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武宗南巡之争

明武宗南巡之争，又称正德南巡之争，为明朝正德十四年（1519年）农历三月的一起政治事件。明武宗在江彬的唆使之下下诏南巡，遭到明朝百官的集体反对，最终以一百余位官员受刑或贬迁，明武宗收回成命而告终。

同年六月，宁王朱宸濠叛乱，史称“宁王之乱”。虽然佥都御史王守仁在七月底即平定叛乱，武宗仍然隐瞒战功，而自封“镇国公”以平乱为由，于同年八月开始南巡。

背景

明武宗即位后，喜爱游玩，宠信宦官奸臣，以刘瑾为首的“八虎”扰乱朝政。正德十年后，武宗又宠信江彬等人，朝廷大权旁落，外有蒙古达延汗侵边，内有宁王朱宸濠意图谋反。而武宗仍然在宣府建立行宫，并巡游太原、榆林等地，耗费大量物资。正德十四年（1519年）正月，武宗返回顺天府。同年三月，即下诏准备南巡。诏书颁布之时，朝廷内外一时哗然^[1]。

进谏

舒芬率众翰林进谏

状元及第、时任翰林院修撰的舒芬率先率领翰林院编修崔桐，庶吉士江晖、王廷陈、马汝骥、曹嘉及汪应轸联名上疏反对：

“

古代帝王之所以要巡幸狩猎，是为了协调声律度数，统一度量、访求遗老，询问民生疾苦，罢黜庸吏、提拔贤才，考察各级官员业绩，给予升降，使得他们位居合适职位，因此诸侯则有所畏惧，百姓却生活安康。像陛下那样的出巡，不过是和秦始皇、汉武帝相似，放纵私心寻欢作乐而已，是不能实现巡幸狩猎之礼。秦始皇在博浪沙遭人操铁锥袭击，汉武帝微服私访到柏谷不被亭长接纳，那样的祸患已可引以为鉴了。近来对西北的两次巡幸，六师无人统御，各地百姓受困，其悲哀呼喊，上抵苍天，播撒四方，人心为之而震。所以百姓当听闻南巡诏书，均像鸟儿受百兽惊吓闻风逃散一般。而各地官吏又可借迎奉圣驾之名，征用遣发命令苛刻，江淮等地即造成一派骚乱，而各地又牵扯其中，耗资甚多。万一有凶顽不法之徒，趁机作乱，其灾祸就不小了。此外，陛下将镇国公爵位自封，如果到亲王封境，有人依照大臣礼仪对待陛下，陛下是向北朝见还是向南？假如要依循名称，深究亲王大臣矛盾错误之处，那陛下左右宠信之人恐陷入死无葬身之地了。此外，尚有一事使人痛哭却不忍说出：宗室藩国中有暗藏西汉宗室中挑起七国之乱的刘濞同样的祸心，大臣又私怀与五代时不以事贰君为耻的冯道类似的用意，把官俸官位当做家中旧物，把朝廷官署当做集市，将陛下当做可走的棋子，而把成祖夺建文帝位后，除去建文年号，仍称洪武那段时间的所作所为之事当作常规。只因陛下左右宠信亲近的那些人心智短浅，不能把这些话告诉陛下罢了。假使陛下能够听到此言，即使就到紫禁城门之外，也将警卫保护做到，怎还敢轻骑巡游呢？[2]

”

