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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第37屆總統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理查德·米爾豪斯·尼克松（英語：Richard Milhous Nixon，1913年1月9日—1994年4月22日），美國政治人物，曾於1969年至1974年擔任第37任美國總統，1974年時成為美國歷史上唯一一位在任期內辭職下台的總統[1]。尼克松曾於1953至1961年擔任第36任美國副總統，還曾任加利福尼亞州聯邦眾議員和聯邦參議員。
| 理查德·尼克松 Richard Nixon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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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7任美國總統選舉：1968、1972 | |
| 任期 1969年1月20日—1974年8月9日辭職 | |
| 副總統 | 斯皮羅·阿格紐（1969年－1973年） 無（1973年10月－1973年12月） 傑拉爾德·福特（1973年－1974年） |
| 前任 | 林登·約翰遜 |
| 繼任 | 傑拉爾德·福特 |
 第36任美國副總統 | |
| 任期 1953年1月20日—1961年1月20日 | |
| 總統 | 德懷特·大衛·艾森豪威爾 |
| 前任 | 阿爾本·W·巴克利 |
| 繼任 | 林登·約翰遜 |
| 加利福尼亞州聯邦參議員 | |
| 任期 1950年12月4日—1953年1月1日 | |
| 前任 | 謝里登·唐尼 |
| 繼任 | 托馬斯·庫切爾 |
| 美國眾議院議員 來自加利福尼亞州第12選區 | |
| 任期 1947年1月3日—1950年12月1日 | |
| 前任 | 傑里·沃里斯 |
| 繼任 | 帕特里克·J·希林斯 |
| 個人資料 | |
| 出生 | 1913年1月9日 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約巴林達 |
| 逝世 | 1994年4月22日（81歲） 美國紐約州紐約市 |
| 死因 | 中風和腦水腫 |
| 墓地 | 尼克松總統圖書館暨博物館 |
| 國籍 | 美國 |
| 政黨 | .svg){kind=small} 共和黨 |
| 配偶 | 帕特·瑞安 （1940年結婚—1993年妻逝） |
| 兒女 | |
| 母校 | |
| 專業 | 律師 政治人物 |
| 宗教信仰 | 貴格會 |
| 獲獎 |
|
| 綽號 | 迪克（Dick） |
| 簽名 |  |
| 軍事背景 | |
| 效忠 |  美國 |
| 服役 |  美國海軍 |
| 服役時間 | 1942至1946年 |
| 軍銜 | 中校 |
| 參戰 | |
尼克松生於加利福尼亞州約巴林達，1934年從惠提爾學院畢業，1937年從杜克大學法學院畢業，然後回到加利福尼亞州從事法律工作。1942年，他和夫人帕特·尼克松搬到哥倫比亞特區為聯邦政府工作，隨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應徵加入美國海軍服役。1946年，尼克松獲選成為代表加利福尼亞州第十二國會選區的聯邦眾議員，又於1950年當選該州聯邦參議員。阿爾傑·希斯偽證案讓他成為反共主義的領導人物，也成為全國知名的政治家。尼克松在1952年美國總統選舉中成為德懷特·艾森豪威爾的競選搭擋，獲勝後當了8年副總統。1960年他參選總統，但以微弱劣勢不敵約翰·F·肯尼迪，1962年競選加利福尼亞州州長仍然落敗。1968年，他再度參選總統並勝出。
尼克松起初加大美國對越南戰爭的參與，不過之後還是逐步撤軍，於1973年中止美國介入。1972年他訪問中華人民共和國，給兩國外交關係打開新的篇章，同年還與蘇聯簽訂反彈道導彈條約並實施緩和政策。國內政策方面，他領導的行政部門普遍重視州權，側重將權力發放各州而不是向中央集中。尼克松還發起倡議向癌症和非法藥物開戰，實行工資和價格管制，在南方州學校中強制廢除種族隔離，推行環境改革，還提出法案對醫療保險社會福利加以改革。他任內主持阿波羅登月計劃，之後以航天飛機任務取代載人太空探索。1972年，他在總統選舉中以壓倒性優勢獲得連任。
尼克松的第二個總統任期期間，中東爆發贖罪日戰爭，導致石油禁運和中東和平進程的重啟。國內政治方面，水門事件不斷發酵，導致他失去大部分的政治支持。1974年8月9日，由於國會彈劾的罪名幾乎必然會成立，受到撤職壓力的尼克松宣布辭職。副總統傑拉爾德·福特繼任總統職位後宣布赦免尼克松的一切刑事責任。辭職後，尼克松編寫九部著作，走訪多個國家，一定程度上恢復自己的公眾形象。1994年，尼克松因中風陷入昏迷，於4天後逝世，享年81歲。
理查德·米爾豪斯·尼克松於1913年1月9日出生在加利福尼亞州的約巴林達，父親叫弗朗西斯·A·尼克松（Francis A. Nixon），母親是漢娜·尼克松（Hannah Nixon），母親的娘家姓叫米爾豪斯（Milhous），一家人住在弗朗西斯所建的房子裡[2][3]。母親信奉貴格會，父親婚後從循道宗皈依貴格會，他就在當時保守的貴格會氛圍影響下成長，如不許飲酒、跳舞及講粗話。理查德有四個兄弟，大哥哈羅德（Harold）生於1909年，於1933年早逝，二弟唐納（Donald）於1914年誕生，1987年去世；三弟亞瑟（Arthur）1918年出生，但在1925年夭折，小弟愛德華（Edward）1930年出生，2019年去世[4]。尼克松五兄弟中有四位是以歷史上或傳說中曾統治英格蘭的國王來命名，例如理查德就是以獅心王理查命名[5]:11。理查德的父親弗朗西斯有蘇格蘭-愛爾蘭血統，而母親漢娜則有德國、英國和愛爾蘭血統[6]。
尼克松的童年生活很困苦，他之後曾引用艾森豪威爾的一句話來形容這段時間：「我們很窮，但我們不知道這一點。」[5]:12尼克松家庭牧場於1922年破產，全家搬到加利福尼亞州的惠提爾。當地有許多貴格會成員，父親在此開了家雜貨鋪和加油站[5]:21。1925年，理查德的三弟亞瑟因一場急病而夭折[5]:41。12歲那年，尼克松經檢查發現肺部有一個斑點，由於家中的結核病史，他從此被禁止參加體育活動。最終這個斑點經確認屬於早期發作肺炎的疤痕組織[5]:27[7]:56–57。
理查德在惠提爾東部小學就讀，八年級時當上班長[8]:16。他的父母認為理查德的大哥哈羅德正是因為就讀惠提爾高中（Whittier High School）而染上放蕩的生活習性，導致他於1933年因結核病去世。於是兩人把理查德送到更大的富勒頓聯合高中（Fullerton Union High School）就讀，這是一所位於奧蘭治縣的私立高中[9]:89[8]:17–19。高一時，理查德需要每天坐一小時校車才能到達學校，不過他的學習成績非常出色，之後搬到富勒頓與一位阿姨同住，周末再回家[9]:91。他還參加學校的少年美式足球隊，雖然鮮有上場機會，但很少錯過練習[9]:92。他在辯論上獲得較大的成功，贏得多項冠軍，還在富勒頓頭號英語學者H·林恩·謝勒（H. Lynn Sheller）手下接受自己唯一的公開演講正式指導。尼克松之後回憶謝勒教導的原話中說：「記住，演講就是交談……不要對着人大吼。與他們聊天。和他們對話。」[5]:28尼克松表示，自己已經儘可能地使用交談的語氣來演講[5]:28。
1928年9月28日，尼克松的父母准許他轉學到惠提爾高中讀高二。他在這裡競選學生會主席，但遭遇自己的首場選舉失利。他一般會在清晨4點起床，開着家裡的卡車到洛杉磯，在市場上購買蔬菜，然後開到店裡把菜洗好並擺出來再去上學。大哥哈羅德於前一年診斷出患有肺結核，母親帶着他去了亞利桑那州，希望能夠改善長子的身體狀況，理查德需要承擔的家務逐漸增加，為此他只能放棄美式足球。不過他最終還是在全班207名學生中以第三名的成績從惠提爾高中順利畢業。[8]:20–23
尼克松獲得就讀哈佛大學的學費資助，但哈羅德的病情仍然需要母親的照料，理查德也因此不得不留下來給店裡幫忙。他留在家鄉就讀惠提爾學院，學費來自外祖父的一筆遺產[8]:23–24。尼克松參加學校的籃球隊，還試着去踢美式足球，但由於體型不夠強壯而未能如願。他留在隊中擔任替補，並以對運動的熱情而為人所知[10]:15。惠提爾學院有文學社團，但沒有兄弟會和姐妹會，尼克松是社團中唯一的男子並因此受到冷落，社團中的許多成員家世都很顯赫，這更令尼克松顯得格格不入。為此他協助建立一個新的社團[8]:24–25。除了完成社團工作、家庭作業並且在店裡工作外，尼克松還抽出時間參加大量的課外活動，成為冠軍辯手，還贏得工作勤奮的名聲[7]:61。1933年他開始與惠提爾警察局長的女兒奧拉·弗洛倫斯·韋爾奇（Ola Florence Welch）約會，兩人於1935年分手[5]:58-63。
1934年從惠提爾學院畢業後，尼克松獲得就讀杜克大學法學院的全額獎學金[11]。這所學校當時還屬法學院中的新秀，希望可以通過提供獎學金來吸引優秀的學生[7]:33–34。學校的教授有較高的薪水，其中許多人都擁有全國性或是國際性的聲譽[5]:67。第二和第三學年獲得獎學金的學生名額大幅度減少，迫使學生刻苦學習激烈競爭[7]:33–34。尼克松的成績一直很優秀，不但總能拿到獎學金，還當選為杜克律師協會主席[12]:81，成為法學院優等生協會成員[13]，並於1937年以全班第三名的成績畢業[11]。他之後在念及母校時表示：「無論我曾經做過什麼，或是將來可能會做什麼，我永遠都記得杜克大學在其中有一份功勞。」[14]
