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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加拉语言运动(孟加拉语:ভাষা আন্দোলন,罗马化:Bhasha Andolon),是印巴分治后发生于巴基斯坦自治领东孟加拉邦(后更名为东巴基斯坦,今孟加拉国)的一场政治运动,主张承认孟加拉语为巴基斯坦的官方语言,以允许孟加拉语在媒体、货币、邮票、教育及政府事务中使用。
1947年由各不同种族群组成的巴基斯坦独立,地理上不相邻的东巴基斯坦地区主要民族是孟加拉人,他们与西巴基斯坦在文化、地理和语言上都不相同。1948年,巴基斯坦政府宣布把乌尔都语定为该国唯一的官方语言,这在东巴基斯坦引发了广泛的抗议。面对日益加剧的宗派紧张和民众对新法的不满,政府宣布公开集会为非法行为。1952年2月21日,达卡大学的学生违抗法令组织了一场游行抗议活动,那天警察枪杀了数位学生,这引发了更广泛的内乱及多年的冲突,最终中央政府让步,在1956年授予孟加拉语官方地位。
语言运动在孟加拉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它促进了孟加拉语在文学与文化上的发展,同时也建立了孟加拉的民族认同,成为孟加拉民族主义运动的先行者,其后的六点运动、孟加拉解放战争及1987年孟加拉语施行法案都深受其影响。在孟加拉国,2月21日被定为语言运动日,为国定假期。达卡烈塔纪念碑建在达卡医学院附近,用来纪念这场运动及受害者。199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2月21日为国际母语日。[1]
现代的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在英国殖民时代曾是印度的一部分。自19世纪中叶起,乌尔都语就被政治及宗教领袖提倡为印度穆斯林的通用语,当中包括卡瓦贾·萨利穆拉爵士、赛义德·艾哈默德·汗及阿卜杜勒·哈克等知名人物。[2][3]乌尔都语属于印欧语系印度-伊朗语族的印度-雅利安语支,与印地语密切相关,同属印欧语系,[4]在德里苏丹国及莫卧儿帝国时期受到波斯语、突厥语、库德语和阿拉伯语的影响。[5]凭借波斯-阿拉伯字母系统,乌尔都语被认为是印度穆斯林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同印地语及梵文被视为印度教文化的基础。[6]
虽然乌尔都语在印度北部的穆斯林中变得越来越普遍,但在孟加拉则不同,该地区的穆斯林主要是使用孟加拉语。孟加拉语属东印度-雅利安语支,起源于公元1000年左右的中古东印度语,并在孟加拉文艺复兴时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7]早在19世纪后期,穆斯林女权主义者萝琪雅·萨哈瓦·侯赛因等社会活动家,就选择用孟加拉语写作,用来接触人民并将其发展为一种现代文学的语言,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亚洲人泰戈尔便主要是使用孟加拉语写作。[8]
孟加拉语的支持者在印巴分治之前就已经反对乌尔都语,在1937年全印穆斯林联盟勒克瑙会议上,孟加拉代表当时便拒绝了将乌尔都语作为印度穆斯林通用语言的想法。全印穆斯林联盟是一个重要的英属印度政党,它是提倡巴基斯坦从印度分离,成立独立穆斯林国家的主要推手。[9]
1947年印度分治后,新成立的巴基斯坦自治领由东部及西部两个地理上不相连的地区组成,东部的孟加拉人口占6900万人口中的4400万,讲孟加拉语的人口也因此占了56%以上。[10][11]然而,巴基斯坦政府、公务员和军队却由西部控制。[12]1947年11月,在卡拉奇举行的全国教育峰会上,一项重要决议被提出,该议案主张将乌尔都语作为唯一的国家语言。[13]抗议和反对声音旋即出现,来自达卡的学生在伊斯兰文化组织Tamaddun Majlish的阿布尔·卡申领导下举行游行及集会,要求孟加拉语成为巴基斯坦的官方语言及孟加拉地区的教育语言。[14]然而,巴基斯坦公共服务委员会把科目名单、纸币和邮票中的孟加拉语使用删除。中央教育部长法兹纳·拉赫曼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意图使乌尔都语成为巴基斯坦自治领的唯一官方语言。[15]来自公众的愤怒情绪在不断蔓延,许多孟加拉学生于1947年12月8日在达卡大学集会,要求将孟加拉语设为官方语言,他们还在达卡市内组织了游行和集会。[16]
