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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建校以来之历史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浙江大學之前身求是書院創立於1897年,是浙江省第一所國人自辦的新式書院。在中華民國時期,以浙江省工業專門學校、浙江省農業專門學校合併,外加新建一文理學院,在求是書院舊址復建為國立大學,雖經歷抗戰西遷,逐步發展壯大為「民國四大名校」之一。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經歷國立英士大學、教會之江大學併入,並被拆分重組為一所多學科工科大學,其醫學院、農學院以及文理學院各自經歷重組,成為浙江醫科大學、浙江農業大學、杭州大學。1998年,浙江醫科大學、浙江農業大學、杭州大學與浙江大學重新合併,形成今日之綜合性大學。
杭州知府林啟於1897年設立求是書院,是浙江省高等教育之嚆矢,浙江大學之前身。[1]作為中國近代史上效法西方學制最早創辦的幾所新式高等學校之一,求是書院在初創時期受到同城的育英書院的影響,以育英書院的美國教師王令賡為總教席,統管書院的教學事務。[2]
作為近代中國自辦的第一所普通文理學院,不同於此前上海製造局附設的廣方言館與北京的同文館等官辦學校,教師以中國人為主,就連西文也由中國人教授,不僅要求學生學習近代科學文化知識,還要求學生學習中國傳統文化。[3]1898年,求是書院又率先派遣優秀學生去日本留學,「為各省派往日本遊學之首倡」。[2]
1901年起,求是書院先後改名為求是大學堂、浙江大學堂、浙江高等學堂。[1]1909年起,學校開始招收女生。[4]1912年,民國元年,浙江高等學堂改名浙江高等學校,因教育總長蔡元培主張全國分四大學區,各區設立大學附設預科,故各省預科學校不再必要,浙江高等學校遂停止招生。[5]1914年,最後一屆學生畢業後,學校關停。[1]
自求是書院關停後,蔣夢麟、邵裴子、陳大齊、鄭曉滄、何炳松、湯兆豐、馬敘倫、邵元沖、陳榥等一批求是書院師生積極籌備大學的建立。1947年,浙江大學紀念建校20周年暨求是書院成立50周年,校友紛紛將校史追溯到1897年成立的求是書院,史地學家、浙江大學教授張其昀明確將求是書院稱為浙江大學的前身。1948年,中華民國教育部教育年鑑編輯委員會編《第二次中國教育年鑑》亦以求是書院開始介紹浙江大學。[6]
1911年,浙江巡撫增韞在杭州蒲場巷報國寺已停辦的銅元局舊址創立浙江中等工業學堂,1911年3月27日正式開學,但10月即因辛亥革命戰事停辦。1912年3月15日重新開校後,改稱浙江公立中等工業學校,1913年又改稱浙江省立甲種工業學校,設正科4年與一年級預科,並在馬坡巷水香閣設有分校。1920年秋,因應省議會建議,升格為浙江公立工業專門學校,學制預科1年,本科3年。1923年5月,許炳堃校長赴歐美考察後更改學制,本科畢業優等的授予學士學位。1923年下半年,許炳堃病,改由徐守楨擔任校長。1927年初,國民革命軍占領杭州,徐守楨辭職。1927年8月,國立第三中山大學成立,為其工學院。[7]
1910年,官立浙江農業教員養成所成立,以陸家鼐為首任所長,首批學生100名;最初設立於杭州馬坡巷民房,後因校舍不敷用而遷移到橫河橋南河下民房。1912年,因應民國元年學制改革,學校改組為公立浙江中等農業學堂,設農學科1班,學制3年。1913年4月,學校遷移至杭州筧橋,添設森林科1班。同年冬,改稱浙江省立甲種農業學校。1915年,添設研究科1班,學制4年。1918年,承應省議會議決,添設獸醫科。1924年秋,與建德省立甲種森林學校合併,改組為浙江公立農業專門學校,設農學、森林兩科,學制3年。1925年,增設高中農科,學制5年。1927年8月,國立第三中山大學成立,為其勞農學院。[8]
