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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现代作曲家、音乐教育家、社会活动家、教授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劫夫（1913年11月17日—1976年12月17日），全名李劫夫，原名李雲龍，吉林農安人，中國近現代作曲家、音樂教育家、社會活動家、教授。知名革命歌曲《我們走在大路上》、《革命人永遠是年輕》、《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歌唱二小放牛郎》等都是劫夫譜曲，他還創作了大量毛澤東詩詞歌曲、毛澤東語錄歌曲。
1935年，劫夫因參加抗日活動被迫逃亡青島，在青島時改名「劫夫」。1937年5月，劫夫前往延安，先後在人民劇社、西北戰地服務團工作，並於1938年9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43年調往晉察冀邊區任宣傳幹事及衝鋒劇社副社長。抗日戰爭勝利後，先後任熱河軍區勝利劇社副社長、冀東軍區文工團團長、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九縱隊文工團團長、東北魯迅藝術學院音樂工作團副團長等職。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歷任東北音樂專科學校校長，瀋陽音樂學院院長，併兼任遼寧省文聯副主席、中國音樂家協會遼寧分會主席。[1]1971年10月20日，劫夫和妻子張洛因涉嫌與林彪反革命集團有牽連，被關進了「學習班」，實行隔離審查，同時劫夫的歌曲被停播、停唱。在「學習班」，劫夫待了5年，1976年12月17日突發心臟病去世。1981年，劫夫的歌曲才被解禁。
1913年農曆十月二十日（公曆11月17日），劫夫出生於吉林省農安縣縣城東街的一個李姓人家。李雲龍是家中老六，也是幼子，有三個姐姐和兩個哥哥，分別是大姐李文秀、二姐李毓秀、三姐李婉秀、大哥李雲路和二哥李雲閣。李劫夫父親李瑞春是京劇迷，還喜歡收藏書畫，請人教子女學畫，於是家裡六個孩子個個喜歡藝術。[2]李雲龍童年時候每逢年節家鄉的老大娘們就讓他為她們「唱本本」。[3][4]
李雲龍出生時，李家還是頗為殷實的，家裡有房二十幾間，但由於父親李瑞春不善經營，已經開始漸漸轉向貧困。1920年，李雲龍入讀農安女子小學，後轉入縣第一小學，1926年畢業。1927年考入縣中學[5]，李雲龍小學畢業的時候，母親去世了，家裡愈加困難，李雲龍也因此停止了學業。1928年，劫夫曾到縣城的中藥鋪當過一年左右的雜役。李雲龍十六歲時，父親因債務問題入獄，為救父親出獄，在東北講武堂求學的二哥李雲閣回到家中。回家的李雲閣找了份小學教員的工作，在二哥的資助下，李雲龍升入農安縣立中學，一個學期後由於家中經濟情況又轉到了師範學校。[3]
1931年，日本策劃了萬寶山事件，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學生運動在東北各地爆發，作為學生會委員的李雲龍積極領導和參加了坐在學校聲援農民，向政府請願和抗議日本帝國主義的罷課和遊行示威，還組織學生去農村宣傳抗日。不久後的9月18日，九一八事變爆發了，日本人侵占了整個東北。李家僅有的幾間房子被日本浪人霸占，二哥因與東北抗日義勇軍有關係被迫出逃，李雲龍不得不到小學代課維持一家生計。不久，二哥隨義勇軍李海青部圍攻農安，李雲龍出城找到了李雲閣，義勇軍攻城未果被打散後，李雲龍和李雲閣去長春投奔了二姐夫潘國臣。在二姐夫的介紹下，李雲龍在長春第二監獄謀了一份差事。在這裡他認識了中國共產黨地下黨「長春特支」負責人劉作垣，接觸到了更多的共產主義思想。[3]
