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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文藝理論哲學家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張深切(1904年8月19日—1965年11月8日[1] ),南投草屯人,另名嘉裕,字南翔,曾化名張死光[2]與魯迅來往,筆名列良、南翔、楚女、者也、之乎、紅草等。一生奔波臺、日、中等地革命事業,為致力於臺灣文藝理論的哲學家。
張深切出生於南投草屯。其生父母張獅、曾鉗,因家貧於1908年過繼給草鞋墩(今草屯鎮玉峰里)樟腦仕商張玉書做養子。1911年入學私塾,由鹿港地方名儒洪月樵、施梅樵等授業。三年後入草鞋墩公學校,但因五年級時說臺灣話受罰而發難,反被日籍教師毆打逐出校門。1917年8月隨父櫟社詩友林獻堂赴日讀書,就讀東京傳通院礫川小學校、豐山中學等,期間轉學東京府立化學工業學校,更一度返臺,後於1922年插班到基督教學校青山學院中學部三年級。在臺灣及日本的求學經驗,不斷刺激其反日殖的自我民族認同,張深切在東京臺人聚住的高砂寮結識臺籍社運要角如彭華英、範本梁、林呈祿等,也因此受左翼民族主義之浪潮影響[3]。
1923年9月,因關東大地震校舍嚴重損毀轉赴中國上海,隔(1924)年就讀新立的上海商務印書館附設國語師範學校(吳稚暉為創校校長[4]);同年加入上海臺灣留學生許乃昌、蔡惠如等創立的「上海臺灣青年會」,在「國恥紀念日」演講會抵制臺灣總督府「始政紀念」並揭露臺灣民眾的悲慘情狀,又與謝雪紅、蔡孝乾等在上海共同成立以臺灣民主自治為訴求的「臺灣自治協會」,1925年10月與李春哮等籌組「草屯炎峰青年會」倡議三民主義。同年11月發表日文短篇小說《總滅》。
1926年9月15日,因上海經商失敗轉至廣州,思想從主義轉奉國家民族,誓為「孤獨的野人」,加入張秀哲、郭德金、林文騰、李友邦等就讀黃埔軍校、中山大學、嶺南大學等地臺籍留學生於同年12月16日組成的「廣東臺灣學生聯合會」並擔任委員;隔(1927)年2月15日,臺灣學生聯合會由張秀哲帶隊,參觀黃埔軍校的活動,隨後3月27日秘密組織「廣東臺灣革命青年團 」[5],主張重建臺獨革命旗幟,以「弱小民族」聯合向日本帝國主義宣戰。甫考入廣州中山大學法科政治系的張深切,同張秀哲、郭德金等與時任教授兼文學系主任兼教務主任魯迅往來,在其指導和幫助下進行文藝工作,更因被推選為青年團「宣傳部部長」,故熱衷參與政治文藝活動,創刊《臺灣先鋒》。
1927年4月國民黨展開清黨,同時間張深切為籌款回臺,因涉入指導策劃5月「臺中一中學生罷課事件」(炊事件)被捕入獄[6] ,後雖無罪開釋,但隨後再以涉嫌「廣東事件」被捕判刑兩年[7],直到1930年才出獄。獄中期間大量閱讀東西思想經典,再次自我批判對主義與國族之思想,著有《獄中記》。出獄後推展文化啟蒙運動,以實踐其「文藝大眾化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須從演劇做起」[8]的信念。1930年8月與何集璧等人在臺中興業組合樓上舉行「臺灣演劇研究會」發會式,隨後11月公演《論語博士》、《暗地》、《接木花》等劇但因過份社會寫實而遭禁。1932年1月前往上海,3月赴孫文秘書山田純三郎創辦《江南正報》擔任副刊編輯。次年返臺進「東亞共榮協會」的《臺中新報》(後改為《東亞新報》)任編輯。1934年5月於臺中成立「臺灣文藝聯盟」並擔任委員長,發行《臺灣文藝》[9]。
