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蓝墙（英语：Blue wall of silence[1]），也被称为“蓝色守则”[2]（英语：blue code）和“蓝色盾牌”（英语：blue shield[3]），是指美国警察之间的一种非正式沉默守则[4]，这个守则禁止警察报告同事的错误、违法行为或犯罪，特别是涉及警察暴行的情况。如果在调查中被问及有关其他警察的涉嫌违法行为（例如在官方调查过程中），遵守此守则的警察会通过装作不知情来作伪证，掩盖同事的不当行为。
警察腐败
这种守则是一种警察腐败和不当行为的例子。参与歧视性逮捕、身体或言语骚扰、选择性执法等行为的警察被认为是腐败的，而遵守此守则的警察在其职业生涯中可能会为了个人利益或为了保护或支持同事而参与其中的某些行为。所有这些行为都被视为违法[5]，并且是停职或立即解雇的理由。遵守此守则的警察因受制于其“警察家庭”的不成文规定，无法报告同事的腐败行为。
警察作伪证或“测试谎言”（在美国警察俚语中）是指警察在法庭上作假证。那些不在法庭上作伪证的警察有时会受到同事的威胁和排挤。1992年，调查警察腐败的莫伦委员会进行了为期两年的调查，发现一些警察会篡改文件，如逮捕报告、搜查令和证据，以掩盖非法逮捕或搜查行为。一些警察在陪审团前作证时还会编造故事。委员会发现，这些警察并非因贪婪而撒谎，而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正在监禁应该被关押的人。许多检察官也默许警察作伪证[1][6]。
法律
许多警察部门有自己的正式行为守则。他们会训练新进警察，并在收到市民或涉嫌犯罪者的投诉时进行调查。某些州也制定了法律以保护市民和犯罪嫌疑人免受腐败警察的侵害。如果警察被判有罪，受害者可以因警察暴行、错误逮捕、恶意起诉和不当死亡等原因提起诉讼[5]。联邦法律强烈禁止警察的不当行为，包括作伪证或不报告其他警察的腐败行为。如果警察违反了任何联邦法律，只有联邦政府可以提起诉讼。警察部门只负责防止警察之间的腐败行为。如果警察被判有罪，他们可能会被处以高额罚款或监禁。要被判有罪，原告必须证明警察遵循了“守则”或参与了疏忽和非法行为。由于警察受到豁免权的保护，即法律通常对普通市民施加的处罚和负担对他们不适用，因此很难判定警察遵循了“守则”或参与了其他形式的腐败行为[5]。
美国最高法院一直坚持给予警察怀疑的利益，认为他们在履行职责时行为合法，这一立场在《索西尔诉卡茨案》（Saucier v. Katz, 533 U.S. 194, 2001年）中得到了重申[5]。
案例
1970年，纽约市成立了克纳普委员会（Knapp Commission）来举行听证会，调查该市警察部门的腐败情况。警察弗兰克·瑟皮科（Frank Serpico）的震撼证词揭露了系统性的腐败，并强调了一个长期以来阻碍调查这些滥用行为的障碍：警察之间的兄弟会理解，称为“沉默守则”（Code of Silence）和“蓝色幕帘”（Blue Curtain），在这种情况下，警察认为对同事作证是背叛行为[5]。
1991年，克里斯托弗委员会（Christopher Commission）在洛杉矶成立，以回应当年3月由四名洛杉矶警察局警察对罗德尼·金的殴打事件。1992年，莫伦委员会（Mollen Commission）成立，调查纽约市警察腐败的报告，并指出“沉默守则的普遍性本身就是令人担忧的。”[7]一位纽约市警察表示：“如果一个警察决定举报我，他的职业生涯就毁了……他会被标签为告密者。”[7]
随后成立的平民投诉审查委员会（Civilian Complaint Review Board）是一个全由平民组成的委员会，负责调查对纽约市警察局涉嫌不当行为的民众投诉。