1933年春，李雲龍在二姐夫的接濟下返回縣立中學讀書，由於他曾與二哥一起參與圍城，也因為他返校後更加熱心地宣傳抗日，鼓動學潮，被日本扶植政權到處搜查「犯滿抗日分子」的密探隊盯上了。情知處境不妙的李雲龍在一個晚上悄然離家，去青島投奔了當市民眾教育館館長的表哥。[3]
1933年7月，李雲龍轉道大連乘船與眾多難民一道來到了青島，在市民眾教育館找了份助理員的工作。在市民眾教育館期間，李雲龍將名字改為了「李劫夫」，現已發現的最早的記錄是李雲龍在該館國樂研究班第一期學員名冊上的名字「李捷夫」，時間應在1933年，最遲不超過1934年。1935年5月，他在《青島時報》上的文章已經署名「劫夫」了。在教育館劫夫結識了曾在北京做過革命工作的於仁和和王旦東，三人很快成了朋友。在王旦東寫於1972年的一份材料中，他認為劫夫當時天真、進步、有正義感。[6]
1934年，劫夫離開青島前往北平，報考了北平美術學校，並被錄取，但因原先答應為他提供學費的親戚變卦未就學。劫夫在北京偶遇了劉作垣和一名留俄學生，在他們的建議下，劫夫返回了青島民眾教育館，隨後幾個月劫夫一直用部分薪水幫助劉作垣他們，直到劉去了上海，不再接受劫夫的幫助。[6]
1935年，劫夫為王亞平的《詩歌季刊》、《海燕之歌》，周學普翻譯的《赫爾曼與曼陀羅亞》等很多刊物設計了封面。1935年5月至1936年7月，劫夫以捷夫、借夫、劫夫、李劫夫、李雲龍等署名在《青島時報》副刊上發表了大量漫畫、木刻畫和文章[7]，是青島木刻美術的開拓者[6][8]。
1936年，劫夫表哥張俊圖被撤去館長職務，劫夫也因此失業。其後劫夫經人介紹去江蘇路小學任音樂、美術教師，還為該校創作了校歌。後來王亞平又介紹他到自己代理校長的黃台路小學做了教員，教美術和音樂。在黃台路小學期間，劫夫教授共產主義歌曲，還負責學校的抵制日貨運動。1936年7月劫夫、於海等人在青島蘭山路小學禮堂組織了山東省木刻展覽會，會上展出有劫夫的作品高爾基頭像木刻。[9][8]
1936年10月19日，魯迅逝世，青島文化界左翼人士們決定在青島召開一個大型追悼會，會後成立了「青島文化界抗敵協會」，一系列的活動引起了當局的注意，王亞平、劫夫等人都因此暴露被當局要求辭職並離開青島，否則將被逮捕。劫夫逃往了南京，找到吉林同鄉會經管人、他同學的哥哥孫靖宇，便住在同鄉會裡，以畫漫畫、寫文藝通訊報道等謀生。在南京住了5個月後，劫夫前往延安。[9][5]
1937年5月，劫夫背着小提琴獨自來到延安[7]，因為沒有介紹信，在南門外一家成衣鋪住了下來。到達延安的第二天，劫夫向軍委寫信，聲明願意在延安學習或工作。延安保衛處長許建國在收到劫夫的信後將它轉給了抗日總社社長趙品三。劫夫隨後進入了延安人民劇社，由於當時中國國民黨往延安派出了一批特務，劫夫開始幾個月曾經過了監視考驗。雖然劫夫在劇社的職務是教員，但也畫畫、排戲等。同時，劫夫開始學習寫作新歌。劫夫到延安時帶了一把小提琴，常在一些晚會上表演，很受歡迎，結識了很多藝術工作者，陳明就是其中之一。籌建西北戰地服務團時，陳明將劫夫推薦給了西戰團負責人丁玲，雖有些小的波折，但劫夫最終成為西戰團的二十幾名團員之一，隨團於1937年8月啟程赴山西前線。[10]
在西戰團，劫夫頗為引人注目，邋邋遢遢，不修邊幅。但他和老鄉的關係很好，常常到村口為老鄉們演唱由高敏夫填詞，自己譜曲的《拿起刀槍上戰場》，同時也喜歡聽老鄉們唱歌，很受老鄉們喜愛。劫夫他們所在的西戰團自離開延安，一路輾轉，走一路演一路。劫夫在西戰團的「本職工作」在張發組，負責布置街頭演出的場地，沿途畫宣傳畫和抗日標語，後來劫夫還成為張發組的組長。由於樂器短缺，物資匱乏，劫夫等人就用一些可以找到的材料自製樂器。在西戰團，劫夫還在抗戰話劇中出演了一些角色。[11]