之江大學的校史可以追溯到1844年美北長老會在寧波成立的崇信義塾,該校於1867年前往杭州,改名育英義塾,逐漸發展為之江大學。[1]1952年院系調整中,之江大學被撤銷,工學院航空工程系併入中央航空學院,其餘併入浙大,文理學院部分系併入復旦大學,財經學院併入華東財經學院,建築系部分併入南京工學院,土木建築學科併入同濟大學。其校址一開始為浙江師範學院所用,後來為中共浙江省委黨校所用,1961年改為浙江大學所用,用以開設火箭力學、火箭動力學、液固體燃料、自動遠動控制、核物理、放射化學等保密專業。[9]1952年後,之江大學文理學院與浙大文理學院一同組建浙江師範學院,後來發展為杭州大學,並於1998年併入浙江大學。[10]由於教會大學的歷史敏感性,之江大學在校史中的貢獻與地位長期不被承認。[11][12]
浙江醫學專門學校是最早的國人自辦的醫學高等教育,於1912年成立。[13]抗戰時內遷,1946年夏,遷回杭州,受到校友王肇康幫助,以聯勤總部第二十二後方班部分房屋作校舍,即湖濱校區西南部分。1947年春,由浙江省教育廳撥款在孩兒巷設置附屬醫院。1947年夏,升格為浙江省立醫學院。1951年,接管廣濟醫院,作為外科教學醫院,孩兒巷附屬醫院改為婦幼保健院。1952年2月院系調整中,浙江省立醫學院與國立浙江大學醫學院合併,設立浙江醫學院,以原浙江大學醫學院附屬醫院為附屬第一醫院。浙江醫學院於1960年改為浙江醫科大學,1998年併入浙江大學。[14]
1937年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後,聚集浙江幾乎所有高校的杭州迅速淪陷,杭州師範、之江大學均被日軍焚毀,浙江大學被用日軍運走重要圖書後,用煤油縱火焚毀。浙大遷往江西,之江大學和宏道女學遷往上海,省立醫專遷往臨海,杭州藝專和北平藝專合併,其餘學校均停辦。為救濟戰時失學青年,浙江省政府於1938年11月決議創辦浙江省立戰時大學,籌備會辦公室位於麗水縣城郊三岩寺。1939年2月,籌備會決定先辦理工、農、醫三學院,理工學院設麗水,農學院設松陽,臨海的省立醫專就地改組為醫學院。5月,為紀念陳其美而改名浙江省立英士大學,於1939年10月26日正式成立授課。1942年5月,學校因浙贛戰役遷往雲和,後又遷往景寧,最終落腳泰順。1943年4月,升格為國立大學,原本以原復旦大學校長吳南軒任校長,實則後以暨南大學總務長杜佐周出任。英士大學工學院劃出,單獨設立國立北洋工學院。1943年6月,東南聯合大學法學院與藝術專修科併入英士大學。抗戰勝利後,於1945年11月轉入永嘉,又於1946年3月轉入金華,最終以金華為校址。1949年,學校被撤銷,併入浙江大學。[15]
1921年,浙江省議會指出浙江中學生眾多,升學只能去浙江私立法政專門學校、浙江公立醫藥專門學校二校,並沒有大學,因此建議籌辦杭州大學。[16][17]1922年12月30日,浙江省議會選舉蔡元培等十人為籌辦杭州大學董事,翌年1月29日董事會成立。[17]因當時政局動盪,正經歷江浙戰爭,經費籌措困難,杭州大學有籌備之名卻無籌備之實。到1926年7月,省長公署以多數董事任期已滿而拒絕召集開會,籌備也因此無果而終。[16][17]
1927年2月,北伐軍攻占杭州,整頓浙江省教育事務,通過設立浙江大學研究院計劃案,將前高等學堂及陸軍小學堂舊址、羅苑及文瀾閣舊址陸續撥為研究院用地,並召集張人傑、李石曾、蔡元培、馬敘倫、邵元沖、蔣夢麟、胡適、陳世璋、邵裴子等九人組成的籌備委員會。籌備委員會因研究院規模宏大、需費浩繁而改而籌建大學。[17]
因試行大學區制,大學定名為第三中山大學,在當年8月宣告成立。除卻學術研究外,同時分管浙江大學區內教育行政事宜,由國民政府指派蔣夢麟作為校長。[17]學校由浙江公立工業專門學校、浙江公立農業專門學校合併而成,並由邵裴子於第二年組建文理學院。[17]浙江省立甲種工業學校改稱爲浙大附設高級工科中學,後改稱浙大代辦高級工科職業學校;浙江省立甲種農業職業學校改為,浙大附設高級農科中學及農學院附設普通高中,後改為浙大代辦高級農業職業學校。[5]
文理學院成立後,主要以普慈寺基礎上改建的求是書院為校舍,工學院則繼承位於報國寺的浙江公立工業專門學校建築。[18]文理學院位於校園的北側,南面為慈湖,東面則是貼沙河;工學院則位於校園的南側,三面環水,外圍土城。[19]1928年,在慈湖上建成求是路和求是橋,溝通兩學院。[19][18]學校以四月一日為校慶紀念日,蓋因求是書院創設於1897年農曆4月。[20]
1928年4月,學校改名為浙江大學,稱中華民國大學院浙江大學,並於7月加冠「國立」二字,稱國立浙江大學。10月,國民政府成立,蔣夢麟兼任教育部長。1929年大學區制廢除,浙大行政職能由省教育廳接收。[17]廢除大學區制度後,浙江省教育界存在北京大學背景之派系與浙江高等學堂之派系間的鬥爭,北大系占據上風;畢業於浙江高等學堂的陳布雷赴任浙江省教育廳長後,用人採用超然於學派觀念之態度。[21]
