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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奧多爾·貝扎（Theodore Beza），又譯狄奧多·貝沙，或泰奧多爾·德貝茲（法語：Théodore de Bèze 或 de Besze）（1519年6月24日—1605年10月13日），是一名在早期的宗教改革運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法國籍新教神學家與知識分子。他是反君權運動的成員，反對絕對君主制。他也是加爾文的重要門徒，一生大部分時間都住在瑞士。
他出生於法國勃艮第的弗澤萊。他的父親是皮埃爾·德貝茲（Pierre de Bèze），韋茲萊的王家總督，一個顯赫的勃艮第家族的後裔。他的母親瑪麗·布爾德隆（Marie Bourdelot）以慷慨大方著稱。他有兩名叔叔，其中一名叫尼古拉斯（Nicholas），是巴黎國會的成員；另外一名則是在博韋的天主教博韋教區的熙篤會修院Froidmont做院長的克洛德（Claude）。
未婚的尼古拉斯在訪問韋茲萊時特別喜歡泰奧多爾。在徵得泰奧多爾父母同意後，尼古拉斯把他帶到了巴黎教育他。1528年12月，他被送到奧爾良接受著名德國老師梅爾希奧·沃爾瑪（Melchior Wolmar）的指導。他被接納為沃爾瑪家的一分子，而後他便以進沃爾瑪家那天為他的第二生日。
很快，年輕的他便跟隨老師到了布爾日，那時老師被弗朗索瓦一世的妹妹、女公爵昂古萊姆的瑪格麗特召喚。當時布爾日是法國的宗教改革中心。1534年，在弗朗索瓦一世發布了一項反教會改革的詔令後，老師沃爾瑪回到德國。而貝扎便按照父親的意願回到奧爾良，花了4年時間（1535年-1539年）修讀法律。即便這樣，他還是比較喜愛閱讀古典著作，尤其是奧維德、卡圖盧斯和提布盧斯的作品，對於法律卻顯得意興闌珊。
不論如何，他還是於1539年8月11日領到了法學特許狀（Licentiate）這一學位，並且聽從其父親的吩咐到了巴黎開始執業。為了支持他，他的親戚還為他爭取到兩份有俸聖職，每年他可獲得700金克朗的收入；他叔叔還答應讓他當自己的繼承人。貝扎在巴黎呆了兩年，並且在文學界獲得了響亮的名聲。為了避免陷入外界的誘惑，他於1544在兩名朋友的介紹下與出自寒門的克洛迪娜·德諾斯（Claudine Denoese）訂婚，並答應她在他的條件允許的情況下和她公開完婚。
1548年，他出版了一本令他一舉成名的拉丁文詩集——Juvenilia，他因此而被視為他那個時代最好的拉丁文詩人。其中一首詩"De sua in Candidam et Audebertum benevolentia"講述了他與兩名情人的關係，並且描述說雖然這兩名情人他都吻過（坎迪德和奧德孛），但是他心中最愛的還是後者。日後有些人就以此來推斷他有雙性戀和雞奸的傾向。許多年後他的天主教的對手們就利用那些丑聞來攻擊他。教會歷史學家菲利普·沙夫（Philip Schaff）認為「在字裡行間搜尋他從未曾有的意思」以及想象出「他甚至在思想上也沒有犯過的錯」是錯誤的。[1]
在詩集出版後不久，他便病倒了，據說在病中他開始領悟到屬靈生命的需要。漸漸地他便開始接受基督的救恩而獲得了靈命上的提升。此後他下定決心與這個時代一刀兩斷。1548年10月23日，他和克洛迪娜一起到了日內瓦，一座收留福音派信徒（堅持基督教新教教義的人士）的法國城市。
他被約翰·加爾文收留，他們過去曾在沃爾瑪的家裡見過。他在加爾文的教會裡結婚了。紛至沓來的工作讓貝扎不知所措，於是他去圖賓根拜訪他過去的老師沃爾瑪。在回家的路上他到洛桑拜訪了皮埃爾·維雷（Pierre Viret），後者給他帶來了當地學院的希臘文教授的任命書（1549年11月）。
貝扎花時間寫了部聖經戲劇Abraham Sacrifiant（亞伯拉罕犧牲）。[2]其中他將天主教和基督新教做了對比，該劇大受歡迎。1551年6月，他在克萊芒·馬羅（Clément Marot）的詩篇（Psalms）的法文版中加入了一些詩篇，也非常成功。