黄巩、陆震之兵部进谏

不久，兵部职方司武选郎中黄巩、员外郎陆震随后即联名上疏劝阻：

“

陛下临政多年来，祖先的纲纪法度先坏于逆贼刘瑾，其次坏于佞幸之辈，再次坏与边疆将帅战事不利，大概荡然无馀了。天下只知有权臣，却不知道有天子，动乱的根本已经形成，祸变将要发生。所以臣试举当今最急的事加以陈说。 第一，尊崇正学。臣听说圣人主张守静，君子谨慎于出动。陛下游玩无度，流连忘返，出动地也太过分了。臣诚愿陛下高高居住在宫中，凝聚精神镇定思虑，排除外界的纷乱干扰，排斥异端邪说，疏远奸佞小人，延故老，谘询忠诚良臣，这样可以蕴含保养气质，熏陶道德品行。而圣学维新，圣政自然振兴。 第二，疏通进言渠道。进言渠道，是国家命脉。古代，圣明帝王以进言来引导众人，采纳他们的建议而使他们显扬。现在却不同。大臣谈及时政，左右近臣都隐瞒上报。有的涉及弄权奸臣，就扣留宫中不发，而用其他事情加以中伤。使他们虽然不因进言却因他事获罪。因此，虽然有安定百姓的长久之计，谋划国家的最好策略，但却无法传达给圣上。即使有引起国家必乱的大事，有图谋不轨的奸臣，陛下又从何处得知？臣诚望陛下能够广开言路，不要怪罪他们越职言事、不要责怪他们沽名钓誉，如此，忠言将会日渐进呈，只会将会逐渐增广，乱臣贼子也会有所畏惧，不敢放肆。 第三，端正名号。陛下无故自降身分为“大将军、太师、镇国公”，远近人士听闻，无不惊骇叹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谁是天子？天子不以“天子”身分为君，却以“将军”身分为君，那么天下都成为“将军”的臣民了。现在不取消这样名号，昭显天下名分，那么体统就不正，朝廷就不尊严。古代天子也有自称独裁者，最后求作一个平头百姓却不行的。臣私下为陛下此举感到畏惧啊。 第四，戒除出游。陛下开始时游玩嬉戏，不出大厅，在南内驰马追逐，进言的人尚以为不可。随后您临幸宣府，又临幸大同，后又临幸太原、榆林，所到之处耗费资财，惊动众人，郡县不得安宁，致使民间夫妇不能相保。陛下作为百姓父母，为什么竟忍心使百姓至于此种地步呢？最近又有南巡诏令。南方的百姓听闻后争着携带妻子儿女逃难，流离颠沛，怨恨之声纷起。如今，江淮等地又发生大饥荒，父子兄弟相食。天时人事到这样地步，陛下又进一步逼迫，怎么能不流落成为盗贼呢？奸雄窥视，等待时机而起事。变乱从内部发生，届时想回京则无路；变乱发生在外，则望救而来不及。陛下到那时，悔恨已经来不及了。那些位居高位的大臣、专权的宦官、亲近的群小人，他们哪里有丝毫怜爱陛下的善心呢？都希望陛下远行，然后得以擅权放纵，趁机营利。或者，他们也会袖手旁观，如同秦、越之人一样互不相干。陛下应该幡然悔悟，颁布哀痛罪责自己的诏书。取消南巡，撤离宣府行宫，表示不再出行。打开国库，赈济江淮百姓，遣散边防军队，使他们回归编制。清洗先前的错误行为，收聚已经失散的人心，如果这样，那么还能有所作为。 第五，清除小人。自古以来没有小人执政而不亡国丧身的。当今玩弄权术、贪恋富贵的小人，确实大有人在。至于最先开启边事，拿战争当儿戏，使陛下耗费天下之力，竭尽四海资财，伤害百姓之心，都是江彬所为。江彬，只是军队中的平庸之辈，凶残狠毒傲慢怪诞，没有人臣的礼节。臣只看到他有可杀的罪过，却没有听说他有可赏的功劳。现在却赐以国君之姓，封伯爵，以心腹相托，并将京营的重任相托，使得他在外把持兵权，在内蓄谋叛变，形成骑虎难下形势，这必然是产生叛乱的原因啊。天下人切齿怒骂，都恨不得吃了江彬的肉。陛下又为何竟怜悯一个江彬，而不用来向天下谢罪呢？ 第五，设立太子。陛下年岁渐高，太子没有出生，祖宗社稷基业摇摇欲坠，无所寄托。正要外出远行观赏游玩，多次遭遇不测，收养的义子布满左右，却唯独不能预先立亲族中的贤人以继承大业，臣认为陛下大概本末倒置了。诚望祭告宗庙，请命于太后，旁从询问大臣，选择皇亲中贤良者一人作为养子，以寄托国人期望，以后诞生皇子，仍让养子出镇藩国，这实在是宗庙国家无穷的福分啊。[3]

