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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至1922年的希土战争[c] （或称第二次希土战争），指的是在1919年到1922年期间爆发在希腊王国和土耳其国民运动间的战争。
| 1919年—1922年的希土战争 | |||||||||
|---|---|---|---|---|---|---|---|---|---|
| 土耳其独立战争的一部分 | |||||||||
战争期间，希腊步兵在盖迪兹河冲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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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战方 | |||||||||
物资支援： 苏俄[1] 意大利[2] |
 希腊提供支援：  英国 亚美尼亚义勇兵 | ||||||||
| 指挥官与领导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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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斯塔法·凯末尔帕夏 卡洛·斯福尔扎[6][7] |
康斯坦丁一世 亚历山大一世 （1920年以前） 康斯坦丁·尼德 康斯坦丁·米利奥蒂斯·科尼诺斯 莱昂尼达斯·帕拉斯克沃波洛斯 （1920年以前） 埃莱夫塞里奥斯·韦尼泽洛斯 （1920年以前） 迪米特里奥斯·古纳里斯 阿纳斯塔西奥斯·帕波拉斯 乔治奥斯·哈茨内斯蒂斯 康斯坦丁·帕利斯 乔治奥斯·波利梅那科斯 安德烈阿斯王子 | ||||||||
| 兵力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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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5月： 35,000人[8][a] |
小亚细亚军团 | ||||||||
| 伤亡与损失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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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规军： 9,167人战死[20] 2,474人因伤而死或非战斗减员[20] 31,097人负伤[20] 11,150人失踪 6,522人被俘[21]** |
19,362人战死[22] 4,878名非战斗减员 48,880人负伤 18,095人失踪 ~13,740人被俘*[2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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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战役的发起主要是因为西方协约国，特别是英国首相大卫·劳合乔治，曾承诺以牺牲最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的鄂图曼帝国为代价给予希腊领土，因为在鄂图曼帝国占领该地区之前，安纳托利亚一直是古希腊和拜占庭帝国的一部分。1919年5月15日，希腊军队在士麦那（现伊兹密尔）登陆时，武装冲突就开始了。随后，他们向内陆推进并控制了安纳托利亚的西部及西北部，这些地区包括马尼萨、巴勒克埃西尔、艾登、屈塔希亚、布尔萨及埃斯基谢希尔等城市。1921年的萨卡里亚战役中，土耳其军队阻止了他们的前进。1922年8月，随著土耳其的反击，希腊战线土崩瓦解，而随著土耳其军队重新夺回士麦那和士麦那大火后，战争逐告终了。
战争结束后，希腊政府接受了土耳其国民运动的要求，撤回到了战前边界以内，从而将东色雷斯和西安纳托利亚留给了土耳其。一战时的协约国放弃了《色佛尔条约》，在瑞士的洛桑与土耳其民族运动谈判签订了一纸新条约，此便是《洛桑条约》。洛桑条约承认土耳其共和国的独立主权及其对安纳托利亚、伊斯坦布尔和东色雷斯的主权。另外，希腊和土耳其政府同意两国进行人口交换。
这场冲突的地缘政治背景与鄂图曼帝国的分裂有关，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直接后果以及鄂图曼帝国介入中东战场的直接后果。作为瓜分鄂图曼帝国的一部分，希腊收到了协约国允许其在士麦那登陆的命令。1920年8月10日，鄂图曼帝国政府在这场战争中彻底垮台并签订了《色佛尔条约》，鄂图曼帝国就这么被协约国瓜分。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便有许多关于瓜分鄂图曼帝国的秘密协议。三国协约曾就希腊对小亚细亚的期望之战后安排，做出了相互矛盾的承诺。[27]
西方协约国中，尤其是英国首相大卫·劳合乔治曾承诺希腊如果加入协约国一方，便可牺牲鄂图曼帝国来获得希腊想要的领土。[28]其中包括东色雷斯、印布洛斯岛和特内多斯岛（即博兹贾岛），以及围绕士麦那市的安纳托利亚西部之部分地区──那里有著大量的希腊人人口。
义大利和英法否认了曾于1917年4月26日签署的圣让德莫里埃纳协议，解决了义大利的“中东利益”，可能会被希腊占领所推翻，因为士麦那（伊兹密尔）曾是承诺给义大利的领土之一部分。在希腊进行占领之前，参加1919年巴黎和会的义大利代表团对于希腊占领西安纳托利亚的可能而感到愤怒，因而离开了会议，直到5月5日才返回巴黎。义大利代表团的缺席最终促成了劳合乔治说服法国和美国，支持希腊并阻止义大利在西安纳托利亚进行占领行动的努力。