此后，国际警察首长总会制定了警察行为守则出版物，并对警察进行严格的培训。1991年，罗德尼·金被多名洛杉矶警察局警察残酷殴打。涉事警察被认为是遵循了“蓝色守则”。他们声称殴打是合法的，但直到事件的录像带被公开后，才确认这些警察集体编造了他们的说辞。
在1990年代后期，联邦调查局于1998年逮捕了五个执法机构的42名警察，指控他们共谋分发可卡因。1998年，美国政府问责署向美国众议员查尔斯·兰格尔提交了一份报告，发现警察参与毒品销售、从毒贩手中偷取毒品和钱财，以及关于非法搜查的伪证行为日益增多的证据[5]。
历史
这种守则和警察腐败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中后期。平克顿侦探事务所以使用警察来暴力结束罢工而闻名。许多三K党的成员也是警察，他们在进行种族主义行为时相互保护。这最终促成了1964年民权法案的通过，该法案为长期受到歧视性警察执法的受害者提供了新的保护[5]。
此外，这个时期的一系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最高法院裁决，加强了个人隐私权以及对警察权力的限制：一些具有重大影响的案件强化了第四修正案反对不合理搜查和扣押的权利，禁止在审判中使用由违宪警察行为污染的证据规则，以及要求警察告知被拘留嫌疑人其宪法权利的所谓米兰达警告[5]。
这些措施导致了对以下行为的刑事处罚：
- 没有必要的文书来进行搜查
- 涉及篡改文件或作伪证。
对于有压倒性证据证明警察犯有违法行为的情况[8]，存在一种被视为奖励或免除指控的双重标准[9]。这种双重标准进一步得到警察指挥部门的支持，他们在策略上延迟处理以减少公众媒体的关注，从而对违法行为仅仅给予“轻微处罚”[10]。
警察文化
警察文化有时被称为“警察圈子文化”，形成了一道阻止制止腐败警察的屏障。警察文化包括一套通过警察经验演变而来的价值观和规则，并且受到他们工作环境的影响。从他们在警察学院开始职业生涯时，警察就被带入了这种“警察文化”[11]。
在学习工作和职责的同时，学员们还会学习到在其组织中晋升所需的价值观。用来描述这些价值观的词语包括：使命感、行动、玩世不恭、悲观主义、大男子主义、怀疑、保守主义、孤立和团结。警察所面临的独特要求，如危险的威胁以及公众的审查，产生了一个紧密结合的环境，有利于忠诚感的发展[12]。
这些价值观被认为会导致沉默守则；孤立和团结导致警察只与自己人待在一起，产生了一种我们对抗他们的心态。这种我们对抗他们的心态可能会导致警察相互支持，保持对彼此的忠诚；在某些情况下，这会导致警察不“揭发”同事的不当行为[13]。
吹哨行为
吹哨行为（指警察报告其他警察的不当行为）并不常见。少数警察会挺身而出，这可能是因为他们认为有些事情发生在紧张时刻，是一些警察希望保留为个人的事情。另一个原因是，挑战这种蓝色守则意味著挑战机构内部长期存在的传统和兄弟情谊。对后果的恐惧也可能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些后果包括被孤立、失去朋友和支援，甚至受到身体威胁或被揭露自身的不当行为[11][14]。
同时，也有一些力量在对抗这种守则，并促进吹哨行为。许多警察加入警队是因为他们希望维护法律，而蓝色守则与这一理想相违背。一些警察出于较不高尚的动机，如报复同事的不当对待、寻求行政认可或表现对部门的忠诚而揭发同事的不当行为。此外，一些警察会被其管理层招募来提供情报。如果某警察的工作描述中包含发现其他警察的不当行为，他们更有可能违背蓝色守则。有些警察还会为了避免被解雇或获得免于起诉的交易而违背守则。一些警察也会为了向媒体出售故事而打破这一守则[15]。
