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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戰中美國陸軍航空軍人員組成的中華民國空軍部隊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中华民国空军美籍志愿大队(英语:American Volunteer Group,缩写AVG),绰号“飞虎队(英语:Flying Tigers)”,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中华民国成立,自美国派遣志愿军支持抗日援华,提供战机与飞行人员组成的空军部队,在中国、缅甸等地对抗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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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初,应国民政府邀请,美国陆军航空队退役上尉飞官陈纳德(Claire Lee Chennault)获聘为中华民国空军顾问[1]。陈纳德以其人脉和技术获得蒋中正及宋美龄的信任,并以空军上校的职级礼聘、月薪1,000美金,协助发展中华民国空军及训练飞行员。他在1937年中抗战爆发之际尚未发挥所学;但南京国民政府内迁重庆之后,他利用中国的战略纵深建构出一套原始的预警网防卫重庆抵御日军空中威胁,同时他估计手上至少需有由100架驱逐机以及优秀的驾驶员组成的空军精锐才可抵抗日军的空中威胁,尽管这个规模的空军精锐从未完成,日军对重庆的轰炸持续到1944年。
在飞虎队成立以前,中国战场的战斗序列中还有一支由苏联军队组成的苏联航空志愿队。但是在1941年4月,苏联承认满洲国与日本的利益,和日本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同年6月22日,德苏战争爆发,苏联已无馀力继续支援中国战场,苏联志愿队在同年撤离。
由于中国飞行员数量有限,受蒋中正所托,陈纳德到美国去宣传中国抗战,并且请他组成由美国飞行员构成的空中武力。在飞虎队之前,西班牙内战期间也曾有少量美国人志愿者组成了洋基中队替西班牙共和国军战斗,因此志愿武力的构想有其前例可循,关键取决在美国决策者的意愿。陈纳德到美国后,成功和美国总统罗斯福会面,获得他的支持及默许,同意美国现役、退役及后备役军人改变身分后即可到中国作战。陈纳德的工作之所以得以完成,和宋子文找上罗斯福的个人助理劳克林·居礼、及罗斯福的心腹汤玛斯·加德纳·柯克伦运作有关,在成功的政治游说下,罗斯福立场“同情国民政府际遇”,并愿意提供相当多的方便使国民政府维持战争力量。
1941年4月15日,中美达成一项秘密协议,并由美国总统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签署行政命令,允许美国预备役军人和陆军航空队,以及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组“退役人员”前往中国参加战斗,并同意中国利用美国《租借法案》货款给中国资金来购买美国战斗机;7月10日,第一批美国战斗机驾驶员自愿从美国旧金山启程前往中国昆明参战,8月1日陈纳德在昆明设立美国志愿航空队总部[2]:56-57。除了人力要素打开关键之外,租借法案通过纳入国民政府成为援助对象后,物资也开启了机会之门;宋子文等中国外交官员成功找到了一批为数100架的Hawk-81A2战斗机(P-40B),这批战机是由英国订购,但性能不符需求拒绝接收的型号。但对于战力需求紧急之下的国民政府来说有新飞机远比甚么都没有要好,因此接手了这批战机。