根据一些历史学家的说法，正因希腊对士麦那的占领，才有了土耳其民族运动。阿诺德·约瑟·汤恩比(Arnold J. Toynbee) 认为：“此时爆发的土耳其希腊战争是一场土耳其保卫安纳托利亚家园的防御性战争。这是西方协约国帝国主义在外国胡乱运作的结果，其军事资源和力量被严重低估；无伦如何，它是由希腊占领军的无端入侵所引起的。”[29]根据其他人的说法，希腊军队在士麦那登陆是埃莱夫塞里奥斯·韦尼泽洛斯计划的一部分，该计划受到伟大理想的启发，是为了解放小亚细亚的大量希腊人人口。[30]在士麦那大火之前，士麦那的希腊人人口比希腊首都雅典还多。在希腊和土耳其之间进行人口交换之前，雅典的人口为473,000人[31]；而根据鄂图曼帝国当局的消息显示，士麦那在1910年的希腊人人口超过629,000人。[32]
| 鄂图曼帝国（安纳托利亚）各民族分布[33] (根据1910年鄂图曼官方统计数据) | |||||||
| 省份 | 突厥人 | 希腊人 | 亚美尼亚人 | 犹太人 | 其他 | 总计 | |
|---|---|---|---|---|---|---|---|
| 伊斯坦堡（亚洲海岸） | 135,681 | 70,906 | 30,465 | 5,120 | 16,812 | 258,984 | |
| 伊兹密特 | 184,960 | 78,564 | 50,935 | 2,180 | 1,435 | 318,074 | |
| 艾登（伊兹密尔） | 974,225 | 629,002 | 17,247 | 24,361 | 58,076 | 1,702,911 | |
| 布尔萨 | 1,346,387 | 274,530 | 87,932 | 2,788 | 6,125 | 1,717,762 | |
| 科尼亚 | 1,143,335 | 85,320 | 9,426 | 720 | 15,356 | 1,254,157 | |
| 安卡拉 | 991,666 | 54,280 | 101,388 | 901 | 12,329 | 1,160,564 | |
| 特拉布宗 | 1,047,889 | 351,104 | 45,094 | – | – | 1,444,087 | |
| 锡瓦斯 | 933,572 | 98,270 | 165,741 | – | – | 1,197,583 | |
| 卡斯塔莫努 | 1,086,420 | 18,160 | 3,061 | – | 1,980 | 1,109,621 | |
| 阿达纳 | 212,454 | 88,010 | 81,250 | – | 107,240 | 488,954 | |
| 比加 | 136,000 | 29,000 | 2,000 | 3,300 | 98 | 170,398 | |
| 总计 % |
8,192,589 75.7% |
1,777,146 16.42% |
594,539 5.5% |
39,370 0.36% |
219,451 2.03% |
10,823,095 | |
| 1912年普世牧首统计 | |||||||
| 总共 % |
7,048,662 72.7% |
1,788,582 18.45% |
608,707 6.28% |
37,523 0.39% |
218,102 2.25% |
9,695,506 | |
希腊政府提出发起小亚细亚征服的原因之一，是安纳托利亚有大量讲希腊语的东正教基督徒需要保护。希腊人自古以来就生活在小亚细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多达250万希腊人生活在鄂图曼帝国。[34]许多历史学家对希腊人在希腊本土声称拥有的土地上占人口大多数的说法提出异议。塞德里克·詹姆斯·洛和迈克尔·L·多克尔还认为，希腊人对士麦那的主张充其量是值得商榷的，因为希腊人可能仅占多数，更有可能是士麦那维拉耶特的一个大少数，“更何况是位于突厥人占绝大多数的安纳托利亚地区”。[35]鄂图曼帝国是根据宗教而不是血统、语言或自我认同来划分人口的政策，进一步模糊了精确的人口统计数据。另一方面，同时期的英国和美国统计数据（1919 年）支持这样一个观点，即希腊元素在士麦那地区最多，有375,000人，而穆斯林为325,000人。[36][37]
希腊总理韦尼泽洛斯对一家英国报纸表示：“希腊不是在向伊斯兰教开战，而是在向不合时宜的鄂图曼帝国，以及其腐败、可耻和血腥的政府开战，以期将其驱逐出希腊人占多数的领土。”[38]
在某种程度上，为了获得协约国政府的支持，韦尼泽洛斯作为塞弗尔桌上的一张谈判牌可能夸大了上述危险。例如：青年土耳其党人在战争时期还没有掌权，这使得战争的理由不那么直接。该政权的大多数领导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纷纷逃离该国，坐落于君士坦丁堡的鄂图曼帝国政府已然在英国的控制之下。此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早期阶段，在这些杀戳发生之前，韦尼泽洛斯便已经表达了他想要吞并鄂图曼帝国领土的愿望。在1915年1月写给希腊国王康斯坦丁一世的一封信中，他写道：“我的印像是，在小亚细亚对希腊的让步⋯⋯将如此广泛，以至于在胜利的巴尔干战争中出现的翻倍的希腊，将增加另一个同样大但不那么富裕的希腊。”[39]
由于鄂图曼帝国的失败，希腊的入侵可能反而加剧了它应该防止的暴行。阿诺德·约瑟·汤恩比（Arnold J. Toynbee）将英国和希腊奉行的政策以及巴黎和会的决定归咎于导致双方在战时和战后犯下的暴行：“‘本都’ 的希腊人和被希腊占领的土耳其人在某种程度上是韦尼泽洛斯先生和劳合乔治先生在巴黎最初的错误估计的受害者。”[40]
发动战争的主要动机之一，是实现希腊民族主义的核心概念：伟大理想。伟大理想是一个民族主义者的愿景，即在爱琴海两岸恢复大希腊，将希腊王国边界以外的希腊人口纳入领土，它最初很小——大约是当今希腊共和国的一半。自1830年希腊从鄂图曼帝国独立以来，伟大理想在希腊政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希腊政界人士自希腊独立以来，就“希腊王国扩张的历史必然性”问题多次发表谈话。[41]例如希腊政治家约安尼斯·科莱提斯在1844年的议会中表达了这一信念：“世上将会有两个伟大的希腊化中心。雅典是王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则是是伟大的首都、城市，是所有希腊人的梦想和希望。”[来源请求]