與此同時，他出版了Passavantius ，[3] 一部直接針對皮埃爾·利澤（Pierre Lizet）的諷刺作品，後者是原巴黎國會議長，也是chambre ardente的主要發起人，1551年當時是巴黎附近的聖維克托隱修院的院長，正在出版大批爭論性著作。
更嚴重的是他捲入了兩起重大的爭論中。頭一起是宿命學說以及加爾文與熱羅姆·埃梅斯·博爾塞（Jerome Hermes Bolsec）之間的爭論。另一起是有關1553年10月27日在日內瓦對麥可·塞爾維圖斯施火刑的爭論。為了維護加爾文和日內瓦的行政長官，貝扎1554年出版了De haereticis a civili magistratu puniendis （1560年譯為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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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7年，貝扎對皮埃蒙特的瓦勒度派產生了特別的興趣，那時該派正受到法國政府的騷擾。他和威廉·法雷爾代表他們前往伯爾尼、蘇黎世、巴塞爾和沙夫豪森，後來又到了斯特拉斯堡、蒙貝利亞爾、巴登和格平根。在巴登和格平根，貝扎和法雷爾就聖事於1557年5月14日根據瓦勒度派的觀點發表聲明。該書面聲明清楚地表達了他們的觀點，受到信義宗神學家的歡迎，但在伯爾尼和蘇黎世遭到強烈反對。
1558年秋，貝扎和法雷爾第二次旅行，經斯特拉斯堡前往沃爾姆斯，希望通過帝國信奉福音派的王孫貴族們為巴黎被迫害的弟兄們求得通融。他們和菲利普·梅蘭希通及其他神學家們參加了沃爾姆斯會談（Colloquy of Worms）。貝扎提議所有新教基督徒組成聯盟，但遭到蘇黎世和伯爾尼的堅拒。
由於德國的親貴們得到了錯誤的報告稱，法國針對雨格諾派的敵對活動已經停止，故沒有使者被派往法國宮廷。結果貝扎和法雷爾、約翰尼斯·布多伊斯（Johannes Buddaeus）、加斯帕爾·卡默爾（Gaspard Carmel）再一次踏上旅程，經斯特拉斯堡到了法蘭克福，並在那裡解決了派使者到巴黎的問題。
在回到洛桑後，貝扎大為不安。在城鄉許多牧師和教授的聯合下，維雷最終力圖建立一個宗教法庭，並制定將頌揚共融者開除教籍的教會法律。但是加爾文教會並未統治伯爾尼，所以貝扎於1558年到了日內瓦。
在日內瓦他在新成立的學院內獲得了希臘語的教職，在加爾文去世後又獲得了神學教職。他也義務布道。
他完成了對新約皮埃爾·奧利韋唐（Pierre Olivetan）譯本的修訂，這件事已經拖了很久。1559年他出於對雨格諾派的興趣又進行了一次旅行，這次他到了海德堡。在幾乎同一時間，他不得不為維護加爾文而同漢堡的約阿希姆·維斯特法爾（Joachim Westphal）以及蒂勒曼·赫舒修斯（Tilemann Heshusius）展開辯論。
比爭論更重要的是貝扎對自己立場的自供。這最初是為他父親準備的，目的是為他自己的行為進行合法化的說明。該書經改版後出版以在自己同胞中傳播福音派知識。這本書於1560年以拉丁文出版，獻辭中說是獻給沃爾瑪的。英文譯本於1563年、1572年和1585年在倫敦出版。該書還有德文、荷蘭文及意大利文譯本發行。
同時，法國的形勢使新教的前途似乎一片光明。那瓦爾的安東尼國王屈服於福音派貴族們的要求，聲明他願意聽從一位教會的傑出教師的教導。貝扎作為一位法國貴族和法國新教大都會的學院的領導人，被邀請到內拉克城堡（法語：Château de Nérac），但他未能在國王心中種下福音派信仰的種子。
次年即1561年，貝扎代表福音派出席了普瓦希會談（Colloquy of Poissy），並雄辯地捍衛了福音派信仰的教義。會談沒有結果，但貝扎作為法國所有基督新教的領導和中保同時被崇敬或怨恨着。女王要求舉行另一次會談，這次會談在1562年1月28日於聖日耳曼舉行，正值授予新教信仰者重要特權的著名的一月敕令發布11天後。但是這次會談破裂了，顯然天主教方面準備（在3月1日瓦西大屠殺之後）鎮壓新教。
