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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门销烟是指公元1839年（道光十九年）时，清政府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前往广州查禁鸦片的历史事件，旨在禁绝鸦片贸易以遏制白银外流[1]:176-181。由于清廷之烟禁忽严忽弛，又贸然采取禁锢英使与英商的强硬手段勒令缴出鸦片，触及了英方的根本利益和外交底线，被视为鸦片战争的导火索[2]:100。
清朝一口通商令中外的邦交与贸易隔绝，英国曾多次遣使访华请求通商不果[2]:100。结果，18世纪的中英贸易严重失衡，大量白银流入中国[1]:165。由于中国民间早有吸食鸦片的习惯，以英国商人为首的洋商发现鸦片在中国大有销路，便向中国输入鸦片，以扭转英国对华贸易赤字[1]:165-169。鸦片的不断输入导致中国白银不断外流，清政府出现财政困难[1]:169-170。1838年底，道光帝决定严禁鸦片，派林则徐前往广州查禁鸦片[1]:176。
1839年3月，林则徐抵粤后，一方面武力封锁外国商馆、强制外商交出鸦片并签署保证书，一方面拘拿中国的鸦片贩子与吸食者、收缴民间烟具[1]:176-179。6月3日，道光皇帝命令林则徐集中在广州虎门（现为东莞中的一部分之中），邀请了各界大人物当众销毁鸦片，至6月25日结束，共历时23天，销毁鸦片19,187箱和2119袋，总重量2,376,254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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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实行广州、漳州、宁波、云台山“四口通商”[5]，尤以广州最为繁盛，但当地有诸多陈规陋习和腐败横行、敲诈勒索的现象，故英国商人希望在更北寻求在较偏北的口岸开展商务[1]:137-138尤其注意宁波[6]:36。1755年（乾隆二十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派遣通晓华语的洪任辉（James Flint）前往宁波，诸事进展顺利[6]:36。但朝廷担心商船北上会助长外人与内地奸民勾结[1]:138，乾隆帝遂在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以海防重地规范外商活动为理由，通知洋商：“嗣后口岸定于广东，不得再赴浙省”[7]，称为“一口通商”。1759年（乾隆二十四年），洪任辉携同预先准备好的呈文，直接前往大沽，上北京申诉[6]:36，通过直隶总督向乾隆皇帝递交诉状，希望清朝开放多个通商口岸，并指控广州海关勒索陋规、行商拖欠货银、保商制度多弊[6]:36-37。乾隆皇帝以洪任辉“勾串内地奸民，代为列款，希冀违例，别通海口”罪名，将其圈禁在澳门三年[8][6]:37。
洪任辉事件发生后，清政府对贸易采取更严格的限制，把对外贸易城市限于广州一口，并且规定外商来华买卖都必须通过广州十三行的“行商”之手[9]:6，实行公行制度垄断对外贸易[1]:140。此后，广州贸易体系对于外商的限制更严，勒索更重，令外商更为不满[6]:37。此外，行商税吏巧立名目，额外费用多达60多种，引起外商不满[10]。至此两广总督再订立《防范外夷规条》五事，主要用意在于制止外人与人民往来，包括严禁外商在广州过冬、外商必须居于商馆等[6]:37，后来又规定外人不得坐轿、不得学习中文，外国妇女不得进入广州等[1]:148；加上“一口通商”令原本产于江苏、浙江、福建等地的生丝和茶叶全须运往广州，造成运输费用剧增和茶叶变质的问题，这都让外商更为不满[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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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任辉事件发生以后，广州外商所受的压迫更甚，纠纷更多[12]:38；1784年“赫符斯号(Lady Hughes)”炮手处死案使得外国人的不安全感达到顶点，也加剧了其对广州贸易体系的普遍不满情绪[1]:151[6]:38。当时英国人以为，在华通商所遇到的困难都只是广州地方官吏所致，如果能让中国皇帝知道，他必定愿意改革[12]:5。英国分别在1792年和1816年派出马戛尔尼使团和阿美士德使团访华，旨在扩大与中国的贸易并建立外交关系，但都因觐见礼仪问题与清廷发生纠纷，使团所有的通商请求都遭到拒绝[6]:39-40[1]:153-163。
