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披寺的清代政治史介绍桑披寺在清代参与的政治事件。桑披寺位于清朝四川省里化厅乡城县的藏传佛寺，自1669年初建，一直是乡城的政治中心，参与乡城大小政治事件。在1906年赵尔丰设乡城县之前，桑披寺直辖乡城900户之中的300户，除寺庙直辖的田产不纳税之外，更主管纳粮税务，[1]桑披寺历年常有因抗拒官府干涉乡城和理塘事务，而发生违抗差粮、戕害官吏事件，1897和1899年喇嘛两度剥皮酷刑杀死来交涉的清朝官员，其中施文明遭剥皮填草为“人皮鼓”，悬于寺内，“岁时践击之以示威”。
清代
清初乡城县教派林立，格鲁派的南那岗寺是小寺，主持若·崩松本洛不忿被其他教派欺压，赴西藏向格鲁派领袖第五世达赖喇嘛告状。[2]达赖遣蒙古军官吉布康珠到乡城整改寺院。吉布康珠武断将硕曲河流域诸教派共108座寺庙统一改奉格鲁派，在原属噶举派的甲夏寺原址兴建桑披寺（1669年），由桑披寺统率当地格鲁派。[2]
1811年，桑披寺主持兼赤江活佛绛曲群培出任第九世达赖喇嘛的经师，1815年登第六十九任甘丹赤巴法座，桑披寺声威大振，乡城县也因此闻名。[2]
乡城县桑披寺是理塘县长青春科尔寺的属寺，1891年桑披寺越界至理塘县征粮，由此两寺多次械斗，百姓死伤。其后桑披寺越界寻得瞻对藏官保护，公然不奉长青春科尔寺节制。[3][4]1897年，理塘守备（正五品）李朝富到桑披寺调停，与堪布（主持）普仲扎娃谈破，李朝富父子三人（两名儿子是士兵）被杀，受剥皮酷刑。
1899年，清军游击（从三品）施文明进剿，在火竹乡中伏全军覆没，施文明遭剥皮填草为“人皮鼓”，悬于寺内，“岁时践击之以示威”。[4][3][5]清庭兵力不隶，仅要求桑披寺呈交“受抚具结”（承认受清庭抚率的保证书），草草了事，助长了普仲扎娃的气焰。[3][6]
成都将军马亮在1909年6月7日奉命向宣统帝溥仪复奏“乡城之桑披寺，喇嘛千余人，恃其地险人强，屡出滋事。光绪二十三年，理塘守备李朝富奉委前往查办，该寺堪布相交蒲中竟将李朝富父子三人诱入肢解。二十四年，游击施文明带兵进剿，又被截获，将该游击剥皮实草”。[4]
1905年4月巴塘之乱（驻藏大臣凤全中伏被喇嘛刺杀，四名法国传教士被喇嘛虐两周再枪决），桑披寺主持普仲扎娃匿藏钦犯兼巴塘正土司罗进宝之子四郎占兑；桑披寺又为了阻挠清军而故意中断川藏粮道，先撤掉驿站，断路掘井，突然中止卖粮食予政府。巴塘事变平乱后，赵尔丰围剿桑披寺归案。[3]
1906年1月30日，桑披寺先发制人，在火竹乡夜袭赵尔丰的清军。而后清军围寺四个月，终以断水源之法在6月9日攻破桑披寺。[7]围寺初期清军断了溪流，但发现寺内毫无缺水迹象，然清军严重缺粮以至只能以野菜充饥，终在5月下旬寻得引水入寺的地下陶管，彻底断了寺内水源。寺内虽藏有大量糌粑，但糌粑没水不能吞咽，形同断粮。喇嘛出寺抢水被杀，搜其身上有向其他藏寺求救的文书，清军遂装为援兵，斯斯然入寺“援助”，终攻破。普仲扎娃在入寺前三天前已自杀。赵尔丰在寺内寻得李朝富和施文明的人皮，上奏清廷获准建双忠祠合葬。[5]
赵尔丰在此役对喇嘛和军人甚为血腥，破寺“立毙喇嘛六百馀名”，亦斩首一哨清军逃兵，约七十馀名汉人。[6][5]当晚破寺之前，那一哨清兵乘夜出逃，但没逃多远得悉桑披寺已被破，仓忙回去大队，破寺三天后逃兵被赵尔丰当众训话格杀。[5]
英国驻中国的外交人员埃里克·泰希曼（Eric Teichman）在1922年写道：“四川人送他绰号‘赵屠户’，尽管如此，他素有为人公允的声誉。他毫不犹豫将抵抗的藏人首领或头人斩首，同样地，他亦毫不留情斩首手下官员和随从之中的违纪者。非凡之人、有将才，赵尔丰处事的公正与公道，以及其为人严酷，两者在西藏东部至今都令人记忆犹新。然而，喇嘛一致认为赵尔丰是可恶的敌人、喇嘛寺的摧毁者、僧侣的杀戮者。”[6][8]同年，赵尔丰擢升为川滇边务大臣，统管康区事务。
引用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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