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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近代民主革命家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陳家鼎（1876年—1928年1月8日），字漢元，湖南寧鄉人，中國民主革命家，中華民國政治人物。[1]
陳家鼎15歲時補博士弟子員。1898年，他入兩湖書院，結識了同學黃廑午（黃興）、白逾桓等。後來，他轉考入湖北武普通學堂。1903年初，他結識了剛剛入湖北文普通學堂的宋教仁。同年秋，他因成績優秀獲官費留學日本，入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科，後來畢業獲法學士學位。[1]
在日本留學期間，他積極參加華興會的活動。1904年，黃興於長沙起義失敗後逃到上海，11月7日陳家鼎在上海參加了黃興召集的餘慶里集會，策劃繼續舉行起義。後來，因萬福華案突然發生，他和黃興等人陸續流亡日本，繼續學業。在日本，他和湖南籍的同學黃興、宋教仁、陳天華、姚宏業等人在中國留日學生中鼓吹革命，宣傳共和。1905年夏，孫中山從歐洲來到日本，創建了中國同盟會，陳家鼎加入中國同盟會，任中國同盟會總部評議員。他還和楊守仁、寧調元創辦革命刊物《洞庭波》（後更名為《漢幟》），他任主編。[1]
中國同盟會成立後不久，他就被孫中山派回中國，在長江沿岸發展組織，先後在上海、武漢、長沙設立機關。他也是第一個在長江沿岸設立中國同盟會機關的人。他還結識了長江會黨首領楊恢、成亞龍、鄭先聲、馬福益等人，並在會黨中進行革命活動。他擔任了長江沿岸七省同盟會視察。[1]
在上海的中國同盟會機關由任職於阜豐公司的孫毓筠捐資作經費，地址開始是虹口三元里，後來遷到上海法租界八仙橋鼎吉里夏昕蕖家。該機關由陳家鼎駐會負責。在上海的該機關成為1906年至1907年中國國內外革命黨人聯絡的大本營。[1]
在武漢，他結交了日知會領導人劉靜庵、朱松坪、時功璧等，並在湖廣總督衙門後邊的高升巷建立了中國同盟會湖北機關。[1]
在長沙，他和禹之謨創建了中國同盟會湖南分會，會址一開始在天心閣，後來遷到北正街湘利乾織布公司禹之謨家。1906年5月25日，他和禹之謨在長沙領導了湖南各界公葬陳天華、姚宏業兩烈士活動。活動在各界反響強烈。他和禹之謨遂準備趁機發動起義。但起義事泄，禹之謨被捕後遭到殺害，陳家鼎逃入聖公會，獲得牧師掩護，後經江西萍鄉逃到上海，清廷命沿長江各省懸賞緝拿他，但終究未拿獲。1906年10月29日，他和寧調元乘同一艘船逃亡日本。回到日本後，他在東京歷任中國同盟會總部鼓吹部部長、文學部部長等職。[1]
萍瀏澧起義爆發後，寧調元被派回中國進行策應，陳家鼎在《漢幟》上發表文章聲援。起義失敗後，他和宋教仁等人在東京為犧牲於此次起義的劉道一等人開會進行悼念。在東京，他和喬宜齋、仇亮、王廷祉、杜羲、楊樹楷、華世中、何子奇等加入中國同盟會較早的會員發起組織了秘密團體「血黨」，負責革命黨內部安全保衛工作，專門應付清廷派出的特務和革命組織內部的奸細。[1]
1908年夏，他和宋教仁被孫中山派回中國發動起義。他和宋教仁各自率領一個小組，宋教仁經台灣赴大連、奉天，陳家鼎到青島及山東沿海地區聯絡人馬，最後他和宋教仁率兵南北夾攻，直取北京。但這個計劃最後失敗了。陳家鼎經神戶到山東後，陳幹、劉冠三、景定成、陶成章、商震等準備幫助他起兵，但此事被德國人偵悉，密報清政府。陳家鼎等人逃歸東京，後來和同樣回到日本的宋教仁碰面。[1]
1911年4月27日黃花崗起義爆發。陳家鼎正準備回中國策應此次起義時，起義失敗的消息便傳來了。後來建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墓時，他在墓前題寫了「自由不死」四個大字，刻碑立於墓園。[1]
1911年武昌起義爆發後，陳家鼎回國，在上海和南京之間奔走，幫助宋教仁建立南京臨時政府，草創法規。同年冬，他率杜羲等人到大連、奉天組織「鬍子隊」，準備舉行反清起義，後因南北議和成功而作罷。[1]