從杜克大學畢業後，尼克松起初希望能加入聯邦調查局，但是寄出求職信後一直沒有得到回應。多年後他得知自己當年有錄取，但自己的職位最後因預算削減而被取消[5]:76。於是他於1937年回到加利福尼亞州並獲該州律師協會錄取，之後開始在惠提爾的溫格特和比尤利律師事務所（Wingert and Bewley）從事法律工作[11]，受理當地石油公司的商業訴訟和其它企業事務以及遺囑相關訴訟[5]:79–82。晚年時，尼克松曾自豪地聲稱自己是唯一曾擔任執業律師的現代總統。尼克松不是很願意接手離婚類案件，因為他不喜歡坦率地與女性談論性的話題[9]:193。1938年，他在拉哈布拉開設屬於自己的律師事務所分部[8]:44，並於次年成為正式合伙人[8]:43。
1938年1月，尼克松獲選在惠提爾社區舞台劇《黑暗之塔》中出演，與一位名叫塞爾瑪·「帕特」·瑞安的高中老師演對手戲[11]。尼克松在回憶錄中形容兩人是「一見鍾情」[15]:23，可惜顯然只有他是如此，因為帕特·瑞安之後拒絕這個年輕的律師好幾次後才答應和他約會[7]:93, 99。面對尼克松的求愛，瑞安卻並不情願，兩人交往兩年後她才接受求婚。兩人於1940年6月21日通過一個小規模婚禮完婚，到墨西哥度蜜月後小兩口開始在惠提爾過日子[7]:100–101。他們一共有兩個孩子，生於1946年的長女特里西婭和生於1948年的幺女朱莉[16]。
1942年1月，尼克松接受一份價格管理辦公室（Office of Price Administration）的工作，夫妻倆為此搬到哥倫比亞特區[11]。尼克松在他之後的政治競選活動中稱自己接受這份工作是因為珍珠港事件，但他實際上整個1941年下半年都在爭取這一職位。尼克松夫婦都認為，留在惠提爾會限制他的發展前景[9]:124–126。他被分配到配給部門，工作是回覆信函，尼克松不滿意這樣的工作，於是在4個月後申請加入美國海軍。尼克松生來就是貴格會成員，本有權對徵兵豁免，並且從事政府工作的人按常規還可以獲得延期入伍的待遇。美軍接受申請，他於1942年8月加入海軍[5]:96–97。
1942年10月，完成軍官預選學校課程的尼克松獲得少尉軍銜。他的第一崗是到愛荷華州的奧坦瓦海軍航空站擔任指揮官的助手。尼克松希望有更刺激的經歷，於是申請出海並被重新分配到南太平洋戰鬥空運司令部擔任海軍客流管制員，對二戰西南太平洋戰場提供後勤支持[17][8]:58–60。他是作戰空運司令部在所羅門群島瓜達爾卡納爾島的負責人，之後還負責布干維爾以北的尼桑島（Nissan island，又稱格林島）。他的部隊為C-47運輸機編制清單和飛行計劃，並監督貨機的裝卸。1943年10月1日，作為「南太平洋作戰空運司令部負責軍官」的尼克松以「高效和負責」獲得一份嘉獎信的肯定，並獲提升為上尉。雖然沒有經歷實戰，但尼克松贏得兩枚戰鬥之星。回到美國後，尼克松成為加利福尼亞州阿拉米達海軍航空基地的行政人員。1945年1月，他轉至費城的航空局辦公室，協調結束戰爭合同的談判，並因這一期間的工作表現獲得另一封嘉獎信[8]:62。之後尼克松還到了其它多個辦公室工作，最終來到巴爾的摩[5]:112。1945年10月，他晉升少校[8]:62，但在1946年元旦辭職[8]:62–63。
1945年，加利福尼亞州第十二國會選區的共和黨人希望能在聯邦眾議員人選上達成一致，以擊敗現任民主黨議員傑里·沃里斯。他們組建一個百人會來商討人選，希望能避免內部糾紛而讓沃里斯漁翁得利。該委員會沒能找到一個擁有更高知名度的候選人，於是美國銀行駐惠提爾分行的經理赫爾曼·佩里（Herman Perry）建議找尼克松作候選人，後者的一位朋友曾於二戰前在惠提爾學院董事會工作。佩里寫信給身在巴爾的摩的尼克松，尼克松夫妻興奮地討論一夜之後，尼克松回信給出積極的答覆。飛回加利福尼亞州後，他獲得百人會的認可。1946年初從海軍退伍後，尼克松與夫人回到惠提爾，然後他開始一年的密集競選活動[12]:91–96[10]:27–28。尼克松稱沃里斯沒有起到一位國會議員的應有作用，並指對方的支持團體與共產黨有聯繫，所以肯定會有激進的觀點[12]:111–113。尼克松贏得這場選舉，獲得65586票，對方只有49994票[10]:82。
尼克松在國會中支持《塔夫脫-哈特萊法》，這是一項授權監控工會活動和權力的聯邦法律。他在眾議院教育和勞工委員會任職，還曾是赫特委員會的一員，需前往歐洲，對需要美國報告對外援助的項目。尼克松是該委員會中最年輕的成員，也是唯一來自西部州的成員[10]:105–107, 125–126。在包括尼克松在內的赫特委員會倡議下，國會通過馬歇爾計劃[9]:365。
1948年，身為眾議院非美活動委員會成員的尼克松以調查阿爾傑·希斯間諜案而引起全國性的關注。許多人都對惠特克·錢伯斯有關前國務院官員希斯是蘇聯間諜的指控表示懷疑，但尼克松相信這是真的，並向委員會施壓要求繼續調查。希斯稱這些指控都是誹謗，錢伯斯於是出示一些證據，其中包括他之前藏在田地中的文件和微縮膠片副本，這些證據之後也被稱為「南瓜文件」（Pumpkin Papers）[8]:129–135。希斯之前曾在發誓後作證聲稱自己從未給過錢伯斯任何文件，他因此於1950年被判偽證罪罪名成立[10]:239–241。1948年，尼克松成為所在選區兩個主要政黨的共同候選人並在初選中獲勝[9]:381，輕鬆取得連任[18]。
1949年，尼克松開始考慮競爭在任民主黨聯邦參議員謝里登·唐尼（Sheridan Downey）的席位[10]:282，並於這年11月開始競選[9]:535。唐尼在初選就面臨着女性聯邦眾議員海倫·嘉哈根·道格拉斯的激烈競爭，後在1950年3月宣布退休[10]:296–297。尼克松與道格拉斯分別贏得黨派初選[10]:304，然後開始一場存在爭議的競選，當時的朝鮮戰爭成為競選中的一個主要議題[10]:310。尼克松試圖讓選民注意道格拉斯的自由派投票紀錄。他的競選團隊派發數十萬份「粉紅傳單」（Pink Sheet），其中指稱道格拉斯的投票紀錄與紐約州聯邦眾議員維托·馬爾坎托尼奧（Vito Marcantonio）很相似（後者被部分人認為是共產黨員），所以兩人的政治觀點肯定也很類似[9]:581。尼克松又一次贏得選舉，領先幅度有近20個百分點[10]:335。
尼克松在聯邦參議院站到反對全球共產主義的突出位置上，經常到各地演講，公開反對共產主義威脅[19]。他與另一位反共主義參議員，來自威斯康星州，充滿爭議的約瑟夫·麥卡錫保持着朋友關係，但又與對方及其指控保持一定的距離[7]:211, 311–312。尼克松還批評哈里·S·杜魯門總統對朝鮮戰爭的處理方式[19]。他支持阿拉斯加和夏威夷建州，支持少數族裔的公民權利，還支持聯邦政府救災援助印度和南斯拉夫[8]:178。他投票反對價格管制和其他貨幣限制，還反對給予非法移民福利待遇和公共權力[8]:178。
1952年，德懷特·艾森豪威爾上將獲得共和黨的總統候選人提名。他沒有選定副總統候選人，共和黨政府官員及黨派內部官員會議商討後推薦尼克松，艾森豪威爾也接受建議。尼克松這時還很年輕（39歲），反對共產主義的立場和代表的州——加利福尼亞州是當時選票最多的州之一——都使他成為一個理想的競選搭檔。除尼克松外，共和黨在副總統人選上還曾考慮過俄亥俄州聯邦參議員羅伯特·塔夫脫、新澤西州州長阿爾弗雷德·德里斯科爾（Alfred Driscoll）和伊利諾伊州聯邦參議員埃弗里特·德克森（Everett Dirksen）[10]:440–441[5]:205–206。在競選過程中，艾森豪威爾從正面宣傳自己的治國理念，而負面宣傳則由尼克松處理[5]:222–223。
9月中旬，媒體報道稱尼克松有一個由其支持者提供的政治基金，對他的政治開銷給予報銷[20]。這樣的基金並不違法，但有可能令尼克松受到存在利益衝突的指控。艾森豪威爾面臨他人要求取消尼克松副總統人選資格的壓力，後者於是在1952年9月23日面向全國發表電視講話[5]:210–217。這次講話之後被稱為跳棋演講，有約6000萬美國人收看，創下當時電視收視人數的新紀錄[21]。尼克鬆動情地為自己辯護，指出那並不是什麼秘密基金，也沒有任何一位贊助者獲得特別的照顧。他把自己描述為一個收入微薄的男人（妻子沒有貂皮大衣，而是穿一件「尊敬的共和黨人布料外套」）和一個愛國者[5]:210–217。這場演講之所以被稱為跳棋演講是因為尼克松表示自己的確有收到一件禮物並且沒有退還：「一隻小獚獵狗……從大老遠的德克薩斯州寄過來的。我們的小女兒——6歲大的特里西婭——給它取名叫跳棋。」[5]:210–217。 這場演講堪稱修辭學的傑作，給尼克松帶來大量的支持[5]:218，艾森豪威爾也決定讓他繼續參選[9]:846，兩人之後都在11月的大選中獲勝[5]:222–223。
艾森豪威爾曾承諾會讓尼克松在擔任副總統期間有所作為，為他將來成為接班人打下基礎。後者得以參加內閣和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會議，並在總統缺席時主持。1953年，尼克松到遠東巡迴訪問，這次訪問成功提升當地對美國的感觀，也讓尼克松體會到當地成為工業中心的潛力。他造訪法屬印度支那的西貢和河內市[5]:225–227；他訪問台灣受到蔣介石夫婦的盛大歡迎，並主持了由美國基督教支持創立，在台中大度山的東海大學開工典禮[22]。到1953年末回國時，尼克松在外交關係方面的經驗已經大幅增加[7]:342。
對尼克松國會生涯記載的傳記作家歐文·格爾曼（Irwin Gellman）這樣形容前者的副總統任期：
艾森豪威爾一經上任就從根本上改變自己競選夥伴的角色，讓後者在國內和國外事務上扮演關鍵角色。副總統對總統的舉措表示歡迎，並積極地完成白宮的目標。兩位領導人間的這種合作讓尼克松堪稱是「第一位現代副總統」。[23]