陈纳德在美国招募约一百名飞行员,当中40名来自陆军航空队、60名来自美国海军及美国海军陆战队。其中多数为后备役军官,也有少数为美国政府授意下自航空队中自愿退役转往AVG服役之飞行员。不过这些飞官飞过战斗机的不到三分之一,大部分是从轰炸机单位招募而来;另外亦招募了约200名地勤人员。飞行员名义上为中国“中央飞机制造厂”雇员。1941年8月1日,美国志愿航空队成立,总部设在昆明,陈纳德为美国志愿航空队司令[2]:62。9月1日,美国志愿队大队部设在云南省垒允中央飞机厂内。中飞厂的首长是钱昌祚,他作为雇主和陈纳德签订了合作协定。飞行员月薪600美元(1942年美国陆军航空队飞行员月薪最多347美元[3]),小队长月薪650美元,中队长月薪700美元[1]。另外击落每架日机有500美元奖金。
1941年秋夏之间,志愿航空队的飞行员持民间护照陆续抵达缅甸同古换装训练,飞机则由中央飞机制造厂员工在缅甸仰光港组装后飞抵同古接机。陈纳德被飞行员称为“老头子”(Old Man),陈纳德对早期苏联航空志愿队的战术印象深刻,苏联飞行员以当时伊16对日本96式及97式在速度和俯冲上的些许优势,采取一击即离的战术取得战果并保存实力,现P-40对日本零式(海航)及一式(陆航)同样有些许速度和俯冲优势,遂着重训练经验不足的飞行员学习以柯蒂斯-莱特公司P-40与日机作战的技巧,包括以团队作战,高度优势攻击日机,并且避免日机进行水平面的回转缠斗。在训练的同时,协助仰光的英国皇家空军与日本陆军航空队实践作战。志愿航空队面对的问题并不少。部份招募的飞行员作战经验不多,空中射击技术不佳,亦有人借故离队。原来计划的志愿航空队分三个大队,包括两个战斗机大队及一个轰炸机大队。至日本偷袭珍珠港时只成立了一个战斗机大队。志愿航空队最多时有约62架战机及飞行员处于备战状态,下辖“亚当和夏娃”、“熊猫”、“地狱天使”三个战斗机中队,及少量侦察机。至1941年11月,飞虎队的组员陆续完训。
1941年10月,美国志愿航空队在缅甸同古机场完成艰苦训练后,陈纳德率第一和第二中队秘密返回总部昆明[2]:66。由于运输困难,各项设备及战机很迟才到达前线。在陈纳德的指挥下,将能力较低和消极避战的飞行员转至文职,并使其中一至两个中队在备战状态。第三中队“地狱天使”则留在仰光协助英军作战。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对美宣战,志愿航空队随即正式参战。昆明防空指挥部的首长是陈一白,垒允的防空指挥部设立了20多部监听电台就是陈一白将军创建的,陈一白将军负责指挥侦报日机情报。1941年英国在远东秘密布设了当时新锐的雷达站,中、日对敌方空军行动则主要靠布设监听站,日间以人眼、夜间以定向听音器完成,此间曾在日本留学工作,毕业于东京大学机电专业并于早稻田大学学习工作的池步洲,于七七事变后选择回国并于半年后加入中统,采用数学统计法一度破解了日军加密电码,与英国机密的基于1939年由波兰获得的对德军恩尼格玛密码机加密电码数学解密法异曲同工;此前驻缅甸的英军本因南京国民政府投敌因而对重庆国民政府也缺乏信任,在获得重庆国民政府破解的日军作战信息后信心大增,同意与重庆国民政府共享情报(但仍将雷达站严格保密,未告知情报来源),陈纳德则负责迎击来犯日机。1941年夏至1942年5月期间,美国志愿队的三个战斗机中队多次和空袭的日军作战。1941年12月,于昆明来华首战后被称为“飞虎队”。陈一白获得英方侦报日机情报精确,经常取得胜果,令中国军民士气大增。