1929年,蔣因教育部工作繁重,辭去浙大校長職務,國民政府指派副校長邵裴子接任。[17]邵裴子在擔任文理學院院長與校長期間,提出士流教育的教育目標,希望浙大學生都應有志於做「士流」,並倡導「學者辦學,輿論公開」;其士流教育主張在竺可楨任內由鄭曉滄重新提出,指大學應當培養具有演繹與歸納整理思想之修養、能引領社會風氣的「士」。[22]
雖名為國立大學,浙大之經費實則由浙江省財政廳就代征國稅項下劃撥。自1930年下半年,浙江省財政廳開始拖欠學校撥款,引發學校經費問題。1930年12月,因國民政府於1931年1月起廢除厘金,浙江省財政廳以無代收國稅款項為由拒絕向浙大撥發經費。浙大向財政部、教育部請示解決辦法, 財政部、教育部則認定浙江省財政廳應當以新開徵之營業稅劃撥經費,浙江省財政廳則認定營業稅為地方稅且不能抵消廢除厘金之損失,省政府因而要求浙大經費由中央政府撥款。中央政府與浙江省政府之間的推諉造成學校難以為繼,校職工於1931年3月致電蔣介石要求解決經費問題,學生也於4月14日前往省政府請願。4月15日,蔣介石視察浙大工學院後,提出浙大經費一半由浙江省支付,一半由中央補助,但實則教育部和浙江省教育廳仍然嚴重拖欠經費。11月4日,農學院師生因經費問題進城面見校長,邵裴子與之商談,遭到工學院部分學生衝撞,邵裴子隨即致電教育部辭職,工學院院長李熙謀亦引咎辭職。邵裴子之辭任據說也與邵「學者辦學,輿論公開」的主張以及拒絕加入國民黨有關。九一八事變後,浙大學生參與組織抗日救亡運動,12月10日浙大工學院學生參與杭州市中等以上學校學生遊行示威,示威學生搗毀張道藩宅邸,國民黨黨部即歸咎於浙大工學院,並認為工學院院長李熙謀縱容學生,事後工學院院長李熙謀、農學院院長許璇、文理學院院長邵裴子一同提交辭呈,均被教育部拒絕。[21]
1932年3月,國民政府同意邵裴子辭職,指派程天放繼任浙大校長。作為教育系統官僚,程天放與陳果夫、陳立夫關係密切。接任浙大校長時,正值一二八事變後全國財政壅塞,中央財政與省財政均積欠浙大經費數月,程天放聯絡浙江省財政廳解決經費問題無果後,又向中央政府求助,收穫部分撥款。6月,浙大教授因欠薪數月召開全體會議,提出總請假一個月,校方緊急撥發一個月薪水後恢復上課。經程天放赴南京走訪後,行政院院長汪精衛、教育部部長朱家驊提出7月起學校經費可以足額發放,蔣介石亦以私人名義致電浙江省政府,催其自7月起足額發放經費,未果。1932年11月,程天放再度致電蔣介石,要求由財政部完全承擔浙大經費,教育部遂於12月增加撥款,但餘款仍由浙江省承擔。然而,1933年2月,國民政府又指派程天放擔任湖北省教育廳廳長,引發學生致電政府和程本人挽留,並發表《除程天放氏外,拒絕任何人長校》之宣言。時值熱河戰役,浙大學生之宣言因破壞團結引起教育部之不滿,程天放雖不願意前往湖北但也決定服從大局離任。[21]
與二陳CC系關係密切的余井塘首先被傳為校長人選,但因學生反對,陳立夫改為提名郭任遠為校長人選。[21]1933年3月,郭任遠接任浙大校長,國民黨黨部勢力也滲入學校管理。對於經費問題,郭任遠一面繼續向中央政府和省政府求助,一面改革學校行政機構,削減行政費用。[21]1933年6月,陳果夫向蔣介石提出要改組浙大農學院,許璇院長隨即以「辦事棘手」為由辭職,並引發農學院教授總辭職。[21]1934年,浙大出售位於筧橋的省立蠶桑學校及浙大農學院校地予中央航空學校,在杭州太平門外華家池購地500畝,建設新校舍。[21]1935年,學生不滿學校施政,以及阻礙學生響應一二九運動,軍警入校逮捕學生等事宜,引發驅郭運動,最終郭任遠離任。[23]
郭任遠離任後,竺可楨為各方所看好之校長人選,浙大教務長鄭曉滄,陳布雷胞弟陳訓慈,蔣介石近臣翁文灝、陳布雷均進言推薦。然而,浙大自成立以來,多受蔣介石照顧,國民黨黨部的影響頗為強勢,程天放、郭任遠等校長之任命去留多受CC系之掌控。但1936年2月,竺可楨訪問妻姐夫邵元沖得知執掌CC系的二陳正不受蔣介石信任,在日記中寫道「此時余若不為浙大,謀明哲保身主義,則浙大又必陷於黨部之手」。竺可楨遂向蔣介石文膽陳布雷以「財源須源源接濟;用人校長有全權,不受政黨之干涉;而時間則以半年為限」為條件接任浙大校長。[24]