雖然尼克松仍然強烈攻擊民主黨，但共和黨還是在1954年的選舉中失去國會兩院的控制權。這導致尼克松開始思忖是否應該在任期結束後退出政壇[7]:357–358。1955年9月24日，艾森豪威爾心臟病發作，他的病情起初被認為會有生命危險，之後長達六個星期無法行使職權。這段時間裡並沒有人提出憲法第二十五條修正案，副總統也就沒有正式權力採取行動。儘管如此，尼克松還是在此期間代替艾森豪威爾主持內閣會議，並確保幕僚助手和內閣官員不會謀求權力[5]:256–258。據尼克松的傳記作者斯蒂芬·E·安布羅斯所說，尼克松因自己「在此次危機期間的操守贏得高度讚譽……他完全沒有試圖奪取權力」[7]:375–376。
這次危機後，尼克松受到鼓舞，於是尋求獲得連任，但艾森豪威爾的一些助手打算換掉他。在1955年12月的一次會面中，艾森豪威爾提議尼克松不要參加連任選舉，而是在自己的內閣中任職，稱這樣可以讓後者在1960年總統選舉前積累一些行政工作經驗，但尼克松認為此舉將讓自己的政治前程毀於一旦。1956年艾森豪威爾宣布自己將競選連任時沒有說明他的副總統人選，而是表示在自己還沒有獲得提名前處理這個問題是不合適的。雖然共和黨人沒有直接對艾森豪威爾表示反對，但在1956年的新罕布什爾州初選中，有相當數量的選民在選票上直接寫上尼克松的名字對他表示支持，而不是把票投給現任總統。於是4月下旬，艾森豪威爾宣布，尼克松將再次成為自己的競選搭檔[5]:237–241。在1956年11月的大選中，艾森豪威爾和尼克松以絕對優勢勝出[12]:294。
1957年春，尼克松到非洲展開又一輪重大外交之旅。回到美國後，他幫助引領國會通過《1957年民權法案》。該法案的效果被參議院削弱，民權領袖在艾森豪威爾是否應該簽置法案的問題上產生分歧。尼克松建議總統簽置法案，後者也是這麼做的[8]:349–352。1957年11月，艾森豪威爾出現一次輕度中風，尼克松舉行記者招待會向全國保證，內閣在總統患病期間會保持良好運作和緊密合作[8]:355。
1958年4月27日，尼克松與夫人踏上友好訪問南非的旅程。尼克松在烏拉圭的蒙得維的亞即興參觀一所大學校園，並回答學生們有關美國外交政策的問題。這次行程起初平安無事，但到了秘魯首都利馬時，當地學生正在示威遊行。尼克松前往校園並下車面對學生，直到有人朝他扔東西時才被迫躲回車內。在酒店裡，尼克松遇到另一個暴徒，還有個示威者朝他吐口水[7]:465–469。在卡拉卡斯，反美示威者向尼克松夫婦吐唾沫，他們的轎車也受到一位揮舞棍棒的暴民攻擊[7]:469–479。據安布羅斯稱，尼克松的勇敢行為「甚至讓他的一些死敵都會產生一種憐惜的尊重」[7]:463。
1959年7月，艾森豪威爾派尼克松到莫斯科出席美國國家展覽會開幕式。7月24日，尼克松與蘇共中央第一書記兼部長會議主席赫魯曉夫在展場參觀，兩人停在一套美國廚房的模型前，然後開始針鋒相對的辯論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各自優勢，這場辯論之後被稱為廚房辯論[7]:521–525，因這次辯論，尼克松贏得「勇敢面對」蘇聯領導人的聲譽[24]。
1960年，尼克松首度出馬競選美國總統。他選擇前馬薩諸塞州聯邦參議員小亨利·卡伯特·洛奇作為自己的競選搭檔[25]，在共和黨初選中沒有遇到什麼阻力[26]。他的民主黨對手是約翰·F·肯尼迪，兩人的競爭始終非常激烈[27]。尼克松的競選靠的是經驗，而肯尼迪則強調給政府帶入新鮮的血液，稱艾森豪威爾和尼克松執政期間讓蘇聯的彈道導彈數量超過美國[28]。這次總統選舉中首次讓候選人在電視螢幕前辯論，尼克松在兩人的首場辯論中顯得面色有些蒼白，嘴上還出現胡茬，相比之下肯尼迪就上鏡多了[25]。當時，收音機前的多數聽眾認為，才思敏捷、思想深邃的尼克松略占上風，但電視機前的多數觀眾，尤其是女性觀眾卻一致認為，家世顯赫、哈佛畢業、形象英俊、風度迷人的肯尼迪占據絕對優勢[29][24]。一個月後，尼克松以微小劣勢敗北。在普選選票中，肯尼迪得票率為49.7%，尼克松得票率為49.5%，兩人只相差千分之二。共和黨的選舉專家認為，尼克松實際上是輸在新聞媒體搞的電視辯論上了[25][24]。
德克薩斯州和伊利諾伊州都出現投票舞弊的指控，兩個州都是共和黨的傳統地盤，但都是肯尼迪獲勝，並且所得普選票大大超出兩州民主黨登記選民的人數。面對選舉舞弊的傳聞，尼克松堅持不同意重新計票，認為一次漫長的爭論會有損美國在世界上的形象，並且必然會損及國家利益。他在《六次危機》中寫道：「如果我要求重新計票，新政府的組織以及舊政府對新政府在職權上有秩序的移交就可能推遲數月，整個聯邦政府內部局勢將亂成一團。……依我看來，將會在全國造成無法估計的和持久的損害。」[30][24]1961年1月副總統任期結束後，尼克松與全家回到加利福尼亞州繼續從事法律工作，並寫出暢銷書《六次危機》，其中涉及的內容包括希斯間諜案、艾森豪威爾的心臟病發以及經跳棋演講解決的基金危機和1960年大選的舞弊爭議等[25][8]:431。
地方和全國性的共和黨領袖都鼓勵尼克松挑戰在任加利福尼亞州州長帕特·布朗（Pat Brown），參加1962年的州長選舉[25]。儘量起初不大情願，尼克松最終還是參加競選[25]。這次競選因公眾猜疑尼克松是以該職位作為又一次總統選舉的墊腳石而蒙上陰影，黨內的極右翼表示反對，尼克松自己也對出任加州州長興致缺缺[25]。尼克松本希望通過這次選舉確定自己作為一位活躍的全國型共和黨領袖政治家的地位，並確保自己仍然可以在全國政治中擁有舉足輕重的地位[8]:432–433。然而，他最終以超過5%的差距輸掉這場選舉，許多人認為這次失利將是他政治生涯的終點[25]。在1962年11月7日早上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尼克松批評新聞媒體偏袒對手，稱：「先生們，以後再也不會有個叫尼克松的人讓你們踢來踢去了，這是我最後一場新聞發布會」[5]:304–305[24]。1962年11月11日，美國廣播公司的一欄新聞評論節目以《理查德·M·尼克松的政治訃告》（The Political Obituary of Richard M. Nixon）為題對這場選舉失敗作特別報道[7]:673。阿爾傑·希斯出現在節目上，許多市民認為，讓一個已經被法院定過罪的重罪犯上電視攻擊前副總統是一件有欠體面的事。人們的憤怒讓這個節目之後停播[31]，公眾對尼克松的同情也相應滋長[7]:673。
1963年，尼克松一家人到歐洲旅行，他與所到國家領導人見面並召開新聞發布會[8]:446。一家人搬到紐約市，尼克松成為這裡一家主要律師事務所的資深合伙人，事務所也更名為「尼克松、麥基、羅斯、格斯里和亞歷山大」（Nixon, Mudge, Rose, Guthrie & Alexander）[25]。尼克松曾在宣布競選加州州長時承諾不會參加1964年的總統大選，即使他沒有作出過這樣的承諾，尼克松也認為要擊敗在任的肯尼迪，或是後者被刺殺後繼任的約翰遜都太過困難[5]:297, 321。1964年，他支持亞利桑那州聯邦參議員貝利·高華德作為共和黨的總統候選人，當後者成功獲得提名後，尼克松成為將他引薦到1964年共和黨全國大會上的人。雖然覺得高華德不大可能獲勝，但尼克松還是很忠心地替對方做宣傳。1964年的大選對於共和黨人來說是一場災難，不但高華德被約翰遜以壓倒性優勢擊敗，共和黨也失去許多國會和州長席位[5]:321–322。
尼克松是為數不多的幾位沒有因這年的慘敗而受到怪責的共和黨領導人，他也試圖以此為基礎，在1966年國會選舉中有所作為。他幫助許多共和黨人選舉，試圖在中期選舉中奪回在約翰遜的壓倒性優勢中失去的議席，幫助共和黨重振聲威[5]:323–326。
1967年末，尼克松告知家人自己打算再次參選總統。雖然帕特並不總是喜歡過公眾生活[12]:502（例如她就曾因丈夫在跳棋演講中透露他們的家境有多麼貧寒而感到尷尬[9]:410–411），但她還是對理查德的抱負表示支持。尼克松相信，民主黨正因越南戰爭政策失誤而大失民心，共和黨贏的希望很大，不過他自己對這場選舉仍然不是很有把握，覺得很可能票數會像1960年的選舉那樣接近[12]:502。
這場歷史上最動盪的其中一次初選以春節攻勢的發動拉開帷幕，緊接着是現任總統約翰遜因在新罕布什爾州初選中成績差得讓人意外而宣布放棄競選連任，而民主黨候選人之一，聯邦參議員羅伯特·F·肯尼迪也在剛剛贏得加利福尼亞州初選後遭到謀殺。共和黨方面，尼克松的主要對手是密歇根州州長喬治·羅姆尼，而紐約州州長納爾遜·洛克菲勒和加利福尼亞州州長羅納德·里根都有希望獲得提名。不過尼克松最終在首輪投票中就成功將提名收入囊中[12]:503–508。他選擇馬里蘭州州長斯皮羅·阿格紐作為自己的競選搭檔，尼克松相信這可以讓黨派團結一致，並且向北方和南方心懷不滿的溫和派民主黨人籲請支持[12]:509。
尼克松在普選中的民主黨對手是當時的副總統休伯特·漢弗萊，後者在1968年民主黨全國大會上因暴力抗議活動而獲得提名[32]。在這場選舉中，尼克松把自己描述成一個面對國家的動盪和劇變仍能保持穩定的人物[32]。他呼籲那些對嬉皮士反傳統文化感到厭惡的社會保守派美國人和反戰示威者支持自己，這些人之後被歸類為「沉默的大多數」，包括所有不會敵視尼克松及其政策的選民。阿格紐的存在也鞏固尼克松的右翼地位[33]。
尼克松進行大量的電視廣告宣傳，與鏡頭前的支持者見面[8]:513–514。他強調社會上的犯罪率太高，批評民主黨人讓美國逐漸喪失核優勢[8]:550。尼克松承諾會結束越戰，宣稱「新的領導班子將結束戰爭，在太平洋贏得和平」[34]。他沒有說明自己具體希望如何結束這場戰爭，這也使得媒體猜測他肯定是有個什麼「秘密計劃」[34]。他的口號「尼克松最合適」經事實證明也是有效的[8]:513–514。