1942年7月3日,美国陆军部与中方下令解散“美国志愿航空队”(初版飞虎队),飞虎队并入“驻华航空特遣队”下属“美国陆军航空队第23大队”,陈纳德晋升“驻华航空特遣队”准将司令;原飞虎队飞行员解除名义上的“中央飞机制造厂”雇员回归美国陆航成员,同时解除了与国民政府的雇佣合同;大部分飞行员离去,5名飞行员和部分地勤技师留下归并美国陆军航空队第23大队;日军得知飞虎队解散的消息,遂将原驻扎在南洋的陆军航空队第3飞行师团调往中国,企图一举歼灭新组建的“美国驻华航空特遣队”。
1943年3月10日,美国陆军部又将“驻华航空特遣队”改编为“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陈纳德进阶晋升为“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少将司令。
最初,中华民国空军美籍志愿大队队员中有人在杂志上看到绘有鲨鱼头的澳洲P-40的照片,于是也在飞机头部画上鲨鱼头,用以吓唬日本人,其仿自英国下属澳大利亚飞行队于二战前期的涂装,而德国空军在一战中率先采用鲨鱼嘴装饰战机,不过德国涂装没有绘制鲨鱼眼。1941年12月,航空队在昆明上空第一次作战取得胜利。飞虎队(Flying Tigers)正式名称为中华民国空军美籍志愿大队(American Volunteer Group,缩写AVG),因为飞机头部画上鲨鱼头,而未见过鲨鱼之昆明市民称作“飞老虎”而得名[1]。第二天昆明出版报纸记者用“空中飞老虎”来形容美国航空志愿队[2]:69。航空队里的中国翻译见到后,将其翻译为“Flying Tiger”这个名字告诉给陈纳德,队员们也觉得很好,于是将航空队命名为“飞虎队”。
后来,中华民国代表团向好莱坞的著名的迪士尼公司的艺术家们请求设计一个队标,华特·迪士尼亲自动手,根据“Flying Tigers”一名设计出“一只张着翅膀的老虎跃起扑向目标,老虎的尾巴高高竖起,与身体共同构成了象征胜利的V形”的图案。[4]不过到后来,上面就渐渐不画鲨鱼头了。部份的战机更有飞虎标志的涂装。
不过也有另外一种说法指出,早在志愿队成立以前,宋子文就已经在征求AVG的标志了;本来迪士尼方面是要选择以龙作为主体,不过后来因为中华民国政府方面认为龙象征帝王专制,因而才决定采用了老虎;不过所有的老虎图案一直到1942年2月份以后,才开始被漆到AVG所使用的战斧机身上(请参阅Dan Ford的Flying Tigers一书)。
在1941年11月,飞虎队的组员已经陆续完训;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对美宣战,点燃太平洋战场的战火。日本帝国陆军随即进驻泰国的机场,巩固占领东南亚的路径;飞虎队在开战后让第一、第二中队移防昆明守卫滇缅公路的交通动线不致受损。1941年12月20日上午9时45分,中国第五路军司令王叔铭向陈纳德通报空袭预警网报告:“10架日本轰炸机于9点30分从越南上空进入云南。”[2]:66中国空军前敌总司令部电讯监察台侦测到日本82中队10架九九式双发轻轰炸机在毫无护卫下飞昆明,监察台总台长陈一白将军急告陈纳德所有战机都升空迎击。在日军轰炸机机群到达昆明前,美国志愿航空队24架P-40战斗机已升空[2]:68。日军轰炸机调转机头返回边境[2]:68。飞虎队号称击落5架,不过日本战报确认损失的只有第二编队的3架轰炸机,其它飞机中阵亡2名机组员。美国航空志愿队仅有德·雷克托因为追赶日机耗尽燃料迫降在昆明东面一块稻田里受轻伤[2]:68。这次空战胜利让接下来整年西南地区再也没有受到越南攻击的轰炸机队威胁。