貝扎匆忙發出通函（3月25日）給帝國的所有的新教教徒，並與孔德（Conde）和他的部隊去了奧爾良。有必要迅速和積極地前進，但他們手裡既沒有士兵也沒有錢。在孔德的要求下，貝扎訪問了所有雨格諾派城市以獲得士兵和錢。他還寫了篇宣言，其中他認為新教的理由具有正義性。他被任命為使者訪問英國、德國和瑞士以從教友們那裡收集士兵和金錢。他去了斯特拉斯堡和巴塞爾，但遇到了失敗。此後他9月4日返抵日內瓦。他剛在那裡呆了十四天，就又被D' Andelot叫到奧爾良。這場戰役正變得越來越成功，但孔德所接受的不幸的綏靖敕令的發布（1563年3月12日）令貝扎和所有法國新教徒一片惶恐。
貝扎22個月沒在日內瓦，當地學校和教會的利益以及加爾文的身體狀況都迫使貝扎返回日內瓦。加爾文的地位無人可替代，而加爾文病弱的身體又使他無法擔負重任。加爾文和貝扎商定各周輪流共同承擔職責，但加爾文很快便於1564年5月27日去世。貝紮成了他的繼任者。
直到1580年，貝扎不僅是moderateur de la compagnie des pasteurs（牧師會主席），也是加爾文1559年創立於日內瓦的大型學習機構的靈魂，該機構由一個體育館和一個學院組成。生前，貝扎對高等教育頗感興趣。將近40年內，年輕的新教徒們蜂擁而至，爭相到他的講堂內聽他的神學課，在課上他講述純粹的加爾文正統教義。作為顧問，他的話令行政長官們和牧師們都深以為意。他為日內瓦建立了一所法律學校，那個世紀最傑出的法官們如弗朗索瓦·奧特芒、朱爾·帕修斯（Jules Pacius）和德尼·戈德弗魯瓦（Denys Godefroy）輪流在此授課（cf. Charles Borgeaud, L'Academie de Calvin, Geneva, 1900）。
他不止成功延續了加爾文的工作，而且也為日內瓦的教會帶來了和平。日內瓦的行政長官充分信服加爾文的理念，並且屬靈事務的方向、「福音牧師」（"ministers of the word"）和「宗教法庭」（"the consistory"）等的組織也擁有了堅實的基礎。自從1564年後，日內瓦再也沒有發生過教義分歧。有關實踐、社會或教會本質問題的討論，如行政長官對牧師至上等問題，可以自由討論，牧師有責任遵從campagnie des pasteurs（牧師會）中的大多數意見。
貝扎不以任何方式把自己的意志強加給同夥，並且不對不謹慎或頭腦發熱的同事採取嚴厲措施，雖然有時他也管管他們正在進行的爭論並充當調解員的角色；儘管他常常遇到極端的反對以致他揚言要辭職。雖然他傾向於行政長官們，但他知道在機會出現之時如何捍衛屬靈力量的權利和獨立，而不像加爾文一樣對其占優勢的影響進行讓步。
他的活動很多。他在compagnie（牧師會）和行政長官之間居中協調；後者甚至在政治問題上也一直尋求他的建議。他與歐洲所有新教方面的領袖合作。在1572年聖巴泰勒米大屠殺之後，他利用他的影響在日內瓦盛情接待了難民們。
1574年，他寫了一部名為De jure magistratuum（行政長官的權利）的書，此書極力反對宗教問題上的極權主義，並且聲稱人民有權反抗一個無能的行政長官，有必要時甚至可以使用武力廢除他。
綜上所述，雖然貝扎不是像加爾文一樣傑出的教義學者，在宗教領域也沒有創新的天賦，但是他仍然是著名的人道主義者、釋經家、演說家，以及宗教與政治事務方面的領袖，這使他成為歐洲所有加爾文主義者的導師。在他被捲入其中的各種爭論中，貝扎常常表現出過度的憤怒和不容忍，貝納迪諾·奧齊諾（Bernardino Ochino）——蘇黎世的意大利會眾的牧師（由於一本含有一夫多妻制內容的專著）和巴塞爾的塞巴斯汀·卡斯特留（由於他的聖經拉丁語和法語翻譯）在這方面吃盡了貝扎的苦頭。
貝扎仍和宗教改革後的法國保持着最緊密的聯繫。他是1571年4月在拉羅謝爾召開的宗教會議的主持人。該會議決定不取消教會的律法，並且不讓文官政府作為教會的領導，這些被否決的意見是巴黎的牧師讓·莫雷爾（Jean Morel）和哲學家皮埃爾·拉米斯的主張。該會議也決定確認更新加爾文教義中有關主的晚餐的部分（稱為：「基督身體的本質「，英文"substance of the body of Christ"）以對抗慈運理派（Zwinglianism），這造成了貝扎赫和拉米斯及海因里希·布林格之間非常不愉快的討論。