孟加拉语的权威学者在争论为什么乌尔都语不应成为唯一的官方语言。作家阿布尔·曼苏尔·艾哈迈德沙指,如果乌尔都语成为官方语言,东孟加拉受过教育的社会人士将会成为“文盲”及“没有资格”担任政府职务。[17]支持孟加拉语的组织国家语言行动委员会于1947年12月底成立,Tamadun Majlish的教授努鲁尔.哈克.布延召集了该委员会。[18][19]后来国会议员沙姆苏·侯克召集了一个新委员会,以推动孟加拉语成为官方语言。议会议员迪伦德拉纳斯·达塔在巴基斯坦制宪议会上提出新法案,希望能允许成员使用孟加拉语发言并授权能用在其他官方文件上,达塔的提议得到了东孟加拉邦政客及人民支持。[10]但总理利雅卡特·阿里·汗及穆斯林联盟谴责该提议企图分裂巴基斯坦人民,因此法案最终被否决。[10][20]
达卡大学和该市其他学院的学生于1948年3月11日组织了一次总罢工,以抗议官方在硬币、邮票和海军招聘试上拒绝使用孟加拉语。罢工运动重申,要求将孟加拉语定为巴基斯坦自治领的官方语言。沙姆苏·侯克、肖卡特·阿里、西拉朱尔·伊斯兰、卡齐·戈拉姆·马赫布布、奥利·阿哈德及阿卜杜勒·瓦希德(Abdul Wahed)等政治领导人在集会上被捕。集会领袖穆罕默德·托阿因为试图从一名警察手中抢夺步枪而受伤住院。学生领袖阿卜杜勒·马丁及阿卜杜勒·马利克·乌基尔都参加了游行。[22]
3月11日下午,为抗议警察的暴行和逮捕行动,人民组织了另一场集会。一群学生向首席部长卡瓦贾·纳兹穆丁家的方向游行,但他们达卡高等法院前被警方拦住。 游行其后改变了方向,转为朝著秘书处大楼的方向走去。警察袭击了游行队伍,打伤了包括阿布·凯瑟·法兹勒·胡克在内的几名学生和领导人。[23]在接下来的四天里罢工都持续着,在这种情况下,纳兹穆丁与学生领袖们签署了一项协议,同意了一些条款和条件,但没有同意将孟加拉语设为官方语言的要求。[10]
1948年3月19日,总督穆罕默德·阿里·真纳在动乱最严重的时候抵达达卡。3月21日,在赛马场举行的公民招待会上,他声称语言问题是“第五纵队”设计的,意图分裂巴基斯坦的穆斯林。真纳进一步宣布乌尔都语体现了穆斯林国家的精神,并将会继续作为唯一的官方语言,[10][24][25][26]并将那些反对其观点的人称为“巴基斯坦的敌人”。真纳于24日在达卡大学再次发表了类似的演讲。[12]在两次会议上,真纳的发言都被大部分观众打断。 后来他召开了国家语言行动委员会会议,在会议上他否决了先前由纳兹穆丁与学生领袖们签署的协议。[27]在3月28日离开达卡前,真纳在电台发表讲话,重申了他的“仅限乌尔都语”政策。[28]
此后不久,东孟加拉政府成立了由毛拉纳·阿克拉姆汗领导的东孟加拉语言委员会,撰写一份关于语言问题的报告,报告最后于1950年12月6日完成。[29]
1952年1月27日,真纳的继任者、总督卡瓦贾·纳兹穆丁在一次演讲中再次坚定重申“仅使用乌尔都语”的政策,使到语言问题的争论再次点燃。[23]1月31日,全党中央语言行动委员会在达卡大学图书馆大厅上成立,由毛拉娜·巴沙尼主持。[10][30]在会上,中央政府提议用阿拉伯字母书写孟加拉语的议案遭到强烈的反对,行动委员会呼吁在2月21日举行全面抗议,包括罢工和集会。[31]为了阻止示威,政府在达卡实施了刑事诉讼程序中的第144条,禁止了所有集会。[10]
早上9时起,学生们开始无视第144条的规定在达卡大学聚集。全副武装的警察从而包围校园,大学校长和其他官员都在场。11时,学生们聚集在大学门口,试图打破警察的防线,作为回应警方向大门处发射催泪弹给以警告。[10]一部分学生最终成功跑进达卡医学院,而其他人则被警察封锁在大学校园内。校长要求警察停止发射催泪弹,并命令学生离开该地区。然而,当有数名学生试图离开时,警方以违反了第144条的规定将其逮捕。逮捕行为进一步激怒了学生,他们开始聚集在东孟加拉立法议会的四周,挡住议员的去路,要求他们在议会上坚定表达语言问题的诉求。而当一群学生试图冲进大楼时,警察开枪并打死了一些学生,受害者者包括阿卜杜勒·萨拉姆、拉菲克·乌丁·艾哈迈德、沙菲尔·拉赫曼、阿布尔·巴尔卡特及阿杜·渣巴。[10][32]