約翰遜的談判代表希望能讓越南在美國大選前達成休戰。尼克松與當時在美國談判代表W·埃夫里爾·哈里曼手下擔任顧問的亨利·基辛格交談時得到對局勢的一份精準分析，他還在競選期間經常與西貢的陳香梅接觸，後者建議南越總統阮文紹不要前往巴黎參加談判，暗示只要尼克松當選就會給予他更好的條件。約翰遜竊聽陳香梅和南越駐哥倫比亞特區大使，所以很清楚這其中發生什麼事。在他看來，尼克松是在企圖破壞美國的外交政策並對此大為光火。10月31日，在尚未達成任何協議的情況下，約翰遜宣布單方面停止轟炸，和平談判將於11月6日，選舉日次日在巴黎舉行。11月2日，阮文紹再次與陳香梅交談後表示自己不會前往巴黎。約翰遜打電話給尼克松，後者表示不知情，但總統不相信。約翰遜知道自己是通過竊聽所獲得的情報，所以還不能公開提及陳香梅的參與，他把這個消息告訴漢弗萊，但後者也選擇不予聲張。[35]
這場選舉在尼克松、漢弗萊和獨立候選人，阿拉巴馬州州長喬治·華萊士間展開，最終尼克松以約50萬張普選票的優勢擊敗漢弗萊（占普選票總數的0.7%），選舉人票上則是以301張遠超過漢弗萊的191張，華萊士也獲得46張[32][8]:558。在獲勝演講中，尼克松承諾他領導的政府會試圖讓分裂的祖國團結起來[36]。他說：「我已經收到副總統發來的非常親切的信息，祝賀我贏得選舉。我也要對他在極其困難條件下堅持戰鬥的勇氣表示祝賀。我還告訴他說，我完全理解他的感受。我知道以微弱差距落敗是什麼感覺。」[37]
1969年1月20日，尼克松宣誓就職成為美國總統，就職典禮由他昔日的政敵，首席大法官厄爾·沃倫主持，新任第一夫人帕特·尼克松在一旁將家中的聖經打開到以賽亞2：4，其上寫道：「他們將把刀劍打成犁耙，把長矛做成鐮刀。」尼克松在就職演講中表示：「歷史能夠賜予的最大榮譽就是和平締造者的稱號」[8]:567–568，這場演講獲得幾乎一致性的好評，這句話之後也將刻在他的墓碑上[38]:189。他還在演說中談到要把黨派政治轉變成一個團結的新時代：
在這些艱難的歲月里，美國已經充滿誇張的言辭，這些膨脹的豪言壯語作出無法遵守的承諾，這些憤怒的說辭把狂熱者們的不滿變成仇恨，這些花言巧語給出的沒有勸諭，只有誇誇其談的姿態。我們要互相學習，就必須先停止向彼此大喊大叫，必須平心靜氣地讓我們的語句和嗓音都能讓對方聽得清清楚楚。[39]
尼克松在成為總統以前就對造訪中國打下基礎。選舉前一年，《外交》雜誌曾引述他的話稱：「這個小小的星球上還不足以容納10億潛在有能力的人生活在憤怒的與世隔絕之中。」[40]在這場冒險中協助他的是國家安全顧問，之後將成為國務卿的亨利·基辛格，他繞過內閣官員，與總統密切合作。尼克松上任第一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與蘇聯的關係因邊境衝突而跌至低點，尼克松於是給中國方面送去口信，表示有意建立更加緊密的聯繫。1971年初，毛澤東邀請一個美國乒乓球隊前往中國與其最優秀的球員展開友誼比賽，這成為兩國關係上的一大突破。尼克松隨後派基辛格前往中國與其高層官員秘密會議[40]。1971年7月15日，北京和尼克松分別通過電視和廣播同時宣布，後者將於次年2月訪問中國。這份公告震驚全世界[41]:453。對事情的高度保密讓兩國領導人有充分的時間在各自國家為這次接觸營造合適的政治氛圍[42]。
1972年2月，尼克松夫婦到達中國。之前尼克松還聽取基辛格超過40個小時的報告來準備[8]:778。飛機着陸後，總統與第一夫人走出空軍一號並受到中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的迎接。尼克松特地與周恩來握手，因為在1954年時，當時的美國國務卿約翰·福斯特·杜勒斯與周恩來在日內瓦見面時曾拒絕與對方握手[43]。總統身邊有超過100位記者陪同，在他的命令下，電視媒體獲得的待遇要比印刷出版物好得多，因為尼克松認為，通過電視來展示此次訪問，會比平面媒體的效果要好得多，更何況這也給他冷落自己所鄙視的報社記者的機會[43]。
尼克松和基辛格與毛澤東和周恩來在毛澤東的私人住所會面一小時，探討一系列問題[8]:780–782。毛澤東之後告訴自己的醫生，他對尼克松留下深刻的印象，覺得他是個直率的人，不像那些左派和蘇聯人[8]:780–782。他還表示自己覺得基辛格有些可疑[8]:780–782，而後者則形容這場會面是「與歷史的接觸」[43]。當天晚上，中國領導人在人民大會堂設宴款待尼克松一行。次日，總統與周恩來會面，這次會議後發表的聯合公報中認知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並希望可以通過和平手段解決統一問題[41]:516。尼克松還在沒有舉行會議期間參觀多處建築奇蹟，包括故宮、明十三陵和長城等[43]。美國人通過陪同第一夫人的攝像鏡頭首度瞥見中國人的生活，與帕特一起遊覽北京市，參觀人民公社、學校、工廠和醫院[43]。
尼克松上任時，平均每星期有約300名美軍將士在越南戰場陣亡[45]，而且戰爭在美國國內很不得人心，還有反對戰爭的暴力抗議不斷出現。約翰遜政府曾同意以暫停轟炸來換取無條件談判，但這一協議從來都沒有完全生效。據傳記作家沃爾特·艾薩克森稱，尼克松上任後不久就得出結論，如果要取得勝利，就不能夠過快地結束越戰[46]:65。但與之相反的是，尼克松的傳記作者康拉德·布萊克（Conrad Black）認為，總統當時的確相信可以通過「狂人理論」（Madman theory）嚇倒北越[8]:572, 1055。他希望可以通過作出某些安排既讓美國軍隊可以撤出，又能保護南越免受攻擊[8]:569。
1969年3月，尼克松批准秘密轟炸北越及其盟友紅色高棉的陣地[8]:591，這一政策早在約翰遜任內就已開始[47]。這些行動致使柬埔寨受到猛烈轟炸，有數據顯示約翰遜和尼克松任內美軍投放到該國的炸彈比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盟國投放的總數還要多[47]。1969年中期，尼克松開始努力與北越展開和平談判，給該國領導人發去親筆信，並在巴黎開始和平談判。但是，雙方的初次談判沒能達成協議[41]:281–283。1969年7月，尼克松訪問南越並與阮文紹總統和美軍統帥會面。在國內一片要求立即撤軍的抗議壓力下，他開始實施以越南軍隊代替美國軍隊，令後者得以逐步撤離的政策，這一過程史稱「越南化」[32]。他很快制定美國軍隊分階段撤離的計劃[48]，但又授權入侵老撾，這部分是為了切斷貫穿老撾和柬埔寨，用於支持北越軍隊的胡志明小道。1970年4月30日，尼克松向美國民眾宣布對柬埔寨展開地面入侵[49]。1970年5月9日清晨，他在林肯紀念堂接見抗議者，對他們提出的抗議即時作出回應[50][51][8]:675–676。1991年蘇聯解體後從蘇聯檔案館發現的文件顯示，北越曾在紅色高棉的明確要求下打算於1970年侵占柬埔寨，波爾布特當時的副手農謝進行這一次磋商[52]。尼克松在競選中承諾會結束戰爭，這與之後的轟炸升級形成鮮明對比，《時代》發文稱尼克松在這個問題上存在「信任鴻溝」（credibility gap）[48]。
1971年，蘭德公司雇員，軍方分析師丹尼爾·艾爾斯伯格將工作中接觸到的「五角大樓文件」私下複製並泄露給新聞界，由《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率先報道。起初尼克松沒有打算採取任何行動，這些有關美國捲入越南戰爭歷史的文件中包含的主要是前幾任行政部門的謊言，揭露的內容鮮少有屬實的。但在基辛格的勸說下總統意識到，這些文件中真正厲害的還在後頭，所以他試圖採取行動阻止報社繼續出版。但是聯邦最高法院在紐約時報訴合眾國案中作出對報社有利的裁決[41]:446–448。
隨着美國繼續撤軍，徵兵也相應減少，並在1973年中止，軍隊中全部是志願兵[53]。經過多年的戰爭，巴黎和平協約終於在1973年簽訂。協約實現停火併允許剩下的美國軍隊撤出，但並沒有要求16萬北越正規軍撤回[54]:53–55。美國的戰鬥支援結束後，雙方雖然有短暫的休戰，但戰鬥很快再度爆發，由於沒有美國的參與，北越於1975年占領南越[54]:473。
尼克松曾是1961年豬灣事件和1962年古巴導彈危機期間肯尼迪總統的堅定支持者，上任後，他加大針對古巴及其領導人菲德爾·卡斯特羅的秘密行動力度。他通過朋友彼比·雷博佐（Bebe Rebozo）與流亡的古巴裔美國人社區保持密切聯繫，後者經常建議一些可以刺激卡斯特羅的方法。這些活動引起蘇聯和古巴的關注，他們擔心尼克松可能會襲擊古巴，打破肯尼迪與赫魯曉夫為結束古巴導彈危機而達成的協議。1970年8月，蘇聯要求尼克松重申這一協議，總統雖然對卡斯特羅持強硬立場，但還是同意了。但由於蘇聯在1970年10月開始擴大其位於古巴港口西恩富戈斯的基地，這次重申沒有完成。雙方出現短暫的對峙，但之後達成和解：蘇聯承諾不使用西恩富戈斯作為其彈道導彈承載潛艇基地。美蘇雙方在該年11月舉行的最後一輪外交照會上，重申1962年的協定。[41]:379–383
1970年9月，馬克思主義者薩爾瓦多·阿連德參選智利總統，促使尼克松和基辛格設法以隱蔽方式加以阻撓[55]:25。尼克松政府首先嘗試說服智利國會確認豪爾赫·亞歷山德里贏得選舉，然後將消息傳給軍方官員表示支持他們發動政變[55]。此外，尼克松政府透過組織反對阿連德的罷工、並對其反對者提供資助等手段達到目的。當時有傳言稱尼克松「親自授權」美國政府提供70萬美元秘密資金，在智利報紙上的顯眼位置刊登反對阿連德的信息[55]:93。智利此後經過了一段長時間的社會、政治、經濟動盪，最終奧古斯托·皮諾切特在1973年9月11日發動政變上台，阿連德則被殺害[8]:921。
尼克松利用有所改善的國際環境來解決核和平問題。宣布自己將訪問中國後，尼克松也決定前往蘇聯談判。總統與第一夫人於1972年5月22日到達莫斯科，與包括蘇共中央總書記勃列日涅夫、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波德戈爾內、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在內的蘇聯領導人展開會面。[56]
