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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文字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甲骨文，又称契文、龟甲文字、殷墟文字[1]、甲骨卜辞，为商朝晚期王室用于占卜记事而在龟甲或兽骨上契刻的文字，是中国乃至于整个东亚已知最早的成体系的成熟文字。商代文字上承原始刻符号，下启西周文字，是汉字发展的关键形态。现成熟的今文字或说楷书即由商代文字渐渐演变而来。除了甲骨文，商代文字也包括商代金文，是通常比甲骨文更正式的书体。
一般认为，晚清官员、金石学家王懿荣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从来自河南安阳的甲骨上发现了甲骨文。安阳城西北的小屯村，是商晚期国都遗址“殷墟”的所在，考古发掘及其他途径出土的甲骨已超过十万块。此外，在河南其他地方也有例如狩猎旅行、献祭、战争或其他事件的记录。这些甲骨文年代被确定为从商晚期武丁在位开始（约前1250－前1200年）延续到春秋[2][3] 。
甲骨文的发现，促进了各国学者对中国上古史和古文字学等领域的深入研究，并开创了一门崭新学科—甲骨学。
全世界目前已发现的殷商甲骨文字约5000字，但真正被释读出来的字数不到2000字。而在已经破译的甲骨文中，也有一批尚有争议[5]。
甲骨文自发现以来，学者从不同角度提出过多种不同命名：
民国十年（1921年）12月25日，史学家陆懋德在北京《晨报副刊》发表的“甲骨文之发现及其价值”中首次提出“甲骨文”一词。随后，王国维、郭沫若、董作宾等人陆续在著作中使用，该词逐渐被学术界和大众认可，成为通用的名称。
由于甲骨文本身已经是一种发展得非常成熟的文字系统，所以学者认为它应该是起源于一种更原始的文字。2003年至2006年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平湖市博物馆对位于中国浙江省平湖市林埭镇庄桥坟遗址的大型良渚文化遗址发掘，发现240多件器物有刻画符号，被认为可能是甲骨文的其中一个可能的起源，被称为“良渚原始文字”[6]。美国学者吉德炜（David Noel Keightley）认为殷商甲骨文源自于良渚文字。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者唐兰与裘锡圭认为，甲骨文源于大汶口陶文。裘锡圭认为，良渚文字的结构与中原系统文字不同，为汉字先驱，但不是殷商甲骨文与现代汉字的直系先祖[7]。李学勤主张，良渚文字演变为大汶口陶文，再演变成殷商甲骨文。
《礼记·表记》载：“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现在已知殷商君王在处理大小事务之前，都要用甲骨进行占卜，祈问鬼神，常命巫师在龟甲兽骨上钻洞烧灼，形成裂痕。巫师根据裂痕分辨神谕，事后将所问之事契刻于甲骨上。商亡之后，占卜在周代逐渐绝迹，其文字也逐渐不为人知。甲骨文最早出土于何时，目前尚无定论。河南安阳殷墟一带，自北宋以来就不断发现商代铜器[10]，当地在千百年前即有甲骨出土是完全有可能的。但直到清末，历代学者都没有注意到甲骨文的存在。[11]
学术界基本认同清末官员、金石学家王懿荣是甲骨文的最早发现者。[12][13][14][15][16]而关于具体发现过程则有两说。
第一说源于刘鹗的记载。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河南出土龟版之后，被山东潍县古董商人范寿轩、范维卿等人收购，并运至北京售卖。时任国子监祭酒的王懿荣素来喜好收集古物，通晓金石文字，从古董商手中高价收购了这批甲骨。[12][17]
另一说流传甚广，与中药“龙骨”密不可分。龙骨一般是指远古动物的骨骼化石，中医认为其可以入药，有治疗咳逆、泻痢、便血的作用。[18]后来，甲骨代替龙骨，用于药用，安阳一带有人甚至世代以此为业。[19]在这一过程中，甲骨文资料受到了不可估量的损失。[20]光绪二十五年，王懿荣染疾服药，偶然在中药中的龙骨上发现了古文字。[21]
王懿荣为清末翰林，进士出身，具有深厚的金石学造诣。他在得到甲骨之后，即认定其上文字是比籀文更加古老的殷商遗物，并开始重金收购有字甲骨，至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春，共得到1500片左右。然而，王懿荣尚未对这种文字进行深入研究，即在同年七月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时自杀殉国。
王懿荣对甲骨的收购，逐渐引起学者重视，古董商人则故意隐瞒甲骨出土地，以垄断货源，从中渔利。王懿荣好友刘鹗等派人到河南多方打探，皆以为甲骨来自河南汤阴。后来罗振玉经过多方查询，终于确定甲骨出土于河南安阳洹河之滨的小屯村，这里与古文献记载的商朝后期的殷都所在地相吻合。[22]