伟大理想不仅仅是19世纪民族主义兴盛的产物，一方面，它深深植根于许多希腊人的宗教意识中。这方面是为了收复基督教世界的君士坦丁堡，以及在1453年垮台的基督教拜占庭帝国的重建。“从那时起，圣索菲亚和这座城市的复兴，就作为希腊东正教的命运和愿望，代代相传。”[41]除了君士坦丁堡之外，伟大理想还包括希腊人的大部分故土，包括克里特岛、色萨利、伊庇鲁斯、马其顿、色雷斯、爱琴海诸岛、赛普勒斯、小亚细亚海岸和黑海的本都。小亚细亚是希腊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希腊文化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地区。在古代，从青铜时代晚期到罗马征服为止，希腊城邦甚至对该地区的大部分地区进行了政治控制，除了在公元前550-470年前之外，当时它是阿契美尼德帝国的一部分。后来在中世纪，该地区一直属于拜占庭帝国，直到12世纪时塞尔柱土耳其人第一次袭击到达该地区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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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希腊的政治社会基本上可以分为两个派系。一个由埃莱夫塞里奥斯·韦尼泽洛斯领导，另一个由康斯坦丁一世国王领导，而在一战爆发后，两派系的矛盾也因要支持哪一方而加剧。
英国基于战略考量，曾尝试说服康士坦丁一世加入协约国，但国王及其支持者坚持保持中立，毕竟冲突结果难以预测。此外，家庭关系和情感依恋使康斯坦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难以决定支持哪一方。当与希腊王国敌对的鄂图曼帝国和保加利亚皆加入同盟国时，国王的处境益发尴尬。
尽管君士坦丁确实恪守绝对中立，但希腊总理埃莱夫塞里奥斯·韦尼泽洛斯从很早的时候就决定加入协约国，认为此举对希腊最有利，并致力与协约国发展外交，为最终的胜利做好准备。但随著国王与总理之间的矛盾加剧，两人的冲突也逐渐延伸至他们的追随者，甚至是全希腊社会。在国王拒绝执行韦尼泽洛斯的外交政策之后，韦尼泽洛斯直接在希腊北部建立一个反王室的政权，导致希腊分裂成两个完全对立的政治阵营，最终国王在协约国压力下被迫退位。1917年5月，康士坦丁一世流亡后，韦尼泽洛斯返回雅典并与协约国结盟。希腊军队（虽然分为君主制支持者和“威尼泽主义”支持者）开始在边界上参与针对保加利亚军队的军事行动。
参战和之前的事件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希腊的深刻政治和社会分裂。该国最重要的政治组织，韦尼泽派自由党和保皇党，已经卷入了对战前政治的长期而激烈的竞争，达到了对彼此彻底仇恨的状态。双方都认为对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行为在政治上是非法的和叛国的。这种敌意不可避免地蔓延到整个希腊社会，造成了深深的裂痕，这对失败的小亚细亚战役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并导致了战期间希腊的许多社会动荡。
战争的军事方面始于穆兹罗斯停战协定。希腊-土耳其战争的军事行动大致可分为三个主要阶段：第1阶段：1919年5月至1920年10月期间，希腊军队登陆小亚细亚并巩固爱琴海沿岸的占领地；第2阶段从1920年10月持续到1921年8月，是希腊的进攻时刻。第3个也是最后一个阶段一直持续到1922年8月，当时土耳其军队掌握了战略主动权。[来源请求]
1919年5月15日，两万名希腊士兵登陆士麦那[42]，并在希腊、法国和英国海军的掩护下控制了这座城市及其周边地区。登陆该城市的法律依据，见于穆兹罗斯停战协定第7条，该条允许协约国盟军“在出现威胁盟国安全的任何情况时，占领任何的战略要地”。[43]此外，希腊人也已经将他们的军队带入东色雷斯（君士坦丁堡及其周边地区除外）。根据不同的消息来源，士麦那的基督徒人口（主要是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35][44]与该市的穆斯林土耳其人口[45]相比，前者为少数，后者为多数。希腊军队还包括2,500名亚美尼亚义勇军。[46]居住在该市的大多数希腊人以解放者的身份迎接希腊军队。[47]
1920年夏天，希腊军队向大门德雷斯河河谷、布尔萨和阿拉谢希尔之方向发动了一系列成功攻势。这些行动的总体战略目标是为了给士麦那的防御提供战略纵深，此时土耳其的抵抗也越来越强。至此，希腊占领区已经扩展到安纳托利亚西部和西北部的大部分地区。
作为希腊军队在协约国一方的贡献之回报，协约国支持将东色雷斯和士麦那的领土分配给希腊。该条约结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小亚细亚战场，同时也决定了鄂图曼帝国的命运。从此，鄂图曼帝国黯然退出欧洲强国之列。
1920年8月10日，鄂图曼帝国签署了《色佛尔条约》，将色雷斯（直至卡塔尔卡线）割让给希腊。更重要的是，土耳其放弃了对因布罗斯和特内多斯的所有领土主张，保留了君士坦丁堡的小领土、马尔马拉群岛和“一小片欧洲领土”。博斯普鲁斯海峡则被国际联盟托管，而它们从现在起将对所有人开放。
此外，土耳其还被迫将“对士麦那的主权行使权”移交给希腊，此外还有一个相当大的腹地跟著移交出去，仅保留一面“外堡的旗帜”。尽管希腊管理著士麦那飞地，但其主权名义上仍归鄂图曼苏丹所有。根据条约的规定，士麦那要维持一个地方自治的状况，如果五年内她要求并入希腊王国，依照规定，市内将举行公民投票以决定此类事项。
1920年10月，在劳合乔治的鼓励下，希腊军队进一步向东推进到安纳托利亚，后者打算向土耳其和鄂图曼帝国政府施加压力，要求他们签署《色佛尔条约》。这一进军始于埃莱夫塞里奥斯·韦尼泽洛斯的自由党政府，但进攻开始后不久，韦尼泽洛斯便下台并由迪米特里奥斯·古纳里斯 (Dimitrios Gounaris) 取代。这些行动的战略目标是击败土耳其民族主义者并迫使穆斯塔法·凯末尔进行和平谈判。前进的希腊人在这一点上仍然拥有数量和现代装备的优势，他们希望早日进行一场战斗，他们也有信心在这场战斗中瓦解装备不良的土耳其军队。然而，他们几乎没有遇到阻力，因为土耳其人设法有条不紊地撤退并避免被希腊军包围。邱吉尔对此表示：“希腊纵队沿著乡间小路，安全地穿过许多丑陋的污迹，但在他们接近时，土耳其人总能在强大而睿智的领导人指挥下，安全地消失在安纳托利亚的深处。”[51]