尼克松與勃列日涅夫激烈談判[56]。雙方同意擴大雙邊貿易，並且達成兩個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軍控協議，一個是SALT I，這是兩個超級大國簽署的第一個全國限制軍備的協議[32]；另一個則是反彈道飛彈條約，該條約禁止任何一方研發用於攔截來襲導彈的防禦系統。尼克松和勃列日涅夫宣布雙邊關係進入「和平共處」的新時代。當晚蘇聯領導人在克里姆林宮設宴款待尼克松一行[56]。
為了與美國建立更好的關係，中國和蘇聯都削減對北越的外交支持，並建議河內在軍事上達成協議[57][58][59]。尼克松之後這樣形容自己所用的策略：
我早就認為，如果要在越南發起任何成功的和平倡議，一個不可或缺的要素就是在可能的情況下爭取蘇聯和中國的幫助，雖然與中國復交和與蘇聯緩和的關鍵都在他們自己。我也考慮他們為讓戰爭早日結束所可能採用的手段。即使是在最糟糕的情況下，河內也會對華盛頓與莫斯科和北京打交道感到信心不足。而在最理想的情況下，如果兩大共產黨國家都決定他們還有更大的利益可以爭取，河內就將會在壓力下參加一個我們可以接受的協議的談判。[60]
之前兩年裡已經在美蘇關係上取得相當大進展的尼克松在1974年第二度踏上訪問蘇聯的旅程[8]:963。他於6月27日到達莫斯科， 蘇聯領導人安排歡迎儀式，現場還有歡呼的人群，當晚還在大克里姆林宮設國宴招待總統一行[8]:963。尼克松與勃列日涅夫在雅爾塔會面，討論共同防禦條約、緩和政策以及多目標重返大氣層載具等多個問題。雖然有考慮提出全面禁止核試驗條約，但尼克松認為自己在任期內沒有足夠的時間來將其完成[8]:963。不過，這次談判沒有取得重大突破[8]:963。
根據尼克松主義外交方針，美國在可能的情況下將避免通過直接參戰來對盟國提供援助，而是給予他們援助來令其擁有自衛的能力。因此在尼克松擔任總統期間，美國對中東地區的軍售額度有大幅度增長，特別是以色列、伊朗和沙特阿拉伯[61]。尼克松政府對美國在中東的盟國以色列予以大力支持，但這樣的支持不是無條件的。尼克松認為，以色列應該與阿拉伯鄰國和平共處，並且美國應該對此加以鼓勵。他認為除了第二次中東戰爭以外，美國都未能干預以色列，所以應該使用加大美國軍事援助作為槓桿敦促各方回到談判桌前。不過，阿以衝突並非尼克松第一個總統任期的主要關注議題，這其中的一個原因就是，他覺得無論自己怎麼做，美國的猶太人都會反對他競選連任[8]:583–585[a]。
1973年10月6日，以埃及和敘利亞為首的阿拉伯國家聯盟在蘇聯大批武器的支持下向以色列發動進攻，史稱贖罪日戰爭。以色列損失慘重，一周內，「巴列夫防線」就被敵軍突破，以色列國防軍中最精銳的空軍和裝甲部隊損失過半，王牌軍第190裝甲旅全軍覆滅[63]。尼克松立即下令向以色列空運最先進的飛機、坦克和導彈，規模超過50年代的「柏林空運」，史稱「五分錢救援行動」[63]，並且繞開跨部門指揮的爭吵和官僚作風，對阿拉伯國家可能採取的任何回應承擔個人責任。同時又有大批美軍「志願人員」秘密趕赴以色列，操縱剛剛卸貨的現代化武器直接奔赴前線，迅速扭轉戰爭危局[63]。一個多星期後，當美國和蘇聯開始對停火展開談判時，以色列已經反過來深入敵方領土。這場停火談判繼續升級成一場超級強國間的危機，當以色列開始占據上風時，埃及總統薩達特請求美國和蘇聯聯合執行維和使命，美國拒絕這一請求。10月19日，為報復美國對以色列的支持，阿拉伯國家控制的石油輸出國組織宣布對美國和西歐實行石油禁運，並把中東油價提高三倍[63]。勃列日涅夫也宣稱要單方面強制執行維和軍事任務，美國的間諜衛星還發現蘇聯紅軍的五個空降旅正在向中東地區調動，尼克松立即下令美國軍隊進入第三級戒備狀態[64]，所有美軍人員和基地進入核戰爭警戒狀態[63]。這是繼古巴導彈危機以來，全世界爆發核戰爭最劍拔弩張的一次，最終勃列日涅夫面對尼克松的行為選擇讓步[15]:938-940。
石油輸出國組織向美國實施的石油禁運導致第一次石油危機[8]:923–928，美國於1973年後期出現汽油短缺，只能定量供應，不過在中東地區恢復和平後，石油生產油也取消禁運，石油危機隨之結束[54]:311。
戰爭結束後，美國在尼克松擔任總統期間自1967年以來首次重新建立與埃及的外交關係。尼克松利用這次中東危機重啟陷入僵局的中東和平進程，他向10月20日寫給基辛格的一份備忘錄中自信地寫道：
我相信，毫無疑問，我們現在面對的是15年來在中東建立長久和平的最好機會。我深信，如果我們讓這樣的機會白白浪費，歷史是不會原諒我們的……我現在認為，永久解決中東問題是我們必須致力的最重要的一個終極目標。[65]
1974年6月，尼克松出訪中東，成為第一位訪問以色列的美國總統，這也是他擔任總統期間最後的其中一次國際訪問[8]:951–952, 959。
1969年尼克松上任時，美國的通貨膨脹率高達4.7%，是繼朝鮮戰爭以來最高的。約翰遜總統在任時制定的偉大社會計劃與越南戰爭的開銷一起，造成龐大的預算赤字。雖然失業率很低，但利率已經達到一個世紀以來的最高點[41]:225–226。尼克松的主要經濟目標就是要減少通貨膨脹，要達到這一目標，最顯著的方法就是結束戰爭[41]:225–226。這不可能一蹴而就，所以美國經濟的困苦掙扎一直持續到1970年，一定程度上加劇共和黨在這年國會中期選舉中的低迷表現，民主黨得以在尼克松擔任總統期間一直保持着對國會兩院的控制權[41]:431–432。根據國民經濟學家奈傑爾·鮑爾斯（Nigel Bowles）2011年對尼克松經濟記錄的研究，新總統上任第一年沒有對約翰遜的政策作出多大改變[66]。
與國內政策相比，尼克松對外交事務的興趣要大得多，但他也相信選民會更關注自己的經濟狀況，因此會對自己競選連任構成威脅。作為他「新聯邦主義」觀點的一部分，尼克松提議向各州撥款，但這樣提案大部分都在國會預算審議過程中被否決。不過，尼克松也因提出這些提案而獲得政治上的信譽[41]:431–432。1970年，國會授予總統權力干預工資和物價，不過擁有大多數席位的民主黨人知道尼克松曾反對這樣的管制，所以認為他即使擁有了這個權力也不會使用[66]。1971年8月，通貨膨脹問題尚未得到解決，大選年也迫在眉睫，尼克松於是召集自己的經濟顧問在戴維營召開會議。然後他宣布管制臨時工資和價格，允許美元兌換其它外幣的匯率自由浮動，中止美元兌換黃金。[5]:399–400鮑爾斯指出：「通過提出這樣一項旨在降低通貨膨脹的政策，尼克松給民主黨對手留下難題……讓他們無從指責。總統所提就是他們設計的政策，他們即使不同意也無法提供合理可信的替代政策。」[66]尼克松的政策在1972年有效降低通脹率，但也導致他的第二個任期甚至福特上任後出現通脹[5]:399–400。
尼克松連任後發現通脹再度出現[67]。他於1973年6月再度實施價格管制，但這樣的政策在公眾，特別是商界人士心目中不得人心，與控制價格的官僚機構相比，他們寧願與強大的工會組織打交道[67]。這些管制造成糧食短缺，肉從食雜店的貨架上消失了，農民們不願意虧本養雞賣出，於是選擇將之淹死[67]。雖然價格管制沒能控制住通脹，但政策的終止很緩慢，一直持續到1974年4月30日法定授權失效[67]。
尼克松提倡「新聯邦主義」，將權力下放給各州和地方民選官員，不過這些舉措中得到國會支持的很少[5]:395。他取消內閣級的美國郵務部，該部門於1971年成為國營的美國郵政署[68]。
尼克松是自然保護運動的支持者。環境政策在1968年大選中還沒有成為一個重大議題，候選人也很少被問及對這一議題的看法。1970年4月，世界地球日誕生，尼克松意識到這預示着選民對於環境問題產生濃厚興趣，於是試圖投其所好。6月，他宣布組建環境保護局。尼克松在國情咨文中探討環境政策，開創這一議題的新紀元。尼克松支持的其他舉措還包括1970年的《清潔空氣法》和職業安全與健康管理局；《國家環境政策法》要求許多聯邦項目提供環境影響報告書[5]:397–398。尼克松否決1972年的《清潔水法》，他並不反對該法的政策目標，而是認為其花費過多。國會推翻他的否決後，尼克松對其中自己認為不合理的資金予以扣留[5]:396。
1971年，尼克松提出醫療保險改革，要求雇主為雇員提供私人醫療保險[b]，向有未成年子女需要撫養的貧困家庭提供醫療補助[69]，並向醫療保健組織提供支持[70]。1973年頒布一項作用有限的醫療保健組織法案後[70]，尼克松又於1974年提出更全面的醫療保險改革[b]，將醫療補助方案更換為國營性質，面向全體公民的醫療保險方案，其中保險費以收入水平為基準，並實行成本分攤[71]。
出於對美國國內和越南戰場上美軍使用非法藥品（毒品）的擔憂，尼克松發起倡議向毒品宣戰，承諾切斷海外毒品供應，並增加教育和康復設施的經費[41]:418。
1971年2月，尼克松呼籲對鐮刀型紅血球疾病的研究、治療和教育投入更多資金[72]，並在1972年5月16日簽署《國家鐮刀型紅血球貧血症防治法》（National Sickle Cell Anemia Control Act）[73][74][c]。不過也有一位作家指出，尼克松在一方面這樣高調地呼籲增加癌症和鐮刀型紅血球項目經費的同時，另一方面卻減少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的整體支出，以實現其保守型政府減少支出的承諾[75]。
尼克松在任期間，南部各州的公立學校經歷首次大規模的種族融合[76]。尼克松的立場處在支持種族隔離的喬治·華萊士和自由派共和黨人之間，他對種族融合的支持導致南方的一些白人感到不滿[77]。尼克松希望能夠在1972年大選中得到南方州的支持，所以打算在大選前把廢除種族隔離作為一項政治議題加以解決。上任後不久，他任命副總統阿格紐領導一個工作組與地方領導人——無論是白人還是黑人——合作，找出在當地學校實行融合的恰當方法。阿格紐對這一任務興致缺缺，所以大部分工作都是由勞工部長喬治·普拉特·舒爾茨完成的。由於有聯邦的援助，並且達到標準的校區教育委員會有可能得到尼克松總統的接見，到1970年9月時，只有不到10%的黑人兒童還在種族隔離的學校里念書。但到了1971年，北方城市中因廢除種族隔離而導致的緊張局勢開始顯現，因對校車強制種族融合的政策不滿而導致的抗議活動時有發生。尼克松私下裡反對這種政策，但仍然會執行法院的命令[12]:595–597, 603。