1938年8月，西戰團返回延安。1938年9月[12]:127，劫夫經陳明、王玉清介紹，中央組織部副部長李富春批准，加入中國共產黨。該月，丁玲主編的九本「戰地叢書」，並由武漢生活書店出版，其中與劫夫有關的是《戰地歌聲》，收錄了劫夫的13首作品（其中兩首為與周巍峙合作），但全部是記錄下來的民歌，仍不算真正意義上的創作，所以每首歌曲後面他都寫着劫夫記譜或記曲。同時，這一時期劫夫也開始了自己作曲填詞。《戰地歌聲》第二輯二十三首作品中劫夫的有二十一首，其中有十五首是記譜，有六首是劫夫作曲的，它們分別是《五月進行曲》《慶祝勝利歌》《五台山》《機械化兵團》《攻打望都城》和《快搭起我們的舞台》。雖然兩輯《戰地歌聲》不過記錄了六首劫夫的歌，但由於劫夫一直認為他寫的歌有人唱，手稿就不必保留，沒人唱，保留手稿也沒用，所以在戰爭年代的動盪與奔波中，很多劫夫的作品其實湮沒在了戰爭的煙塵之中。[13]
1938年，由周巍峙領導的西戰團奉命前往敵後根據地晉察冀邊區，劫夫仍在美術組，每天寫標語、畫漫畫、搞木刻，也還在做樂器，在表演中除拉彈唱或飾演一些小角色。但在歌曲創作上，劫夫發生了一個比較大的變化，1939年開始，他放棄了為民間曲調填詞的寫作方法，開始完全地獨立創作。他1939年的作品中，流傳下來的就有18首，其中不乏名篇，如5月為大龍華戰鬥勝利歸來的子弟兵譜寫的《我們的鐵騎兵》（後來夏風曾填詞）可以說是劫夫的第一首名曲。[14][15]
1939年3月3日，中華全國美術界抗敵協會晉察冀分會成立，劫夫出任執委和木刻組組長。4月劫夫創作了歌曲《我們的鄉村》（邵子南詞）和《我們這一代》（田間詞）。1940年5月1日，劫夫為紀念望都被日軍槍殺的五十九名抗戰幹部群眾，創作了《五十九個》（邵子南詞）。1941年1月，反「掃蕩」勝利後，田野作詞，劫夫譜曲創作了歌曲《慶祝勝利》。之後西戰團歌劇組的田野和劫夫兩人合作創作了三十首左右的歌曲。1940至1941年，是劫夫的高產期，流傳下來的歌曲就達30首。1942年，劫夫與詩人方冰創作了《歌唱二小放牛郎》《王禾小唱》，迅速傳唱開來。[14]
1943年春節反「掃蕩」結束後，劫夫從西戰團調到了晉察冀三地委做宣傳幹事，半年後又被調到晉察冀軍區第三軍分區「衝鋒劇社」任教員，後任副社長。1945年11月，再被調到熱河軍區「勝利劇社」任副社長，半年後調冀東軍區「尖兵劇社」任社長。1943年5月7日，劫夫到三地委沒幾天，日軍製造了「野場慘案」，河北省完縣野場村118名同胞慘遭殺害，為紀念這一慘案，劫夫創作了《忘不了》。同月，劫夫為在5月11日用地雷陳炸死炸傷日軍36人的李勇創作了《李勇對口唱》，該曲5月23日在晉察冀日報刊出後迅速在邊區傳唱開來。1943年，他還創作了《望見了北斗星》《歌唱李殿兵》《灤河曲》《唐河怨》《劉成耀跳崖》《劉二高》等作品。1944年，劫夫創作的表演唱《八月十五》也非常受群眾歡迎。而創作於1945年的《堅決打它不留情》也曾產生過廣泛影響。[14]
1946年5月，劫夫到「尖兵劇社」任社長，尖兵劇社是晉察冀軍區第十三軍分區下屬文工團，成立於1943年。劫夫到來前的1945年，尖兵劇社原社長黃天已經在遵化楊家峪戰鬥中犧牲。[16]遭到重創的尖兵劇社於1946年4月在承德與劫夫當時所在的勝利劇社相遇，勝利劇社社長安波應尖兵劇社的請求，將劫夫調到了尖兵劇社。當時的劫夫在冀東已經相當有名氣，像《狼牙山五壯士歌》《王禾小唱》《歌唱二小放牛郎》鼓舞了很多戰士。來到尖兵劇社後不久，劫夫為紀念1946年4月8日因飛機失事罹難的葉挺等人，用冀東當地群眾熟悉的皮影調創作了《四八烈士輓歌》。此後又將延安時期的歌劇《大家喜歡》改造成皮影調在當地表演。[17]