竺可楨任上,浙大經費問題因蔣介石等浙江籍官員多受關照。1936年10月,蔣介石受到竺可楨邀請到浙大視察,竺可楨藉機提出建設新校舍,獲得蔣介石附和。蔣介石視察後,竺可楨又作《半年來浙大之改進》之報告,托陳布雷轉交蔣介石。11月初,蔣介石針對報告回復竺可楨,隨後軍械局土地由行政院劃撥浙大,竺可楨指「卅年以來火藥庫與大學毗鄰,人心不遑寧處,今一旦解決為之大快,而浙大百年大計亦於此決定,以現有二百畝之地基辦一大學亦綽綽有餘矣,何必再移城外華家池哉」。1937年初,浙大又提出建設計劃,申請增加臨時費,雖獲得蔣介石同意,但實則教育部下年度預算已經到終審,無法再修改。[21]
1936年,竺可楨邀請梅光迪出任文理學院副院長兼外國文學系主任,隨後張蔭麟、郭斌和等一大批學衡派學者來到浙大任職。[25]因竺可楨引入大量東南大學舊人之舉被指植黨行私,校內一度成立「浙江大學驅竺團」抗衡,[26]蘇步青、陳建功等老教授也據此不看好竺可楨,直到抗戰全面爆發後才有改觀。[27]由於學衡派學者和中國科學社重要成員的雲集,浙大逐漸成為文化和科學學術的重鎮。[25][28]
盧溝橋事變後,抗日戰爭全面爆發。1937年9月入學的新生,遷往西天目山禪源寺,並引入導師制。[29]1937年11月,浙大杭州本部遷往建德梅城,並協同浙江圖書館將文瀾閣《四庫全書》一同遷移。[30]浙大代辦高級工科職業學校、浙大代辦高級農業職業學校均因西遷而停辦。[5]1937年底,杭州淪陷,浙大離開建德,經金華、玉山、樟樹,遷往江西吉安、泰和。[31]與此同時,浙江大學李絜非會同浙江省圖書館的夏朴山負責將文瀾閣《四庫全書》轉運至貴陽。[32]日軍在1938年7月占領江西九江,浙大再度遷往廣西宜山,1938年8月增設師範學院,1939年2月校舍遭到日軍轟炸,1939年夏將文理學院拆分為文學院和理學院。[33]1939年7月,浙大在麗水龍泉芳野曾家大屋開辦分校,服務由於經濟與交通問題無法前往內地升學的同學。[34]1939年11月,隨着廣西南寧陷落,浙大遷往貴州,總部設在遵義子彈庫,並在湄潭設立分部。[35]在遵義的又校本部、文學院、工學院,在湄潭的則有理學院、農學院,師範學院則在兩地均有部分。[5]1944年10月,英國學者李約瑟訪問位於貴州的浙大,[36]並在《自然》上發文將浙大稱為中國最好的四所大學之一,[37]並讚譽為「東方劍橋」。[36]
1945年10月,龍泉分校師生率先啟程回杭,11月在杭複課。[5]遵義總校則在1946年5月7日動身回杭,改遵義校址為留守處。由遵義往杭州,經貴陽、玉屏出貴州,後經停長沙領取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之難民證,得享基本食宿與免費車船搭乘之待遇。[39]
遷回杭州後,日軍損毀的農學院院捨得以重建,大學路校本部新建梨洲館、舜水館,[5]原先的校本部大樓改稱陽明館,以分別紀念黃梨洲、朱舜水、王陽明三人。[40]農學院則在華家池新建神農館、后稷館、嫘祖館等建築,以紀念神農教民耕作、后稷教民稼穡、嫘祖教民育蠶的神話傳說。[41]學校還在刀茅巷建設建德村、泰和村等教職員住宅群,並將刀茅巷口鐵工廠一側的九間改名芳野村,將上刀茅巷一個園子改稱龍泉館,以紀念浙大西遷的歷史。此外,學校還為附屬中學購買了吳牙巷地塊。[42]浙大圖書館館藏亦有充實,吳興劉氏嘉業堂藏書、瑞安孫氏玉海樓的藏書歸入。[5]
1947年10月26日凌晨,浙大學生於子三被中統秘密逮捕,後在獄中死亡,引發學生罷課與遊行示威。於子三當時是農學院三年級學生、浙大學生自治會會長,竺可楨獲保證於子三將移交法院,因而親自前往探訪,卻被告知於子三以碎玻璃「畏罪自殺」;校長竺可楨拒確認死因,隨後浙大公開於子三事件經過,引發全國學潮。[39][43]11月20日,法院仍判處其他三名學生各7年徒刑。在法院宣判被審學生有罪後,浙大等校學生繼續抗議性罷課。[44]竺可楨中間派的態度為學生們所不齒,引發拒竺情緒。[43]
1949年4月,解放軍攻克南京,竺可楨接獲電報:「俞市長煩速轉浙大竺校長,望早蒞滬。教授願離校者到滬後可設法。曉峰已到」,但竺可楨拒絕離開大陸,於4月29日起蟄居上海的中央研究院,校內至四月底實為學生自由行動之無政府狀態。[43]5月3日,中共占領杭州,竺可楨獲邀請回浙大繼續擔任校長,但竺可楨於6月2日寫信給同事學生,指自己不會返校。竺可楨在上海期間,受到上海浙大校友會於7月舉辦年會歡迎,後又有北京兩百餘名浙大校友在中山公園集會,請求竺可楨回浙大擔任校長。[43]然而,竺可楨返校的主張卻遭到了中共控制的浙大學生自治會的集體抗議,[45]竺可楨也於10月轉任中科院副院長。[43]
