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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通过军事行动和谈判将西藏纳入统治的事件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西藏和平解放[6][7][8]或稱人民解放軍入侵西藏[9]、人民解放軍進藏、中國吞併西藏[10][11]等（命名上有爭議，具體見名稱章節），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通過軍事行動和談判，在1951年將西藏納入統治的事件。中國人民解放軍入藏後西藏噶廈和西藏社會架構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內保持不變，直至1959年藏區騷亂，十四世達賴喇嘛自西藏流亡印度，西藏噶廈被中央人民政府解散為止。[12]
1949年7月，西藏噶廈政府為了避免捲入國共內戰，驅逐了國民政府蒙藏委員會拉薩辦事處的人員。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逐步將與西藏相鄰的雲南、新疆、康區東部納入統治。1949年11月，西藏噶廈向美國、英國和新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發信，表示決意保持治權獨立狀態，會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任何侵入行動作出毫無保留的抵抗。1950年2月15日，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南軍區、第二野戰軍司令部聯合發出「進軍西藏政治動員令」[13]。中國人民解放軍10月7日開始進攻康區西部，10月19日攻克昌都，消滅5,700餘名藏軍[14][15]，俘虜了包括昌都總管阿沛·阿旺晉美在內的軍官和2,600餘名士兵，藏軍於10月21日投降。
噶廈政府從1950年11月起尋求國際求援，但因為沒有聯合國會籍與國際廣泛承認，請印度代為遞送後一直沒有獲得肯定答覆。噶廈在內部經過強烈爭論後，決定放棄向國際求援，而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談判。達賴喇嘛於1951年1月2日抵達與錫金相鄰的亞東，準備必要時流亡國外。1951年2月，西藏噶廈政府派出以阿沛·阿旺晉美為首的代表團，4月抵達北京，與中央人民政府代表李維漢等談判。1951年5月23日，代表團在北京簽訂《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在該年年末藏方允許解放軍正式進駐拉薩，原本藏軍成員則編入解放軍行列，根據條約的內容，噶廈政府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框架內進行治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對外宣稱「西藏和平解放」。[16]
「西藏和平解放」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稱呼，而西藏流亡政府及達賴喇嘛稱為「入侵」、「被迫的」等詞彙描述[9][17]；1979年後的蘇聯及東歐各國稱為「侵犯西藏」（Invasion of Tibet）[18]、西方世界稱「中國侵略西藏」（Chinese invasion of Tibet）[19][20]。
達瓦諾布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主張「解放」有三種：「和平統一」、「和平解放」、「武力解放」。「和平解放」不排除在初期或有限的使用武力。根據此主張，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認為西藏屬於和平解放，反對者認為只要使用了武力，不管初期還是有限度的使用，都是「武裝侵略」。另外以當時的情境，西藏尚分為西康與西藏二部，解放軍在昌都戰役消滅了藏軍主力後，用談判的方式便進入了西藏。[21]