在承德，劫夫與後來的妻子張洛相遇，當時張洛十七歲，已經參軍一年，是尖兵劇社的「台柱子」。開始時，劫夫有意追求張洛，還曾找軍區領導說項，但都沒有成功。雖然張洛沒有同意，但卻開始漸漸關注劫夫，1946年秋，在文工團被敵人打散，劫夫失蹤又回來後，張洛同意了，雖然中間又出過反覆，但兩人還是在1947年春節結婚了。[18]
1947年8月，劫夫及冀東軍區文工團絕大多數人員都轉入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第九縱隊，劫夫任文工團團長。到九縱隊後，劫夫率團按照軍政委的要求創作了管樺編劇、劫夫作曲的歌劇《歸隊立功》，該歌劇受到了冀熱遼軍區的通令嘉獎。[18]
1948年9月初，劫夫率團隨大部隊挺近東北，不久被調到魯迅藝術學院。魯藝雖名為學院，但從1946年遷到東北後的一兩年，卻是以文工團活動為主的，劫夫初到魯藝時任音工團副團長，但剛剛到哈爾濱不久就在家與管樺一起創作大型聲樂作品《常家莊的故事》。《常家莊的故事》由關立人首唱，得到了魯藝院長呂驥的高度評價。但在創作《常家莊的故事》時，劫夫和張洛的第一個孩子夭折了。[19]
1949年劫夫開始參與反映抗聯題材的大型歌劇《星星之火》的創作，劫夫負責了整個歌劇的譜曲。1950年《星星之火》在哈爾濱首演後受到了廣泛關注，但該歌劇在東北的幾個城市演出數百場後就停演了，只有歌曲《革命人永遠是年輕》《我是個窮苦的小姑娘》等很少的部分傳唱於世。[19][20]直至2015年11月4日作為第八屆「春華秋實——藝術院校舞台藝術精品展演周」參演劇目，瀋陽音樂學院復排展現東北抗聯題材的新中國首部歌劇《星星之火》登上北京國家大劇院舞台，並在清華大學、首都醫科大學、中國音樂學院連續演出。[21]
初到魯藝時，劫夫被任命為音工團副團長，後又擔任音樂部部長兼研究室主任。1953年2月9日，魯藝音樂部擴建為東北音樂專科學校，李劫夫出任校長。由於工作的調動，劫夫的領導工作不斷增多，而創作則明顯減少，1951年至1957年六年間不過創作了三十餘首歌曲。1956年，在劫夫的主導下，東北音專建立了民族音樂系，這是中國民族音樂史上的一個創舉。[22][23]
1957年，全國範圍內開始了反右派運動，劫夫名列省文化局右派「候選」黑名單，但由於省委宣傳部長的保護，最終沒有被迫害。1958年，東北音專正式更名為瀋陽音樂學院，劫夫仍被任命為院長。1958年，劫夫的創作中有了一個新的動向，他開始為毛澤東詩詞譜曲，這一年，他創作了《蝶戀花·答李淑一》《沁園春·雪》《憶秦娥·婁山關》《菩薩蠻·黃鶴樓》四首歌曲。毛澤東詩詞歌曲的創作，劫夫並不是第一個，但卻是最活躍、成績最突出的，自1958年之後的十數年間，他將毛澤東公開發表的全部三十七首詩詞全部譜了曲。[24][25][26]
1959年，劫夫在黨內「反右傾」運動中因為業務第一、政治第二的作風被瀋陽市委定為「犯有右傾機會主義錯誤」，不過他並沒戴正式的右傾帽子，只需作檢討。[25]同時，劫夫還被任命為剛剛成立的遼寧歌劇院院長。自從被打成右傾，劫夫的創作數量又減少了。1962年，劫夫的右派問題得到了甄別，又重新開始了大量的創作。[26]
1962年創作了《哈瓦那的孩子》，1963年創作了《我們走在大路上》，兩首歌曲都是傳唱至今的經典歌曲。[27]
1964年3月，《劫夫歌曲選》由春風文藝出版社出版，劫夫在序言中寫道：「我寫的歌，幾乎絕大部分都是為配合黨的方針、政策和種種政治運動的」[4][28]。此前的1962年2月8日，安波評價劫夫的《他是群眾的知音 群眾是他的知音》在人民日報發表。1964年4月9日到14日，在瀋陽舉辦了「劫夫歌曲音樂會」，遼寧日報發表了好幾篇評價劫夫和號召向劫夫學習的文章，以這樣的規模為一位健在的作曲家開「音樂會」是全國罕見的，根據時任中共中央東北局宣傳部部長關山復後來在文革初期所寫的材料表明，這一音樂會是遼寧省委宣傳部提議，東北局書記處辦公會議同意後舉辦的，而中共遼寧省委書記周桓的材料則表明是東北局一手操辦的。這場音樂會後來成了劫夫的「罪證」。[29]