1920年10月，亚历山大国王于1917年6月11日登上希腊王位，当时他的父亲康斯坦丁一世被韦尼泽主义者驱逐，后来被皇家花园里的一只猴子咬伤，几天内死于败血症。[52]亚历山大国王去世后由于没有继承人，原定于1920年11月1日举行的立法选举，突然成为韦尼泽洛斯的支持者和保皇党之间新冲突的焦点。反韦尼泽派的竞选活动是基于对政府内部管理不善和专制态度的指控，由于战争因素，政府自1915年以来一直没有选举而继续执政。与此同时，他们提出了小亚细亚脱离战争的想法，但没有提出明确的计划来说明这将如何发生。相反，韦尼泽洛斯被认为是一场似乎毫无进展幸的战争的持续。大多数希腊人既厌战又厌倦了威尼泽主义者近乎独裁的政权，因此选择了改变。出乎很多人的意料，韦尼泽洛斯派仅赢得了369个席位中的118个。选举的落败迫使韦尼泽洛斯和他的一些最亲密的支持者离开这个国家。直到今天，他当时举行选举的理由仍受到质疑。
迪米特里奥斯·古纳里斯 (Dimitrios Gounaris) 领导的新政府准备就康士坦丁国王的回归举行公民投票。注意到国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敌对立场，协约国警告希腊政府，如果他重新登上王位，他们将切断对希腊的所有财政和军事援助。[来源请求]
一个月后，全民公投要求康士坦丁国王回归。返回后不久，国王更换了许多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威尼泽派军官，并任命缺乏经验的君主主义军官担任高级职务。这场战役的领导权交给了阿纳斯塔西奥斯·帕普拉斯(Anastasios Papoulas)，而康士坦丁国王本人名义上承担了总体指挥权。然而，士麦那的高级专员阿里斯蒂迪斯·斯特吉亚迪斯并未被撤职。此外，许多剩馀的威尼泽利斯特军官对于政权的更迭而感到震惊。[来源请求]
以乔治·康迪利斯(Georgios Kondylis)为首的一群军官在君士坦丁堡成立了一个“国防”组织，该组织与韦尼泽派的逃兵加强了联系，很快就开始批评雅典的保皇党政府。
保卫士麦那和小亚细亚海岸的希腊军队在向安卡拉进军时清除了大部分韦尼泽洛斯的支持者。然而，军队内部两派之间的紧张局势仍然存在。
到1920年12月，希腊人已在两条战线上推进，从西北和士麦那接近埃斯基谢希尔，并巩固了他们的占领区。1921年初，他们通过小规模侦察入侵恢复了前进，但遭到了根深蒂固的土耳其民族主义者的顽强抵抗，土耳其民族主义者的准备和装备越来越好，已经有了正规军的规模了。
希腊的进攻在1921年1月11日的第一次伊诺努战役中第一次停止。尽管这是一场只涉及一个希腊军队的师的小对峙，但它对初出茅庐的土耳其革命者来说具有一定的政治意义。这一发展导致盟军在伦敦的一次会议上提议修改《色佛尔条约》，土耳其革命政府和鄂图曼帝国政府都出席了会议。
尽管与义大利、法国和英国达成了一些协议，但希腊政府并未同意这些决定，希腊政府认为他们仍然保留了战略优势，还可以从更有利的位置进行谈判。希腊人在3月27日发起了另一次进攻，即第二次伊诺努战役，土耳其军队在那里进行了猛烈的抵抗，最终于3月30日阻止了希腊人。[来源请求]这段期间，土耳其军队得到了苏俄的武器援助。[53]
到这个时候，所有其他战线都已经有利于土耳其人[来源请求]，为希腊军队的主要威胁腾出了更多资源。法国和义大利与土耳其革命者签订了私人协议，以表彰他们不断增长的实力。[54]他们将希腊视为英国的客户，并向土耳其人出售军事装备。如莫斯科条约所示，俄罗斯的新布尔什维克政府对土耳其革命者变得友好。布尔什维克党用金钱和弹药支持穆斯塔法·凯末尔和他的军队。[55][56]仅在1920年，苏俄就向凯末尔主义者提供了6,000支步枪、超过500万支步枪弹药筒、17,600发炮弹以及200.6公斤（442.2磅）金条。在随后的两年中，援助金额有所增加。[57]
1921年6月27日至7月20日期间，一支由9个师组成的增援希腊军队，与由伊斯麦特·伊诺努指挥的土耳其军队，在阿菲永卡拉希萨尔-屈塔希亚-埃斯基谢希尔战线上发起了一次重大攻势──这是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攻势。希腊人的计划是将安纳托利亚一分为二，因为上述城镇位于连接腹地和海岸的主要铁路线上。然，希腊军队没有继续追击并果断地削弱土耳其民族主义者的军事能力，而是停止了行动。结果，尽管土耳其人最后战败了，他们还是设法避免了包围孤寂，并在萨卡里亚河以东进行战略撤退，在那里，他们建立了最后一道防线。
这是决定希腊在安纳托利亚战役命运的重大决定。该国和陆军领导人，包括康士坦丁国王、总理迪米特里奥斯·古纳里斯和阿纳斯塔西奥斯·帕普拉斯将军，在屈塔希亚会面，讨论了这场战役的未来发展。士气低落的希腊人虽然重新振作了起来，但未能评估有利于防守方的战略形势；相反，为了寻求“最终解决方案”，领导层陷入了两极化的冒险决定，即追击土耳其人并攻击他们靠近安卡拉的最后一道防线。军方领导比较谨慎，要求增加增援和时间上的准备，但并没有与政客作对。只有少数声音支持防御姿态，包括伊奥尼斯·美塔克萨斯。此时康士坦丁国王几乎没有实际权力，也没有任何争论的打算。经过将近一个月的延迟，土耳其人有足够的时间建立他们的防御战线，后来希腊的七个师穿越了萨卡里亚河以东。
在伊斯麦特·伊诺努领导下的土耳其军队在屈塔希亚-埃斯基谢希尔战役中撤退后，希腊军队重新向安卡拉以西不到100公里（62 英里）的萨卡里亚河（希腊语为Sangarios）推进。康士坦丁的战斗口号是“致安吉拉”，英国军官被邀请参加凯末尔市的胜利晚宴。[58]本来一直避免被包围的土耳其革命党人将被卷入保卫首都的战斗中，并在消耗战中被摧毁。
尽管有苏俄的帮助，但由于土耳其军队准备迎接希腊人，补给品严重短缺，私人步枪、枪支和弹药的所有者不得不将它们交给军队，每家每户都要提供一条内衣和一双凉鞋。[59]与此同时，土耳其议会对伊斯麦特·伊诺努作为西线指挥官的表现不大满意，希望穆斯塔法·凯末尔和总参谋长费夫齐·恰克马克接管政权。
希腊军队在一周内穿越沙漠，行军200公里（120英里）到达攻击阵地，因此土耳其人可以看到他们的到来。食品供应是40吨面包和盐、糖和茶，其馀的在途中搜刮出来。[60]