当时中国自视为天朝上国（宗主国），视外国为蛮夷（藩属国），认为洋人到来都是倾心慕化和纳贡称臣[13]；其时中国不承认他国的平等地位，把来华的西洋人当作琉球人、高丽人看待，外人到来必须尊中国为上国并以藩属自居。当时中国认为没有联络外邦的必要，并无“外交”的观念，对外只有“剿夷”和“抚夷”两种政策，这个体统和仪式问题就成为邦交的大阻碍[12]:2。
1832年（道光十二年），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垄断权被取消[1]:170[14]。次年，英国国王任命上议院议员、海军将官律劳卑（William J. Napier）为驻华商务正监督，左右副监督各一人[6]:44。这个事件标志著中英关系已发生根本性变化，“英国政府”替代了“东印度公司”与中国交往，官方关系替代了非官方关系[1]:171。然而，中国人丝毫未能理解这一变化的政治含义，也没有做任何准备来应付这一新形势[1]:171。
1834年律劳卑抵华，发了一封平行公函给时任两广总督卢坤，要求建立平等的中英外交关系[15]:531。但卢坤视此举为大逆不道，认为即使是英国官员“亦不能与天朝疆吏书信平行”[16]:24，拒绝接受信函和直接会面，呼吁律劳卑遵守旧制，并要求他立即返回澳门[15]:531；但律劳卑不服，坚持要求平等待遇[16]:24。这令中英双方就公函“平行款式”问题僵持不下[6]:45。卢坤下令全面终止与英国贸易，并派兵包围英国商馆，撤走所有清朝佣工，严禁人民向英人提供任何食物、水和药物。律劳卑立即召集兵船驶入内河，炮轰虎门炮台，卢坤亦调兵增防[6]:45-46。后来英商不愿贸易长久停止，与公行达成和解；律劳卑及兵船离开黄埔，中英贸易随之恢复，双方争执暂告一段落[6]:46。
律劳卑在广州时已染重病，回到澳门后病逝；此后两年，继任驻华商务正监督的德庇时(John F. Davis)和乔治·罗宾逊(George Robinson)都采取消极的静默政策；当时英国内阁改组，亦主张以和协的方式改进对华关系；广州的英商不满，联名上书，请求派遣全权代表率领船舰，要求撤惩卢坤，赔偿损失，加开口岸[6]:46。
1836年（道光十六年），巴麦尊重掌外部，副监督查理·义律(Charles Elliot)力请积极行动，巴麦尊随即派他为正监督，一称领事[6]:46-47。义律试图与广州当局接触，放弃过去两年的静默政策，照旧经过行商，具禀两广总督邓廷桢，请求前往省城，管治英国商贾、船夫；经邓廷桢奏准，1837年（道光十七年）4月，义律到达广州，邓廷桢拒绝与他直接往来，巴麦尊又训令他不准提禀，不许由行商代转，他只好返回澳门；此时鸦片停运问题渐趋严重，次年英国东印度舰队司令马他伦(Sir F. Maitland)奉命前往广东，义律再到广州，改向邓廷桢投递书信，请他与马他伦互相以“平行格式”致函，但遭邓廷桢原封驳回[6]:47。
同年，有十多名中国水手在新加坡海面遇险，被英人救起，义律希望借此促进与中国的关系，便通知邓廷桢，称这可促进“两国间”既存的“和平与友好的关系”；邓廷桢甚为震惊，认为“蕞尔小邦”不可与“天朝上国”相提并论，如何能有“和平与友好的关系”[17]？至此，中英两国就彼此外交观念的分歧，相持不下[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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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世纪，贸易顺差的有利地位严重偏向中国一边[1]:165[18]:282，在1830年（道光十年）以前中国人在对外贸易上经常是出超，白银不断地从印度、英国和美国流入中国[19]:2。当时中国对英国的输出首为茶叶，次为丝绸、土布、瓷器[6]:47。十八世纪，饮茶成为英国的一种国民风尚，英国人对茶叶的需求非常大[1]:146 ，需求量增长非常迅速[19]:4。