犯罪层级
警察更有可能掩盖同事的某些类型的犯罪行为。一项研究显示，过度使用武力是最常被蓝色守则掩盖的犯罪行为[2]。有两项研究表明，一些警察认为蓝色守则适用于“非法暴力或为了保护同事免受刑事诉讼而扭曲规则”，但不适用于那些出于“贪婪动机”的非法行为[16]。
像洛城警局兰帕特分局丑闻和其他许多警察腐败案件表明，蓝色守则文化可以延伸到掩盖其他层级的犯罪行为，不论是否出于贪婪动机。蓝色守则被称为“美国最成功的反告密运动”，指的是警察掩盖同事的不当行为，以及吹哨者受到骚扰、专业制裁或被迫退休的情况[17]。
揭露守则
揭露遵守蓝色守则的行为是减少其影响的方法之一。许多州在警察学院中采取措施，促进蓝色守则的曝光。在大多数城市，申请进入警察学院前必须通过犯罪背景调查。通过额外的背景调查、测谎测试和心理评估，某些部门能够更好地选择那些不太可能容忍不当行为的个人。在这些部门中，警察接受基本的伦理行为培训；这种指导在某些情况下每年通过研讨会和课程进行强化[17]。
美国已经发起了几次反对蓝色守则或使其更公开的运动。纽约市的克纳普委员会（Knapp Commission）是其中最早的运动之一，该委员会于1970年由市长约翰·V·林赛（John V. Lindsay）成立，旨在调查警察腐败。克纳普委员会成立20多年后，1992年纽约市市长戴维·丁金斯成立了莫伦委员会（Mollen Commission），调查纽约市警察局的腐败情况，并提出改进这些程序的建议。这些和其他调查揭示了纽约市警察局内部运作的细节[18]。
美剧的刻画
在美剧《芝加哥警署》中，“沉默蓝墙”是多个剧情的核心元素之一。该剧探讨了警察在面对内部腐败时的复杂关系，以及在这种文化下的运作方式。剧中的角色，如指挥官汉克·沃伊特（Hank Voight）和其他警员，时常面临上级或同事在执法过程中违反规范的情况。“沉默蓝墙”被描绘为警员之间的一种默契，即使面对同僚的不当行为，也可能选择保持沉默。
在其中一集名为“This Job”的剧情中，角色托雷斯（Torres）因为同事博科夫斯基（Borkowski）的非法行为而面临是否揭露的困境，这直接呈现了“Blue Wall of Silence”的核心概念。编剧透过这些情节展示了警察在面对内部挑战时的复杂处境，同时也揭示了警察文化中的结构性问题。托雷斯在这样一个充满紧张氛围的环境中如何适应和定位，成为剧情中的重要看点[19]。
当今社会
“沉默蓝墙”在当代美国的警察系统中依然存在且备受关注，尤其在近期的几起引发广泛讨论的事件中更加突出。根据《纽约时报》的一篇评论文章，这种文化在美国各地，包括芝加哥等城市，逐渐面临挑战，特别是在德里克·肖万（Derek Chauvin）案的审判中，部分警察选择打破沉默，作证揭露同事的不当行为，这被认为是“蓝墙”开始出现裂缝的标志[20]。
《今日美国》则透过调查报导指出，尽管部分警察选择打破沉默，举报同事的不当行为，但这些举报者往往面临来自同事及系统内部的强烈报复和职业风险。报导中提到，这种沉默的文化使得一些警察即使目睹不当行为，也选择不揭露，这不仅影响到警察系统的透明度，也对司法公正构成挑战[21]。
《Criminal Legal News》同样指出，许多在警察部门内部举报不当行为的员警，会面临严重的报复和职业上的不利影响。这篇报导强调，“沉默蓝墙”使得揭露警察腐败和滥权行为变得更加困难，进一步巩固了警察系统内部的封闭性和对外部监督的抵制。这些现象反映了美国警察系统内部改革和透明化进程中面临的困难[22]。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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