希腊军队的推进遭到了激烈的抵抗，最终在为期21天的萨卡里亚战役（1921年8月23日 9月13日）中达到了高峰。由于土耳其的防御阵地集中在一系列高坡上，希腊人不得不猛攻并占领它们。土耳其人占领了某些山顶并失去了其他山顶，而一些山顶则多次失守并重新夺回。然而，土耳其人不得不节约人力，因为希腊军队拥有一定的数量优势。[61]此时的关键战役到了，希腊军队试图攻占安卡拉以南40公里（25英里）的哈伊马纳，但土耳其人最终还是坚守住了。希腊进军安纳托利亚的同时，延长了他们的补给线和通讯线，而他们的弹药已经用完了。激烈的战斗让双方都筋疲力尽，但希腊人最先撤回了他们以前的阵线。整个战斗过程中，安卡拉市内都可清楚地听到了大炮的轰鸣声。
那是希腊人在安纳托利亚推进的最远距离，几周内他们有条不紊地撤回到他们在6月保持的阵线。土耳其议会授予穆斯塔法·凯末尔和费夫齐·恰克马克元帅称号，以表彰他们在这场战斗中的贡献。直到今天，还没有其他人从土耳其共和国获得过这个五星级的将军头衔。
由于未能达成军事解决方案，希腊向协约国寻求帮助，但在1922年初，英国、法国和义大利认为《色佛尔条约》已经“不合时宜”，必须进行修订。根据这一决定，义大利和法国的军队纷纷撤离了他们的阵地，使得希腊人独自面对著土耳其军队。
1922年3月，盟军提议停战。穆斯塔法·凯末尔认为自己现在拥有战略优势，因此拒绝在希腊人留在安纳托利亚期间进行任何谈判，并加紧努力重组土耳其军队，以对希腊人进行最后的反击。与此同时，希腊人加强了他们的防御阵地，但由于保持防御的不作为和战争的延长，他们的士气是愈发低下。希腊政府迫切希望得到英国的一些军事支持，或至少有贷款支持，因此它制定了一个不周到的计划，透过威胁英国在君士坦丁堡的地位，并在外交上强迫英国，但这从未实现过。此时占领君士坦丁堡将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驻扎在那里的盟军部队比色雷斯的希腊军队少得多（两个师）。但最终的结果是透过撤军，削弱了希腊在士麦那的防御。另一方面，土耳其军队是苏俄重要援助的接受者。4月29日，苏俄当局向土耳其领事提供了关键数量的武器和弹药，足够三个土耳其师使用。5月3日，苏俄政府向土耳其移交了3,350万金卢布——其中1,000万金卢布作为信贷结馀。[62]
希腊的反战呼声越来越高，要求撤军，士气低落的宣传在部队中蔓延。一些被撤职的韦尼泽洛斯军官组织了一场“国防”运动，并策划了一场脱离雅典的政变，但始终没有得到韦尼泽洛斯的支持，后来他们的所有行动都没有结果。
历史学家马尔科姆·亚普写道：
在3月的谈判失败后，希腊人的明显行动方针是撤退到伊兹密尔周围的防御线，但此时，此时开始幻想直指希腊的政策：坚守阵地并计划夺取君士坦丁堡，尽管后者的计划在7月，因盟军的反对而被迫放弃。”[63]
土耳其人终于在同年8月26日发起了反击，土耳其人称之为“大攻势”（Büyük Taarruz）。8月26日，希腊主要防御阵地被占领，次日阿菲永卡拉希萨尔陷落。8月30日，希腊军队在杜姆卢皮纳尔战役中被决定性地击败，许多士兵被俘或被杀，大部分装备也丢失。[64]这一天被称为胜利日，这是土耳其的国定假日和屈塔希亚收复日。在战斗中，希腊将军尼古拉斯·特里库皮斯和基蒙·迪格尼斯被土耳其军队俘虏。[65]他们直到特里库皮斯将军在被捕后，才得知他最近被任命为哈齐亚内斯蒂斯将军的总司令。据希腊陆军总参谋部称，1922年8月30日，由于缺乏弹药、食物和补给，尼古拉斯·特里库皮斯和基蒙·迪格尼斯少将在卡拉贾希萨尔村投降。[66]9月1日，穆斯塔法·凯末尔向土耳其军队发出了著名的命令：“军队们，你们的第一个目标是地中海，前进！”[64]
9月2日，埃斯基谢希尔被土耳其收复，希腊政府要求英国安排停火协议，以至少保留其在士麦那的统治。然而，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克断然拒绝承认即使是希腊对士麦那的临时占领，并称其为外国采取了侵略性的军事政策的占领。[67]巴勒克埃西尔和比莱吉克于9月6日被收复，艾登于第二天被收复。马尼萨则于9月8日被收复。雅典政府因而下台。土耳其骑兵于9月9日进入士麦那。盖姆利克和穆达亚相继于9月11日收复，整个希腊师投降。希腊军队于9月18日彻底驱逐出安那托利亚。正如历史学家乔治·伦佐夫斯基所说：“进攻一旦开始，就取得了令人眼花缭乱的成功。随后，土耳其人在两周内将希腊军队赶回了地中海。”[68]
土耳其骑兵的先头部队于9月8日进入士麦那郊区。此时希腊总部已经撤离该镇。9月9日星期六早上十一点左右，土耳其骑兵骑马进城。[69][70]9月10日，穆斯塔法·凯末尔 (Mustafa Kemal) 在可能出现社会混乱的风险下迅速发布公告，将任何伤害非战斗人员的土耳其士兵判处死刑。[71]在土耳其占领这座城市的前几天，穆斯塔法·凯末尔 (Mustafa Kemal) 的使者散发了用希腊文写成的这份命令的传单。穆斯塔法·凯末尔说道：安卡拉政府不会对发生的任何大屠杀负责。[72]
很快地，希腊和亚美尼亚民众都遭受了暴力对待，他们的财产也遭到剥夺。大多数目击者报告指出，土耳其军队在该市放火。[73][74] 这座城市的希腊和亚美尼亚住宅区被烧毁，土耳其和犹太人的住宅区则安然无恙。[75]
重新夺回士麦那后，土耳其军队向北前往博斯普鲁斯海峡、马摩拉海和达达尼尔海峡，在那里，盟军的驻军得到了来自君士坦丁堡的英国、法国和义大利军队的增援。[67]在9月15日发表在《每日邮报》上的采访中，穆斯塔法·凯末尔 (Mustafa Kemal) 表示：“在我们最近的胜利之后，我们的要求和以前一样。我们要求小亚细亚、色雷斯到马里萨河和君士坦丁堡⋯⋯我们必须拥有我们的首都，在这种情况下，我将不得不率领我的军队向君士坦丁堡进军，这将是几天之内完成的事情。当然，我肯定更愿意通过谈判来重新获得之，不过我自然不能无限期地等待这个谈判的到来。”[76]
大约在这个时候，几名土耳其军官被派去到君士坦丁堡进行秘密渗透，以帮助组织在发生战争时居住在该市的土耳其人们。例如当时担任《多伦多星报》的战地记者厄尼斯特·海明威 (Ernest Hemingway) 报导说：
| “ | “又一个晚上，一艘英国驱逐舰……拦住了一群从小亚细亚过境的土耳其妇女……在搜查武器时，结果发现所有的女性实际上都是男性。他们全都全副武装，经证实后，他们是凯末尔派军官的指派下，派往郊区组织的土耳其人，以防君士坦丁堡遭到袭击。”[77] | ” |