自从法国皇帝拿破仑一世败亡和工业革命之后，英国已晋身为工业大国[20]。英国完成工业革命后，需要一个广大的市场作为货品出口地，而中国刚好符合此条件[18]:282。英国早期对华输出的货物，包括毛织品、金属、钟表、玻璃，以及来自印度的棉花、棉织品；然而，在男耕女织的中国农村经济自给的情况下，英国商品在中国缺乏市场[6]:47。故此，英商要交易茶叶唯有用白银购买[6]:47。东印度公司驶往中国的船舶经常装载90%至98%的黄金，只有10%的货物是商品。十八世纪前期，英国输入中国的货值，经常不及进口白银的十分之一；在欧洲盛行重商主义、重视现金的时代，英人认为这是国家的巨大损失[6]:47。
英国在18世纪开始实行金本位货币政策，而中国则以白银作为货币，由于与中国的所有贸易需以银两折算，令英国需要从欧洲大陆购入白银作贸易用途，金银一买一卖，英国利润受损巨大；税率方面，中国对英国进口货物需要抽20%的税率，同时由于海关官僚腐败和贪婪，使得除税率之外还产生许多不可预估的费用，英国为此大为不满[18]:282。此外，十八世纪中叶起，为了扩大对华贸易，外商开始向中国行商放高利贷，部分行商借贷过多而无力偿还，令“商欠”事件频频发生，欠款数额越来越大，引起英商强烈不满而发生纠纷，令中英矛盾更为尖锐[15]:530-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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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政府和英国东印度公司开始对华贸易之时，并不支持贩卖鸦片，认为有损国家的体面[21]。但由于18世纪的广州贸易顺差严重偏向中国一边，大量白银流入中国[1]:165。当时不论中外的经济学家都认为金银的输出对国家有害，各国都想方设法增加货物的出口和金银的进口；在华外商经过多年的实验，发现鸦片是种上等的商品[12]:7。
鸦片在明朝时称为乌香、鸦片或阿芙蓉，南洋诸国以其为贡品，市镇亦有货卖，价值与黄金相等，葡萄牙人自印度来广东后，输入渐渐增加[6]:47。16世纪晚年（明中叶），海关开始征税，列入药材项下，与自菲律宾传入之烟草混合吸食[6]:47。主要用来做止痛安神的药；为求享受而吸食鸦片的情况很少[1]:165。1620年（万历四十八年），中国开始出现吸食鸦片的记载，据称当时在台湾一些人将鸦片与烟草混在一起吸食，这种做法在17世纪60年代传到福建和广东，在那里，吸食的方式得到改进——吸食者就着灯火烧化鸦片，并用一根竹管来吸。吸食鸦片迅速成为有闲阶层的一种时尚，不久后甚至连穷人也沾上这种习惯。对鸦片的需求导致外国进口的鸦片增加，也导致在四川、云南、福建、浙江和广东种植罂粟[1]:165-166[22]。清初其法益精，“煮土成膏，镶竹为管，就灯吸食其烟，不数年流行各省，甚至开馆卖烟”；1729年（雍正七年），雍正帝以鸦片淫荡伤人，予以禁止，但所指为烟草与鸦片合制之鸦片烟，并非鸦片本身[6]:47。
十八世纪，英国商人发现鸦片在中国大有销路，遂全力以赴[6]:47。1773年（乾隆三十八年），英国人取代葡萄牙人成为鸦片贸易的领头羊，同年，东印度公司在印度获得种植鸦片的垄断权——由孟加拉国掌管从播种到在加尔各答出卖成品的一切事宜[1]:166。东印度公司获得印度鸦片的专卖权后，鼓励栽种，管辖鸦片的运输和销售；当时中国每年进口鸦片四千馀箱，渐增至六千馀箱，每箱售价自140银两上涨至350银两[6]:48。鸦片贸易的丰厚利润吸引了几乎所有的外国商人，当中英国私家商号“怡和洋行”是最主要的鸦片贸易商[1]:168。
由于清朝政府不许在陆地上买卖鸦片，也不准将鸦片存于澳门，于是英商就把鸦片仓库设在船上，名为“趸船”，停泊在伶仃洋至台湾的周边海域，让走私鸦片者接货立券，凭券使可在广州取钱[23]，1837年一月加尔各答的报纸《英国人》如此报导[24]：