1964年10月，由周恩來總理牽頭創作的大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在北京開演，劫夫的《西江月·井岡山》《農友歌》和後來隨着後兩幕的刪除一起刪掉的《我們走在大路上》共有三首歌入選。[29]
1966年3月，河北邢臺發生地震，劫夫在報上得知消息後，主動申請到災區，3月28日在抗震一線創作了《自力更生斗天災》，飛抵災區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對劫夫提出了表揚，劫夫向周恩來保證，每天創作一首歌。劫夫在災區共創作了19首歌曲，其中根據邢臺民謠譜寫的《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得到了廣泛地傳唱[30]。其中洪源編詞、劫夫作曲的《你震你的，我干我的》以毛澤東語錄「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結尾，被視為語錄歌的雛形[31]。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正式發動，不久就傳到了瀋陽音樂學院，很多老教授被打成反動權威，甚至學院黨委書記盧肅在一次批鬥會上被打得半死。起初，劫夫雖然也被揭發、批判，但還被選進了領導全院運動的革命委員會。但隨着8月份毛澤東在天安門接見百萬紅衛兵，「破四舊」運動迅速席捲全國，劫夫多次被以破四舊為名「抄家」，雖然損失了很多書籍藏品，但由於妻子張洛的保護，劫夫的手稿幾乎都保存了下來。[30][32]
1966年8月，瀋陽二中喜愛作曲的紅衛兵耿大權偶然看到《造反有理》歌曲後，產生了將毛主席語錄譜成歌曲的想法並進行了創作。然後耿大權找劫夫交流，劫夫隨之創作了 《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爭取勝利》《革命不是請客吃飯》《希望寄托在你們身上》《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等十七首毛主席語錄歌曲[31]。9月30日，《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用整版刊登了十首語錄歌，其中八首是劫夫的作品[a]。之後各地的其他報紙也紛紛轉載，語錄歌風靡全國。一時間始作俑者劫夫也成了大忙人，來自全國各地的紅衛兵、報社、雜誌社都找劫夫寫語錄歌。除了毛主席語錄，他還為林彪語錄、列寧語錄以及魯迅語錄譜過曲。[34]
由於毛主席語錄歌曲的創作，1966年8、9月間，劫夫受到了很多紅衛兵派系的「爭奪」，他們要求劫夫支持自己那一派。11月開始，批判劫夫的大字報開始在校園出現，12月底，此類宣傳物在北京、瀋陽、長春和哈爾濱等地大量出現。瀋陽音樂學院中主張打倒劫夫的紅衛兵派系主要是「毛澤東思想紅衛兵紅色造反團」，而相對應的還有主張保劫夫的「井岡山紅衛兵」。1967年1月15日，「井岡山」派以到「中央文革小組」上訪為由將劫夫「押」往北京，實際上是將他保護了起來。為了躲避「紅色造反團」，劫夫他們不斷轉移住所。由於劫夫身體不好，連番的轉移造成了惡化，「井岡山」派開始向周恩來尋求幫助。最後，戚本禹代表中央文革出面保護了劫夫。雖然是打着「中央文革」旗號的戚本禹出的面，但根據陳錫聯的回憶，「這件事中央是清楚的」，所以當戚本禹不久後倒台時，劫夫並沒有因這次接見而受到整肅。[34][35][25][36]:253[37]:125