1938到1940年間,張深切先赴東北,後往北平,在汪精衛政權華北政務委員會統治下工作,與魯迅弟周作人有來往。在北平期間曾任「北平藝術專科學校」教職兼訓育主任,也在新民書院教授日語。1939年9月創辦《中國文藝》擔任主編及發行人,後來則轉到「新民印書館」任事。1945年曾遭日本特務拘捕隨獲釋,戰後曾協助滯留北京臺籍軍伕返台。1946年攜眷回臺,9月應時任臺灣省立臺中師範學校校長洪炎秋邀請出任教務主任。二二八事變,張深切遭指控協助謝雪紅反抗國民政府,因而不得不逃到南投中竂山區藏匿半年,期間寫下《我與我的思想》、《在廣東發動的臺灣革命運動史話》等。一年後獲平反,但此後長期遭到特務之跟監。雖臺灣省行政公署長官陳儀曾邀請擔任《中央日報》或《臺灣新生報》社長一職,但張深切卻對公職已不再感興趣,沈潛於中國古代哲學世界、文藝戲劇創作及著述活動。1951年發表〈霧社櫻花遍地紅〉、隨後1954年《孔子哲學評論》一出版即因內容遭禁。
1957年投入影劇事業,與劉啟光、林快青等人合組「藝林影業公司」。張深切編劇《人間與地獄》、《生死門》、《婚變》、《荔鏡傳》等,並拍攝自編自導臺語片《邱罔舍》(同年9月21日首映),1962年獲頒第一屆金馬獎故事類特別獎。儘管獲得肯定,但因投資失利耗去其大部分積蓄。1961年在臺中開「聖林咖啡廳」進而結識徐復觀,後往返林業事務,又開「古典咖啡廳」,同年出版自傳《里程碑》,又叫《黑色的太陽》共四冊。1965年11月8日因肺癌逝世。同年12月31日,《臺灣風物》邀陳重光、洪炎秋、徐復觀、陳逸松、王錦江等著文,出版「張深切紀念專號」。
張深切一生輾轉自變動的東亞,思想也不斷隨之變化,惟不變的是一「反」字。摯友洪炎秋題輓聯「生來就帶反骨,老跟惡勢力爭鬥,死去長留正氣,永供好朋友懷思」[10],可算是為其思想體系定調。總的而言,其思想體系可略分為二:
張深切的文藝作品舉凡小說、編劇、散論,從《鴨母》、《落陰》到《邱罔舍》等,可窺覓其左翼寫實主義跟民族主義的拉扯,尤其是殖民社會中不同民族在階級拉扯的表現。張深切主張「文藝大眾化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路線,早先在《臺灣新民報》即發表〈觀臺灣鄉土文學戰後的雜感〉[11],一方面認為臺灣話文跟臺灣鄉土文學應分開討論,就文學事業不可脫離社會現實、淪為空談,另外一方面則是臺灣話文的一致,尤其是詞語跟腔調些微差異帶來的影響。於《臺灣文藝》發表〈臺灣文藝的使命〉則主張:「我臺灣文藝帶有啟蒙運動的特別使命,不僅要為發表咱們的意願,同時也要有啟導大眾的義務,任重而道遠」[12],而〈對臺灣新文學路線的一提案〉兩篇[13][14]力陳文學應靈活不落抽象、觀念的教條,從自有的風土民情開展真實豐富的創作;於臺中成立的《臺灣文藝聯盟》則是激發各種文學的主張,對臺灣新文學有所推波助瀾,和賴慶、賴明弘被合稱為「文聯的三羽烏」[15]。
在早期文藝作品如〈總滅〉、〈二人の殺人犯〉等,張深切就展現了濃厚的道家思想關懷[3] ,也於《我與我的思想》自述「平素喜歡老莊學說」[16]。晚期發表哲學研究著作《孔子哲學評論》即遭查禁,故《老子哲學研究》亦生前未能完成,僅能從《孔子哲學評論》中窺覓其思想體系。張深切將老子視為「實際、積極、革命」的辯證唯物論者─道家的自然論更接近社會科學的本體論─而非一般俗論誤解為消極無為的虛無主義。反之,從中國哲學史的文獻考證,張深切批判孔孟學說的「仁」、「中恕」、「中庸」等核心理念為唯人主義、唯心論,並以歷史唯物論的辯證法將孔孟學說與道家思想進行比較,提出繼漢儒獨尊等偏廢老莊思想的唯物自然觀,使中國文明受孔孟學說影響而受制於人格權威的倫理觀,無法提出現代政治與科學的超越性[17][18]。《孔子哲學評論》一書表現出非傳統中國學者的儒學論述,反而開展出以「臺灣哲學史」觀點就中國哲學研究的先驅地位[19] 。然而,在當時民族主義與自由主義拉扯下的時空背景,張深切並無法醞釀出成熟的思想體系,反而藉由老莊思想開展出對抗權威的逃逸路線。
《燕子報恩》、《盜寶磐》、《洛陽橋 》、《壞哥哥》[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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