中華民國成立後，1912年4月7日，他和胡漢民、廖仲愷、汪精衛、孫科等人隨孫中山搭乘「聯鯨號」兵艦從南京到武漢同黎元洪會談。後來陳家鼎任北京臨時參議院議員。1912年8月，袁世凱、黎元洪勾結在北京拘捕並槍決了武漢將領張振武、方維，他在議院要求彈劾，並要求查辦副總統黎元洪，但未能成功。他到北京後，被駐北京的各新聞機構投票選為北京新聞團團長。此後他利用這一身分開展國民外交，爭取世界各國承認中華民國。1912年10月，他作為中央共和紀念會總理，在北京連續三天主持了慶祝辛亥起義一周年紀念活動，並對受邀出席此次活動的蒙古、西藏活佛宣講五族共和。[1]
1913年1月，他當選民元國會眾議院議員。1913年3月初，他和宋教仁自武漢經南京到上海，準備一起到北京參加首屆國會開幕禮。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遭到暗殺，陳家鼎急忙趕到北京，在北京臨時參議院對袁世凱政府提出嚴厲質詢，獲得覃振等17名議員聯署。他還以發言人的身份接見了中外記者，其中包括日本的村田內藤、安藤岡由、美國的阿努特、法國的莫利斯等記者。3月29日，北京新聞團在北京湖廣會館舉行大會追悼宋教仁，陳家鼎主持了此次大會並發表演說，程家檉、孫毓筠、日本人神田正雄、法國人鐸爾孟等人也在會上發表了演講。首屆國會開幕後，他拒絕了袁世凱派親信給予的五十萬元「炭敬」。1913年10月6日國會選舉中華民國大總統，袁世凱派人包圍國會，脅迫議員投票選袁世凱當大總統，但陳家鼎在三次投票中均不畏強權，將票投給「孫文」。他還組織癸丑同志會，聯合國會參眾兩院的國民黨議員共同抵抗袁世凱。[1]
二次革命失敗後，他遭到袁世凱通緝，1913年11月再度流亡日本。1915年末，他被孫中山派回上海，策應蔡鍔、李烈鈞等領導的護國軍，在各大報紙發表文章聲討袁世凱。當時，他和同住上海法租界吳興里的陳其美兩家相鄰。1916年5月18日，陳其美在寓所遭到刺殺，陳家鼎聞聲而逃，倖免於難。[1]
1916年袁世凱去世後，他繼續任國會議員。後來他隨孫中山南下護法，在廣州非常國會任議員。1918年初，他獲任命為大元帥府參議。在廣州護法期間，因滇系軍閥唐繼堯、桂系軍閥陸榮廷專橫，護法軍政府的三位總長唐紹儀、伍廷芳、程璧光不敢就職。非常國會遂推舉陳家鼎和焦易堂居間協調。後來有人提出改大元帥府為「七總裁」制，企圖架空大元帥孫中山，陳家鼎對此堅決反對。1918年2月3日，在海珠會議上，陳家鼎在演說中稱「武人操縱，魯難未已」，號召「群起一致，對抗武力派」。他還在非常國會數度討論改組軍政府案時均堅決反對，使該案未能通過。後來，在陳家鼎到上海侍奉患病的母親時，在滇系和桂系軍閥操縱下，非常國會通過了該案，5月4日大元帥孫中山被迫下野。陳家鼎趕回廣州時，局面已經無法挽回。後來到1919年冬，許多非常國會議員紛紛離開，陳家鼎卻一直留在孫中山身邊，直到桂系軍閥莫榮新被驅走。[1]
1919年五四運動發生後，他要求政府「對於報界言論自由權，學生愛國一切運動，及被劫於武力後之各項教育應力加保障，並促成而助長之，以為新文化之倡導」。1920年11月他在廣州發出《關於西南大計的通電》。1922年六·一六事變發生，陳家鼎隻身闖入陳炯明部下洪兆麟的兵營，成功勸服洪兆麟命令士兵緩進，為孫中山從總統府逃脫贏得了時間。此後他奉孫中山之命回到北京，聯絡原來的國會議員們，準備響應北伐。1925年孫中山逝世後，他脫離政界，退居養病。[1][2]
他愛好詩文，是南社成員，還介紹了自己的一個弟弟和三個妹妹參加南社。他參加過1912年3月13日在上海愚園舉辦的南社第六次雅集，以及1916年的南社長沙雅集。[1]
他還喜歡交友，和政界、學界、宗教界、藝術界人士多有交往。革命人士林述慶、女界領袖唐群英等人均是他的好友。1912年秋，八指頭陀偕釋永光、釋道階拜訪陳家鼎並贈詩，陳家鼎以原韻答詩曰：「大地滄桑甚，詩僧亦老蒼，重逢八指日，回首十餘霜。我句慚無已，君朋有永光。無餐供活佛，留與飲寒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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