”

员外郎陆震草拟奏疏将要劝谏，看到黄巩的奏疏后赞叹不已，于是毁掉自己草稿，改为与黄巩联名疏奏。明武宗看后非常愤怒，将两人关于诏狱，又在午门罚跪。众人议论天子将要出行，黄巩说：“如果天子真要出行，我必然牵著他的衣服以死相谏。”他连跪五天期满后，仍然被关在狱中。过后二十多天，他受廷杖五十下，被贬为平民。江彬派人沿途刺杀黄巩，因有治洪主事得知而事先将黄巩藏起，从小道得以逃脱^[4]。

吏部、礼部官员进谏

随后，吏部考功司员外郎夏良胜，与礼部主事万潮、太常寺博士陈九川联名上疏：

“

现在东南的祸患，不仅是江淮等地；西北的忧愁，就近在京师。宗庙祭祀的牌位不能长期虚空；对皇后的孝敬赡养不能长期荒废；后宫后妃的怀孕征祥，仍可早日达成；繁重的国家政务，不能全盘推诿。镇国称号，传闻于天下，恐怕会是产生祸乱的根源；边境将士归属，是在宫禁附近，陛下忘了身边的祸患了么？若继续巡行游乐，臣等将不知死于何处了。[5]

”

大量文臣进谏

此时，群臣的大量进谏开始，吏部郎中张衍瑞等十四人、刑部郎中陆俸等五十三人的奏疏随后呈上。之后礼部郎中姜龙等十六人、兵部郎中孙凤等十六人等两批奏疏又相继呈上^[6]。

太医院医士徐鏊亦以艺术进谏：

“

养生之道，好如燃烧的蜡烛，房屋遮蔽则燃烧坚固，大风吹过则流泪。陛下轻视您的万乘之躯，却放纵于嬉戏游乐、骑马射箭、捉鱼猎兽。近来又不畏惧远游，冒著寒暑涉水，饮食又不调和，菜肴无选择，实在不是养生之道啊。何况南方潮湿，容易生病。请求您以国家社稷为重，不要从事鞍马、醉酒之事，喜不要伤心，怒不要伤肝，欲不要伤肾，劳不要伤脾，请享受密室安逸，而躲避暴风祸患。这是臣最大的心愿。[7]

”

各奏疏纷纷入宫，武宗与众宠臣读后纷纷大怒，遂命逮捕夏良胜、万潮、陈九川、黄巩、陆震、徐鏊入诏狱，而舒芬、张衍瑞等一百零七名大臣则在午门外罚跪，长达五日。而此时，大理寺正周叙等十人，行人司副余廷瓒等二十人，工部主事林大辂、何遵、蒋山卿连名上疏纷纷呈上。

武宗大怒，命周叙、余廷瓒、林大辂等人，与夏良胜等六人一同在阙下罚跪五日，并施加刑具。到晚上，仍然押回囚禁于狱中。诸位百官早晨罚跪，日暮收监，连贯成串如同重犯，在路途看到的人无不落泪。而朝中除了大学士杨廷和、户部尚书石玠上疏论救外，没有敢替他们说话的官员。士民感到气愤，纷纷投石侮辱其他大臣。各大臣感到恐惧，入朝不等察看武宗脸色，就请下诏禁止言事的人，通政司于便拒绝不再接受奏疏^[8]。