随著学生被杀害的消息传开,整个达卡市都爆发了骚乱。商店、办公室和公共交通设施被逼关闭,总罢工开始。[25]在议会上,马诺伦詹·达尔、沙姆苏丁·艾哈迈德(Boshontokumar Das)、沙姆山·艾哈迈德 (Shamsuddin Ahmed)及迪伦德拉纳斯·达塔等议员,要求首席部长努鲁勒·阿明前往医院探望受伤的学生,并要求议会休会以示哀悼。[33]然而,阿明拒绝了这些要求。[10][34]
2月22日,混乱蔓延到全省,民众无视第144条,在整个孟加拉地区都爆发了大型游行以谴责警察的行为。[23]超过三万人聚集在达卡的寇松大厅外。在持续不停的抗议活动中,另外四人因警方的行动而死亡。这更加激发了来自不同组织、大学、银行和广播电台的官员,抵制政府并加入游行。[25]抗议者烧毁了银禧新闻(Jubilee Press)及早间新闻这两间亲政府的新闻机构办公室。[35]警察向一个Nawabpur路旁的大型哀悼集会开枪造成数人死亡,其中包括社运家沙菲尔·拉赫曼及一名叫奥希乌拉的9岁男孩。[10][36]
在整个2月23日的晚上,达卡医学院的学生都致力于建造一个烈士纪念碑。这座纪念碑于2月24日黎明完成,上面附有一张手写的便条,写著“牺牲者之碑(শহীদ মিনার)”。[37]纪念碑由被杀害的社运家沙菲尔·拉赫曼父亲主持落成,但在于2月26日被警方摧毁。[38]2月25日,纳拉扬甘杰市的工人也参与到总罢工里。[39]2月29日的抗议活动中,多名参与者遭到警察的殴打。[40]
在抗议期间,政府审查了新闻报导并隐瞒了确切的伤亡数字。 大多数的亲政府媒体认为印度教徒和共产主义者鼓励骚乱,并应为暴动负责。[41]阿布尔·巴尔卡特及拉菲克·乌丁·艾哈迈德的家人尝试以谋杀罪控告警方,但被驳回。4月8日,政府公布了暴乱事件的报告,但没有提供任何警察向学生开枪的具体理由。[42]
尽管语言运动为孟加拉民族主义奠定了基础,但它也加剧了巴基斯坦东西两翼之间的文化敌意。[3][43][44]在西巴基斯坦,该运动被视为反巴基斯坦整体利益的局部起事。[45]拒绝“仅乌尔都语”政策被视为反对波斯-阿拉伯文化,及对两国理论的挑战。[3]西巴基斯坦有些著名政治家认为乌尔都语是印度大陆伊斯兰文化的产物,并将孟加拉语视为被“印度教化”的孟加拉文化一部分。[12]大多数西巴基斯坦人支持“仅乌尔都语”政策,因为他们认为只有一种不是巴基斯坦本土的语言,才可以作为官方语言,尽管这种想法在西翼也引起了相当程度上的反对,因为西巴基斯坦也存在着数个说不同语言的族群。甚至到了1967年,军事强人阿尤布·汗仍认为孟加拉地区受到印度教文化相当大的影响。[12]
在孟加拉人民联盟的支持下,全党中央语言行动委员会“语言烈士日”(শহীদ দিবস)纪念2月21日的示威,在一周年之际,东孟加拉邦各地的人民佩戴起黑色徽章以声援受害者。大多数的银行和教育机构都在这日暂时关闭。学生团体与大学和警察达成协议确保秩序。超过十万人聚集在达卡的一次公开集会上,会上的社区领袖呼吁立即释放毛拉娜·巴沙尼和其他政治犯。[46]可是,法兹纳·拉赫曼等西巴基斯坦政治人物宣布,任何希望孟加拉语成为官方语言的人都将被视为“国家的敌人”,这些言论加剧了地区的紧张局势。[47]
随著1954年东巴基斯坦议会选举的举行,政治紧张的局势达到顶峰。执政的穆斯林联盟谴责反对派统一战线联盟,该联盟由阿布·凯瑟·法兹勒·胡克及人民联盟领导,希望能借此获得更大的自治权,多名统一战线联盟领导人及相关人士因此被捕。[48]巴基斯坦总理穆罕默德·阿里·博格拉在与穆斯林联盟的其他成员会晤后,决定正式承认孟加拉语。然而这决定引起了更大的动荡,因为其他族群受到鼓舞,也开始寻求承认其语言成为地区语言。乌尔都语的支持者也不满这一决定,阿卜杜勒·哈克谴责任何授予孟加拉语官方地位的提议,他带领10万人集会抗议穆斯林联盟的决定。[49]联合阵线最终赢得了立法议会的绝大多数席位,而穆斯林联盟的议员人数则降至历史新低。[50][49]
统一战线联盟胜选后下令成立孟加拉学院,以促进、发展和保护孟加拉语的文学和遗产。[51]然而统一战线联盟政府很快就被时任总督古拉姆·穆罕默德解散,并且开始了总督的亲自统治。[48]1955年6月6日,总督政权结束,统一战线联盟再次组建了孟加拉学院。[52]