非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學者，如中華民國的學者、西藏流亡政府的學者及一些西方學者認為這是「中共入侵西藏」或「中國入侵西藏」。[22][23][24][25][26][27]
清朝自18世紀20年代開始在西藏駐軍並設置駐藏大臣，到18世紀末清朝在西藏的權威達到頂峰，但隨後由於自身的衰落而逐漸削弱。光緒十四年（1888年）英軍因為錫金、西藏邊界糾紛而攻入西藏的亞東等地[28]。停戰後，中國派駐藏大臣赴印度與英國簽訂了《中英藏印條約》和《中英藏印續約》，中國割讓西藏南部小片土地，並承認錫金為英國的保護國。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英軍由錫金入侵西藏，次年攻陷拉薩，與噶倫等官員簽訂《拉薩條約》，駐藏大臣則拒絕簽署。英軍撤退後，中國派出修約代表，與英國簽訂《中英續訂藏印條約》，英國承諾不侵佔西藏，中國則保證不准其他國家侵佔西藏，英國勢力從此進入西藏[29]。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的消息傳到西藏後，西藏發生動亂，清朝官員及駐軍被噶廈政府趕出西藏。衛藏由西藏噶廈統治[30][31]，而安多、康區則主要由不同勢力的土司或中華民國政府統治[32][33][31]。1913年1月11日，十三世達賴喇嘛派人在蒙古庫倫簽訂蒙藏條約，互相承認獨立。1913年10月，西藏、英國和北洋政府的代表在西姆拉舉行三方會談[34]，1914年3月，英方代表亨利·麥克馬洪以支持西藏獨立為條件，換取西藏方面接受了麥克馬洪綫[35]。同年7月3日北洋政府退出談判，同日英國與噶廈政府簽署了《西姆拉條約》[36]，但由於英國沒有使中國接受西姆拉條約，西藏後來拒絕承認麥克馬洪綫。[37]
1914年，中華民國政府劃定康定以西（包括金沙江以西的今昌都地區在內）為川邊特別區，受四川省節制。[31]1917年和1920年、1922年，藏軍先後數次向駐在康區的川軍發動大規模進攻，從而占領了原由川軍控制的大部分康區，甚至控制了金沙江以東的德格、甘孜等地。1922年中國共產黨二大宣言中表明不僅要「解放」中華民國控制區，還要解放蒙古、西藏、新疆，強調民族自治與自由聯邦建立真正的共和國。隨後，中國共產黨多次的表達願意協助西藏脫離中華民國政府的統治，並希望雙方在分裂主義上密切合作，但遭到藏人的回絕。[38][39]班禪額爾德尼一直是後藏地區的實際統治者。1923年，由於扎什倫布寺方面反對噶廈增派差稅，噶廈同扎什倫布寺方面發生衝突，第九世班禪額爾德尼自西藏出逃，經青海和甘肅到達北平。後藏地區被噶廈接管。[40]
1931年，藏軍又進攻青海玉樹地區，遭中華民國政府青海軍隊擊敗，中華民國政府川軍也趁機在康區發動反擊，藏軍不得不退到金沙江以西。1932年，雙方簽署停戰協議，同意以金沙江為界停戰，等候中華民國政府和西藏當局談判解決。[40]此後，金沙江成為西藏噶廈實際控制區與中華民國政府實際控制區的界線，但雙方均未承認金沙江為法定邊界，西藏噶廈欲取得康區統治權，而中華民國政府反對此一主張。1913年至1933年間，第十三世達賴喇嘛曾經在西藏進行軍隊擴張及現代化改革，但因西藏的貴族和僧侶反對而終告失敗。[41][42][43]西藏噶廈也很少涉足外交事務，除了同印度、英國、美國等國的聯繫之外。[44]1934年，國民政府命黃慕松率團進藏為圓寂的十三世達賴喇嘛致祭，受到西藏政府的重視。為了抵消黃慕松使團的影響，1936年8月，英國駐錫金政務官巴茲爾·古德率領一個代表團前往拉薩。[45][46]古德1937年2月17日率團離開拉薩，但留下黎吉生、諾布頓珠和無線電台，黎吉生成為英國駐拉薩使團負責人，以電台與英國保持聯繫，使團成為英國與西藏關係的中心。[47][48][49]