1950年浙大宣布停辦歷史系,我不得不離開浙大,轉來復旦。我相信,浙大若能像竺老當校長時那樣繼續辦下去,我是不會離開浙大的。 |
1949年6月6日,中共軍事接管浙大,接管小組成員有教授嚴仁賡、孟憲承、陳立、范緒箕、張君川、黃煥焜,中共地下黨員劉瀟然、許良英,以及學生自治會主席包洪樞九人。接管小組宣布停止中國國民黨、三民主義青年團活動,查封張其昀之文稿、書籍及全部財產,撤銷師範學院,停辦法學院、歷史系、哲學系並遣散譚其驤在內的師生,只剩下12人馬列主義經典著作和毛澤東著作學習班。不同於北大、清華、南開之接管,浙大之接管中,左派學生以過去恩怨報復教授,致儲潤科、朱正元、胡剛復、酈承銓、王煥鑣、謝家玉、趙松喬、竺士楷等六十餘名教授員工被停聘。[43]
1949年8月,馬寅初接任浙大校長。9月,馬寅初倡議設立政治課委員會,邀請沙文漢、林乎加、商景才等中共浙江省委負責人來浙大講課,並派遣浙大職員前往華東人民革命大學政治研究院學習馬克思主義和新民主主義政策。11月,浙大學生服務部開設夜校。[46]1950年,引入校代表大會制度,要求全校師生「人人提提案,個個想辦法」。[46][47]
1951年,馬寅初調任北京大學校長,浙大校長職位空缺。馬寅初在北大任內發起教員思想政治學習運動,後演變為思想改造運動與三反五反運動,[46]波及浙大。三反五反運動中,蘇步青、蔡邦華、談家楨、邵均、路嘉冰、李壽恆等浙大教師遭受衝擊;[48]束星北因憤慨蘇步青被無端審查,毆打運動核心小組主任,後因「毆打革命幹部,抗拒運動」而被鬥爭批判。[49]
1950年10月,國立浙江大學附屬中學改歸浙江省文教廳領導,並於1951年8月1日與美北浸禮會蕙蘭中學合併,成立杭州第二中學。1950年底,奉教育部命令,刪除校名中「國立」二字。1951年,浙江省人民政府決定由浙大與省文教廳創辦浙江師範專科學校。[50]1952年,院系調整開始,仿效蘇聯模式,浙大只保留工學院電機、化工、土木、機械四系,之江大學相關工科專業併入浙大,仍在大學路與華家池辦學。[18]經竺可楨安排,王淦昌、貝時璋、王葆仁、沈善炯、許良英等一批浙大理學院教師被調入中科院。[51]浙江大學醫學院與浙江省立醫學院合併,組建浙江醫學院,校址位於小車橋省立醫學院校址,以浙大附屬醫院為第一附屬醫院,原英國海外傳道會廣濟醫院為第二附屬醫院。[14]農學院單獨建校,成立浙江農學院,校址位於華家池原址。[8]以浙大與之江大學的中國文學、外國文學、教育學三系,加浙江師範專科學校,接收之江大學校產,成立浙江師範學院,[50]校址位於原之江大學校園。[10]
1954年,浙大動身遷校,選址於杭州市第一公墓。1956年遷入稱玉泉校區。[52]大學路校區則轉給省中醫進修學校使用,[53]2000年後成為居民區,原校園建築所剩無幾。[18]1955年錢學森來杭時,負責浙大的劉丹主動探討恢復理科教學工作;1957年,在劉丹書記推動下,浙大重新籌建理科系。[54]1958年,杭州工學院撤銷,並歸浙大,其校區作為文二街二分部進行新生教育。[55]1961年,浙江大學接管原之江大學校址,作為六和塔三分部,用以開設火箭力學、火箭動力學、液固體燃料、自動遠動控制、核物理、放射化學等保密專業。[9]1963年,浙江大學被添列為全國重點大學。[56]
1978年3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在北京召開了全國科學大會,對科技工作進行撥亂反正。為吸收、培養新的人才,中科院謀劃改建一批工科院校。1978年8月,中國科學院接管浙江大學和哈爾濱科學技術大學,隨後又在1978年底接收了成都科學技術大學;三所學校中,中科院在浙大建設投入最多。1978年12月,時任中科院副院長錢三強兼任浙江大學校長,開始對學校系科設置進行改造,[58]並試點學分制改革,擴大選修課比例,開展外語、計算機基本知識等教學和訓練。[59]此外,中科院根據與與德國洪堡基金會的協議,遴選浙大教師赴德國訪學,其中就有當時機械工程系青年講師路甬祥。[58]
1981年,浙大改歸國家教育委員會領導。[58]1982年起,以機械系機制專業1982級作為改革試點,加強和改進基礎理論教學,減少講課課時,增加自學與工程訓練的環節。[59]