次年即1572年5月，他在尼姆的全國宗教會議上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也對德國有關奧格斯堡信條的爭論頗為關注，特別是1564年有關基督的位格及聖事的教義，並出版了若干著作以對抗約阿希姆·維斯特法爾（Joachim Westphal）、蒂勒曼·赫舒修斯（Tilemann Heshusius）、尼古勞斯·塞爾內克（Nikolaus Selnecker）、約翰尼斯·布倫茨（Johannes Brenz）、雅各布·安德烈亞（Jakob Andrea）。這令他在1571年之後被所有堅持信義宗而反對菲利普·梅蘭希通的人深惡痛絕。
貝扎和信義宗的最後一次重要爭論是在1586年3月14日至27日的默姆佩爾加德（Mömpelgard）會談中。他被信奉信義宗的符騰堡公爵腓特烈一世邀請到會，後者希望法語和新教居民到會；他也被流亡到默姆佩爾加德的法國貴族們邀請到會。理所當然的是，會談設想中的聯盟沒有形成；不但如此，它還引起了新教教會內部嚴重的事態發展。
當由雅各布·安德烈（Jakob Andrea）撰稿的會談形成的法案出版之際，來自靠近伯爾尼的布格（Burg）的薩穆埃爾·胡貝（Samuel Huber），屬於瑞士神職人員中的信義宗，對貝扎和安德烈亞斯·穆斯庫盧斯（Andreas Musculus）在默姆佩爾加德發表的命定論的預選說教義進行了猛烈抨擊，他認為向伯爾尼的行政長官告發穆斯庫盧斯擅改教義是他的職責。為了評斷此事，行政長官們於1587年9月2日組織了一次胡貝和穆斯庫盧斯的會談，在會談中胡貝堅持恩典的普救論，穆斯庫盧斯堅持恩典的特殊神寵論。
由於會談無結果，1588年4月15日至18日，伯爾尼舉辦了一次辯論，為教義的被接受的體系而辯護的任務從一開始就落在貝扎的手裡。主持辯論的赫爾維蒂州（英文：Helvetic cantons）的三名代表最後宣布，貝扎已經證明了他在默姆佩爾加德的學說是正統的，而胡貝則被解除了職務。
此後貝扎的活動越來越多地限制於家庭事務上。他忠實的妻子克洛迪娜在1588年去世，未生育子女，這是他參加伯爾尼辯論前幾天的事。四十多年來，他們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他在朋友的建議下和熱那亞的一位寡婦凱薩琳娜·德爾皮亞諾（Catharina del Piano）結婚，以便有一個晚年伴侶。到他65歲時，他仍極其健康，但在那之後他的活力逐漸下降得很明顯。他教學活動在1597年1月停止了。
他晚年最悲慘的經歷是法王亨利四世改信天主教，而不顧他最誠摯的囑託（1593年）。說來奇怪，1596年，在德國、法國、英國和意大利，耶穌會士散布的報告稱貝扎和日內瓦教會已重回羅馬教廷的懷抱，貝扎對此發表了一篇諷刺文，充分展現了他仍然充滿思想活力和表達熱情。
他死於日內瓦共和國，死後和加爾文一樣沒有葬在一般公墓Plain-Palais中，而是在行政長官安排下葬於聖皮埃爾隱修院。
貝扎在1565年至1604年間編輯和出版了希臘語新約，共有九版，有四版是獨立的，其他版則是重印[4]。但是做奠基工作的人是伊拉斯謨和羅伯特·司提反（1503–1559）。伊拉斯謨曾出了五版。羅伯特·司提反編輯了希臘語新約四次，分別是1546年版、1549年版、1550年版、1551年版。伊拉斯謨的文本、司提反的文本、貝扎的文本，今天都稱為公認文本，但它們之間還是存在一些差別。1611年出版的英王欽定本主要依賴貝扎的1598年的版本[5]，但也參考了司提反的1550年的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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