1935年7月22日，南京國民政府西康建省委員會在雅安成立，次年該委員會遷至康定。當時，該委員會名義上管轄康定地區的20個縣，以及已經被西藏噶廈控制的13個縣。1938年3月14日，南京國民政府改組西康建省委員會，並在9月1日將原屬四川省的寧（今西昌地區）、雅（今雅安地區，除名山縣以外）兩屬14縣2設治局劃歸西康建省委員會管轄。隨即將西康建省委員會撤銷，改組為西康省政府，成立西康省，實行四川、西康分治。1939年1月1日，西康省政府正式成立，省會設康定，劉文輝任西康省主席。西康省政府實際僅能管轄金沙江以東的康區。[31]西藏噶廈則向金沙江以西的康區派出昌都總管等官員管轄。[50]
1941年，班禪堪布會議廳認定了第九世班禪額爾德尼的轉世靈童，但噶廈一直不承認其地位，聲稱其「是一個候補靈童」，另外認定了一位第十世班禪額爾德尼，令其住在拉薩，並宣布其經過了西藏獨立國的批准，為合法的班禪額爾德尼。中華民國政府因噶廈反對，直到1949年6月3日才「特准繼任為第十世班禪額爾德尼」，8月10日舉行了坐床典禮。[51]
1949年7月，中共取得扶郿戰役的勝利後，開始準備進攻甘肅及青海地區。為防止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有藉口佔領西藏，西藏噶廈驅逐了中華民國政府駐拉薩的代表處，與中華民國斷絕關係，史稱「第二次驅漢事件」[52]，以便謀求西藏自主獨立。為了預防中國人民解放軍入侵，西藏重開其軍事現代化計劃[53][54][55]，但為時已晚，西藏不可能在短短幾年時間內便建成一支現代化的軍隊。[56] 雖然印度提供了少量軍備及軍事訓練[57]，但成效仍然不大。相對藏軍而言，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兵力佔絕對優勢，其訓練素質、領導才能、裝備、經驗等都比藏軍高。[58][59][60]
1949年8月蘭州戰役爆發，正在青海省都蘭縣香日德的第十世班禪額爾德尼於8月26日派人赴西寧探聽消息。9月10日，兩名派赴西寧的喇嘛回到香日德，匯報了中國共產黨有關宗教信仰自由、尊重少數民族的風俗習慣、保護清真寺及寺廟的政策，並且攜回了《中國人民解放軍布告》以及若干文件。9月11日，當時十一歲的第十世班禪額爾德尼宣布：「現在代表祖國的是共產黨，我們應該投靠共產黨。」9月12日，第十世班禪額爾德尼派計晉美赴西寧表示歡迎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軍西藏，並表達了第十世班禪額爾德尼希望返回西藏的願望。隨後，第十世班禪額爾德尼率屬下回到西寧，受到青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廖漢生的歡迎。這也是第十世班禪額爾德尼首次同中國共產黨高級官員會面。[51]1949年9月，中國共產黨舉行了一次有關和平統一西藏、台灣、海南和澎湖的會議[61][62]。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第十世班禪額爾德尼向毛澤東主席和朱德總司令發出賀電，他自己後來回憶說，「所以我認為毛主席和朱總司令給我的復電，不只是禮節性的，而是包含着新中國人民政府承認我是合法的第十世班禪這樣一層重大的政治意義。」11月23日，毛澤東、朱德復電，班禪額爾德尼認為該復電「表明中央人民政府正式承認我作為第十世班禪額爾德尼的合法地位」，所以十分高興。[63]
1949年11月，西藏噶廈向美國、英國和新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發信，表示決意保持獨立狀態，會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任何侵入行動作出毫無保留的抵抗[64][65]。中國政府則表示：「中國人民解放軍一定要解放包括西藏、內蒙、海南、台灣在內的中國領土。」[66][67]1949年12月毛澤東命令中國人民解放軍在東西部康區（當時也是西康省，但該省實際只能控制金沙江以東區域，即康區東部）之間的金沙江東岸進行準備，隨時進攻西藏噶廈實際控制下的西部康區。[68]