除了公立學校中的種族融合外，尼克松還於1970年實行了經過修訂的費城計劃（Philadelphia Plan），這也是第一個重大的聯邦平權法案計劃[78]。他還於1972年平等權利修正案（Equal Rights Amendment，簡稱ERA）在國會兩院通過並送交各州批准期間對其表示贊同[79]:246。尼克松曾在1968年大選期間宣傳自己支持這條修正案，雖然女權主義者曾批評他在當選後沒有為這條修正案做出過多少實質性的貢獻，但他任內所指派的女性官員數量還是比林登·約翰遜任內要多[80]。
經過全國近十年的努力，美國成功地搶在蘇聯之前於1969年7月20日通過阿波羅11號把宇航員送到月球上。尼克松於尼爾·阿姆斯特朗和巴茲·奧爾德林在月球表面行走期間與兩人通電話，並稱這是「白宮所打出的最具歷史意義的一通電話」[12]:563。但是，尼克松在1960年代末國家航空航天局將人類送到月球上以後卻並不願意繼續對該機構提供撥款。國家航空航天局局長托馬斯·O·潘恩（Thomas O. Paine）制訂兩份雄心勃勃的計劃，一個是在1970年代末把月球建設成為永久性的基地，另一個則是在1981年時發射載人飛行器探險火星。這兩份提議都被尼克松否決[81]。
尼克松還於1969年取消空軍的載人軌道實驗室項目，因為使用間諜衛星不但可以達到同樣的偵察效果，而且成本上也要低得多[82]。
1972年5月24日，尼克松批准國家航空航天局和蘇聯太空計劃之間的一個歷時五年的合作項目，這一合作在1975年美國的阿波羅航天器和蘇聯的聯盟航天器在地球軌道中對接時達到高潮[83]。
尼克松相信，自己的掌權達到政治重組的高峰。民主黨曾長期壟斷南方各州的選票，從1877到1964年間，這些州基本上都是民主黨的票倉。貝利·高華德雖然通過反對《1964年民權法案》而獲得過多個南方州的選舉人票，但也因此而導致較為溫和南方人的疏遠。尼克松在1968年大選中試圖贏得南方支持的努力受到獨立候選人華萊士的很大影響。上任後，尼克松在第一個任期中實行南方策略（Southern strategy）和政策，例如他廢除種族隔離的方案就為大部分南方白人所接受，鼓勵他們在民權時代的餘波下重新接受共和黨。他還提名兩位南方保守派人士擔任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分別是克萊門特·海恩斯沃斯（Clement Haynsworth）和G·哈羅德·卡斯威爾（G. Harrold Carswell），但都沒有得到聯邦參議院的批准。[84]
1972年1月5日，尼克松的名字出現在新罕布什爾州初選的選票上，宣布自己競選連任[8]:766。他知道自己一定會得到共和黨的提名[8]:795，而在民主黨對手人選上，尼克松起初認為會是馬薩諸塞州聯邦參議員泰德·肯尼迪，但在1969年7月的查帕奎迪克事件發生後，他已經不大可能會參加選舉[8]:617。之後，緬因州聯邦參議員埃德蒙·馬斯基成為民主黨最有希望提名的人選，南達科他州聯邦參議員喬治·麥戈文緊隨其後[8]:766。
6月10日，麥戈文在加利福尼亞州初選中勝出，獲得民主黨提名[8]:816。次月，尼克松在1972年共和黨全國大會上獲得提名。在宣傳中，他批評民主黨四分五裂，軟弱無能[8]:834；麥戈文則表示自己打算大幅削減國防開支[85]，並支持對逃避服兵役的人給予特赦，還支持墮胎權。由於一些支持者被認為贊成毒品合法化，因此麥戈文也被視為是「招安、流產和毒品」的代表。麥戈文起初的競選搭檔也對他的形象有損，密蘇里州聯邦參議員在競選過程中被發現曾接受抑鬱症治療，因此退出了選舉[86][87]。尼克松在整個競選期間的大部分民意調查中都保持者領先，並於1972年11月7日的大選中以歷史上最具壓倒性的其中一場優勢勝出獲得連任。他以贏得超過60%普選票的優勢擊敗麥戈文，選舉人票方面只輸掉馬薩諸塞州和哥倫比亞特區[12]:629。
「水門事件」包括了尼克松政府成員的一系列秘密活動，並且這些活動中許多都是非法的。其中包括竊聽政敵和尼克松及其手下官員懷疑人物的辦公室等「卑鄙手段」。尼克松和他的親信下令通過聯邦調查局、中央情報局和國家稅務局騷擾激進組織和政要。1972年6月17日，五名男子潛入水門綜合大廈的民主黨總部後被警方抓獲，《華盛頓郵報》開始跟蹤報道事件。記者卡爾·伯恩斯坦和鮑勃·伍德沃德根據一名被稱為「深喉」的知情人士——之後經當事人自己承認而得知此人是當時的聯邦調查局副局長馬克·費爾特——提供的線索將被捕的人與白宮聯繫起來。尼克松起初稱這些醜聞不過是政治，報紙文章中充滿偏見和主導，試圖將其淡化。但之後的一系列爆料卻表明他的幕僚已經犯下試圖破壞民主黨及其他人工作、生活，並且還撒謊掩蓋的罪行。包括白宮辦公廳主任H·R·霍爾德曼、白宮法律顧問約翰·迪恩（John Dean）在內的多名白宮高級幕僚受到起訴，最終共計有超過46人被定罪。[32][88][89]
1973年7月13日，國會水門委員會傳喚前白宮助手亞歷山大·巴特菲爾德（Alexander Butterfield）作證，他證實尼克松下令在橢圓形辦公室等白宮內的多個辦公室以及戴維營中都安裝由語音自動啟發，24小時運轉的錄音系統，一旦有人講話或打電話就會自動錄音。7月23日，水門事件特別檢查官阿奇博爾德·考克斯（Archibald Cox）發出傳票，要求白宮交出錄音帶。尼克松援引行政特權拒絕交出，白宮與特別檢查官相持不下，尼克松於是在1973年10月20日（星期六）解僱考克斯，一同遭到解僱的還有拒絕執行尼克松命令解僱特別檢查官的聯邦司法部長埃利奧特·理查森（Elliot Richardson）和副部長威廉·洛克肖斯（William Ruckelshaus）。這一事件被媒體稱之為「星期六之夜大屠殺」（Saturday Night Massacre）。在民眾的壓力之下，尼克松被迫同意任命德克薩斯州律師萊昂·賈沃斯基（Leon Jaworski）擔任特別檢查官。11月，尼克松的律師透露1972年6月20日的一段白宮錄音帶中有18分半鐘的空白，[89]總統的私人秘書羅絲·瑪麗·伍茲（Rose Mary Woods）聲稱這是自己意外抹去的，但這一說法受到普遍的嘲笑。這段空白雖然不足以成為總統不當行為的確鑿證據，但已足以讓人對他聲稱對事件毫不知情的說法產生懷疑。[63][90][91]
雖然尼克松失去大部分民眾的支持，這其中甚至包括他的黨派，但他否認自己存在不法行為並發誓要繼續任職[89]。他堅稱自己雖然有犯下錯誤，但事先對水門竊聽案一無所知，也沒有違反任何法律，一直到1973年初才得知有關的掩蓋行為[92]。10月10日，副總統阿格紐因在擔任馬里蘭州州長期間受賄、逃稅漏稅和洗錢而辭職。尼克松提名聯邦眾議院少數黨領袖傑拉爾德·福特繼任，參議院確認這一提名[41]:231–232, 239。
1973年11月17日，尼克松在電視上接受記者提問時說：[79]:26
人們必須知道他們的總統是不是個騙子。我不是騙子。我擁有的一切都是應得的。[93]
錄音帶的司法大戰一直持續到1974年上半年，尼克松於4月宣布交出1200頁他與幕僚在白宮內對話的錄音帶文字副本。眾議院司法委員會於1974年5月9日開始舉行彈劾總統的聽證會，這次聽證會也通過各大電視台直播。聽證會後舉行投票，從7月24日到30日，委員會先後通過彈劾總統的三條動議，其中第一條是於27日以27票贊成、11票反對通過的妨礙司法[91][92]。7月24日，最高法院在美國訴尼克松案以8比0一致裁決，總統必須交出全部錄音帶，而不只是經過剪輯的文字副本[54]:394–395[91]。
雖然自己的支持者伴隨着事件的揭露而不斷減少，但尼克松仍然希望能夠獲勝。然後，新交出一卷在竊聽案後錄製的錄音帶表明，尼克松曾在水門竊聽案事發後不久被告知嫌疑人與白宮間存在的聯繫，並且批准阻撓調查的計劃。這1974年8月5日伴隨這卷被稱為「確鑿證據」的錄音帶一起發布的聲明中，尼克松接受有關誤導國家的指責，自己當時的確已經獲知竊聽案背後的真相，表示自己的記憶出現問題[54]:414–416。他之後很快與共和黨的國會領袖會面，後者明確表示眾議院肯定會通過彈劾議案，而負責審理的參議院中支持他的最多只有15票——距他不被強行撤職所需要的34票還差一半多[8]:978[91]。
面對罪名幾乎肯定會成立的國會彈劾和政治支持的流失，尼克松於1974年8月8日晚上發表電視講話，宣布從次日起辭去美利堅合眾國總統職務[92]，成為目前美國歷史上唯一一位在任期內辭職的總統[1]。這場辭職演說是在橢圓形辦公室發表的，通過電視和廣播直播。尼克松表示，自己出於對國家的利益考慮而辭職，請求大家支持新任總統傑拉爾德·福特。他接下來開始回顧自己擔任總統期間的成就，特別是在外交政策方面[54]:435–436，還引用西奧多·羅斯福1910年的演講「共和國公民」（Citizenship in a Republic）來為自己辯護：
有時我成功了，有時我也會失敗，但無論如何，我都一直謹記着西奧多·羅斯福對戰場上武士的評價：「這些武士的臉上都混合着血淚和泥土；他們都英勇地活着，一遍又一遍地遭遇坎坷和錯誤，但是他們依然不畏失誤，盡力去實踐；他們懂得激情和付出，並把自己的生命奉獻給有意義的事業；因為他們知道，成功迎來的將是無與倫比的高度，即使面臨失敗，也意味着他們有嘗試的偉大勇氣。」[94]
