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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清末民初学者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辜鴻銘(1857年7月18日—1928年4月30日),名湯生,字鴻銘,以字行,號立誠,自稱慵人、東西南北人,又別署為漢濱讀易者[1],英屬海峽殖民地檳榔嶼人(今馬來西亞檳城)[2],留學英、德、法國14年後,在晚清的西式學校裡掌英語教職,包括武昌自強學堂英語教習、上海南洋公學教務長、北京大學英國文學教授,亦是張之洞在教育事務的幕僚。因其學博中西,故人稱「清末怪傑」、「清末狂儒」,為當時精通西洋科學、語言兼及東方華學的中國第一人。他翻譯了四書之三部——《論語》、《中庸》和《大學》;並著有《清流傳》(又名《中國的牛津運動》)和《春秋大義》(又名《中國人的精神》)等書。自稱「一生四洋」,即「生在南洋,學在西洋,婚在東洋,仕在北洋」。[3]
辜鴻銘曾用過很多英文名,初用Koh Hong-beng,回國用Ku Hweng-Ming,另外還有Kaw Hong Beng、Amoy Ku,但最為人知的是Tomson。
1857年7月18日,辜鴻銘出生於英國殖民地檳榔嶼的一個橡膠園內。祖籍福建同安縣,具體地點存在爭議。學界有廈門翔安、漳州龍海白礁(兩地均屬清代同安縣)數種說法。辜鴻銘自稱為「『廈門辜湯生』(TomsonAmoy)」。1908年英國倫敦出版,馬來亞雪蘭莪博物館館長H.C.羅賓遜編撰的書籍中,其家族祖籍地記為:「來自中國福建省泉州府同安縣辜厝村」,是為清代泉州府同安縣永豐鄉長興里辜宅保,即今廈門市翔安區新圩鎮古宅村。曾祖父辜禮歡早年移居東南亞,定居、逝世於檳榔嶼。曾祖母顏梅娘(GuanBo⁃eyNeoh),是出身吉打的馬來女子。祖父辜龍池,祖母GohKooiNeoh。父親辜紫雲是經營橡膠園的「經理」。辜紫雲妻子,即辜鴻銘生母的身份在傳聞中,有「英婦」、「葡萄牙女人」等說法,但均未見史料記載[4]。
1867年,辜鴻銘10歲時隨其義父、橡膠園主英國商人布朗前往蘇格蘭。布朗告訴他:「現在歐洲國家和美國都想侵略中國,所以那些國家的學者都在努力鑽研中國文化;希望你日後也能為自己的國家學好中西文化!」[5]
1870年,14歲的辜鴻銘被送往德國學習科學。後回到英國,掌握了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同希臘文[6],並於1873年考入愛丁堡大學文學院攻讀西方文學專業,得到時任校長、著名作家、歷史學家、哲學家的托馬斯·卡萊爾的賞識。1877年以優異的成績獲得同校文學碩士學位。
1880年,辜鴻銘結束自己14年的求學歷程返回故鄉檳城。1881年,他遇到馬建忠並與其傾談三日,思想發生重大改變,隨即辭去殖民政府職務,致力於研究中國古典文化。
1885年,辜鴻銘回到中國,被湖廣總督張之洞委任為「洋文案」(即外文秘書)。張之洞實施新政、編練新軍,也很重視高等教育。在辜鴻銘鼎力謀劃下、辜鴻銘擬稿,再呈張之洞審定,於光緒十九年十月二十二日(1893年11月29日)以《設立自強學堂片》上奏光緒皇帝,籌建由國人自力建設、自主管理的高等學府——自強學堂(武漢大學前身),得到欽准。自強學堂正式成立後,蔡錫勇受命擔任總辦(校長),辜鴻銘任方言(英語)教習。辜鴻銘授課非常受學生歡迎,全校師生景仰,成為自強學堂一代名師。[7]