英国内阁最初决定必要时在达达尼尔海峡抵抗土耳其人，并请求法国和义大利帮助希腊人留在色雷斯东部。[78]英国政府还向其殖民地发出了军事支援请求。然而，殖民地的反应是否决这个要求（纽西兰除外）。此外，义大利和法国军队纷纷放弃了他们在海峡的阵地，让英国独自面对土耳其人。9月24日，穆斯塔法·凯末尔 (Mustafa Kemal) 的军队进入海峡区，并拒绝了英国人的离开请求。英国内阁在此事上存在分歧，但最终还是阻止了任何可能的武装冲突。驻君士坦丁堡盟军指挥官英国将军查尔斯·哈灵顿 (Charles Harington) 阻止他的部下向土耳其人开火，并警告英国内阁不要进行任何轻率的冒险。希腊舰队应他的要求离开了君士坦丁堡。英国人最终决定迫使希腊人撤退到东色雷斯的马里查河以西。这举动使穆斯塔法·凯末尔最终接受并开始进行停战谈判。
穆达亚停战协定于1922年10月11日结束。盟军（英国、法国和义大利）保留了对色雷斯东部和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控制权。希腊人须撤离这些地区。该协议于1922年10月15日开始生效，也就是希腊方面同意签署的一天后。
穆达亚停战协议之后便是洛桑条约。除了该条约外，土耳其和希腊达成了一项涉及人口交换的协议。超过一百万希腊东正教基督徒因而流离失所；他们中的大多数被重新安置在阿提卡和新合并的希腊领土：马其顿和西色雷斯，并与大约500,000名从希腊领土流离失所的穆斯林进行了人口交换。
希腊人估计，尽管法国和英国警告不要低估敌人，但他们认为只需要三个月的时间就可以以一己之力击败已经被削弱的土耳其人。[79]在四年的流血冲突中已经筋疲力尽的协约国们，已经不愿意愿意再参与新的战争并为希腊卖命。1921年2月的伦敦会议上，希腊总理尼古拉斯·卡洛格罗普洛斯透露，希腊军队的士气非常高，他们的勇气毋庸置疑，他补充道：在他看来凯末尔的军队镇“不算是正规军，只是一群不值得考虑或根本不值得考虑的乌合之众”罢了。[80]尽管如此，盟军仍怀疑著希腊向安纳托利亚推进的能力，毕竟他们将面临著土耳其广阔的领土、漫长的交通线、希腊本身国库的财政短缺，以及最重要的是土耳其农民/士兵的坚韧不拔。[81][82]1921年7月，希腊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伊诺努战役中未能击溃并击败新成立不久的土耳其军队后，义大利便开始撤离他们在安纳托利亚西南部的占领区。此外，义大利还声称希腊违反了四国委员会规定的希腊占领区之限制。[82]另一方面，法国在奇里乞亚与土耳其民族主义者建立了自己的战线。法国和其他盟国一样，也已经打算支持土耳其人的国家，以建立一个强大的缓冲国家来对抗布尔什维克党国（即苏俄），并打算就此撤军。[83]在希腊人在决定性的萨卡里亚战役中再次未能击败土耳其人之后，法国人终于在1921年10月下旬，与土耳其人签署了《安卡拉条约》。此外，盟军并未完全允许希腊海军对黑海沿岸实施封锁，这可能会限制到土耳其的食品、材料之进口。尽管如此，希腊海军还是轰炸了一些较大的港口（1921年6月和7月的伊内博卢；1921年7月的特拉布宗与锡诺普；1921年8月的里泽与特拉布宗；1921年9月的阿拉克勒、泰尔梅与特拉布宗；1921年10月的伊兹密特；1922年6月的萨姆松）。[84]希腊海军有封锁黑海沿岸的能力，尤其是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伊诺努、屈塔希亚-埃斯基谢希尔和萨卡里亚战役之前和期间，他阻止了多次武器和弹药的运输。[85]
对于希腊军队来说，充足的补给一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虽然希腊军队不缺乏人、勇气或热情，但很快地，他就几乎缺乏其他的一切。由于经济的不景气，希腊无法维持长时间的动员战争。根据1922年5月的一份英国报告，有60,000名安纳托利亚本土希腊人、亚美尼亚人和切尔克斯人在希腊占领下服役（其中6,000-10,000人是切尔克斯人）。[86]相比之下，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有150万军人伤亡，土耳其人也很难找到足够健康的人来参与战争。[87]很快地，希腊军队就超出了其后勤结构所能支撑的限制，以致无法在最初的非正规土耳其军队和后来的正规土耳其军队的不断攻击下，保住这么广大的占领地。因此，认为如此庞大的部队可以主要通过“靠陆为生”来维持进攻的想法被证明是错误的。尽管希腊军队在1921年9月之后不得不保留大片领土，但希腊军队的机动化程度还是高于土耳其军队。[88]希腊军队还有63,000只运输动物、4,036辆卡车和1,776辆汽车/救护车[88]（根据希腊陆军历史局的数据，包括救护车在内的卡车总数为2,500辆）。其中只有840辆被用于向安哥拉进军，还有1,600头骆驼和大量牛马车[89]，而土耳其军队则依靠动物运输。他们有67,000头牲畜（其中被用作：3,141辆马车、1,970辆牛车、2,318辆农车和71辆辉腾），但只有198辆卡车和33辆汽车/救护车。[88]
随著希腊人的供应情况恶化，土耳其人的情况有所改善。[来源请求]在穆德罗斯停战协议之后，盟军解散了鄂图曼军队，没收了所有鄂图曼的武器和弹药[90]，因此，正在组建新军队的土耳其民族运动急需武器。除了盟军尚未没收的武器[91]，他们从国外得到了苏俄的支持，代价是将巴统送给苏俄。苏俄还向土耳其民族运动提供了货币援助，援助的程度虽没到他们所承诺的这么多，但仍几乎可以弥补所承诺的武器供应之巨大不足。[1]苏俄支持他们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因为盟军在俄罗斯领土上与布尔什维克政权作战，因此土耳其的反对派受到莫斯科的青睐。[1]义大利人因失去本属他们的士麦那而愤愤不平，他们利用他们在安塔利亚的基地来武装和训练土耳其军队，以协助凯末尔主义者对抗希腊人。[92][页码请求]
一位英国武官于1921年6月视察了希腊军队，他说：“这是我从未见过的更加高效的战斗机器。”[93]后来他写道：“现在准备好并渴望推进的希腊小亚细亚队是这个国家有史以来投入战场的最强大的力量。它的士气相当高涨。从巴尔干地区的标准来看，它的员工很有能力，纪律和组织也相当良好。”[94]土耳其军队则拥有坚定而称职的战略和战术指挥部，并由参与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老兵指挥。此外土耳其军队享有地形防御优势，可以以新的“区域防御”形式执行。