尼克松的辭職演說中沒有承認任何過失，他的其中一位傳記作者康拉德·布萊克稱這場演說是「大師之作」。布萊克指出，「這本對於任何一位美國總統來說都將是前所未有的羞辱，但在缺乏足夠法律支持的情況下，尼克松仍然將其轉變成虛擬立法部門對他幾乎無可指責的認可，一半的講話里都是在朗誦自己任期內取得的成就。」[8]:983大部分電視台的評論員起初都對這場講話作出好評，只有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羅傑·穆德（Roger Mudd）例外，他表示尼克松迴避問題，沒有承認自己在罪行掩蓋中所扮演的角色[54]:437。
辭職後，尼克松與家人飛回位於加利福尼亞州聖克萊門特的家中[95]。據他的傳記作者喬納森·艾特肯（Jonathan Aitken）所說，辭職後的「尼克松是一個痛苦煎熬的靈魂」[5]:529。國會曾對尼克松在過渡期的生活費用以及一些薪金方面的開支給予資助，不過撥款數額也從85萬美元減少到20萬美元。尼克松的部分幕僚仍然選擇追隨他，每天早上他會在7點坐到辦公桌前——雖然這時已經沒有什麼事情可以做[5]:529。他的前任新聞發言人羅納德·澤格勒每天都會和他一起單獨坐上幾個小時[5]:529–530。
雖然尼克松已經辭職，但還是有許多人希望對他加以懲罰。福特總統考慮對他予以赦免，但這在國內會很不得人心。尼克松一開始從福特派來的人口中得知新總統打算赦免他的消息時並不願意接受，但之後還是改變主意。然而，福特堅持尼克松發布一份悔過聲明，但尼克森認為自己沒有犯下任何罪行，所以不應該發布一份這樣的聲明，最終福特還是讓步了。1974年9月8日，他宣布給予尼克松「全面、自由且絕對的赦免」，這確保尼克森不可能再受到任何起訴。之後尼克松發明這樣一份聲明：
我錯在沒有以更果斷，更坦率地處理水門事件，特別是當事情已經發展到司法訴訟階段，並從政治醜聞升級成民族悲劇的時候。沒有任何言語足以形容我對自己在水門事件中的錯誤給國家和總統職位所造成損失的遺憾和痛苦程度，我是如此深愛這個國家，如此敬重這個結構。[5]:532[8]:990
1974年10月，尼克松患上靜脈炎，醫生表示如果不動手術將會有生命危險，他之後不情願地接受手術，福特總統到醫院探視。尼克松的三位前助手，迪恩、霍爾德曼和約翰·埃利希曼的案件正在法院審理，尼克松收到傳票，《華盛頓郵報》不相信他真的生病，刊登出諷刺前總統「出師不利」的漫畫。雖然被告表示反對，但哥倫比亞特區聯邦地區法院法官約翰·西瑞卡（John Sirica）還是同意尼克松可以不用出席[5]:533–534。國會指示福特保留尼克松的總統文件，圍繞這些文件的歸屬開始一場歷時30年的司法大戰，最終尼克松贏得官司，這些文件也成為他的遺產[8]:994, 999。1974年中期選舉期間尼克松還在住院，水門事件和之後的赦免一共導致共和黨失去聯邦眾議院的43個議席和聯邦參議院的3個席位[8]:998。
1974年12月，雖然國內對他的感觀仍然很差，但尼克松還是開始計劃回歸。他在日記中對自己和帕特寫道：
就這樣吧。我們會挺過去的。我們有過艱難的歲月，我們也能熬過更多的艱辛，我們現在就必須要看開些。這或許正是我們存在的目的，能夠承受比任何一個曾擔任總統的人多得多的懲罰，特別是在離任以後。這是一次對人性的考驗，我們一定要取得成功。[5]:535
1975年初，尼克松的身體狀態有所好轉。他在一個海岸警衛隊留了間辦公室，距自己家約274米，起初是用高爾夫球車代步，之後則是步行，每天都堅持到辦公室工作，主要是撰寫回憶錄[54]:481。他曾希望等過一段時間再開始寫回憶錄，但由於資產被各種開銷和律師費用所蠶食，他不得不趕快開始工作[5]:537, 539。2月，國會停止對尼克松的過渡期提供補助費用，於是他又不得不遣散包括澤格勒在內的大部分助手[8]:1000。這年8月，他與英國談話節目主持人兼製片人大衛·弗羅斯特見面並接受一系列的採訪，為此他獲得60萬美元的酬勞，節目於1977年攝製並播出[8]:1004。節目一開始談論的話題是外交政策，細數他所知的各國領導人，但這其中最令人難忘的部分還是有關水門事件。尼克松承認自己「讓祖國失望」，並且也「害了自己。我給他們一把劍，然後他們就插到我的身上，還興奮地扭動劍柄來造成更大的傷害。而且我想，要是異地而處，我自己可能也會這麼做。」[46]:138這套節目吸引4500至5000萬觀眾收看，創下談話節目收視率的新紀錄[54]:512。
接受這次採訪改善尼克松的經濟狀況，1975年初他的銀行存款一度只有500美元。他還賣掉位於佛羅里達州比斯坎灣的房產，這場交易是由他的朋友彼比·雷博佐等人安排的[5]:539–540。1976年2月，尼克松接受毛澤東的私人邀請再度訪問中國。尼克松之前就希望再去一趟中國，但還是選擇等到福特1975年對該國的訪問結束後進行[8]:1005。在1976年的共和黨初選戰中，尼克松在福特和里根之間保持中立。最終福特獲勝，但在11月的普選中被喬治亞州州長吉米·卡特擊敗。卡特政府對尼克松很冷淡，還阻礙他前往澳大利亞的計劃，致使澳大利亞總理馬爾科姆·弗雷澤不得不對其正式邀請加以隱瞞[5]:543。
1978年初，尼克松前往英國。美國外交官和詹姆斯·卡拉漢大部分內閣官員都對他避而遠之，但反對黨領袖瑪格麗特·撒切爾、前首相亞歷克·道格拉斯-休姆和哈羅德·威爾遜都對他表示歡迎，而另外兩位前首相哈羅德·麥克米倫和愛德華·希思則拒絕與他見面。尼克松在牛津大學辯論聯盟協會針對水門事件發表演說：
有些人說，我對此事處理失當，他們說的對。我搞砸了。這是我的「過失」。但是我任內的是非功過，等到2000年你一定還活着，到時候你就會知道人們到底怎麼看待我的功過。[5]:546–547
1978年，《尼克松回憶錄》（RN: The Memoirs of Richard Nixon）出版，這也是他退休後撰寫的十部著作中的第一本[95]。該書獲得暢銷和普遍好評[54]:525。1979年，尼克松應卡特總統邀請，到白宮參加接待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副總理鄧小平的國宴。卡特本不願邀請尼克松，但鄧小平表示，如果尼克森沒有受到邀請，自己將前往加利福尼亞州探望對方。尼克松與鄧小平私下會晤，並於1979年中期再度訪問中國[54]:524–525。
1980年初，尼克松一家在紐約市購買一套聯排別墅，他們之前看中兩套曼哈頓公共房屋，但都遭到拒絕[54]:528。1980年7月，伊朗沙王穆罕默德-禮薩·巴列維在埃及去世，美國國務院本不打算派任何美方代表出席葬禮，但尼克松選擇無視其指令，親自出席葬禮。雖然尼克松沒有任何官方憑證，但作為前總統的他仍被視為是美國在前盟友葬禮上的代表[54]:533。他在1980年大選中支持羅納德·里根擔任總統，用傳記作者斯蒂芬·E·安布羅斯的話來說，尼克松以一位「超然於爭執之外的資深政界元老」形象出現在電視熒幕上[54]:534。 無論是在競選期間還是里根獲勝後，他都為許多出版物撰寫客座文章[54]:540。在紐約的聯排別墅住18個月後，尼克松與夫人在1981年搬到新澤西州博根縣的薩德爾里弗（Saddle River）[95]。
在整個1980年代，尼克松不斷地寫作和演講[95]，出訪多個國家和地區，與其領導人見面，特別是第三世界國家。他與前總統福特和卡特一起代表美國出席埃及總統安瓦爾·薩達特的葬禮[95]。在中東訪問期間，尼克松表明自己對沙特阿拉伯和利比亞的看法，引起美國媒體的極大關注。《華盛頓郵報》報道尼克松的「康復」[54]:545。1986年，尼克松再訪蘇聯，並在返回美國後給總統里根送去一份很長的備忘錄，其中包括外交政策方面的建議，以及他對蘇共中央總書記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的個人印象[95]。此行結束後，尼克松在一次蓋洛普民意調查中被評為全世界十大最受崇拜的人之一[46]:142。
1986年，尼克松在對一群報紙發行商演講時以自己「環顧世局」的觀點給眾人留下深刻的印象[46]:144。當時政治評論家伊麗莎白·德魯（Elizabeth Drew）這樣評價道：「雖然曾經犯下過錯誤，但尼克松仍然表現出自己見多識廣，記性驚人，還保持着富有威信的演講能力，足以讓那些之前與他缺乏接替的人留下深刻印象。」[46]:144《新聞周刊》以《他回來了》為題發表「尼克松回來了」的文章[5]:561–562。
1990年7月19日，理查德·尼克松圖書館與故居在加利福尼亞州的約巴林達以私營機構形式揭幕，尼克松一家予以出席。大群人士來到現場參觀，其中包括總統福特、里根和喬治·H·W·布什及他們各自的第一夫人貝蒂、南希和芭芭拉[5]:565–568。1991年1月，尼克松創辦尼克松中心，該中心之後更名為國家利益中心（Center for the National Interest）。是一個位於首都的政策智庫和會議中心[8]:1045–1046。
1993年6月22日，帕特·尼克松因肺氣腫和肺癌去世。她的葬禮在理查德·尼克松圖書館與故居的場地舉行。前總統在整個葬禮期間悲痛欲絕，並在圖書館大樓內發表一段紀念她的感人演講[8]:1049–1050。
1994年4月18日，正在派克里奇（Park Ridge）的家中準備吃晚飯的尼克松出現嚴重中風[96]。他的心臟狀況導致心室內之前形成的一個血栓破裂並進入大腦。他被送到曼哈頓的紐約醫院康奈爾醫療中心，起初神智清醒，但無法說話或移動自己的右手和右腿[96]。大腦因受損而導致腫脹（腦水腫），尼克松隨之陷入深度昏迷，最後在1994年4月22日晚上9點08分，第37任美國總統理查德·米爾豪斯·尼克松與世長辭，享年81歲，其時床畔有兩位女兒的陪伴[96]。
尼克松的葬禮於1994年4月27日舉行，總統比爾·克林頓、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聯邦參議院少數黨領袖鮑勃·多爾、加利福尼亞州州長皮特·威爾遜（Pete Wilson）和葛培理牧師在尼克松圖書館舉行的儀式上致辭。出席儀式的還有前總統福特、卡特、里根、喬治·H·W·布什及各自的夫人[8]:1051–1053。
