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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簋在铭文上通常自称(隶定为“𣪕”)。宋朝金石学家吕大临在金石学著作《考古图》中,将金文错误地释读为“敦”[1],将(“盨”)误释为“簋”[2],因而错误地称青铜簋为“敦”,称青铜盨为“簋”。清人钱玷指出“𣪕”是“簋”的异体字,为簋正名,但簋、盨仍不分。黄绍箕在《说𣪕》中论证自名为𣪕的青铜器即古文献中记载的簋,并指出青铜盨不属于青铜簋。这一观点被容庚进一步证实,𣪕与簋的关系遂成定论。[3]:124
“簋”的本字在甲骨文中写作(隶定为“皀”/“㿝”),象装着食物的器物的形状。(“即”/“卽”)象人面向食器就食;(“既”/“旣”)象在食器面前的人,吃饱饭后转过头;(“鄉”/“鄕”)象两个人对着食器进食。商晚期和周代,转而通行由“㿝”和“殳”会意而成的“𣪕”字。之后又通行在“皀”上下分别加“竹”和“皿”的“簋”字。[4][3]:124
根据儒家典籍,簋的用途是盛放黍稷等谷物饭食。[6][7]但考古发掘的一些铜簋装有兽骨,或从残留物中检测出动物蛋白。[8][9][10]据推测,簋在早期盛放食物较为多样,有肉食、粮食、羹等,西周中期之后才单一化,专门盛放谷物饭食。[11]:36
周人建立起了与殷商文化不同的、以炊食器为中心的器用制度,尤其是以鼎和簋为核心的列器制度。[12]鼎和簋都用来盛放主要食物,鼎盛肉食,簋盛粮食,常常配合使用。[13][14]鼎簋相配有一定的礼数要求,鼎的数量通常为奇数,簋的数量通常为偶数。一组形制、大小、纹饰相同的簋称为“列簋”。西周早期,列簋的数量不多,之后逐渐发展,到两周之际,已经占到出土铜簋的90%。[11]:230
俞伟超根据《三礼》进行考订,认为“对正鼎而言,九鼎配八簋、七鼎配六簋、五鼎配四簋、三鼎配二簋、一鼎无簋,是周代常制”。[14]但儒家典籍反应的主要是两周之际的理想规定,不能代表西周古礼或实际运用的情形,考古发掘中经常有不与此对应的情况。[15][16]
簋的数量繁多,形制相当多样。其器形的共同点是圆口、圆腹、有圈足,而差异主要集中在足、腹、耳的形制变化。足可以分成三类:纯圈足,圈足下接方座,圈足下附三足。腹可以分成四类:碗钵形,束颈、下腹鼓起、腹壁有起伏;盂盆形,腹壁基本平直;罐形,腹部鼓起、口沿内收、通常有盖;豆形,腹部相对较浅、圈足较高。耳主要可以分为无耳、半环耳、附耳、兽首衔环耳,此外还有贯耳、小环耳、龙耳等。通常为双耳,也可能有四耳。[17]:25,28-29[11]:40-41簋早期大多无盖,西周中期后多有盖,进食时可以从簋中取出食物放在仰置的盖上食用。[3]:125
青铜簋最常见的形制是碗钵形半环耳圈足簋(下图一)和罐形半环耳附足簋(下图二),盂盆形无耳圈足簋(下图三)与碗钵形半环耳方座簋(下图四)次之。[11]:52,54,59
距今七千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黄河和长江流域就已经在使用敞口、深腹、圈足的陶制盛食器。一些考古报告将这些陶器称为陶碗、陶盆,另一些报告则参考后世青铜簋的形制,称其为陶簋。这种盛食器就是青铜簋的前身。[11]:17
青铜簋大致出现于商代中期至殷墟二期。西周早期是簋发展的黄金时期,数量众多,以碗钵形环耳圈足簋为主流,且出现了大量不具实用性的装饰性部件,如方座、四耳、鸟兽造型环耳、铜铃等。西周中期,簋经历小幅衰落,数量减少,风格简约质朴。进入西周晚期,簋又迎来一个发展的高峰期。由于列簋制度的出现,簋的数量大大增加,罐形环耳附足簋成为主流。到春秋战国时期,簋在中原地区已经衰微,但在周边区域仍有所保留,还出现了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形制。[11]:227-228
在青铜粢盛器中,簋占据主导地位,出现得最早,流传时间最久,传世数量最多,在青铜礼器史上的地位也最为突出,对其他粢盛器形制的产生有深远影响。[17]:19,80青铜簠[18]、盨[19]、盆、敦[17]:80的器形都直接或间接由簋演化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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