1905年11月11日,辜鴻銘被任命為上海黃浦江浚浦局(浚治局)督辦(「監督」或「總辦」),時荷蘭籍奈格(德·萊克)簽約成為該局總工程師,辜在致信愛丁堡校友駱任廷時直言,奈格入職一事為辜「自從擔任上海的這一職位以來」唯一滿意的一件事[8]。1908年宣統即位,辜任外交部侍郎,1910年,他辭去外交部職務,赴上海任南洋公學教務長。1911年辛亥革命後,辜辭去公職,1915年在北京大學任教授,主講英國文學。其著作《中國的牛津運動》於1909年出版,《中國人的精神》(《春秋大義》)於1915年出版。
1921年,在紐約時報發表題為『未開化的美利堅』署名文章[9]。1924年,辜鴻銘赴日本講學三年,其間曾赴當時處於日本統治下的台灣講學,受到鹿港辜家創始人辜顯榮的招待。1927年從日本返回中國。1928年4月30日在北京逝世,享年72歲。
在其著作《中國人的精神》中,辜鴻銘把中國人的優點概括為「溫良」(英文:gentleness),並說道:「中華…民族精神不朽的秘密就是中國人心靈與理智的完美諧和。」
辜鴻銘曾一度是堅決的保皇派,即使民國時期在北京大學講課,仍然留着大辮子,帶着書童。他辯稱「我許多外國朋友嘲笑我對清室的愚忠,但我之效忠於清室,非僅效忠於吾父及列祖列宗世代生活於其仁政之下的清室,也是經由對清室的效忠而效忠於中國之宗教,效忠於中華民族之文明事業。」[10]辜鴻銘娶了淑姑不到一年,又納日本大阪心齋橋人吉田貞子為妾[11]。當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被免職時,他也憤而辭職,曾說:「現在中國只有兩個好人,一個是蔡元培先生,一個是我。因為蔡先生點了翰林之後不肯做官,就跑去革命,到現在還是革命。我呢?自從跟張文襄(註:即張之洞)做了前清的官以後,到現在還是保皇。」但他反對袁世凱的洪憲稱帝。
辜鴻銘主張「一夫一妻多妾制」,最出名的比喻是認為一夫多妻是一把茶壺配幾隻茶杯。但當時詩人徐志摩結婚時,他的妻子陸小曼曾對他說:「志摩!你不能拿辜先生茶壺的譬喻來作藉口,你要知道,你不是我的茶壺,乃是我的牙刷,茶壺可以公用,牙刷是不能公用的!」[12]
辜鴻銘的演講稿《中華文明的復興與日本》中有中國歷史常識錯誤,如其在論及日本武士道時稱「田橫在其主君漢高祖死後,便以自殺來表示對主君的忠誠」,又說「在今日中國,真正繼承了中華文明之精華的只有浙江和江蘇兩個省份。所以如此,主要是由於在蒙古入侵的時候,宋朝皇帝同一幫貴族逃到浙江的杭州」。[13]
辜鴻銘在《中國人的精神》中提出「如今要想評估一個文明的價值,我們最應關注的問題不是其所建造的或能建造的城市是如何宏偉,建築是如何華麗,道路是如何通達;不是其所製造或能製造的家具是如何典雅舒適,儀器、工具或者設備是如何巧妙實用;甚至也與其創造的制度、藝術和科學無關:為了評估一個文明的價值,我們應該探求的問題是人性類型,也即這種文明產生了什麼類型的男人和女人。事實上,男人和女人——人的類型——是文明的產物,正是它揭示了文明的本質和個性,可以說,揭示了文明的靈魂。」[14]
辜鴻銘對嚴復翻譯《天演論》及林紓翻譯《茶花女》批評道「嚴復譯出《天演論》,使國人只知道物競天擇,優勝劣汰,而不知道尚有公理存在,而今兵連禍結,民不聊生。自林紓譯出《茶花女遺事》,國之青年只知道男歡女愛,沉浸其中,而不知尚有禮義存在」。[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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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太后過生日,他當眾脫口而出的「賀詩」是「天子萬年,百姓花錢。萬壽無疆,百姓遭殃」。[16]
