊並代表大資本的利益，但確實是以一種更禮貌和溫和的形式，而"特朗普正在腐蝕我們生活的道德實質"[50]。
在性別問題上，齊澤克對非二元性別持消極看法。齊澤克在2016年的文章《性即政治》中認為，所有的主體（例如跨性別主體）都與分配給他們的性地位不匹配，任何試圖擺脫這種對立的行為都是錯誤的、烏托邦式的：因此，他自稱既反對暴力強加性固定的反動企圖，也反對完全擺脫性固定的「後性別主義」[51]；在他 2019 年的文章《跨性別教條是幼稚的，與弗洛伊德不相容》中認為，「LGBT+意識形態在社會建構主義和（某種生物）決定論之間存在緊張關係」 ，並進一步認為「心理性別認同是一種選擇，而不是生物學事實」[52]。精神分析學者山姆·沃倫·米爾 (Sam Warren Miell) 和克里斯·科夫曼 (Chris Coffman) 批評齊澤克將跨性別和後性別主義混為一談；米爾進一步批評齊澤克的文章濫用拉康理論；科夫曼認為，齊澤克應該參與當代拉康主義的跨性別研究，精神分析和跨性別話語是不衝突的，而非完全對立的[53]。作為對齊澤克2019年文章的回應，作家麥肯齊·沃克製作了印有跨性別旗和「與弗洛伊德不相容」字樣的T恤以示嘲諷[54]。
在個人生活方面，齊澤克結過四次婚，並有兩個兒子。[55]他的第二任妻子是斯洛文尼亞哲學家、社會法律理論家和盧布爾雅那精神分析學院的院士Renata Salecl 。他的第三任妻子是阿根廷模特Analía Hounie，2005年與她結婚[56][57]。齊澤克目前已與斯洛文尼亞記者和哲學家Jela Krečič結婚，她是建築歷史學家Peter Krečič的女兒[58][59]。
2019年香港反送中運動里爆發了香港中文大學衝突，香港警察攻進了香港中文大學，齊澤克參與了香港監察發起的學術界聯署，譴責香港警察的暴力行為[60]，並促請香港政府捍衛學術自由以及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其他參與的學者還包括諾姆·喬姆斯基、朱迪斯·巴特勒、揚尼斯·瓦魯法基斯、羅伯特·彼得·喬治和斯蒂芬·平克。
2021年8月，南京大學計劃在10月29日舉辦「齊澤克哲學思想學術研討會」並邀請齊澤克在會上演講。[61]10月會議前夕，一張微信截圖在互聯網傳播，稱「齊澤克哲學思想學術研討會」將禁止齊澤克本人發言。10月29日，即計劃中會議舉行當天，儘管齊澤克本人為線上演講，南京大學仍宣布由於會議包含線下討論環節，研討會因疫情原因取消。考慮到齊澤克本人此前曾抨擊當前的中國共產黨政策，認為其是「威權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結合」[62]，因而會議取消可能是因為政治原因，互聯網流傳消息稱「應該就是看了稿子（齊澤克講稿）才發現確實沒法兒開」，講稿內容「基本就是政治相關，猛噴（強烈抨擊）一通」。[6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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