1950年1月1日，中共中央發表《告前線將士和全國同胞書》，指出解放軍「1950年的光榮戰鬥任務是解放台灣、海南島和西藏，完成中國統一事業」。[69][70]1月22日，毛澤東與史達林在莫斯科會談時，毛要求用蘇援的空軍團來給劉伯承的攻藏部隊輸送補給，史達林表示準備攻藏很好，藏人需要馴服，空軍團的事需要商量以後再答覆。[70][71]
1950年1月噶廈政府預備派親善團赴英國、美國、印度、尼泊爾尋求各國支持「西藏獨立」，第十世班禪額爾德尼乃於1月31日再次致電毛澤東、朱德，譴責噶廈這一行為「實為破壞國家領土主權完整，違背西藏人民意志」，並且要求「速發義師，解放西藏，肅清反動分子，驅逐在藏帝國主義勢力」，宣布「誓率西藏愛國人民，喚起西藏人民配合解放大軍，為效忠人民祖國奮鬥到底」[51]。
1950年1月，中共中央批准「向西藏多路向心進兵」計劃，分四路進軍西藏。四路以康藏方向為主攻，由第十八軍負責。在滇藏方向，第十四軍第四十二師第一二六團於7月上旬進駐雲南貢山，後到達門工東北，配合第十八軍行動。在青藏方向，由第一軍組建的騎兵支隊600餘人，於7月24日抵達玉樹地區。在新藏方向，新疆軍區派獨立騎兵師第一團一連135人作為進藏先遣連，8月底到達西藏阿里地區改則縣西北的扎麻芒堡。[72]
1950年3月7日，西藏噶廈派出的代表團到達印度噶倫堡，與新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展開對話，並要求中央人民政府保證尊重西藏噶廈的領土完整。西藏代表團於1950年9月16日會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駐印度大使袁仲賢。袁要求西藏承認中央人民政府的統治，中央人民政府要負責西藏的國防、貿易和外交事務。若西藏接受這些要求，中央人民政府便會「和平解放」西藏，否則便以「武力解放」西藏。談判破裂後，解放軍於1950年10月7日開始進攻康區西部金沙江以西的昌都（當時屬西康省，但實際處在西藏噶廈的控制下）的城關鎮[73]，昌都戰役爆發。10月11日，藏軍第九代本在格桑旺堆的率領下向中國解放軍投降。從10月6日至24日，昌都戰役歷經19天，20多場戰鬥，中國人民解放軍共殲滅了藏軍的主力部隊5700餘人。在佔領昌都城關鎮後，中國解放軍停止進攻[74]，釋放投降的昌都總管阿沛·阿旺晉美。 阿旺晉美隨即赴拉薩重申中央人民政府方面的要求[75]，希望西藏噶廈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合作。[76]
1950年11月7日，噶廈政府決定向聯合國求助制止中國的侵略，由印度代遞的要求於13日送到紐約聯合國總部。由於西藏並非聯合國成員，秘書處並沒有馬上處理。此時英美因為集中注意力於朝鮮戰爭，不願因為西藏問題多生枝節，而印度因為地理與歷史淵源最有發言權，英美兩國決定此議案應由印度帶頭，而印度因為想要在朝鮮戰爭扮演調解角色，不願得罪中國，因此不支持排入聯合國議程。11月14日，薩爾瓦多代表團團長Hector Castro要求聯合國秘書處直接將西藏遭侵略議案提交聯合國大會，被拒，11月24日總務委員會會議中，Hector Castro的提案再度遭印度與蘇聯提議而無限期擱置[34][77][78]。12月初，噶廈政府再次向聯合國求援，表明請求來自西藏的統治者達賴喇嘛，西藏願意向聯合國派遣代表團，協助大會討論，並歡迎聯合國派遣真相調查團到西藏。西藏同時請英、美、加在聯合國協助其請求。英國與印度對西藏的請求仍然持否定態度，美國國務卿迪安·艾奇遜12月14日命令駐印大使洛依‧韓德森尋求美英印聯合阻止中共攻擊西藏的可能性。韓德森18日與印度外交部部長Girija Shankar Bajpai會面，Bajpai表示印度希望延緩此事，促成朝鮮停火。韓德森結論：印度不會與美英合作阻止中共侵略，在他12月30日給艾奇遜的報告中，指出目前印度不會在聯合國為西藏出頭，以免觸怒中共，美國的選擇是在聯合國支持印度以外的國家出頭，或是繼續擱置直到西藏政權消失。美國國務院12月30日向英國大使館遞交備忘錄，並要駐倫敦大使館向英國外交部表示美國有興趣採取行動，英國仍然持否定態度。1951年1月6日，艾奇遜要美國駐印度大使館通知西藏，美國同情西藏對聯合國提出的請求，他相信應該採取一切手段阻止中共佔領，並要韓德森報告達賴喇嘛流亡印度對西藏反抗運動的影響。韓德森一周後報告，如果達賴喇嘛離開西藏，西藏反抗運動大概會崩潰。[79]