“在这里停留的各种大小不同的船只，有些是趸船，所载的主要货物是鸦片，这些船只多年就没有移动，……自早至晚，走私船只从这些趸船上运走鸦片，来往不断。……走到鸦片船上，到处都可以看到一个活泼的、发财的、买卖的气象。在甲板的一边堆著巴特那和贝拿勒斯鸦片，另一边又堆著摩腊婆鸦片，……你再举目一看，又可看到在船尾上，二千元一箱的洋银，不知多少箱，也有箱子里装著纹银的。……当你看到这船上这些财富充斥的象征，而且这些钱在表面上看是如此不注意地分散著，你便对这部贸易的规模之宏大、价值之重要，得有很深的印象了。”
中国的烟民从富家子弟逐渐扩展到各色人等，加上吸食鸦片会导致成瘾，故烟民不惜一切代价购买鸦片；由于中国人对鸦片的需求日益增长，鸦片贸易的丰厚利润吸引了几乎所有的外国商人[1]:168。结果，鸦片的持续流入引发了白银的不断外流[1]:169。清代的法定货币是铜钱，为民间所通用，国家的收支则以白银为准，人民纳税需按照银价以铜钱缴抵；中国的白银产量不多，供不应求，银价有涨无回[6]:49；加上鸦片进口激增，白银逐年外漏，无异于火上浇油，银荒日益加剧[6]:49。
19世纪30年代中后期，“漏银”的情况最为严重，亦影响了中国市面上白银与铜钱之间的兑换率[1]:169；1740年时，1两银换800文铜钱，而到1828年时，1两银值2,500至2,600文铜钱，清政府为此增加了铸造铜钱的数量[1]:169。由于银价上涨、铜钱贬值，意味著农民赋税加重，但国家收入却毫未增加，引起道光帝的关注，命令官员寻找原因，始发现是鸦片走私引起了大量白银外流，鸦片贸易至此引起清政府的严重关切[16]:36。
| 年份 | 鸦片输入
（箱） |
白银输出
（银元） |
|---|---|---|
| 1800-1809 | 39,691 | 51,339,100 |
| 1810-1819 | 74,135 | 95,288,153 |
| 1820-1829 | 180,169 | 211,089,961 |
| 1830-1839 | 344,124 | 243,958,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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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年间，朝廷几乎每年都下令禁止贩运鸦片，但这反而激起了空前活跃的走私活动[16]:36。实践证明，严厉执法并不能遏制鸦片走私[25]，因为贪官污吏凭借禁烟的法令来收受洋商贿赂，“立法愈峻，则索贿愈多，其包庇如故，护送如故，贩与食者卒如故也”[12]:7[26]:99。有见及此，广州著名书院学海堂有班读书人主张取消烟禁，一面加重关税，一面提倡种植，以国货抵抗洋货，杜绝鸦片走私[12]:7-8[1]:174。至此，清廷内部出现了“弛禁”与“严禁”的争论[15]:528。
弛禁派的理论在道光十四、十五年时颇为得势，但一直没有官员敢公开提倡此法[12]:8。直到1836年6月10日（道光十六年四月二十七日），太常寺少卿许乃济上奏主张弛禁，指出鸦片禁令愈严、流弊愈大[15]:528。他表示，白银外流问题是禁烟令抬高烟价、刺激走私活动所致，而腐败的吏治与暴利的诱惑使得走私活动无法禁止[16]:37。故此他主张：
- 允许鸦片合法进口并按药材价格征收关税，只准以货易货，不得用白银购买，借此降低烟价并防止白银外流；
- 禁止官吏、兵丁和读书人吸食鸦片，其他平民则不禁止；
- 允许中国内地种植鸦片，令外商无利可图，不再贩运鸦片来华。[16]:38
对于许乃济的奏议，官员看法各异，如两广总督邓廷桢表示支持弛禁，礼部侍郎朱嶟则反对[15]:529。外商总体上对弛禁的可能性感到兴奋，但也有部分鸦片走私商人例外，如查顿便说：“就我们关注的利益而言，我不认为这个（弛禁）计划有什么好处。[1]:174”
1836年11月12日（道光十六年十月四日），江南道御史袁玉麟上奏反对弛禁派的主张，其奏折节录如下：
今日之弊，事事以办不动三字借口，而其尤为因循迁就者，莫如鸦片弛禁之议。……纹银出洋，诚为可虑……鸦片开禁……是撤藩篱而饲虎狼也……虽日禁兵丁，而终无净禁之日……天下之患，莫大于一发而不可收[27]。
1838年6月（道光十八年闰四月），鸿胪寺卿黄爵滋上书道光帝[9]:9，奏折节录如下：