1941年12月23日,“飞虎队”第三中队与日军在缅甸仰光展开空战[2]:79。同日中午,日军54架三菱双引擎轰炸机群在20架战斗机护航下,轰炸仰光;第三中队15架P-40战斗机分成2个分队,分别向日军轰炸机群攻击,共击落25架日本飞机;“飞虎队”损失2名飞行员和3架飞机[2]:79。12月25日,在32架战斗机护航下日本空军出动60馀架轰炸机轰炸仰光,飞虎队12架P-40战斗机和英国皇家空军16架布鲁斯野牛式战斗机起飞迎战,空战持续1个半小时,日本空军被击落约26架飞机;“飞虎队”损失2架战机,英国皇家空军损失6名飞行员和9架战斗机[2]:80。在缅甸仰光仅10个月,“飞虎队”第三中队在缅甸投入约20架P-40战斗机,面对日军为攻占缅甸投入约1,000馀架飞机,先后与日军展开空战31次,共击落日军飞机217架;“飞虎队”损失5名飞行员和14架P-40战斗机[2]:80-81。1942年2月4日,日军偷袭“飞虎队”在缅甸东吁基地,炸毁“飞虎队”3架P-40战斗机;2月25日,日军出动200架飞机支援地面进攻,“飞虎队”仅有8架战机起飞,击落日机24架;2月26日,“飞虎队”仅有6架战机起飞,击落日机18架;2月底,“飞虎队”6架战机撤往马圭[2]:831942年3月21日中午,日军27架轰炸机群在20架零式战斗机护航下,袭击马圭机场,“飞虎队”10名队员受重伤和1架P-40战斗机被击中;第二天上午再次袭击马圭机场,“飞虎队”3架P-40战斗机和英国皇家空军4架旋风式战斗机辗转飞往中缅边境中国垒允空军基地[2]:83。3月23日,“飞虎队”第一中队奇袭清迈(Chiang Mai)机场,击中20架日本飞机,10架被摧毁(驻机中加藤隼第64隼戦队中3机被击破);第二中队在南邦机场扑空后,沿着清迈-南邦公路击毁日军一个军营、一个卡车队[2]:85。1942年3月30日日本加藤隼64战队在缅甸展开报复,飞虎队自行放火烧毁22架P-40,向昆明撤退,“飞虎队”在撤离缅甸时销毁了维修中来不及运回的22架P-40。
由于飞虎队于1941年12月20日的空战中创下了自从零式舰上战斗机肆虐中国战场以来的首次空战胜利,随后在缅甸战场上盟军失利时又算是一支创下较多击落日机战果并且体面撤出缅甸的盟国空军单位,因而在太平洋战争初期受到美国与中国的大力宣传,官方宣传中声称有299架日军飞机与1000名的日本飞行员在与AVG交手时遭到击落或在地面上被击毁,因此创造了18位王牌飞行员。许多人至今认为当年在中国与缅甸上空与志愿队作战的为日本海军的三菱零式舰上战斗机,但事实上那大多是志愿队飞行员将与零战外型极为相似的陆军中岛一式战斗机误认为零式机的缘故。日本海军航空队驻华的作战机单位于1941年8月到12月之间陆续解编调回航空母舰与日本其它陆上基地以支援太平洋战场,直至1942年6月中途岛海战惨败后,因失去主力航母和随后彻底中止了航母突击任务,才有若干海航零战机1943年返回中国战场,驻防于广东,上海以及海南岛等沿海基地。飞虎队早在零战机回到中国之前,于1942年7月4日正式解散,除少数飞行员继续留在中国外,大部分的飞行员选择回到美国。
由于日本方面许多资料在战争结束前随部队调动而佚失,或是在战争结束前遭到销毁,必须依靠许多回忆录或者是间接的资料去重现空战成果。根据当时日本陆军航空队在缅甸战场上的部署以及日方的战损资料来观察,飞虎队所取得的战果不会超过115架以及400多名日本陆航的空地勤人员,当中包括在地面击毁的敌机。直到1942年7月3日奉命解散,飞虎队在中国、缅甸、印度支那作战7个多月,共击落约150架日机,摧毁297架日机[1]。飞虎队到解散前共接收过129架P-40,损失了78架的P-40C与2架P-40E。损失原因包括因各种事故损失23架、自行销毁22架、空袭损失13架、空战遭到击落12架[1]、遭高射炮击落10架。另外90名的飞行员中有21名飞行员战死、被俘及失踪,另有3名于训练过程中阵亡。