1983年5月在武漢召開的教育部全國高等教育工作會議後,南京大學名譽校長匡亞明和浙江大學名譽校長劉丹、天津大學名譽校長李曙森、大連工學院名譽院長屈伯川共同起草了《關於將50所左右高等學校列為國家重大建設項目的建議》,這一建議得到鄧小平的採納。[60]然而,首批重點建設高校被選定為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復旦大學、上海交通大學、西安交通大學五校,並沒有浙大。[54]高校建設項目後逐步發展為1990年代的211工程。[60]
1984年,浙江大學調研世界一流大學人才培養方案後,[59]以「工科人才,理科培養」為原則成立混合班,[61]即在不同專業的新生中選拔5%優秀工科學生約120人,混合培養,集中住宿管理,每屆經過競爭淘汰1/3以上。學校在教務處設立了教學二科專門管理混合班,並於1993年擴大混合班規模至150人。[59]浙大以混合班為試點,改革工程教育,在1994年近一步推廣形成工程教育高級班,每年從理工科專業的一年級學生中選拔60餘人,學習專業課程之外提供工程實踐的機會。1995年秋,學校進行了全校範圍內的教育思想大討論,最終決定進一步加強主輔修制度以及課程體系模塊化建設,以實現寬基礎、專業培養、學科交叉三個階段依次實施的人才培養。[59]1991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李政道在浙江大學創建了浙江近代物理中心並擔任主任。[62]
1979年到1989年期間,學潮在中國各地湧現,杭州的十多所高校也都有所參與。[63]1985年3月,許良英和方勵之在浙江大學召開愛因斯坦研究討論會,期間方勵之談論在中科大的民主改革經歷,其演講文字稿廣為流傳,許良英稱這是方勵之「於1980年代對社會產生巨大衝擊的開始」。[64]1989年,浙大、杭大等校學生在武林廣場舉行示威,聲援北京的抗議活動。天安門屠殺後,抗議學生到南星橋火車站臥軌三日,阻斷至少60列客車與166列火車,直至浙江省副省長柴松岳到場安撫平息。[65]
1985年,浙江大學用邵逸夫的捐款,在玉泉校區新建邵逸夫科學館,是為邵逸夫在中國內地捐款事業之始。[67]自1985年以來,邵逸夫在浙江大學捐助有邵逸夫科學館、逸夫工商管理樓、邵逸夫體育館,在杭州大學捐助有逸夫科教館,在浙江農業大學捐助有逸夫體育館。1985年以來,邵逸夫共向浙江大學捐贈7個批次8個項目,遍布多個校區,總額達3.1億港元及400萬美元。1989年,香港電影大亨邵逸夫捐款1億元人民幣在浙江省新建現代化醫院。[66]當時,邵逸夫醫院隸屬於浙江醫科大學,由美國羅馬琳達大學提供培訓支持。自創設以來一直是中國頂尖醫院之一。[68][69][70]邵逸夫醫院是邵逸夫捐贈的唯一一家公立醫院,也是其在中國內地金額最大的捐助項目。[66]
1979年,原浙大黨委書記、名譽校長劉丹赴美交流後,提出老浙大分離出去的學校要聯合起來,以適應國際上大學向綜合性發展的趨勢;1989年,臨終前的劉丹還以此為遺願向前來探望的路甬祥囑託。[72]1963年,竺可楨以人大委員身份訪問浙江時就向中共浙江省委提出,浙大應該和杭大合併,1970年又向周建人省長提議二校合併。[73]此外,浙江醫科大學校長鄭樹、浙江農業大學校長朱祖祥、杭州大學校長陳立都在不同場合表態呼籲四校合併。[74]
1996年初,原浙江農業大學校長朱祖樣和原浙大的王啟東數授在全國人大八屆四次會議上向參與浙江組討論的國務院副總理李嵐清提出四校合併的願望。[73]李嵐清重視這一提議,多次向國家教委、浙江省領導了解相關情況。1997年初,蘇步青、王淦昌、談家禎、貝時璋以浙大校友名義致信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建議實施四校合併。1998年3月23日,在國家教委和國家計劃委員會多次來杭州調研後,國務院正式批覆同意四校合併,籌備工作於4月30日啟動。4月27日,張浚生由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卸任,擔任四校合併籌備組組長;張浚生自1954年到1983年一直在浙大,從學生一直當到校黨委副書記。[72]