為了必要時流亡國外，達賴喇嘛於1950年12月18日離開拉薩，次年1月2日抵達與錫金相鄰的亞東，噶廈政府也以數百頭騾子載運金銀，寄存在錫金首都甘托克。[80]噶廈政府在內部經過強烈爭論後，決定放棄向國際求援，而與中國政府談判。[81]
1950年昌都戰役結束前， 時年15歲的第十四世達賴喇嘛尚未親政，實權為攝政達扎·阿旺松繞擁有。[52][82]1950年11月8日，昌都戰役結束，藏軍慘敗。西藏噶廈內的改革派力量支持第十四世達賴喇嘛親政。攝政達扎·阿旺松繞被迫辭職[83]。解放軍將昌都戰役中投降的噶廈派出的昌都總管阿沛·阿旺晉美釋放回拉薩，以要求西藏噶廈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對西藏的主權。而中央人民政府也答應會保持西藏現狀。[84]1951年1月，達賴致信中央人民政府，信中說「余此次接受西藏全體人民熱烈而誠懇的要求執政」、「決定和平達成人民之願望」，派代表「向中央人民政府謀求解決西藏問題」[85]。1951年2月，達賴喇嘛任命阿沛·阿旺晉美為首席代表，凱墨·索安旺堆、土丹旦達、土登列門和桑頗·登增頓珠等四人為代表，赴北京處理和中央人民政府談判事宜[85]。
最後，西藏政府代表團於1951年5月23日在北京同中央人民政府的代表簽署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雙方確認西藏為中國領土的一部分，同意「西藏和平解放」，中國人民解放軍進駐西藏，藏軍改編為中國人民解放軍，中央人民政府負責西藏的涉外事宜，並恢復班禪額爾德尼在西藏的固有地位，協議還同意中央對西藏的政治制度以及達賴喇嘛的固有地位及職權均不變動，尊重宗教信仰自由，而西藏政府應自動實行改革，中央不加強迫[86][87]。隨後，達賴喇嘛決定暫不離開西藏，並於1951年10月正式同意了《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88]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統治西藏後，西藏噶廈在起初的幾年與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政府和平共存，而且除了昌都城關鎮一帶被中國人民解放軍控制外，其餘的土地仍在西藏噶廈管轄之下[90]。1950年昌都戰役後，原西康省西部暨康區金沙江以西區域（原由西藏噶廈實際控制）作為昌都地區設立了昌都地區人民解放委員會，直屬中央人民政府。昌都地區從此被劃在西康省之外。[50]此外，1952年4月28日，第十世班禪額爾德尼來到拉薩，此後經西藏噶廈同班禪堪布會議廳談判，雙方就如何恢復班禪額爾德尼的固有地位和職權達成協議。此後，班禪額爾德尼於6月9日離開拉薩，6月23日回到了歷世班禪額爾德尼駐錫的日喀則扎什倫布寺[91]。在這段時期，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方面給予西藏噶廈高度自治，並且能維持原本的社會體制，惟需不得違抗中央的命令[92][93]。1955年，西康省被撤銷，原西康省暨康區金沙江以東區域劃歸四川省。[94]1956年，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成立，西藏自治區開始籌備設立，西藏噶廈、昌都地區人民解放委員會、班禪堪布會議廳委員會均改歸其領導，此後西藏噶廈、昌都地區人民解放委員會、班禪堪布會議廳委員會仍然均在運轉，昌都地區也改由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控制，從而正式歸屬西藏。[50]