美国志愿航队下辖3个中队,第一中队是“亚当和夏娃”(Adam & Eves);第二中队是“熊猫”(Panda Bears);第三中队是“地狱天使”(Hell's Angel),配备P-40型战斗机[2]:57。1941年12月美国正式参战时,飞虎队有82名飞行员及79架飞机,但并非全部在作战状态。当中一、二两个中队驻扎在云南昆明,第三中队在缅甸仰光附近,担任保护直接通往中国的最后一个海运和公路运输线的安全。
所谓的飞虎队一般而言所指的就是美籍志愿大队,这个名称狭义上并不包含之前的第14国际志愿大队以及之后的驻华空军特遣队或14航空队,与后来同样获得飞虎队徽称呼的中华民国空军第5大队也没有直接的关联,然而如今许多两岸的新闻媒体乃至大部分的民众依然一律以“飞虎队”称呼所有抗战期间驻华的美军作战单位甚至连非陈纳德所指挥,空袭东京后降落于中国浙江的杜立德机组人员以及装备B-29超级空中堡垒驻防于成都的第20轰炸机指挥部都以“飞虎队”称呼,形成一些误解[来源请求]。
在美国参战后,陈纳德获恢复美国陆军现役上校,之后升为准将及中将,担任第十四航空队司令。1942年7月4日,志愿援华航空队由第十航空队之下的第23战斗机大队取代。但原来的志愿空军中只有五名飞行员接受任命转往新的单位,多数人转为担任运输机师,或加入军队到其他地方作战。原来的志愿空军解散后,第23战斗机大队成立,尽管大多数飞行员认为自己继承了“飞虎队”的精神,且也有部分志愿队的人员继续在华作战,不过正统的AVG成员大多并不承认1942年7月以后还有所谓的“飞虎队”存在。
飞虎队有82名飞行员。
1992年,美国政府宣布承认于志愿航空队服务等同于在美军服役,飞虎队的老兵亦可得到退役军人待遇,并于1996年获颁发奖章。飞虎队则获颁“美国总统勋奖部队”。根据当年部分美籍飞行员的著作所述,他们确系奉命退伍,以便以平民身份加入飞虎队。[来源请求]
为了争取飞虎队的名称,以志愿队老兵组成的飞虎协会还有第14航空队老兵组成的14航空队协会甚至在法庭上有过争辩,最后的结果是导致两个协会从此各办各的纪念年会(虽然部分先参与志愿队,后参与14航空队的飞虎协会老兵仍会参加14航空队的纪念活动),形同分裂;此外,台湾方面的空军人士也经常将401联队的前身5大队视为飞虎队,尽管第5大队曾经被编入中美空军混合团由陈纳德指挥参与对日作战,然而事实上5大队是于1943年编入中美空军混合团的,当时志愿队早已解散两年,因而与飞虎队并没有直接关系,但是由于中国人习惯将所有美军驻华单位称为飞虎队,而5大队的美籍老兵对此也并不采取直接否定的态度,因而每当台湾方面派人参加5大队年会时,就习惯将5大队称为飞虎队了。[来源请求]
由于飞虎队曾经协助中华民国空军抗战,陈纳德并于日军投降抗战胜利前数天离开中国,并在离开中国前,被授予中华民国青天白日勋章,于在美退役后,1949年后仍然赴台协助国民政府组织民航局,并担任中华民国交通部民用航空局直辖空运队并随后改组为控股公司的董事长,公司则位于现今的台北松山机场,随后返回美国后又是台湾在美国的有力支持者,因而长期以来是台湾与美国维系邦交的一段历史象征,而在中国大陆则因为陈纳德的反共态度而对飞虎队采取全盘否定的地步。这一切直到1990年代之后起了微妙的变化,那就是台湾逐渐走向本土化之后,绿营人士于取得政权后为了否定与中国之间的相关联系,刻意逐渐的淡化所有国民党于中国执政时期抗日战争与其他的相关历史,民进党籍的台北市长陈水扁甚至在1997年1月将1950年代即陈列于台北新公园(后称二二八和平纪念公园)的陈纳德铜像移出,因为二二八公园的成立当时只考虑到一部份的需求,在缺乏考量下,并未考虑到陈纳德将军为美支援人士,且于二战期间对抗日军侵略整个东亚地区的防卫作出的重大贡献,也同为美国民众后续对于战役精神支柱的关键人物,造成飞虎协会的老兵们极大的不满,飞虎协会因而纷纷开始与过去势不两立的中共接触[来源请求],从而导致现在飞虎协会的成员选择前往大陆参加相关的纪念活动。