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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彥幼年隨父親劉若來學習,和父親中同科秀才。劉彥最初肆業於湖北文普學堂,1907年經清政府選派公費留學日本早稻田大學,攻讀政治學。留日期間劉彥與同鄉同學宋教仁友好,乃參加宋教仁,孫中山,黃興等創建的中國同盟會,追隨孫中山先生從事革命活動,志在推翻滿清政府,建立民國,打倒帝國主義,廢除不平等條約,光復中華。在日本期間,劉彥撰寫《中國近時外交史》一書,於宣統三年(1911)閏六月在東京印刷,運往中國國內發行。[2][3]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成功。1912年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劉彥任南京臨時參議院議員。南北統一後,劉彥隨院北遷,又任北京臨時參議院議員。後來,當選為中華民國第一屆國會眾議院議員。1913年,宋教仁在上海遇刺身亡,劉彥遂離開北京赴南方,倡導二次革命。不久,討袁軍失敗,劉彥投奔同鄉、雲南財政廳廳長袁家普,經理騰越鹽務。直到1916年袁世凱病死,國會重開,方再度赴北京擔任國會眾議員。[2][3]
1917年9月,孫中山在廣州建立旨在反對段祺瑞獨裁的中華民國護法軍政府,劉彥應邀出任政務廳廳長。其間,著有《歐戰期間中日交涉史》,揭露袁世凱同日本所訂的密約。1921年太平洋會議召開,劉彥任中國代表團外交諮議,發表《太平洋會議與我國提案》、《太平洋會議中國提案商榴書》,力主中國須力爭以平等身份參加有關中國問題的各項討論,並在山東問題和二十一條等「國家受根本侵害頻年不能解決之特種問題」上提交中國的議案,「無所畏忌,無所退縮」。1922年歸國後,劉彥主辦《外交評論》。1923年1月,他和國會議員張樹森向國會參議院提出了「二十一條無效案」 ,獲得眾議院、參議院一致通過。同年12月,因日本警察在東京大地震期間殘殺中國留學生和華僑60多人,劉彥和王正廷、沈其昌奉派作為赴日專使到日本調查真相。歸國後,劉彥當選為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2][3]
北伐戰爭時期,隨着國民革命軍不斷勝利,他將《中國近時外交史》和《歐戰期間中日交涉史》修訂合編為《帝國主義壓迫中國史》,於1927年8月由上海太平洋書店出版發行。在該書緒論中,劉彥稱「中國民族運動不發則已,一經勃發,以四萬萬民眾之醒覺,非任何帝國主義之炮火政策所能抵禦,終必被驅逐而後已。」後來,劉彥還著有《最近三十年中國外交史》和《被侵害之中國(即中國主幹之不平等條約)》等書。[3]
劉彥歷任北京法政大學校長,北平大學、清華大學、朝陽大學、天主教輔仁大學等大學的外交史、法學教授,先後任教達十餘年。晚年,任北平民國學院政治系主任兼教務長。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民國學院南遷湖南長沙。1939年文夕大火後,該校輾轉遷至漵浦,當時該學院已改稱民國大學,劉彥任代理校長。他擁護國共合作、共同抗日,和校內教授中的兩位中共地下黨員相處很好,並且倚為學校「支柱」 。[2][3]
因顛連困頓,積勞成疾,劉彥身體虛弱,常述痔瘡出血,但無暇診治,後經煙溪兵工廠醫院確診為直腸癌。1941年,劉彥在赴成都求醫途中病逝於沅江。[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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