1967年3月8日，劫夫返回瀋陽。一個多月後，瀋陽開始武鬥，劫夫又被迫離返回了北京。雖然也參加了一些活動，但他在大約4個月裡主要都在創作。1967年，劫夫為南開大學譜寫了《祝福毛主席萬壽無疆》《衛東戰歌》和一首語錄歌。[35]
在北京期間，劫夫加強了與黃永勝一家的往來。劫夫與黃永勝認識較早，他1943年在晉察冀軍區第三軍分區任「衝鋒劇社」副社長時，黃永勝是三分區司令員。1962年，李劫夫在廣州偶遇時任廣州軍區司令員的黃永勝。黃的夫人項輝芳在得知劫夫是瀋陽音樂學院院長後，便讓劫夫將她12歲的三兒子黃春躍特招到沈音學習。黃春躍到沈音後，在劫夫家中住了一年，後來還認李劫夫作了乾爹。1967年劫夫在京期間，常與但是也常住北京的黃永勝一家往來，特別是張洛與項輝芳的往來十分密切。當時林彪妻子葉群托項輝芳為女兒林豆豆物色一個工農子弟的對象，項輝芳就讓在瀋陽文聯工作的張洛幫忙在文藝界找找。張洛在文聯找的小伙子通過項輝芳與葉群的先後目測後，葉群安排了一次林彪對劫夫的接見活動，以便讓那小伙子冒充劫夫的隨行人員一道參加接見。1968年春節前夕，林彪接見了李劫夫一家後，李劫夫以萬分激動的心情給葉群寫了一封向林彪表決心的信，表示：「永遠忠於毛主席，永遠忠於林副主席，永遠忠於毛主席革命路線，永遠忠於毛主席的無產階級司令部，天崩地裂心不變，刀砍火燒志不移……」[5][25]
1968年2月，劫夫應黃永勝之邀，同黃永勝夫婦同機飛往廣州，4月份返回北京，5月10日回瀋陽。8月，任瀋陽音樂學院革命委員會主任[38]。9月應八一電影製片廠之邀赴北京參與電影《千山萬水》的音樂創作。不久同傅庚辰一道為體驗生活重走長征路。1969年3月，劫夫返回瀋陽，4月1日赴北京參見中共九大。[35]
1971年10月20日，劫夫、張洛夫婦因涉嫌與林彪反革命集團有牽連，被關進了「學習班」，實行隔離審查，同時劫夫的歌曲被停播、停唱。在「學習班」，劫夫待了五年。《周恩來最後600天》一書中提到1973年9月12日毛澤東會見法國總統喬治·蓬皮杜之後的文藝晚會結束時，因為外交部禮賓司在周恩來總理的同意下將通常用來宣告活動結束的《大海航行靠舵手》改為劫夫的《我們走在大路上》，被江青指為屬於「林彪一夥翻案的行為」[39]:146-148。1976年12月17日，劫夫在「學習班」突發心臟病去世，終年63歲。[40][41]
1979年11月20日，遼寧省紀委在對瀋陽市紀委7月3日對劫夫問題的結論和處理意見做的批覆中指出，「李劫夫積極投靠林彪反革命陰謀集團」，「定為嚴重政治錯誤」，「因其已死，對其處分問題可不再提及」，對劫夫的隔離審查「不屬於受迫害的冤假錯案」，不補發工資。[40]
1981年4月，劫夫的三個女兒聯名為父親申訴，將申訴材料投送給了中央、省市的有關部門。申訴後，劫夫和張洛的工資被補發，但劫夫的歌曲仍然被禁。1981年7月，時任中國音樂家協會主席的呂驥出面肯定劫夫的作品，劫夫的歌曲才被解禁。1983年11月8日，中宣部也刊文肯定了劫夫的《我們走在大路上》，同時說明劫夫曾積極追隨林彪反革命集團，犯有嚴重的政治錯誤，但定為人民內部矛盾，因劫夫已經去世，不再提及處分問題，但介紹、演唱歌曲的時候，不必聯繫作者進行宣傳。1984年2月，中宣部在回復瀋陽音樂學院的詢問時表示可以對劫夫的歌曲進行學術研究。[40]
1985年，《劫夫歌曲集》錄音帶由中國唱片公司廣州分公司發行。1986年，長篇報告文學《劫夫生與死的交響樂》在遼寧的《當代工人》雜誌上連載。1991年年末，為紀念毛澤東誕生98周年，中國唱片總公司上海公司發行了《紅太陽毛澤東頌歌》錄音帶，帶來了「紅太陽」磁帶熱，出現了各種版本的同類歌曲磁帶。在這些磁帶中，很多都使用了劫夫的作品，但大都沒有署劫夫的名字，有些甚至署上了別人的名字。1992年，劫夫的家人將出版商告上了法庭，並贏得了官司。[40]