统一战线重新掌权后,1956年2月21日的周年纪念首次在和平的气氛中举行。政府支持建造新的达卡烈纪念塔,制宪会议也默哀五分钟,悼念枪击事件中遇难的学生,孟加拉领导人也在这天组织了大型集会。[52][53]
1954年5月7日,制宪会议在穆斯林联盟的支持下决定授予孟加拉语官方地位。[54]巴基斯坦第一部宪法于1956年2月29日颁布,在第214条第1款中,孟加拉语和乌尔都语被同时采纳为巴基斯坦的官方语言。[55]然而,阿尤布汗组建的军政府试图将乌尔都语重新确立为唯一的官方语言,但在1959年1月6日,军政府发表正式声明恢复了1956年宪法两种官方语言的政策。[56]
在东巴基斯坦外,印度阿萨姆邦也发生了争取孟加拉语平等地位的运动,要求国家承认孟加拉语。1961年5月19日,11名孟加拉人在阿萨姆邦西尔恰尔火车站被警察开枪打死。随后,孟加拉语在阿萨姆邦三个孟加拉语占多数的地区获得了联合官方地位。
虽然语言问题最终在1956年得到了解决,但阿尤布·汗的政府依然以牺牲东巴基斯坦为代价,来满足西巴基斯坦的利益。尽管孟加拉人占全国人口的大多数,政治权力却集中在西巴基斯坦,东巴基斯坦人在各种政府职位上代表性不足,并只获得了少量的国家资助。最后由于经济、社会和政治上的不平等,分离主义及孟加拉民族主义思想加剧。[57]孟加拉人民联盟发起了六点运动,争取更大的自治权,其中一项要求是要将东巴基斯坦改名为孟加拉。[58]东西两翼在意识形态上的紧张情绪,加上人民联盟在1970年巴基斯坦大选中胜出,最终令到西巴基斯坦政府决定军事介入,发动“探照灯行动”血腥清洗孟加拉的知识分子及民族主义者,这直接导致了孟加拉独立战争及第三次印巴战争,谢赫·拉赫曼于1971年3月26日凌晨发出独立宣言,在印度军事介入的情况下,孟加拉最终于同年12月成功独立建国。[59][60]
语言运动对孟加拉社会产生了重大的文化影响,它启发了孟加拉语言、文学和文化的发展。2月21日被定为语言运动日或语言烈士日(শহীদ দিবস),是孟加拉一个重要的全国假期。孟加拉每年都会举办艾库西书展,为期一个月,以纪念语言运动。“艾库西帕达奖”是孟加拉国最高的平民奖项之一,每年颁发一次,以纪念在运动中牺牲的人。[61]自1952年2月的事件以来,孟加拉人创作了无数的诗歌、歌曲、小说、戏剧、电影、卡通和绘画,从不同的角度描绘这场运动。例如沙苏尔·拉赫曼的诗歌《Bornomala》和《Amar Dukhini Bornomala》、札希尔·莱汉 (Zahir Raihan)的电影《Jibon Thekey Neya》、穆尼尔·乔杜里 (Munier Choudhury)的舞台剧《Kobor》及肖卡特·奥斯曼 (Shawkat Osman)的小说《Artonaad》。
1954年,一座新的烈士纪念碑建成,取代被警察摧毁的第一座纪念碑,用来纪念失去生命的示威者。在统一战线联盟的支持下,建筑师哈米杜尔·拉赫曼 (Hamidur Rahman)在1957年开始设计一座更大的纪念碑,并得到达卡大学校长哈米杜尔·拉赫曼 (Hamidur Rahman)和美术学院院长再努尔·阿贝丁 (Zainul Abedin)的批准。[62]该设计包括一个半圆形的柱子,一位母亲和她殉道的儿子们站在纪念碑中央的讲台上。尽管建造工作在1958年因戒严令工作中断,但纪念碑最终于1963年2月21日完成,由受害者阿布尔·巴尔卡特的母亲哈西娜·贝古姆( Hasina Begum)主持完工典礼。巴基斯坦军队在1971年孟加拉国解放战争期间拆除了这座纪念碑,但孟加拉国政府于1973年对其进行了重建。电视台Ekushey正是2月21日的事件命名,该电视台是孟加拉国第一个私人地面电视频道。[63]
印度的西孟加拉邦和特里普拉邦也庆祝这一天。此外,印度和国外的所有孟加拉人都会庆祝这一天,纪念那些为母语献出生命的人们。
孟加拉国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建议,把2月21日定为国际母语日。 该提议在1999年11月17日举行的第30届教科文组织大会上得到一致支持。[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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