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一諮(1940年7月20日—2014年4月14日),出生於四川成都,陝西省三原縣人,畢業於北京大學,曾經擔任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所長、中國改革開放基金會中方主席、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等職。他被認為是1980年代在中國主持農村、經濟和體制改革的智囊首腦,農村體制改革的主推手[1],受到胡耀邦和趙紫陽等中國共產黨改革派領導人的器重,在六四天安門事件中反對武力鎮壓學生,於6月4日以辭職及退黨明志,被迫流亡美國,後遭到李鵬秘密通緝[2]。2002年發現罹患癌症,於病中撰寫《陳一諮回憶錄》於2013年六四前夕出版[3]。
生平
陳一諮生於成都,1959年起先後就讀於北京大學物理系和中文系。[4]
1965年因給毛澤東寫一封《對黨和政府的若干意見》的長信,批評中國共產黨、國家生活中的不民主,被定性為「反革命分子」,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批鬥。
1969年至1978年被分配到河南省農村改造,後來在河南駐馬店地區文教局任科長,兼任確山縣瓦崗人民公社書記和駐馬店地區農校(原國家科委幹校)校長,期間,對中國的經濟、教育、社會問題做了大量調查研究。
1980年代,陳一諮積極推動中國改革,為改革開放出謀劃策,策劃成立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並擔任所長,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與農村研究發展中心、中信國際所和北京青年經濟學會,此「三所一會」是時任中共總書記趙紫陽的四大核心幕僚機構。[4]
1989年八九民運爆發後,陳一諮聯合各界人士反對武力鎮壓,並以「三所一會」的名義發表了《關於時局的六點聲明》;學運遭武力鎮壓後,陳一諮被李鵬定為趙紫陽的「黑線」和學生運動之「黑手的樞紐」而成為頭號秘密通緝犯[3]。6月4日凌晨3時,在鎮壓進行時,陳一諮撰寫《我的辭職和退黨聲明》發表,指責以李鵬等既得利益者發動軍事政變「清算革命」,「中共公開以人民為敵,屠殺手無寸鐵、和平請願的民眾,已墮落為法西斯式的政黨」。中共元老萬里當時托人帶口信「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陳一諮因此於6月5日逃至海南省,經法國轉逃美國並流亡海外[3]。
1989年在法國巴黎籌組「民主中國陣線」,1990年4月,和臺灣旅美學者余英時發起並組建了獨立學術組織「當代中國研究中心」,希望組織一批有志者推動中國制度變革和民主進程[4]。
2002年發現罹患淋巴癌。2008年3月,《北京之春》4月號上[5],陳一咨與王丹、楊建利、胡平、郭羅基、吾爾開希、張偉國、劉剛、陳小平、吳仁華、劉念春、傅申奇、易改、蔡桂華、魏泉寶、王軍濤十六人聯名,向中國外交部發出公開信。要求政府依照憲法和法律,以及對國際社會的義務,恢復或者延期他們的中國護照,可以自由進出國境、行使公民權利[6]。2009年曾計畫返回中國大陸醫療,中國政府提出以「寫保證書」為返國條件。陳一諮拒絕接受,表示此為「把自己放進一個生活條件較好的牢獄」「我堅持了這麼多年,我不能出賣靈魂呀。」[7]
2013年5月下旬,出版70餘萬字的《陳一諮回憶錄》,回顧其出生的1940年代到1989年六四天安門事件約半世紀的經歷,該書披露的歷史祕辛,打破中共官方諸多禁忌,並澄清一些傳聞,並說明對中國民主進程的看法[3]。
觀點
- 評價毛澤東:
陳一諮說毛澤東在奪取政權之前大談民主,為的是爭取人心;成功奪權後,中國大陸不僅從根本上摧毀了歷史上流傳下來的各種政治組織、經濟組織、宗親組織和經濟組織,並且還通過不斷的政治運動清除中共黨內外有不同思想的人,使民主發展失去了成長的環境,大大阻礙了中國社會進步。[8]
- 談趙紫陽:
陳一諮指出,從1978年開始到1988年,中國經濟改革的眾多方案主要由趙紫陽等人主導制定,趙紫陽是中國經濟改革主要的設計者、推動者和執行者。[9]
- 談李鵬:
「我曾和李鵬有很多接觸,他這樣無德、無才、無能的人能當上中國國家領導人,只有在中國這種特定的制度環境下才有可能,當然他扮演了歷史上一個很恥辱的角色。我覺得他早晚會被釘在恥辱柱上,這是毫無疑問的。李鵬之所以把我定為頭號秘密通緝犯,理由是很可笑的,他認為我是趙紫陽的『黑線』和學生運動的『黑手的樞紐』,其實我當時所做的事情,一方面和政府官員溝通,希望和平解決問題;一方面派聯絡員和各高校溝通,希望學生退出廣場,總不希望流血的局面發生,誰知道中國還是發生了我們最不願意見到的情況,「六·四事件」是中國人一個永遠的傷痛,雖然過去這麼多年了,我相信中國人是忘不了這段歷史的。」[3]
- 評價中華人民共和國建政:
他認為,中國自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政以來,打下了一個「抵禦民主制度的根基」。「為什麼從鴉片戰爭後,那麼多人為了爭取中國的民主和自由都犧牲了,到現在中國依然沒能實現民主,這是有非常深刻的原因的。因為在1949年之後,毛澤東把中國社會幾千年來發育出的政治、經濟、法律、宗親組織全部都扼殺和破壞了,所以使得中國的基層社會缺少民主的元素。」[3]
- 談六四天安門事件及影響:
「因為鎮壓了八九,所以現在出現了官員腐敗及引發的全民腐敗、貧富懸殊、社會沒有正義和公理、道德淪落、環境破壞等,一代人失去了理想,沒有了正義的聲音。這些問題的存在都和當年強力鎮壓了學生和民眾的合理要求,而後沒有了任何輿論自由、權力不受制衡有極大的關係。」[3] 「當然李鵬把我當成頭號通緝犯,他認為我鼓吹包產到戶,破壞了人民公社的集體經濟;鼓吹經濟改革,破壞公有制;鼓吹政治改革,破壞黨的領導,所以實際上八九事件的發生,就是中共既得利益者清算十年改革的一場『非法的軍事政變』,當年我這麼認為,現在我仍然這麼認為 。」[7]
- 談中國前途:
陳認為,雖然目前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速度很快,但想要從根本上解決很多深層次的問題,必須要進行政治改革,否則中國要面臨一波又一波的危機。他還對目前習李體制下新的一輪反「普世價值」、反「憲政」等左潮言論的出現給予警示,他說「批判西方的憲政就像『螳臂擋車』,只有在一個信息封閉的社會才能用這種蒙昧的作法欺騙民眾,在一個開放的社會,大家在各種信息的基礎上對歷史有比較,會逐漸走上人類社會發展的主流。[3]「慈禧太后晚年人們享受的言論、新聞、結社的自由甚至比現在還要多,220年前法國《人權宣言》就指出:無視、忽視或蔑視人權,是公眾不幸和政府腐敗的唯一原因。」[10]
重要著作
- 《陳一咨回憶錄》,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13年5月24日,ISBN 978-988-15571-4-8:全書共70多萬字,書中內容包括他前半生參與中國經濟和政治改革等方面的個人經歷,以及後半生流亡海外後對中國民主化的思考。[8][3]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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