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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朝君主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帝辛(?—前1046年?),子姓,殷氏之始,名受,一名受德[注 1],后史随从周人称他为纣王、商纣王、殷纣王,是“大邑商”最后一代的君主。夏商周断代工程认为他在前1075年至前1046年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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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辛非常重视农业和生产力发展,实施社会变革,使其国力强盛。[来源请求]在位期间,他持续对东南方的人方(东夷)用兵,直至彻底击败,使商疆域扩至江淮一带。由于战争持久导致国内空虚,使一向俯伏、自称“小邦周”的西伯发乘机联合西方各方国一同伐商。在史称牧野之战中,商军夜遭偷袭而败,帝辛玉衣自焚以成“天命”,“大邑商”从此退出历史舞台[1]。周武王在帝辛生前称他为“商王受”,而在建国之后,给他一个恶谥之名纣(“纣”,绑马臀的皮带,引申为残义损善),因此帝辛以纣王一名为后世人所知。
帝辛高大威猛,力大无穷,自幼聪敏过人、反应敏捷,智谋足可使人拒绝规劝,言辞足可文过饰非。《荀子·非相篇》说帝辛“长巨姣美,天下之杰也;筋力超劲,百人之敌也。” 《史记·殷本纪》也说“帝纣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知足以距谏,言足以饰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己之下。”。
帝辛继位后,定都于沬(前1082年),后改沬邑为朝歌(今河南淇县)。,商朝国力逐渐强盛。在位期间继续对人方(周人称之为东夷)、林方、虎方等用兵,在经历了长期的战争之后最终取得了胜利,并将商朝势力扩展到江淮一带。然而,对人方的战争导致了国内空虚,民怨沸腾,但纣王依靠严刑峻法,结果引致众叛亲离,诸侯起兵,最终导致了商朝的灭亡。[2]
公元前1046年(武王元年,周文王十五年),周武王联合西方11个小国会师孟津,对殷商发起进攻。商军主力在东南,无法征调,只得将战俘临时武装起来进行抵抗。而此时帝辛已经受到了众多贵族和巫师等的集体反对,军心涣散,周武王以在距离朝歌(今河南淇县)七十里外的牧野与商军交战,商军倒戈而前军攻击后军。商军因而大败,史称牧野之战。周军随即攻至朝歌。帝辛自知大势已去,便登上鹿台,穿上宝玉衣,以纵火自焚的方式献祭了自己,商朝就此灭亡。[3]帝辛死后头颅被周武王斩下,悬在白旗,两位妻妾的头颅悬在红旗上,被送入周太庙祭拜周人祖先。[4][5]
帝辛死后,葬于淇水之滨。
考古学者认为,殷墟遗址的1567号墓是为帝辛修建的墓[8],但因为纣王最终于鹿台自焚而未能入葬[9]。
周朝灭商以后,纣王与夏桀一起被当作是暴君的典型,不过近年以来有不少人对此提出怀疑。
关于比干之死,夏商周断代工程等研究指出其存在疑点。如比干以谏言而死是到春秋时期才有纪载,被商纣王所杀和挖心则是战国晚期的寓言中才出现的说法,距离商末已相隔甚远;《楚辞·天问》则认为比干是投水而死。[10][11]诸多文献表明,随著历史推演,对纣王行为的描述显得越来越残暴,新增的情节也越多,炮烙之刑详细纪载为夏桀发明,后不知怎么也成了纣王,不能排除后人丑化的可能。
《史记》记载,帝辛“知足以拒谏,言足以饰非”;又说他“好酒淫乐,
《韩非子·喻老》亦有记载:“昔者纣为象箸而箕子怖。”司马迁在《史记·宋微子世家》亦云“纣为象箸,箕子叹曰:彼为象箸,必为玉杯;为玉杯,则必思远方珍怪之物而御之。舆马宫室之渐自此始,不可振也”。