辜鴻銘博通歐洲諸種語言、會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同希臘文,據說他在英國街頭故意倒拿報紙,有英國人看見,大笑著説:「看這個中國人多笨,報紙都拿倒了,還假裝懂英文。」辜就回嘴説:「你們英文太簡單,拿正著讀,顯不出本事。」然後熟練地倒讀報紙,一口地道的倫敦腔,把英國人都驚獃了。辜鴻銘與外國人見面時,正好在準備供品,叩頭祭祖,外國人嘲笑說:「這樣做,你的祖先就能吃到供桌上的飯菜了嗎?」辜鴻銘馬上反唇相譏:「你們在先人墓地擺上鮮花,他們就能聞到花的香味了嗎?」言辭敏捷的聲名很快在歐美駐華人士中傳揚開來[16]。
英國作家毛姆來中國,想見辜。招待毛姆的主人就給辜送去一張便條紙,請他來。可是等了好幾天也不見辜來。毛姆後來知道這位主人是以如此不禮貌的方式邀請辜,就自己寫了一封非常謙遜的信交送,詢問是否可去拜訪。兩小時後,辜就回信答應。一進屋,辜就強力表達他對之前那張便條紙邀請的不滿:
當那哲學家進客廳來時,我即迅速表示我對他容許我拜會他的謝意。他指給我一張椅子,幫我倒茶。「你想見我對我是一種奉承,」他回答,「你的國人只和苦力及買辦交易,他們以為每一個中國人如果不是這一種,就一定是那一種。」我想冒險抗議,但我尚未了解他的真意。他把背倚在椅子上,用一種嘲弄的表情望著我。「他們以為若他們已經點頭示意,我們就一定會去。」我知道他仍然對我朋友不合宜的通知感到不滿。我不知道應怎樣回答,喃喃地說了一些恭維話。
——林語堂《信仰之旅》(From Pagan to Christian)第二章 大旅行的開始
袁世凱出身行伍,喜歡強調自己沒學問但是善於實幹。他曾經向德國公使吹噓説:「張中堂(張之洞,是探花出身) 是講學問的;我是不講學問的,我是講辦事的。」袁世凱的幕僚將這件事得意地告訴辜鴻銘。辜鴻銘不假思索地回答:「老媽子倒馬桶,固用不著學問;除倒馬桶外,我不知天下有何事是無學問的人可以辦得好。」[16]後袁世凱死,全國舉哀三天,辜鴻銘卻特意請來一個戲班,在家大開堂會,熱鬧了三天。
辜鴻銘在北京大學任教,人稱「辜瘋子」。他總是梳著辮子,走進教室,學生們一片哄堂大笑,辜平靜地說:「我頭上的辮子是有形的,你們心中的辮子卻是無形的。」聞聽此言,北大學生一片靜默[16]。
據林語堂在其英文小說《京華煙雲》(Moment in Peking,又譯作《瞬息京華》)裡所述,辜鴻銘愛吃外國菜,也愛看外國電影。曾經在戲院裡看到一幕女婦人赴宴的場面說「看看這些外國女人!上半身,有了身體不穿什麼,下半身,身體之外,反拖著衣裙來,上無襖,下無褲!」,因此和在場的外國人士吵了起來。
據傳,曾經和泰戈爾同年提名諾貝爾文學獎,也是中國第一個被諾貝爾文學奬提名的人,但近些年來據學者考證,這極大可能是一個謠傳[17]。
「英文文字超越出眾,二百年來,未見其右。造詞、用字,皆屬上乘。總而言之,有辜先生之超越思想,始有其異人之文采。鴻銘亦可謂出類拔萃,人中錚錚之怪傑。」——林語堂[18]
「一個鼓吹君主主義的造反派,一個以孔教為人生哲學的浪漫派,一個誇耀自己的奴隸標識(辮子)的獨裁者;就是這種自相矛盾,使辜鴻銘成了現代中國最有趣的人物之一。」——溫源寧[19]
現在的人看見辜鴻銘拖着辮子,談着「尊王大義」,一定以為他是向來頑固的。卻不知當初辜鴻銘是最先剪辮子的人;當他壯年時,衙門裡拜萬壽,他坐着不動。後來人家談革命了,他才把辮子留起來。辛亥革命時,他的辮子還沒有養全,他戴着假髮結的辮子,坐着馬車亂跑,很出風頭。這種心理很可研究。當初他是「立異以為高」,如今竟是「久假而不歸」了。——胡適在《每周評論》上對辜鴻銘的評價[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