1955年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在四川、青海、甘肅、雲南等不受達賴管轄的藏區推行人民公社制度。因為安多、康區等地不包括在《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中，不受到協議中「西藏改革需噶廈自動進行」這一條款的限制。但由於中共當局推行的措施過於急進，造成這些地區的藏族民眾同中共當局的嚴重對立，這些藏區發生了許多騷亂，並形成了大規模武裝衝突。1955年12月，四川省涼山地區共黨入鄉即將展開時，當地爆發了部分彝族和藏族人抗拒的大規模武裝騷亂，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屬於金沙江以東的東部康區）內大部分地區捲入騷亂，同中國人民解放軍展開激戰。此後，四省藏區紛紛發生騷亂[95][96][97]。隨着西康難民湧入拉薩，緊張的拉薩局勢也日益惡化。1959年3月17日，十四世達賴喇嘛決定攜帶母親，姐姐，姐夫達拉·平措扎西，弟弟阿里仁波切，三名噶倫索康·旺欽格勒、柳霞·土登塔巴、夏蘇·久美多吉，經師林仁波切，副經師赤絳仁波切，護法及隨行藏軍等600人隨馬隊逃離拉薩。
1959年3月28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簽署國務院令，宣布解散原西藏政府，由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行使西藏政府職權，並在西藏實施名為「西藏民主改革」的土地改革運動，廢除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用「農奴制」形容西藏制度是否準確在學術界存在重大爭議）[98][99][100]。此後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接管了西藏噶廈原來的政務。1959年3月31日，達賴喇嘛等一行到達印度實際控制的達旺地區，開始了與八萬西藏人一起的流亡生涯[101]。1959年6月20日，達賴喇嘛宣佈不承認「十七條協議」，並聲明「十七條協定」是西藏政府和西藏人民在武力下逼迫簽訂的。西藏流亡政府指，當年由阿沛·阿旺晉美率領的5人談判代表團，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逼迫下和北京簽署17條和平協議。當時他們在無法通知西藏政府的情況下，以個人名義在協議上簽名，文件上的印章沒有他們的正式官銜 。噶廈大部分官員流亡印度，並在印度成立了西藏流亡政府。藏人行政中央也開始實行民主改革。[102]茨仁夏加指出西藏貴族、喇嘛們當天都在解放軍總部接受慇勤款待，不可能策動叛亂。[103]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則認為，這次武裝衝突是達賴喇嘛挑起的：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要廢除原在西藏實行的封建農奴制，這將觸犯到達賴喇嘛的個人利益。[104]
1952年8月1日，西南軍區頒發解放西藏紀念章，授予解放西藏有功的人員。長徑為44毫米，短徑為30毫米。章體正面有閃耀光芒的紅五角星和中國版圖，紅旗中是毛澤東頭像，紅旗插在中國版圖西藏位置，外環以麥穗上與紅旗相接組成一個形似國徽的圖案造型，下有「解放西藏紀念」漢藏銘文。背面銘文為「西南軍區頒發 1952.8.1」。材質：紅銅鍍金、紅琺瑯。機壓成型。發行範圍為第二野戰軍第十八軍、第十四軍第42師第126團，總計約4萬枚。[105][106]建川博物館收藏有「解放西藏紀念章」模具。
1952年西北軍政委員會藏區訪問團向從青海進藏的第十八軍獨立支隊、青藏公路築路部隊和民工、從新疆進駐西藏阿里地區的新疆軍區獨立騎兵師部隊、新藏公路和崑崙公路築路部隊和民工，贈毛主席像紀念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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