《帝王世纪》记载,帝辛在位期间,西伯的嫡长子伯邑考在殷商做人质,当时负责替帝辛驾车。但某日,帝辛派人烹杀了伯邑考,并将他做成了肉羹赐给西伯昌,并说:“圣人应当不会吃自己儿子做成的肉羹。”西伯昌最后还是吃了肉羹。帝辛评价说:“谁说西伯昌是圣人?吃了自己儿子做成的肉羹尚且不自知。”[12]
在众多文献中,帝辛是一个实行炮烙之刑,滥杀无辜,开设酒池肉林,穷奢极侈的昏暴之君。他与夏桀并论,在中国一直是暴君的代名词。这一段历史,后人加上想像,写成了《封神演义》。成语有“助纣为虐”[注 4]。
早在古代,就有少数学者对桀纣的罪状持怀疑态度,例如东汉的王充在《论衡》中就认为“酒池肉林”之说并不可信,南宋的罗泌在《路史》中也认为桀纣的罪状大多相似,而梳理各类文献后认为存在增衍、夸大的情况。[13][14]随着对商周时期研究的不断深入与甲骨文、青铜器等地下史料的发掘出土,近现代学界质疑帝辛“暴虐”记载的声音越来越大。据考证,在西周时期的文献中,所宣扬的帝辛的形象虽然负面,但却并没有实质残暴的内容,《尚书·牧誓》中列举的商纣王的罪状只有六条,分别是听妇人的话、不用亲戚为官、任用逃犯为官、不认真祭祀、酗酒和相信自己有命在天,周康王时期的大盂鼎也认为商朝灭亡的主要原因只是将领酗酒误事。而对于这些罪状,例如商朝晚期墓葬中的明器越来越多见,用于祭祀的器物则越来越少见,明显有“薄葬化”的趋势,且从祖甲实行周祭改革以后,更多采用谷物祭祀和舞蹈祭祀,祭祀中用人和用牲逐渐越来越少,祭祀仪式流程也愈发简化,商朝末期人牲和人殉比较少见。[15][16][17][18][19]此后周人作为后进性民族,吸收并继承了商人和东夷的腰坑殉狗和人祭人殉等习俗,又由于神道设教的需要,人祭人殉习俗仍然在各个诸侯国保持了数百年以上,因此商纣王不认真祭祀在当时背景下反而是比较进步的表现,而周人自然会指责其“不肯事上帝鬼神”、“昏弃厥肆祀,弗答”。[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1]且商代只祭祀祖先神和自然神,“天帝”只表现为自然性,周代出于神道设教祭祀天帝,因此清华简《系年》第一章会指责商纣王“不恭上帝”。[32][33][34][35][36][37]虽然殷周时代都存在由妇女担任的官职,如“世妇”可掌管祭祀、宾客等礼仪,受国君尊崇[38][39][40],但据陈曦、张懋镕、王奇伟、王晖、王瑞英、杜芳琴、何敏、耿超、谢乃和等众多学者研究,西周女性的整体地位相对于商朝大幅下降,主张“妇无公事,休其蚕织”而相对将妇女被排斥于军政事务之外,并开始趋于伦理保守和礼教束缚,这是《尚书·牧誓》中周武王指责商纣王“惟妇人言是用”、“牝鸡之晨”的缘由,同样也是后世儒家排斥性开放的“郑卫之音”并将其视为“纣俗”的原因。[18][41][42][43][44][45][46][47][48][49][50]商代方国联盟为主的制度下,政治组织不甚严密,尽管商代存在管理、征集兵众之行为,如甲骨文中有“登人”、“登众”之句,但整体政治组织形式仍较为松散,诸侯中常有犯人逃往他国,别国逃犯有时则被商王任用;而周代政治组织严密,如《周礼》有“司民”之官,“掌登万民之数,自生齿以上,皆书于版”;早在周文王就已实行“有亡荒阅”,即在全天下搜捕逃犯,将抓到的逃犯归还给各国,因此获取了部分西土诸侯的支持,周人便在《牧誓》中指责帝辛“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44][51][52]不用亲戚为官则是商纣王打击守旧派贵族的手段,酗酒则是商朝一直以来的传统。[19][53]“天命”则是争议较大的话题,部分学者如晁福林等认为商朝并没有后世的决定朝代兴亡命运的“天命观”,《商书》中的“天命”实际上是“祖宗之命(祖先神的在天之灵能保佑和弃绝自己的生命)”,按这种理解则是帝辛虽然不认真祭祀祖先,却始终相信祖先的在天之灵不会弃绝自己。[32][33][34]