甲骨文的发现引发了当地民间对甲骨的私掘热潮，各地古董商人、藏家学者纷至沓来，大量收买。据统计，到民国十七年（1928年），已有数万片甲骨流散各地。
同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创办人傅斯年很快提出殷墟发掘计划。8月，在考古学家董作宾领导之下，第一次对殷墟进行了科学发掘，直到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抗战爆发前夕，前后共进行十五次发掘，获得有字甲骨24918片，尤其是其中民国二十五年的第十三次挖掘，于YH127坑获得极重要的巨量甲骨一万六千馀版，震惊海内外学术界。[23][24]
日军占领安阳期间，日本方面曾组织日本学者在当地发掘甲骨及其他文物，并将所得运往日本。[25]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科学院等部门继续开展甲骨发掘工作，共获得5300多片。此外，河南辉县、偃师、洛阳、郑州二里岗及河北藁城等地的商代遗址也有有字甲骨出土。陕西岐山、山西洪洞、北京昌平等地还发现了周代的有字甲骨。
| 甲骨时代 | 甲骨占量 |
| 第1期（27代武丁时代） | 57％ |
| 第2期（28代祖庚，29代祖甲兄弟时代） | 11％ |
| 第3期（30代廪辛，31代康丁兄弟时代） | 12％ |
| 第4期（32代武乙，33代文丁时代） | 8％ |
| 第5期（34代帝乙，35代帝辛时代） | 10％ |
（盘庚、小辛、小乙时期的甲骨较少，总共约占殷墟甲骨的2％。)
陈梦家曾估计为10万片[26]。甲骨发掘存世的有十五万四千片[27]，其中中国大陆藏有十万多片，台湾藏有三万多片[28]，香港藏有90片[29]，其他国家如日本、英国、德国、加拿大、瑞典等12个国家藏有大约两万七千多片。
孙诒让的甲骨文研究主要反映在他的《契文举例》和《名原》两部著作中。《契文举例》成书于光绪甲辰年（1904），全书分为上下两卷，共十篇：释日月、释贞、释卜事、释鬼神、释人、释官、释地、释礼（以上上卷）、释文字、杂例（以上下卷）。其中《释日月》主要解释干支字及纪日纪月法；《释贞》考释甲骨占卜制度及辞例；《释卜事》考释甲骨占卜的内容范围；《释鬼神》考释甲骨卜辞中涉及的鬼神祭祀对象；《释人》考释卜辞中所涉及的人物；《释官》考释卜辞中所涉及的官名；《释地》考释卜辞中所涉及的方国及地名；《释礼》考释卜辞中涉及的典礼制度。以上各篇从标题看好像是讨论甲骨卜辞所反应的内容和相关的商代文化制度，但事实上是在考释文字的基础上来谈的，宗旨仍在于文字考释。下卷《释文字》以考释一般文字为主，其中有少数文字的考释在上卷各篇中已经涉及；《杂例》仍考释甲骨占卜之例。从今天的眼光来看，《契文举例》我们主要是看作孙氏甲骨文字考释的专著。
《名原》撰写于光绪乙巳年（1905），是在《契文举例》的基础上而写成的，可以看作是一部纯粹的文字学著作。孙氏在《叙录》中谈到该书的创作主旨：
自宋以来，彝器文间出，考释家或据以补正许书之讹阙。迩年又有龟甲文出土，尤简渻奇诡，间有原始象形字。或定为商时契刻，然亦三代瑑迹尔。余少耆读金文，近又获见龟甲文，咸有撰录。每惜仓沮旧文不可复睹，窃思以商周文字展转变易之迹，上推书契之初轨，沈思博览，时获塙证。……今略摭金文、龟甲文、石鼓文、贵州红岩古刻，与《《说文》》古籀互相校勘，楬其歧异以著省变之原，而会最比属，以寻古文、大小篆沿革之大例。约举辜较，不能备也。
可见孙氏意在以金文和甲骨文——尤其是包含较多象形文字的甲骨文——探求汉字造字本原，以补正许慎《说文解字》之失，并考查汉字演变沿革的规律。此书亦分上下二卷，列原始数名、古章原象、象形原始（以上上卷）、古籀撰异、转注楬橥、奇字发微、说文补阙（以上下卷）七篇。孙氏对于金文可以说是非常熟悉的，眼光也很敏锐。《名原》的大多数的讨论都是先举金文，然后再通过偏旁分析和文字形体的类比而涉及甲骨文字。各篇凡涉及对甲骨文字的考释，大多数与《契文举例》是一致的，但也有新的考释，有些地方还修正了《契文举例》中的失误。
民国六年（1917年），王国维发表了第一篇甲骨文研究的学术论文《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王国维利用甲骨文的实物资料证实了司马迁《史记·殷本纪》中对商朝的记载，即自商汤建国到商纣灭亡，有三十一王，历经六百多年；同时，王国维也更正了一些《史记》中的错误，如：上甲以后的世系次序应为“报乙—报丙—报丁—示壬—示癸”，《史记·殷本纪》误为“报丁—报乙—报丙—主壬—主癸”[30]，又发现王亥之名“乃知王亥为殷之先公”，与《吕氏春秋》、《史记·殷本纪》、《三代世表》及《汉书·古今人表》所记载的胲、核、该、王冰、振和垓，“实系一人”，有“中宗”称号的本来是祖乙，《史记·殷本纪》误为大戊，《史记殷本纪》误康丁为庚丁、误文丁为大丁[30]。