金吾卫佥事张英血谏

当时，天空接连白天昏暗，禁菀南海子中水涌出四尺有馀，桥下七根铁柱像斩断一样。金吾卫都指挥佥事张英称：“这是变乱的征兆，皇帝外出一定不吉利。”于是裸露上身，将刀子放于胸前，包裹数升土，手持进谏奏疏挡住皇帝车驾跪下大哭，随即自己刺破胸膛，血流满地。卫士夺过其刀，将他捆绑送入诏狱。问他裹土原因。他称：“恐怕玷污了朝廷，洒土掩血罢了。”被下杖刑八十下，随即身亡^[9]。

罪罚与结果

舒芬等一百零七人，在罚跪结束后，各施杖刑三十。因舒芬、张衍瑞、陆俸、姜龙、孙凤为首倡的官员，被降职外调，其馀官员夺半年官俸。夏良胜、万潮、陈九川、黄巩、陆震、徐鏊、周叙、余廷瓒、林大辂各施杖刑五十，其馀三十人施杖刑四十。黄巩、陆震、夏良胜、万潮、陈九川被除名，其馀官员贬黜有差别。徐鏊被罚戍边。虽然众人受处罚，武宗此时却不得不收回成命，不再出游^[10][11]。

这次事件中，被施杖刑而身亡的官员有：刑部主事刘校、照磨刘珏、工部主事何遵、兵部员外郎陆震、大理寺评事林公黼、行人司司副余廷瓒、行人李绍贤、孟阳、詹轼、刘概、李惠^[12]。因杖刑后创伤而去世的官员有：礼部员外郎冯泾，验封郎中王銮，行人王瀚^[13]。

后续

虽然此时平息，武宗仍欲南巡。同年六月，宁王朱宸濠叛乱，史称“宁王之乱”。虽然佥都御史王守仁在七月底即平定叛乱，武宗仍然隐瞒战功，而自封“镇国公”身份以平乱之由，于同年八月开始南巡。武宗在返京途中，在淮安清江浦上学渔夫撒网落水患病，于正德十六年（1521年）去世。