1998年9月15日,[72]浙江大學、杭州大學、浙江農業大學、浙江醫科大學四校合併,所成立的新浙江大學將是中國規模最大、學科門類最齊全的綜合性大學,[75]擁有除軍事學之外的全部學科門類。[72]按照合併計劃,新組建的浙大為教育部直屬高校,教育部和浙江省共建共管,日常工作以浙江省為主管理,重大事項以教育部為主。[75]新浙大擁有玉泉、西溪、華家池、湖濱、之江5個校區,有全日制在校學生3萬人,全校教職工1萬餘人。[72]
1998年四校合併後,浙大於1999年起謀求新校區,一開始因當地政府積極爭取選址在富陽富春江畔。後杭州市政府找到浙大,願意在城西給浙大3100畝地,後來追加5000畝,同時願意撤出原先經過地塊的高壓線,以及省政府宿舍區,最終獲得教育部支持。[76]
2000年10月,紫金港校區東區建設工程批准立項,11月規劃設計全球招標,12月批准徵地。2001年9月開工,10月開始打樁,12月主體工程開工,2002年10月一期工程竣工,一、二年級本科生共1.3萬人入住。浙江大學紫金港校區位於杭州市西湖區塘北地塊,距離市中心武林廣場約9公里,南臨餘杭塘河, 北靠留祥路,西面為規劃中的光明路和紫金港路。占地總面積為3200畝(213.3公頃),水面面積接近總用地的五分之一,規劃建築總面積107萬平方米,預算投資30億元人民幣。[77]
2002年,杭州市區內部分院校以文一路校園置換下沙高教園區土地,張浚生拒絕杭州市政府置換請求。2004年12月31日,杭州市委和學校聯合舉行會議,時任校黨委書記張浚生指出玉泉、華家池和之江校區均不會轉讓。[76]2005年,浙大湖濱校區被以24.6億元轉讓給香港嘉里建設,成為當年杭州最貴的地皮。隨後,校區內22層、高67米、號稱「西湖第一高樓」的3號實驗樓被爆破拆除,距當初落成僅13年。[78]當時,浙江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范柏乃評價道:「我們有5000年的歷史,卻少有50年的建築。」[79]紫金港一期工程中,浙大投入21-22億元,其中銀行借貸12-13億元。[76]湖濱校區地皮轉讓所得中,浙大分得17.6億元,使得學校足以擺脫建設紫金港校區的還貸壓力。[78]
2011年,浙大華家池校區內240畝土地以凱旋單元名義出售,總價136.7億元。[78]根據學校規劃,華家池校區成為浙大繼續教育學院本部,原有農學院等院系搬家後,北部240畝土地將予以出讓。而根據市政府2007年4月的政府規劃文件,華家池校區將會保留華家池以及歷史建築,形成城市公園。賣地計劃遭到浙大原黨委書記張浚生等人的反對。[80]
2009年,浙江大學與舟山市政府合作共建「海上浙江」示範基地,成立浙江大學海洋系。[81]2012年6月10日,浙江大學與舟山市政府籌建海洋學院,隨後開始建設舟山校區。2013年,海洋學院正式成立,並於2015年9月遷往舟山校區。[82]首批學生於2015年9月入學,預計到2025年將會有4000名學生。[83]浙江大學海洋學院是浙江大學首個不在杭州的學院,[84]提供本科和研究生教育,本科一二年級新生將在紫金港校區接受教育,到大三大四轉到舟山校區。[85]
2013年,浙江大學和海寧市政府合作設立海寧校區,該提議同年獲得浙江省政府、教育部批覆同意。[86]首批學生2016年入住。[87]2019年,校區被納入《長江三角洲區域一體化發展規劃綱要》,成為國家計劃的一部分。科技部和教育部共同在校區設立浙江浙大國際聯合創新中心。[88]2021年,杭海城際鐵路浙大國際校區站投入運營。[89]目前,校區設有浙江大學-帝國理工學院應用數據科學聯合實驗室、浙江大學愛丁堡大學聯合學院、浙江大學伊利諾伊大學厄巴納香檳校區聯合學院等中外合作辦學機構。[90][91]對於中國大陸學生,國際校區招生計劃納入浙江大學統一招生。[92]
2019年起,獨立學院拆分自其所屬高校。[93]浙江大學寧波理工學院改制為浙大寧波理工學院,為省屬高校,繼續與浙江大學、寧波市政府保持合作。[94]2016年10月,浙江大學工程師學院在寧波招生。自此,浙江大學擴大與寧波市政府合作,[95]新建寧波研究所、國際設計學院、工程師學院寧波分院、浙江大學國際設計研究院,還將軟件學院遷移至寧波,並繼續加強與浙大寧波理工學院的學術合作。[96]