顾颉刚等疑古派学者认为,后世文献中有关于商纣王的罪状经历了一个“古史不断层累”的过程,越是晚的时代,其罪状就越多越详细。春秋战国时期作为“古史累积”的爆发期,诸子百家和游士说客不了解历史真相,在寓言故事和杂谈的举例论证中,把作为前朝亡国之君的商纣王当成一个反面教材下的箭垛子,为了宣扬“恶有恶报”,相对于西周时期的原始文献又给纣王增添了不少新罪状,例如作炮烙之刑、把人剁成肉酱、剖割孕妇之胎等。而出土的上博简中的《容成氏》作为成作年代相对较早的文献,其所描述的炮烙之刑只是一种低级趣味的游戏而非酷刑。[54]“剖割孕妇之胎”也是《诅楚文》中秦王宣称的楚怀王的罪状,可见这只不过是战国时期常见的扣给敌人和亡国之君的一种帽子。“把人剁成肉酱”的醢刑在战国秦汉时期也是常见酷刑之一,所以才能在当时的寓言杂说中加到商纣王的身上。再比如《董子》佚文中缠子声称“桀为天下,酒浊而杀厨人。纣王天下,熊蹯不熟而杀庖人”,这是将晋灵公的罪状张冠李戴到作为亡国之君的“桀纣”的身上。因此,《列子·杨朱》中说“天下之美,归之舜禹周孔。天下之恶,归之桀纣”。而对于比干之死,《楚辞·天问》则认为比干是投水自尽[10]。到了汉代以后,统治者继续把帝辛作为反面形象宣传,经过千年积毁,商纣王才被塑造成暴君的典型。[55][18][19]
中华人民共和国以降,中国大陆持“殷商奴隶社会说”的历史学者中,有一部分会以牧野之战“奴隶倒戈”的说法作为论述“商纣王残暴”之论据。而主张商朝非奴隶社会的学者,例如无奴学派、西汉封建论者和魏晋封建论者,无人赞成“奴隶倒戈”的说法,通常认为是反对帝辛的守旧派贵族带头发起的叛乱。[56][57][58][59]
根据《左传》等文献以及殷墟甲骨文,帝辛征服了淮夷,派飞廉出使北方,对中国古代的统一与各族文化的交流和发展有过一定贡献。《诗经·商颂·玄鸟》:“武王靡不胜。”《诗经·商颂·长发》:“武王载旆,有虔秉钺。”郭沫若认为这里的“武王”是指帝辛,他在生前曾深受百姓的爱戴,是殷民心目中的“武王”。[60]
帝辛时期的青铜器有很多,例如现存于北京故宫的二祀邲其卣、四祀邲其卣、六祀邲其卣分别是帝辛二年、四年、六年时铸造的青铜器。这三件器物都提到了邲其这个人物,据铭文记载,他协助帝辛进行了祭祀,帝辛赏赐了他贝币。除此之外还有作册般青铜鼋、版方鼎、宰虎角等等。从当时的金文中可以知道作册般为帝辛时期的史官。
1949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里,在当时的特定语境下,曾将武王伐纣类比于此时的人民解放战争。[61]但到了1958年11月,毛泽东在阅读了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之后的谈话中又说,“其实纣王是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他经营东南,把东夷和中原的统一巩固起来,在历史上是有功的。纣王伐徐州之夷,打了胜仗,但损失很大,俘虏太多,消化不了,周武王乘虚进攻,大批俘虏倒戈,结果商朝亡了国。”“商纣王是很有本领的人,周武王把他说得很坏。他的俘虏政策做得不大好,所以以后失败了。”[62]
纣王也是明代文学小说《封神演义》中的一个登场人物,在该小说中也称他为“寿王”。
“纣”是周朝统治者给的谥号,影视作品在他活着的时候称他为“纣王”,但当时帝辛还没有死,不可能用周朝统治者给他的“谥”。
《逸周书·谥法解》记载谥法起源于周公旦(“维周公旦、太公望,开嗣王业,建功于牧之野,终将葬,乃制谥”),但现在一般认为《逸周书·谥法解》是战国时期的托古之作,谥号实际上是西周中期礼制改革之后的产物,也有人认为谥法起源于更晚些时候(周厉王时期甚至春秋时期)。总之,在商纣王帝辛时期,谥号还未流行。另外,《牧誓》中记载的周武王牧野之战时发表的檄文,里面称呼帝辛为“商王受”[63][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