“上自官府缙绅，下至工商优隶以及妇女、僧尼、人民、道士、随在吸食。故自道光三年至十一年，岁漏银一千七八百万两。自十一年至十四年，岁漏银至二千馀万两。自十四年至今，渐漏至三千万两之多。此外福建、浙江、山东、天津各海口，合之亦数千万两。以中国有用之财，填海外无穷之壑。易此害人之物，渐成病国之忧，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臣不知伊于胡底！”
——《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折》[28]
黄爵滋提出“重治吸食”的严禁政策，内容包括：给予烟民一年时间戒烟，逾期不戒烟者处死；本人处死以外，其子孙不得参加科举，剥夺政治权利；并发动百姓互相监督和举报，知情不报者法办[29]。这封奏折上奏以后，道光帝命令各省督抚讨论，他们虽然未公开地反对黄爵滋，但都觉得他的办法太过激烈，认为吸食者尚只害自己，贩卖者则害许多人，故此贩卖之罪重于吸食之罪[12]:9。唯独湖广总督林则徐完全赞成黄爵滋的主张，他进言道光帝：
迨流毒于天下，则为害甚巨，法当从严。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兴思及此，能无股栗？[6]:52
林则徐提出了六点方案，包括销毁烟枪烟具、在限期内改造烟民、惩治本国鸦片商贩和吸食者等。他在自己的湖北和湖南辖区成功实施了这项方案，查没了5,500杆烟枪和12,000两鸦片；道光皇帝对林则徐的言辞和成就印象深刻[1]:176，认为禁烟并非不可行，于是革除吸食鸦片的庆亲王奕窦、辅国公溥喜之爵位，又将弛禁派的许乃济品位降级[30]。1838年12月底（道光十八年十一月），道光帝颁布《钦定严禁鸦片烟条例》，在当月的8天之内召见林则徐8次[31]，赐予林则徐紫禁城骑马之殊荣，授以钦差大臣，查办广东海口事件，节制水师，清查鸦片来源的重任[6]:52。林则徐前往广州负责执行，史称虎门销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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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早前清廷官员仍在争论弛禁与严禁之时，邓廷桢已于1836年2月署理两广总督一职[1]:175。他勒令鸦片洋商在限期内离开广州，并毫不宽容地缉拿中国的鸦片贩卖者和吸食者，到1837年底，成功捣毁了广州口外所有的走私网络，令广州鸦片价格暴跌[1]:175。1838年12月，已有2,000名中国鸦片商和烟民被拘禁，且每天都有烟民被处决；英商查顿报告说，这位总督大人一直在“残忍地拘拿、审讯并吊死这些可怜的家伙……我们还从未见过如此严厉、如此普遍的迫害”[1]:175。那年年底，外国走私船已绝迹，广州的鸦片贸易已完全清除。鸦片贸易的停滞，对英国商人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1]:176。
1839年3月10日（道光十九年正月二十五日），林则徐抵达广州。林则徐首先参观越华书院，并题了一对对联[14]：
| “ |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壁立千仞，无欲则刚。 |
” |
林则徐召集粤秀书院、越华书院、羊城书院三大书院六百四十五学子入贡院“考试”。这次名为考试，实为问卷调查，试题四道：
- 鸦片集散地及经营者姓名；
- 零售商；
- 过去禁烟弊端；
- 禁绝之法。
自此林则徐掌握了所有烟商、贪官污吏之名单[21]。他与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两人合作，加紧暗访密查，严拿烟贩[32]。
初到广州之时，林则徐写了两则给维多利亚女王的书信，词句近乎威胁[6]:57[1]:177。其节录如下：
弼教明刑，古今通义，别国人到英国贸易，尚须遵守法度，况天朝乎？今定华民之例，卖鸦片者死，食者亦死。试思夷人无鸦片带来，则华人何由转卖？何由吸食？是奸夷实陷人于死，岂能独予以生？彼害人一命，尚须以命抵之，况鸦片之害人，岂止一命已乎？