明世宗继位后，废除大量武宗时期的政事弊病，此次南巡之争的百官均恢复官职或得到升迁。

参考文献

1. 清·张廷玉等，《明史》（卷179）：“又明年三月，帝议南巡。时宁王宸濠久蓄异谋，与近幸相结，人情惶惧。”
2. 清·张廷玉等，《明史》（卷179）：“言官伏阙谏，忤旨被责让。芬忧之，与吏部员外郎夏良胜、礼部主事万潮、庶吉士汪应轸要诸曹连章入谏，众许诺。芬遂偕编修崔桐，庶吉士江晖、王廷陈、马汝骥、曹嘉及应轸上疏曰：“古帝王所以巡狩者，协律度，同量衡，访遗老，问疾苦，黜陟幽明，式序在位，是以诸侯畏焉，百姓安焉。若陛下之出，不过如秦皇、汉武，侈心为乐而已，非能行巡狩之礼者也。博浪、柏谷，其祸亦可鉴矣。近者西北再巡，六师不摄，四民告病。哀痛之声，上彻苍昊。传播四方，人心震动。故一闻南巡诏书，皆鸟惊兽散。而有司方以迎奉为名，征发严急，江、淮之间萧然烦费。万一不逞之徒，乘势倡乱，为祸非细。且陛下以镇国公自命，茍至亲王国境，或据勋臣之礼以待陛下，将北向朝之乎，抑南面受其朝乎？假令循名责实，深求悖谬之端，则左右宠幸无死所矣。尚有事堪痛哭不忍言者：宗藩蓄刘氵鼻之衅，大臣怀冯道之心。以禄位为故物，以朝署为市廛，以陛下为弈棋，以革除年间为故事。特左右宠幸知术短浅，无能以此言告陛下耳。使陛下得闻此言，虽禁门之外，亦将警跸而出，尚敢轻骑慢游哉？””
3. 清·张廷玉等，《明史》（卷189）：“十四年三月，有诏南巡，巩上疏曰： 陛下临御以来，祖宗之纲纪法度一坏于逆瑾，再坏于佞幸，又再坏于边帅，盖荡然无馀矣。天下知有权臣，不知有天子，乱本已成，祸变将起。试举当今最急者陈之。 一，崇正学。臣闻圣人主静，君子慎动。陛下盘游无度，流连忘反，动亦过矣。臣愿陛下高拱九重，凝神定虑，屏纷华，斥异端，远佞人，延故老，访忠良，可以涵养气质，熏陶德性，而圣学维新，圣政自举。二，通言路。言路者，国家之命脉也。古者，明王导人以言，用其言而显其身。今则不然。臣僚言及时政者，左右匿不以闻。或事关权臣，则留中不出，而中伤以他事。使其不以言获罪，而以他事获罪。由是，虽有安民长策，谋国至计，无因自达。虽必乱之事，不轨之臣，陛下亦何由知。臣愿广开言路，勿罪其出位，勿责其沽名，将忠言日进，聪明日广，乱臣贼子亦有所畏而不敢肆矣。 三，正名号。陛下无故降称大将军太师镇国公，远近传闻，莫不惊叹。如此，则谁为天子者？天下不以天子事陛下，而以将军事陛下，天下皆为将军之臣矣。今不削去诸名号，昭上下之分，则体统不正，朝廷不尊。古之天子亦有号称独夫，求为匹夫而不得者，窃为陛下惧焉。 四，戒游幸。陛下始时游戏，不出大庭，驰逐止于南内，论者犹谓不可。既而幸宣府矣，幸大同矣，幸太原、榆林矣，所至费财动众，郡县骚然，至使民间夫妇不相保。陛下为民父母，何忍使至此极也。近复有南巡之命。南方之民争先挈妻子避去，流离奔踣，怨讟烦兴。今江、淮大饥，父子兄弟相食。天时人事如此，陛下又重蹙之，几何不流为盗贼也。奸雄窥伺，待时而发。变生在内，则欲归无路；变生在外，则望救无及。陛下斯时，悔之晚矣。彼居位大臣，用事中官，亲昵群小，夫岂有毫发爱陛下之心哉？皆欲陛下远出，而后得以擅权自恣，乘机为利也。其不然，则亦袖手旁观，如秦、越人不相休戚也。陛下宜翻然悔悟，下哀痛罪己之诏。罢南巡，撤宣府离宫，示不复出。发内帑以振江、淮，散边军以归卒伍。雪已往之谬举，收既失之人心。如是，则尚可为也。 五，去小人。自古未有小人用事，不亡国丧身者也。今之小人簸弄威权、贪溺富贵者，实繁有徒。至于首开边事，以兵为戏，使陛下劳天下之力，竭四海之财，伤百姓之心者，则江彬之为也。彬，行伍庸流，凶狠傲诞，无人臣礼。臣但见其有可诛之罪，不闻其有可赏之功。今乃赐以国姓，封以伯爵，托以心腹，付以京营重寄，使其外持兵柄，内蓄逆谋，以成骑虎之势，此必乱之道也。天下切齿怒骂，皆欲食彬之肉。陛下亦何惜一彬，不以谢天下哉！ 六，建储贰。陛下春秋渐高，前星未耀，祖宗社稷之托摇摇无所寄。方且远事观游，屡犯不测，收养义子，布满左右，独不能豫建亲贤以承大业，臣以为陛下殆倒置也。伏望上告宗庙，请命太后，旁诹大臣，择宗室亲贤者一人养于宫中，以系四海之望，他日诞生皇子，仍俾出藩，实宗社无疆之福也。”