穆斯塔法·凯末尔在共产主义者眼中是革命者，在保守派眼中是传统和秩序的保护者，在民族主义者眼中是爱国军人，是宗教界的穆斯林领袖，因此他能够招募到所有土耳其人并激励他们进行战斗。土耳其民族运动还因此吸引了不少同情者，尤其是来自远东国家的穆斯林。[95]孟买的Khilafet委员会设立了一项基金来帮助土耳其军队，并发送财政援助和源源不绝的鼓励信。不过并非所有的钱都会被使用，穆斯塔法·凯末尔决定不使用Khilafet委员会寄来的钱。这笔钱后来在鄂图曼银行出现。独立战争之后，他后来被用于建立伊斯银行。[96]
鲁道夫·拉梅尔估计，从1900年到1923年，不同的土耳其政权杀害了3,500,000到超过4,300,000亚美尼亚人、希腊人和亚述人。[97][98]拉梅尔估计在1919年至1922年的土耳其独立战争期间，有440,000名亚美尼亚平民和264,000名希腊平民被土耳其军队杀害。[99]然而，他还在第488行中给出了他对1.428至438.8万死亡人数的研究中的数字，其中278.1万是亚美尼亚人、希腊人、景教人、土耳其人、切尔克斯人等。记者阿诺德·约瑟·汤恩比还说：土耳其军队明确地、个别地、蓄意地烧毁了这些村庄的每栋房子，向它们泼汽油，并小心翼翼地确保它们被完全摧毁。[100]整个1920-23年土耳其独立战争期间发生了大屠杀，尤其是东部和南部的亚美尼亚人，以及黑海地区的希腊人。[101]
锡瓦斯省省长Ebubekir Hâzım Tepeyran于1919年表示，屠杀是如此可怕，以至于他无法不去报告。他提到了黑海地区对希腊人犯下的暴行，据官方统计，1921年有11,181名希腊人被努尔丁帕夏（因杀害士麦那金口而臭名昭著）指挥的中央军队杀害。一些议会代表要求判处努尔丁帕夏死刑，并决定对他进行审判，但后来因穆斯塔法·凯末尔的干预而撤销了审判。坦纳·阿卡姆写道，据一家报纸报导，努尔丁帕夏提议杀死安纳托利亚所有剩馀的希腊和亚美尼亚人，但穆斯塔法·凯末尔拒绝了这一建议。[102]
还有几篇当代西方报纸文章报导了土耳其军队对居住在安纳托利亚的基督徒人口（主要是希腊和亚美尼亚平民）犯下的暴行。[103][104][105][106][107][108]例如，据伦敦时报报导，“土耳其当局坦率地表示，他们故意让所有希腊人死亡，他们的行动支持了他们的说法。”[103]爱尔兰报纸《贝尔法斯特新闻通讯》写道：“安哥拉土耳其人现在正在实施的关于野蛮和残忍的骇人听闻的故事是在小亚细亚消灭基督教少数群体的系统政策的一部分。”[108]据《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报导，由于基督教在勤奋方面的优越性以及随之而来的土耳其人的嫉妒和自卑感，土耳其人认为他们需要谋杀这些基督教少数民族来泄愤。这篇论文写道：“结果是在土耳其人的头脑中滋生了恐慌和嫉妒的感觉，这在后来的几年里使他们陷入抑郁。他们相信他们无法在和平艺术方面与他们的基督教臣民竞争，尤其是那些受过良好的教育且太勤奋的基督徒和希腊人。因此，他们不时试图通过驱逐和屠杀来试图纠正这种平衡。如果列强持续冷酷无情、不明智地试图使土耳其对基督徒的暴政永久化，那么这将再次成为土耳其过去几代人的立场。”[109]据《苏格兰人报》报导，1920年8月18日，土耳其人在小亚细亚伊斯米德东南部的卡拉穆萨尔Feival区，屠杀了5,000名基督徒。[104]据一些西方报纸报导，在此期间也发生了针对亚美尼亚人的屠杀，不约而同地延续了1915年鄂图曼帝国对亚美尼亚人的种族灭绝的政策。[110]1922年2月25日，本都地区的24个希腊村庄被烧毁。美国报纸《亚特兰大观察报》写道：“从本都妇女和儿童燃烧的尸体的气味表示，这是对希腊军队撤出后小亚细亚基督徒正在等待什么的警告。”[105]据贝尔法斯特通讯社报导，在1922年的头几个月里，10,000名希腊人被反攻中的凯末尔军队杀害。[103][108]根据费城晚报，土耳其人继续实行奴隶制，为他们的后宫攫取妇女和儿童，并强奸了无数妇女。[103][108][111]《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写道，土耳其当局还会阻止传教士和人道主义援助团体帮助那些家园被烧毁的希腊平民，尽管后来有大量援助，土耳其当局还是会设法让这些人死去。《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写道：“土耳其人正试图以比1915年对亚美尼亚人大屠杀更有力的方式消灭希腊人。”[106]
对居住在本都地区的本都希腊人的暴行，在希腊和赛普勒斯被认为是本都种族灭绝。[112]根据时任纽约州州长乔治·派塔基 (George Pataki) 于2002年发表的一项公告：小亚细亚的希腊人在土耳其政府批准的旨在取代他们的系统性运动中遭受了无法估计的残忍对待；摧毁希腊城镇和村庄，并在希腊人占多数的地区（例如黑海沿岸、本都和士麦那附近地区）屠杀数十万平民；那些幸存下来的人被从土耳其流放，今天他们和他们的后代生活在众多的希腊侨民中。[113]
到1922年9月9日，土耳其军队已进入士麦那，而希腊当局则在两天前离开。随之而来的是大规模的混乱，基督徒人口遭受士兵和土耳其居民的袭击。包括士麦那金口在内的人都被土耳其士兵用私刑处死，9月13日，该市亚美尼亚区的一场大火吞没了该市的基督教海滨，使该市遭到破坏。火灾的责任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有些消息来源是土耳其人肇事，有些消息来源则是希腊人或亚美尼亚人肇事。大约50,000到100,000名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在火灾和伴随的大屠杀中丧生。[114][115]
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约瑟·汤恩比写道，希腊于1919年5月15日在登陆士麦那后发生了有组织的暴行。他还说，他和他的妻子亲眼目睹了希腊人在亚洛瓦、盖姆利克和伊兹米特地区犯下的暴行，他们还获得了丰富的物证，例如“烧毁和掠夺的房屋、最近的尸体和遭受恐怖袭击的幸存者”，但也目睹了希腊平民的抢劫和身著制服的希腊士兵随意纵火。[116]汤恩比写道：希腊军队一登陆，就开始对土耳其平民实施暴行，因为他们“破坏了肥沃的梅恩德（河曲）山谷”，并迫使成千上万的土耳其人逃到被希腊人控制的地区的边界以外避难。[117]殖民地事务大臣、后来的英国首相温斯顿·邱吉尔将相关具体活动与土耳其方面的种族灭绝政策进行了比较，他指出与“从特拉比松和萨姆松地区相当夸张地大规模驱赶希腊人”相比，希腊的暴行已经算是“小规模的”了。[118]