林则徐在信中质问女王明知鸦片有害，在国土上包括伦敦、苏格兰和爱尔兰等地不产鸦片，严禁国民吸食（注：英国严禁鸦片吸食要到1912年的鸦片公约通过为止，所以此处不符合事实，抽非药用鸦片欧洲确实不受欢迎，但此时药用鸦片业仍相当兴盛），但却在其管辖的印度种植生产鸦片，批准国民在中国进行鸦片贸易；他要求女王去除印度的鸦片，并通知女王中国已经通过《钦定严禁鸦片烟条例》，全面禁烟，使英国国民放弃鸦片贸易[36]。但这两封信最终并未交到女王手中[1]:177。
3月18日，林则徐向外商发出收缴鸦片的命令，限3天之内将其趸船上所有鸦片全部交出，到期不缴则封舱封港，又要求外商出具保证书，承诺今后不再贩运鸦片来华，否则“货尽没官，人即正法，情甘服罪”[32]，他声称法在必行，“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6]:53；另一道系给行商，责令三日内缴烟和出具保证书[6]:53-54。林则徐同时提出，每箱呈缴的鸦片将获五斤茶叶的奖励，但他从未提及金钱赔偿[1]:178[37]。
洋商起初以为，林则徐只是普通官吏，表面上大讲礼义廉耻，实际上只是为了讲价[12]:11，认为只需略事敷衍，即可了结[6]:54。3月21日缴烟期限届满，外商同意交出鸦片1,037箱，但林则徐认为太少，拒不接受[6]:54，并逮捕了两名公行总商[1]:178。3月22日，林则徐下令逮捕英国大鸦片商人颠地[32]，威胁颠地向官府自首，否则将两名公行总商斩首[1]:178。于是邓廷桢下令封锁广州海岸，围困十三行，颠地意图逃走，被邓廷桢活捉[14]。
时任英国政府代表、驻华商务总督义律得知消息，于3月23日自澳门启程赶往广州商馆[1]:178。3月24日，林则徐下令中断贸易，撤走英国商馆中的华人买办和仆役；当日义律抵达广州商馆，当晚林则徐派兵封馆，义律与350名洋商被困在商馆里[6]:54。此后，软禁长达六个星期，因行商偷送粮食而未有断粮[1]:178。根据后来中英共同签订的《南京条约》的记载，林则徐将英人强留此处，“吓以死罪，索出鸦片以为赎命”（因此，清政府赔偿洋银六百万元偿补原价）。
3月27日，义律屈服，直接向林则徐具禀，愿将英国人经手鸦片悉数清缴，担保将交出鸦片共20,283箱[6]:54。同日，义律以英国政府的身分发布了一条布告，让所有英商将鸦片交给他转缴林则徐，宣布英国政府会赔偿他们的损失[38]。由于义律的这份宣言，鸦片的所有权易手了——从商人的私有财产变成英国政府的公有财产[1]:179。对此，英国大商人马地臣(Matheson)形容：
| “ | 中国人已落入了使他们自己直接面对女王陛下的圈套。[1]:179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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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9年4月11日（道光十九年二月二十八日），林则徐、邓廷桢及广东海关监督豫坤乘船到达虎门[39]，会同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验收鸦片。烟贩在沙角缴烟，并在路易莎号签发收据。
义律命副领事赶赴伶仃洋召集英国烟商，与4月12日开始收缴鸦片[6]:54。5月18日时，义律实际已交出了21,306箱鸦片[1]:179。其中，怡和洋行上缴鸦片7,000箱，宝顺洋行上缴鸦片1,700箱，旗昌洋行上缴鸦片1,540箱[40]。林则徐请示过道光帝之后，在虎门挖了三个大坑（每个长150英尺、宽75英尺、深7英尺）。6月3日（四月二十二日），实行销毁，历时22日。在销毁期间，美国船长、商人、教士亦到场参观，道光帝说是“大快人心”[6]:54。美国汉学传教士卫三畏指“在世界历史中，一个非基督教的君主宁愿销毁损害他的臣民的东西，而不愿出售它来装满自己的腰包，这是唯一的一个实例。”[41]
林则徐本想将鸦片运回京师销毁，不过御史邓瀛认为为防鸦片被偷偷换掉，就地销毁更好，道光帝同意。林则徐决定于虎门公开销烟，接下来林则徐就要找出销毁鸦片的方法。林则徐曾使用传统销毁鸦片“烟土拌桐油硝烟法”（是销烟初期使用的传统方法，首先在虎门挖一条地沟后，将烟土拌入桐油，在倒入沟中，点火焚烧），但是由于融化的烟土会渗入地表，犯了毒瘾的百姓掘取长沟之土，仍可吸到一些鸦片，成效不彰[42]；于是林则徐找出第二种方法“海水浸化法”[14]。