早期曾从事甲骨文研究的学者有罗振玉、丁山、武龙章、王襄、商承柞、叶玉森、陆懋德、胡光炜、程憬、林义光、柯昌济、马衡、容庚、闻宥、余永梁、陈邦怀、陈邦福、张凤、罗福成等人。王襄还著有《甲骨文字典》以及《室殷契征征文》。1904年，孙诒让依据《铁云藏龟》，写成《契文举例》一书。罗振玉著《殷墟书契》、《殷墟书契奢华》、《铁云藏龟之馀》、《殷商占卜文字考》、《殷墟书契考释》等有关甲骨文的书。董作宾著有《殷虚文字甲编》、《殷虚文字乙编》、《殷虚文字外编》。1933年董作宾在《甲骨文断代研究例》中提出的十项标准，即：世系、称谓、贞人、坑位、方国、人物、事类、文法、字形、书体，其核心断代标准是：世系、称谓、贞人，并依此把甲骨文分为五期——第一期：武丁及以前，第二期：祖庚、祖甲；第三期：癛辛、康丁；第四期: 武乙、文丁；第五期：帝乙、帝辛。金石学者王本兴把已有定论的甲骨文字归集成册，编成《甲骨文字典》，与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刘艳霞合作增加了汉语拼音索引，使检索更容易，开创了甲骨文拼音索引编典的先河。1931年，周予同《关于甲骨学》一文提出“甲骨学”这个名词。朱芳圃在1933年出版了专著《甲骨学文字编》，1935年又出版了《甲骨学商史编》。[31]
| 董作宾 | 陈梦家 | 李学勤 |
| 一期（27代武丁时代） | 宾组, 武丁卜辞 | 宾组 |
| 二期，文武丁卜辞 | 出组，庚甲卜辞 | 出组 |
| 三期（30代祖辛，31代康丁兄弟时代） | 康丁卜辞、何组，廪辛卜辞 | 无名组、何组 |
| 四期（32代武乙，33代文武丁时代） | 子组、武组、武文卜辞 | 何组、武组、历组 |
| 五期（34代帝乙，35代帝辛亲子时代） | 乙辛卜辞 | 黄组 |
目前发现有大约15万片甲骨，甲骨文有4,672个单字，其中1,723个字可隶定，大部分的字义仍不可解。[32]甲骨文使用了象形、指事和会意等汉字造字的方法[来源请求]。在字的使用上可以看出假借的造字方法[来源请求]。形声字占25％左右[来源请求]。中国商代和西周早期以龟甲来记载，甲骨的内容涉及天文、气象、地理、职官、畜牧、宗教等方面。甲骨文的会意字，求意思明确，甲骨文的体积和甲骨文的繁简往往决定文字的大小[来源请求]。
2017年，中国文字博物馆斥巨资，以“破译单个甲骨文奖励10万元”的天价悬赏一批总量近3500字需要释读的疑难甲骨文，换言之，这次中国文字博物馆悬赏破译甲骨文的奖励基金，将达到3.5亿元人民币[5]。
早期：刘鹗、甲骨四堂（罗振玉、王国维、郭沫若、董作宾）、孙诒让、王襄、白川静、朱芳圃、吴其昌、内藤湖南、唐兰、明义士、丁山、屈万里、贝冢茂树、胡光炜、杨树达、容庚、于省吾、陈梦家、曾毅公、陈邦怀、孙海波、徐中舒、胡厚宣、李孝定、张秉权、金祥恒、岛邦男、松丸道雄、姚孝遂、刘渊临等。
现今：饶宗颐（香港中文大学）、裘锡圭（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李学勤（清华大学）、林沄（吉林大学）、吴振武（吉林大学）、陈炜湛（中山大学）、李家浩（北京大学）、黄天树（首都师范大学）、赵诚（中华书局）、夏含夷（芝加哥大学东亚语言文明系）、郑振香（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刘一曼（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曹定云（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宇信（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孟世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宋镇豪（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蔡哲茂（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李宗焜（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许进雄（台湾大学）、朱歧祥（东海大学）、高嶋谦一（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黄德宽（安徽大学）、刘钊（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沈培（香港中文大学）、陈剑（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李洪琪（西安交通大学）等等。
与甲骨文相关的参考文献包括：[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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