4. 清·张廷玉等，《明史》（卷189）：“员外郎陆震草疏将谏，见巩疏称叹，因毁己稿，与巩连署以进。帝怒甚，下二人诏狱，复跪午门。众谓天子且出，巩曰：“天子出，吾当牵裾死之。”跪五日，期满，仍系狱。越二十馀日，廷杖五十，斥为民。彬使人沿途刺巩，有治洪主事知而匿之，间行得脱。”
5. 清·张廷玉等，《明史》（卷189）：“方今东南之祸，不独江、淮；西北之忧，近在辇毂。庙祀之鬯位，不可以久虚；圣母之孝养，不可以恒旷。宫壶之孕祥，尚可以早图；机务之繁重，未可以尽委。‘镇国’之号，传闻海内，恐生觊觎之阶；边将之属，纳于禁近，讵忘肘腋之患。巡游不已，臣等将不知死所矣。”
6. 清·张廷玉等，《明史》（卷189）：“时舒芬、黄巩、陆震疏已前入。吏部郎中张衍瑞等十四人、刑部郎中陆俸等五十三人继之，礼部郎中姜龙等十六人、兵部郎中孙凤等十六人又继之。”
7. 清·张廷玉等，《明史》（卷189）：“而医士徐鏊亦以其术谏，略言：“养身之道，犹置烛然，室闭之则坚，风暴之则泪。陛下轻万乘，习嬉娱，跃马操弓，捕鱼玩兽。迩复不惮远游，冒寒暑，涉关河，膳饮不调，肴蔌无择，诚非养生道也。况南方卑湿，尤易致病。乞念宗庙社稷之重，勿事鞍马，勿过醉饱，喜无伤心，怒无伤肝，欲无伤肾，劳无伤脾，就密室之安，违暴风之祸。臣不胜至愿。””
8. 清·张廷玉等，《明史》（卷189）：“诸疏既入，帝与诸幸臣皆大怒，遂下良胜、潮、九川、巩、震、鏊诏狱，芬及衍瑞等百有七人罚跪午门外五日。而大理寺正周叙等十人，行人司副余廷瓒等二十人，工部主事林大辂、何遵、蒋山卿连名疏相继上。帝益怒，并下诏狱。俄令叙、廷瓒、大辂等，与良胜等六人，俱跪阙下五日，加梏鋋焉。至晚，仍系狱。诸臣晨入暮出，累累若重囚，道途观者无不泣下。而廷臣自大学士杨廷和、户部尚书石玠疏救外，莫有言者。士民咸愤，争掷瓦砾诟詈之。诸大臣皆恐，入朝不待辨色，请下诏禁言事者，通政司遂格不受疏。”
9. 清·张廷玉等，《明史》（卷189）：“是时，天连曀昼晦，禁苑南海子水涌四尺馀，桥下七铁柱皆折如斩。金吾卫都指挥佥事张英曰：“此变征也，驾出必不利。”乃肉袒戟刃于胸，囊土数升，持谏疏当跸道跪哭，即自刺其胸，血流满地。卫士夺其刃，缚送诏狱。问囊土何为？曰：“恐污帝廷，洒土掩血耳。”诏杖之八十，遂死。”
10. 清·张廷玉等，《明史》（卷189）：“芬等百有七人，跪既毕，杖各三十。以芬、衍瑞、俸、龙、凤为倡首，谪于外。馀夺俸半岁。良胜等六人及叙、廷瓒、大辂各杖五十，馀三十人四十。巩、震、良胜、潮、九川除名。他贬黜有差。鏊戍边。而车驾亦不复出矣。”
11. 清·张廷玉等，《明史》（卷189）：“当诸曹连章迭谏，江彬怒甚。阴属典诏狱者重其杖，以故诸臣多死。哭声彻禁掖，帝亦为感动，竟罢南巡，诸臣之力也。”
12. 清·张廷玉等，《明史》（卷189）：“时先遵受杖死者，刑部主事郾城刘校、照磨汲人刘珏。与遵同死杖下者，陆震而外，大理评事长乐林公黼，行人司副鄱阳馀廷瓒，行人盱眙李绍贤、泽州孟阳、玉山詹轼、安陆刘概、祥符李惠。”
13. 清·张廷玉等，《明史》（卷189）：“其以创死稍后者，礼部员外郎慈溪冯泾，验封郎中吴江王銮，行人昌黎王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