海水浸化法的办法是在海边挑挖两池，池底铺石，为防鸦片渗漏，四周钉板，再挖一水沟。将盐水倒入水沟，流入池中。接著把烟土割成四瓣，掉入盐水，泡浸半日，再投入石灰，石灰遇水便沸，烟土溶解。各工作人员拿木耙不停在池中搞拌，务求烟土完全溶入水中。待退潮时，把池水送出大洋，并用清水洗刷池底，不留涓滴[43]。总共花了二十三天，才彻底销毁，而当时被命令巡守、查看销毁鸦片的官员，经过时也都因恶臭而掩鼻皱眉，有的甚至因此中毒病倒。博罗县典史陈熔在巡视过程中大呼“好臭”，而后竟晕厥在地，两天后就过世了。
6月2日（四月二十一日），即虎门销烟前一天，林公写文祭海，文说：
| “ | 倘波臣之夙戒无闻，恐水族之豫防莫及。本除害马，岂任殃鱼，比诸毒矢强弓，会须暂徙，庶使歼鳞凡介，勿损滋生。……尤赖明神昭示冥威，永祛妖物，驯彼犬羊之性，俾识撑梨；杜其蜂趸之萌，专输嫁布。 | ” |
当天日记里又说：“以日内消化鸦片，放出大洋，令水族先期暂徙，以避其毒也。”
6月3日，虎门销烟正式开始，虎门搭起了一座礼台，前面挂著一面黄绫长幡，上书“钦差大臣奉旨查办广东海口事务大臣节制水陆各营总督部堂林”，广东各高级官员全部出席。由于销烟是公开参观的，加上是端午节前后，因此人们纷纷前往虎门浅滩[32]。另外，不贩鸦片的外商、领事、外国记者、传教士等等，都专程由澳门或其他地方前来参观，当中无一是英国人，以抗议清廷对英国人财产施加压迫[14]。
当中有带同家眷之不贩鸦片的美商C·W·金、传教士裨治文、商船船长弁逊等十人，不信林则徐有办法把所有鸦片完整销毁，于是前来实地考证。林则徐干脆给他们进入池边，让外国观察员直接详看销烟方法，沿途讲解。待观看全部过程、反复考察后，皆心悦诚服，向林则徐脱帽致敬[43]。事后，传教士裨治文在任职的《中国丛报》中记述：
| “ | 我们已经反复检查销化过程的一部分，他们在整个工作进行时的细心和忠实的程度，远远超过我们的预料，我不能想象再有任何事情会比执行这项任务更加忠实的了[44]。 | ” |
此外，《澳门月报》、《季度评论》、《新加坡自由新闻》、《广州纪时报》等外国人报纸皆大编幅连续报导虎门销烟，而且得到与鸦片贸易无关的外国人支持及肯定[45][46]。英国本土方面也因此事件而物价增涨，尤其是大米、丝绸和银[47]。
澳葡政府亦对查禁鸦片一事相当合作，葡萄牙商人全部承诺不贩鸦片，并欢迎林则徐亲临查办。林则徐于是发表声明，不但葡萄牙商人可以正常贸易，往中国贸易时更会得到保护，绝不被人欺凌[14]。
从四月廿二至五月十日（1839年6月20日）当中，共销毁两百三十七万六千二百五十斤鸦片，其中少数鸦片运送京师作样本，然后销毁[23]。
1839年6月虎门销烟后，清廷欲将林则徐调任两江总督，但林则徐拒绝，他认为虽然销毁了已到的鸦片，但今后仍可陆续有来[12]:12。林则徐坚持要求英商出具“甘结”（即保证书）承诺以后不再走私鸦片来华，违者“货尽没官，人即正法”[1]:178-180。他坚持具结要求是因为他知道洋人讲求信义和契约精神，正如他早前向洋商发出的缴烟谕帖所指：
本大臣家居闽海，于外夷一切伎俩，早皆深悉其详……闻该夷平日重一信字，果如本大臣所谕，已来者尽数呈缴，未来者断绝不来，是能悔罪畏刑，尚可不追既往。
——《谕各国夷人呈缴烟土稿》，1839年3月18日
但是，义律和英商则坚决抵制这一要求，认为清政府“人即正法”不经审讯即处死违约者与国际法相悖，不可接受[48]；加上由于走私鸦片的趸船根本无须进口，故义律向林则徐指出，具结的死刑威胁无法震慑在外洋卖货的趸船主，应设法根除此弊；林则徐的友人魏源认为义律的建议合理，是和平解决双方分歧的契机[16]:51。但林则徐“严驳不许”，僵局至此形成[16]:51-52。
5月24日，结束软禁的义律和全体英国人前往澳门，没有接受林则徐的具结要求。义律敦促英国政府对中国采取“迅速而有力的措施”，商人们也呼吁国会采取步骤，以兑现义律对被收缴鸦片作出赔偿的保证[1]: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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