理查德·尼克松下葬在尼克松圖書館的場地內，與夫人帕特相鄰。他們留下兩個女兒，特里西婭和朱莉，還有4個孫輩[96]。根據他的遺願，他的葬禮並不是一場國葬，不過他的遺體還是從4月26日早上開始在尼克松圖書館大堂內接受瞻仰直至舉行葬禮時止[97]。哀悼者在寒冷、潮濕的天氣里排隊等候長達8個小時來表達自己的敬意[98]。最多的時候，靈柩前排了約4800米長的隊，估計有42000人等着向已故總統致敬[38]:206。
尼克松去世後不久，《時代》雜誌的約翰·F·斯塔克斯撰文稱，這位前總統「有着巨大的精力和決心，驅使他在面對自己造成的每一個災難時重新恢復過來。為了在辭職後重新贏得美國公眾的尊重，他馬不停蹄地與世界各國領導人交流……等到比爾·克林頓入主白宮時（1993年），尼克松作為政界元老的角色已經穩固。克林頓的夫人曾在投票支持彈劾尼克松的委員會中工作，但他還是公開與這位尼克松見面，並定期徵求對方的意見」[99]。《紐約時報》的湯姆·威克爾（Tom Wicker）指出，只有尼克松曾像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那樣先後五次成為一個主要黨派的總統候選人，他還引用尼克松1962年的告別演講寫道，「理查德·尼克鬆寬厚的下巴，被鬍鬚遮蓋住的臉，光滑高翹的鼻梁和額上的V型發尖，向上伸出擺成勝利姿態的雙臂，曾如此頻繁地受到描述和諷刺，這片地已如此熟悉他的存在，他如此頻繁地成為爭議的熱點，這都讓人很難意識到這個國家『再也不會有個叫尼克松的人讓你們踢來踢去了。』」[100]安布羅斯這樣形容尼克松的去世時帶來的反應：「除了他自己以外，這讓每個人都感到驚訝：原來他還是大家敬愛的資深政治家。」[101]
尼克松去世後，幾乎所有的新聞報道中都提及水門事件，但這其中大部分都對這位前總統有正面評價。《達拉斯晨報》（The Dallas Morning News）指出：「歷史終將表明，雖然有一些缺點，但他仍是我們最具遠見的行政首腦之一。」[38]:205–206這讓一些人感到冒犯，如專欄作家拉塞爾·韋恩·貝克就抱怨這是「一系列企圖赦免他罪行的陰謀」[38]:204–205。《奧馬哈世界先驅報》（Omaha World-Herald）漫畫家傑夫·科特巴（Jeff Koterba）準備在空白畫布上推出以尼克松為主題的歷史作品，並呼籲充滿期待的美國觀眾先坐下來耐心等待，因為「這副肖像比其他大部分都要複雜那麼一點點」[38]:210。
歷史學家兼政治學家詹姆斯·麥格雷戈·伯恩斯（James MacGregor Burns）針對評價尼克松的問題這樣表示：「一個人要如何評價這樣的一位總統，如此的輝煌，但又如此的不道德？」[102]。尼克松的多位傳記作者對歷史將會如何評判他的問題抱有不同的看法。安布羅斯認為：「尼克松希望他人根據成就來評判自己。但他卻會因為自己在第二個任期內導致國家經歷的惡夢以及辭職而被人銘記。」[54]:592記錄尼克松國會生涯的歐文·格爾曼指出，「他在自己的國會同僚中是非凡的，是混亂年代的成功案例，與激進的麥卡錫相比，他是明智反共路線的引領者」[10]:460。艾特肯則表示：「無論是以個人還是政治家而言，尼克松的缺點都已遭受過多的指責，對他優點的承認還明顯不足。然而，即使是本着歷史修正主義的精神，也不可能對他作出簡單的評判。」[5]:577
一些歷史學家認為，尼克松的南方策略在一定程度上令南方各州成為共和黨的據點，而其他一些人則認為經濟因素在這個問題上起的作用更大[84]。在他的政治生涯中，他幫助共和黨遠離孤立主義的控制，並且作為一名國會議員，他還是指稱國會內部存在蘇聯共產主義者的有力倡導者[8]:1053。據他的傳記作者赫伯特·帕默特（Herbert Parmet）所說：「尼克松起到帶領共和黨沿一條中間路線前進的作用，這條路線處在洛克菲勒家族、高華德家族和里根家族的競爭之間。」[12]:viii
尼克松因其在國內事務上的態度而受到讚譽，在他任內有多條環境和監管法規得到通過和執行。歷史學家保羅·查爾斯·米拉佐（Paul Charles Milazzo）在2011年的一篇有關尼克松和環境的論文中指出，尼克松建立環境保護局，還執行諸如1973年《瀕危物種法》等法律，「雖然沒有得到追捧和承認，但理查德·尼克松的環境遺產是穩固的。」[103]
尼克松認為他對越南、中國和蘇聯的外交政策將對他的歷史地位產生決定性的影響[61]。一度是尼克松政敵的喬治·麥戈文於1983年評論道「尼克松總統與中國和蘇聯這兩個超級大國接觸的實用經驗，可能比二戰後的任何一位總統都要多……唯一的例外就是他在越南戰爭的延續中難辭其咎。尼克松的確會得到歷史的高度評價。」[104]政治學家尤西·M·漢西馬基（Jussi M. Hanhimäki）對此有不同看法，他認為尼克松的外交手段不過是冷戰中圍堵政策的延續，使用外交而不是軍事手段[61]。
歷史學家基思·W·奧爾森（Keith W. Olson）曾評價稱，尼克松也留下了一道負面的遺產：因越戰和水門事件的影響，導致政府開始失去了人們的信任[105]。1998年國會審理克林頓彈劾案期間，雙方都試圖把尼克松和水門事件作為對自己有利的籌碼：共和黨人認為克林頓的失當行為已堪比尼克松，而民主黨則爭辯稱尼克松的行為要嚴重得多[38]:211–214。尼克松的另一項遺產，就是總統權力的削減，國會因水門事件的影響而通過多項法案對總統權力加以限制。1973年11月，國會通過《戰爭權力法》限制總統的戰爭權。1974年，國會通過《預算和攔截控制法》，限制總統重組行政部門和攔截國會撥款的權力。1978年，國會通過《政府部門道德準則法》，建立特別檢察官制度，授權特別檢察官在不受總統控制的前提下徹底調查行政部門官員的違法行為[106]。美國學者格林斯登指出，水門事件之後，美國總統面臨的是一種難以駕馭的政治環境，包括權力意始覺醒的國會、軟弱無力的政黨系統、攻擊性極強而且積極挖掘壞消息的媒體以及難以指揮的行政官僚系統[106]。不過奧爾森則指出，九一一襲擊事件發生後，國會通過法案授予總統大量權力，因此美國總統權力已經得到恢復[105]。
尼克松的政治生涯經常受到自己個性和公眾對其看法的影響。社論漫畫家和喜劇演員經常誇張地描述他的外表和舉止，以至於本人和漫畫之間的界限變成越來越模糊。他經常被描繪成擁有鬍子拉碴的下頜，頹然的肩膀，緊鎖並且布滿汗珠的眉頭。[107]:281–283
尼克松的性格很複雜，既非常隱秘又很尷尬，並且都驚人地反射出他的個人經歷。他傾向於與人群保持距離，並且一直穿着正裝，即使是一個人在家時也穿着外套並系好領帶[46]:150。尼克松的傳記作者康拉德·布萊克形容他一方面很強硬，另一方面又對自己的某些方面感到忐忑不安[8]:574。據布萊克所說，尼克松「認為自己註定要受到誹謗，出賣，不公正地騷擾，誤解和低估，還會受到約伯的審判，但通過自己的強大意志加上堅韌和勤勉，最終一定能夠取得成功。」[8]:700傳記作家伊麗莎白·德魯總結稱尼克松是一個「聰明而且有才華的人，但又是最特別，最受困擾的總統」[46]:151。作家理查德·里夫斯（Richard Reeves）在總結尼克松的總統任期時形容尼克松是一個「害羞到難受的奇怪男人，只有在獨自思考時才能保持自己的最佳狀態」[107]:12。尼克松的個性註定他總統任期的發展，里夫斯指出：「他對他人做出最壞的估計，並且也正是自己讓他們露出最壞的一面……他死死抱住「強硬」的理念，認為正是這一點把他帶到偉大的邊緣。然而正是這種強硬出賣了他，他無法向他人敞開心懷，他也無法向偉大展露自己。」[107]:13亨利·基辛格曾在回憶錄中多處描述尼克松既剛愎自用、過份自尊又優柔寡斷、自負自卑的性格[24]。曾在尼克松競選班子中出任首席經濟顧問的艾倫·格林斯潘也注意到，儘管尼克松是自伍德羅·威爾遜以來智商最高的美國總統，但他平時的談吐行事卻不夠自信[24]。
1999年10月，一卷1971年的白宮錄音帶被公布，其中包含有尼克松貶損猶太人的言論[108]。在與H·R·霍爾德曼交談時，尼克松稱哥倫比亞特區「到處都是猶太人」，而且「大部分猶太人都不忠誠」，他的一些高級助手例外[109]。然後他補充道：「但是鮑勃，一般來說你不能信任那些混蛋。他們會背叛你，我說得對吧？」[109]但在錄音中的其他部分，尼克松又否認自己是個反猶太主義者，稱：「如果任何一個曾坐在這把椅子上的人有理由是一個反猶太主義者，那就是我……但我不是，你明白我的意思吧？」[109]
尼克松相信，為了在政治生涯上有所建樹並成為總統，有必要與其他人保持一定距離。即使是與一些人認為是他最親密朋友的彼比·雷博佐交談時，他也不會直呼其名。尼克松對此表示：「即使是在和好友在一起時，我也不認為你就應該放下心防，把這樣那樣的事情吐露出來，比如說：『哎呀，我睡不着覺』……我認為一個人的煩惱只要自己知道就行了。我就是這樣的人。有些人不一樣。有些人認為和好朋友坐到一起，然後，你知道，掏心掏肺的是件有益身心健康的事……但我也做不到，絕對不可能。」[110]當得知大部分美國人即使到了他的政治生涯結束也感覺對他缺乏了解時，尼克松回答：「是的，這是真的。而且他們也沒必要了解。」[110]
尼克松是開啟了中國大陸及美國關係的第一個美國總統，因此他經常被中國大陸官方媒體稱為「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在他任總統期間以及卸任總統之後，他先後五次訪問中國大陸。
尼克松在1972年訪問中國大陸期間，與周恩來一起在杭州西湖親手栽下了北美紅杉樹。為此他和杭州結下了不解之緣。在五次的訪華中，除了1972年第一次訪問杭州之外，他還分別於1982年、1993年共三次訪問了杭州[113][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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