2005年,浙江大學設立了國有獨資性質的浙江大學投資控股集團,隨後改名為浙江大學圓正控股集團,以創新技術研究院公司、科技創業投資公司、科技園公司、後勤集團、圓正旅業集團、新宇集團、城鄉規劃設計院公司等企業為核心資產,為學校提供科技產業和後勤服務保障。截至到2023年,旗下已經有浙大網新、眾合機電、浙大蘭德等參股的上市公司。[97]
1999年7月,教育部和浙江省人民政府批准設立浙江大學城市學院。浙江大學城市學院是中國首家由國家重點大學創辦的民辦獨立學院,由浙江大學、杭州市人民政府合作辦學的全日制本科普通高校,本科畢業生達到學校畢業要求後可獲得浙江大學學士學位,從2012屆本科畢業生開始將由學院獨立授予學位。[80]2001年,浙江大學在寧波設立寧波理工學院,作為附屬獨立學院。[98]2010年,因債務壓力一度傳出浙江大學城市學院將會出售校園內土地,時任浙江大學校長楊衛否認。[80]2019年,浙江大學寧波理工學院改制為浙大寧波理工學院。[94]2020年1月7日,浙江大學城市學院改制為浙大城市學院。[99]
隨着中國經濟改革的進行,浙江大學以及浙江逐步成為創新創業的樞紐[100][101]。2014年,教育部公布2013年應屆生創業情況數據顯示,浙江大學本科生創業率最高,達到4.16%。根據浙大發布的《浙江大學創新創業生態藍皮書》,浙大背景的上市公司達393家,現任上市公司創始人、董事長、CEO、總經理級別的浙大畢業生有402人,其總市值超6.5萬億,71%浙大畢業的上榜企業家將企業總部設立在浙江。[102]
浙大校友與浙江籍商人以捐助形式回饋學校。2000年,校友劉奎斗以匿名方式捐資建設的竺可楨國際教育大樓暨竺可楨紀念館落成。[103]同年,香港紡織企業家曹光彪捐資建設的曹光彪高科技大樓在玉泉校區落成,是玉泉校區單體最大的建築和標誌性建築。[104]2001年,邵逸夫捐資建設的邵逸夫藝術樓在西溪校區落成。[105]2005年,香港實業家、中華廠商聯合會名譽會長周亦卿捐資建設的周亦卿科技大樓易在玉泉校區落成。[106][107]2013年,邵逸夫又捐款2億港元,支持邵逸夫醫學研究中心和邵逸夫醫療中心的建設。[108]2006年9月,段永平與丁磊聯袂向浙江大學捐贈4000萬美元,創下當時中國高校最大單筆捐贈紀錄。[109]2017年,浙大校友創建的上海遂真投資管理有限公司向浙江大學捐款11億元人民幣,成為國內高校獲贈的最大單筆捐款。[110]2017年,浙江馬雲公益基金會、阿里巴巴17位創始人及合伙人、阿里巴巴(中國)有限公司向浙大捐款5.6億元人民幣,以成立浙江大學醫學院附屬第一醫院發展基金。[111]2022年,段永平再度捐出1.7億元人民幣,以支持紫金港校區西區公共教學樓宇的建設。[109]
1999年,在潘雲鶴院士的積極倡導下,創建了創新與創業管理強化班。2000年在,在混合班和強化班的基礎上,成立竺可楨學院。[61][59]
1989年,浙江大學檔案館成立,下轄博物館和校史館。館藏浙江大學、杭州大學、浙江農業大學、浙江醫科大學、之江大學、國立英士大學、杭州工學院、浙江省農村經濟管理幹部學院8個全宗檔案共180596卷、323473件,50425張照片檔案(含底片),1514831條數字檔案館檢索目錄數。[142]
1997年8月,求是書院舊址被浙江省人民政府列為浙江省省級文物保護單位,現為杭州近代教育史陳列館。[143]
2000年,校友劉奎斗以匿名方式捐資建設的竺可楨國際教育大樓暨竺可楨紀念館落成。[103]
1949年,浙江省高等法院及杭州地方法院被中共接收,1951年其建築劃歸浙江醫學院。2005年3月16日,浙江省高等法院及杭縣地方法院舊址成為浙江省第五批省級文物保護單位,現為杭州城市建設陳列館。[144]
1987年4月,竺可楨黃銅雕像在玉泉校區圖書館前草坪上落成,雕塑由中國美術學院雕塑系應真華設計,杭州制氧機廠鑄造。[145]
1997年4月,[146]費鞏女兒費盈如女士等校友在浙大百年校慶時捐贈費鞏亭,2005年亭內新增費鞏銅像。[147]費鞏亭位於玉泉校區第七教學樓前下沉廣場,正方形,平屋頂,柱身楹聯「肝膽照日月奇冤難雪,風範沐桃李浩氣長存」為浙大原黨委書記張浚生所寫。[148]
2007年5月21日,馬寅初銅像在浙江大學紫金港校區啟真湖畔落成。[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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