1992年，劫夫的《我們走在大路上》被評為本世紀中國音樂124部經典作品之一。1993年，文革後的第一部劫夫歌曲集出版，中國文化報記者蔣力的《重識李劫夫》發表。1994年4月1日，經遼寧省委同意，劫夫的骨灰安放到回龍崗革命公墓，4月3日，《人民日報》刊載新華社記者姜敏文章《深深的懷念》，報道了劫夫骨灰安葬儀式的情況，對劫夫做出了高度讚揚。[40]
1997年1月，劫夫的三個女兒舉行了「三姐妹音樂會」，一個月後，「劫夫音樂會」在北京音樂廳舉行。各大媒體紛紛刊發了報道文章或紀年劫夫的文章。此後，廣州、瀋陽兩地分別在1998年和1999年舉辦了「劫夫作品音樂會」。1997年，江澤民曾在慶祝香港回歸的活動中同群眾一起高唱《我們走在大路上》；1999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50周年國慶閱兵上展示1960年代成果的方隊走過天安門廣場時的伴奏也是該曲[12]:170-171。[40]
劫夫與張洛於1947年結婚，共生育了四個女兒，乳名「小老虎」的第一個女兒還沒有起名字就夭折了，其他三個女兒分別是李青、李丹丹、李迢迢。劫夫的三個女兒都從事音樂工作，李青是鋼琴演奏家，李丹丹是中央歌劇院著名歌唱家和導演，李迢迢是中央歌劇院的歌劇演員、女中音歌唱家。[2]
在戰爭時期，劫夫深入前線，創作了很多膾炙人口的革命歌曲，鼓舞軍民抵抗外來侵略，如1947年中共的「嘉獎令」中提到劫夫「能深入部隊與戰士生活在一起，戰鬥時並能出入火線，參加戰勤，細心收集材料」，號召文藝工作者向劫夫學習[5][43]。他在戰爭時期的很多戰友都給予了劫夫很高的評價，呂驥1962年12月為《李劫夫歌曲集》寫的序言《在群眾鬥爭中產生的歌曲》中提到：「劫夫同志始終注意保持和群眾鬥爭的聯繫，把音樂反映群眾鬥爭生活看作音樂創作的主要任務，因而他每一個時期的作品總是多方面地反映了那一時期人民生活中各種主要鬥爭……僅僅說他在曲調上進行了一些新的探索，也許還太籠統，具體地說，包括了對調式的探索，對曲調中的韻律（包括韻腳）的探索，對曲調構成的探索，對語言處理的探索。」[44]劫夫的作品還得到了周恩來等中央領導的肯定，劫夫1966年3月在河北邢臺地震災區遇到周恩來總理時，周恩來曾對他說佩服他的《我們走在大路上》[12]:129，說着還現場唱了幾句[25]。1964年，中共遼寧省委宣傳部長劉異雲在劫夫作品音樂會前講話中指出：「劫夫同志是文藝戰線上的毛主席的好戰士，是我們音樂界學習的好榜樣。」「劫夫長期遵循毛主席的指示，堅持音樂的革命化、民族化、群眾化的道路，做出了顯著的成績和提供了重要的經驗。」「我們今天舉辦這個音樂會，就是要向他學習，學習高舉毛澤東文藝思想紅旗，全心全意為工農兵服務，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的革命精神；學習他堅持不懈，二十幾年如一日的勤奮、嚴肅的勞動態度。」[5][45]
從創作開始，劫夫的作品就旨在為政治服務。楊文武在《文人的「政治幼稚病」》中提到劫夫等曾在延安出身的革命文藝工作者「全心全意為政治服務」，在後來不斷加劇的政治運動中，放棄了獨立人格，成了「『黨叫寫啥就寫啥』的馴服工具」[46]。劫夫創作了大量的毛澤東詩詞歌曲，而且引領了毛主席語錄歌曲的創作，在文革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中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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