在贝尔加马战役期间，希腊军队在梅内门对土耳其平民进行了屠杀，造成200人死亡、200人受伤。[119]一些土耳其消息来源声称梅内门大屠杀的死亡人数为1000人。[120][119]根据阿诺德·约瑟·汤恩比的说法，1921年6月2 日，伊兹密特发生大屠杀，造成300多名土耳其平民死亡。[121]
身为国际联盟委员会成员的英国军官哈罗德·阿姆斯特朗 (Harold Armstrong) 报告说，当希腊人从士麦那开始往东推进时，他们屠杀和强奸了不少平民，并在他们前进的过程中持续焚烧和掠夺。[122]约翰内斯·科尔莫丁 (Johannes Kolmodin) 是住在士麦那 (Smyrna) 的瑞典东方学家。他在信中写道，希腊军队烧毁了250个土耳其村庄。[123]在一个村庄，希腊军队要求提供 500金里拉以拯救该镇，然而在付款之后，该村仍然被废弃了。[124]
由英国、法国、美国和义大利军官组成的国际联盟委员会[d]，和日内瓦国际红十字会代表M. Gehri，分别编写了两份关于他们对亚洛瓦半岛大屠杀的调查的合作报告。这些报告发现希腊军队对土耳其居民犯下了有系统的暴行。[125]委员们提到了“对土耳其村庄的焚烧和抢劫”、“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对土耳其人的暴力对待”以及“对穆斯林人口进行系统性破坏和灭绝的计划”。[126]盟军委员会在1921年5月23日的报告中还指出，“该计划是由希腊和亚美尼亚军队执行的，他们似乎受希腊的指示下行动，有时甚至得到正规军分遣队的协助”。[127]盟国委员会还表示，村庄的破坏和穆斯林人口的消失，可能是为了在该地区创造有利于希腊政府的政治局势。[127]盟军的调查还指出，这些具体事件是对土耳其过去几年普遍压迫的报复，尤其是对土耳其一年前在马尔马拉地区犯下的暴行进行报复，当时几个希腊村庄被烧毁，数千名希腊人被屠杀。[128]
阿诺德·约瑟·汤恩比 (Arnold J. Toynbee) 写道，他们获得了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自1921年6月以来，希腊占领区的其馀大部分地区都开始了类似的暴行。[116]他表示说：“士麦那城的突厥人的处境，可以毫不夸张地称之为‘恐怖统治’，可以推断他们在乡村地区的待遇也将变得越来越差。”[129]然而，汤恩比没有注意到盟军的报告得出的结论是，土耳其人在伊斯米德半岛犯下的暴行“比希腊人的暴行更为严重和凶残”。[118]总的来说，正如英国情报报告所报导的那样：“占领区的土耳其居民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毫无异议地接受了希腊统治的到来，在某些情况下毫无疑问地，它比似乎建立在恐怖主义基础上的土耳其民族主义政权更受欢迎”。英国军事人员观察到，乌沙克附近的希腊军队因“摆脱了土耳其民族主义军队的许可和压迫”而受到穆斯林民众的热烈欢迎，希腊军队对穆斯林人口有“偶尔的不当行为”，不过通常肇事者会被希腊当局起诉，而“最坏的恶棍”是“希腊军队招募的少数亚美尼亚人”，他们随后便被送回君士坦丁堡。[130]贾斯汀·麦卡锡报告说，在洛桑条约谈判期间，土耳其代表团的首席谈判代表伊斯麦特·伊诺努估计，有150万安纳托利亚土耳其人在希腊占领区被驱逐或死亡。其中，麦卡锡估计有860,000人避难，640,000人死亡；许多（如果不是大多数）死者大多也是难民。人口普查数据比较表明，有1,246,068名安纳托利亚穆斯林成为难民或直接死亡。[131][132]然而，麦卡锡的工作遭到了学者的严厉批评，他们将麦卡锡的观点定性为对土耳其和土耳其官方立场的无可辩驳的偏见[133]，以及否认种族灭绝的发生。[134][135][136]作为洛桑条约的一部分，希腊承认有义务对在安纳托利亚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但由于希腊的财政困难，土耳其同意放弃所有此类的相关索赔。[137]
根据一些消息来源，撤退的希腊军队在战争的最后阶段，也就是逃离安纳托利亚时，执行了焦土策略。[139]中东历史学家悉尼·内特尔顿·费舍(Sydney Nettleton Fisher) 写道：“撤退的希腊军队奉行了焦土政策，并对沿途手无寸铁的土耳其村民犯下了所有已知的暴行。”[139]诺曼·奈马克指出：“希腊撤退时对当地居民与村庄的破坏甚至比占领之时还要严重”。[140]
当时的美国驻君士坦丁堡副领事詹姆士·罗德·派克在希腊撤离后立即巡视了大部分受灾地区，并报告了他所看到的伊兹密尔周边城镇的情况，例如马尼萨火灾。[141]
金罗斯写道：“其路径上的大多数城镇已经成为废墟。乌沙克的三分之一已不复存在。阿拉希希尔只不过是一个黑色的犹如洞穴般的玷污了山坡。一个又一个村庄变成了一个灰烬堆。在历史悠久的圣城马尼萨的一万八千座建筑中，只剩下五百座幸存。”[142]
在撤退期间希腊暴行的一个例子中，在1922年2月14日，在艾丁·维拉耶的土耳其村庄Karatepe，在被希腊人包围后，所有居民都被关进了清真寺，然后清真寺被烧毁。少数逃过火灾的人则被枪杀。[143]义大利领事M. Miazzi报告说，他刚刚访问了一个土耳其村庄，希腊人在那里屠杀了大约60名妇女和儿童。该报告随后得到了法国领事Kocher的证实。[144]
根据土耳其和希腊政府签署的人口交换条约，土耳其的希腊东正教公民和居住在希腊的土耳其和希腊穆斯林公民可以允许在两国之间进行人口交换。大约1,500,000名东正教基督徒，即来自土耳其的希腊族和土耳其族，以及大约500,000名来自希腊的土耳其人和希腊穆斯林，被赶出原本家园。[145]M. Norman Naimark声称该条约是为土耳其历史学家Dinah Shelton创造一个种族纯洁家园的种族清洗运动之最后一部分，同样写道“洛桑条约完成了该国希腊人的强行转移”。[146]
1914年~1922年间，很大一部分希腊人被迫离开他们祖先的家园爱奥尼亚、本都和东色雷斯。在洛桑条约签署后，这些难民以及来自安纳托利亚的希腊裔美国人被禁止返回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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