随后陈水扁卸任后,并由田在劢将军在下一届的台北市长马英九的支持及陈纳德遗孀陈香梅女士的同意下,将被移至台北新生公园的陈纳德铜像迎接到花莲基地安置,并于花莲基地成立“飞虎纪念馆”,该纪念馆成立时,陈香梅女士并与来自美国的廿多名昔日飞虎队飞行员及眷属与会参加揭幕。[来源请求]
关于陈纳德将军铜像,因为新公园更名为二二八和平纪念公园后,公园纪念对象与铜像有所不符,台北市政府工务局公园路灯管理处发文,将陈纳德将军雕像移至位于新生公园航空轨道下,2005年7月,时任空军第401联队联队长田在劢少将,有鉴于该联队的前身为隶属于陈纳德将军麾下的第十四航空军中美混合联队第五战斗机大队,且基于陈纳德将军对中华民国的贡献良多,随行文致函台北市市长马英九先生及陈香梅女士的同意后,于2005年8月12日完成迁移至花莲基地安置放至于“飞虎纪念馆”馆内收藏,并由陈香梅女士亲自揭像。[来源请求]
讲到飞虎队,人们往往只关注了陈纳德,常常忽略了对这段史实作出20年执着努力的美国人杰夫-格林(Jeefrey B. Greene)。,他是目前掌握但未完全公开的飞虎队相关系统全面记录史料的人。他有可能选择适当时机把他搜集整理编撰的文化产品奉献给大家。 还有一条消息,为纪念抗日战争暨二战胜利70周年,美国飞虎队协会于2014年9.25-9.28日组织“飞虎老兵重聚暨二战合作论坛”。[来源请求]美国方面安排了二战时飞虎队的战斗机P-40五架、P-51一架,飞虎队轰炸机B-25一架,驼峰航线运输机C-47一架,在现场作航空飞行表演。本次活动将是大多90高龄的飞虎老兵的最后一次有规模的告别聚会,具有特别纪念珍藏意义。其间,杰夫· 格林先生提议并由他编写提纲,经他指定著名摄影师兰道尔执机,在当时条件并不宽裕情况下,本人出资完成了这次规模聚会现场的全程拍摄录影。今天2015年3月23日得知,据美中航空历史遗产基金会杰夫格林主席消息:二战时期驻昆明的美军14航空队 B--25轰炸机飞行员杰克· 伦德· 斯科菲尔德(Jack lund Schofield)追悼会于美国时间2015年3月20日下午1点在以他名字命名的杰克· 伦德· 斯科菲尔德中学举行,杰克· 伦德· 斯科菲尔德生于1923年4月 25日,于2015年3月13日去世,享年92岁。杰克· 伦德· 斯科菲尔德于1945年2月22日到达昆明开始作战,之前他在国内作为教官训练飞行员;在中国,他服役的22轰炸机中队当时驻扎在昆明附近的羊街机场。[来源请求]
2022年12月22日飞虎队最后一位华人飞虎队员陈炳靖,周四(22日)疑感染新冠肺炎在香港病逝,享寿105岁,是当年24名华籍飞虎队员中,最后离世的一人。[5]
为了纪念二战70周年,台湾公共电视推出中美飞虎队联手抗日纪录片,于2014年12月23日至12月26日一连四天晚间10点播出《飞虎传奇》。[6]
2012年昆明巫家坝国际机场关闭后,昆明市决定在巫家坝机场旧址修建飞虎大道,这条为纪念飞虎队而命名的道路分两段施工,南段2015年通车,北段2018年开工[7]。
飞虎队在柳州帽合机场的遗址列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保护状态不佳[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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