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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科人属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北京猿人（学名：Homo erectus pekinensis）又称北京人、北京直立人、中国猿人北京种（Sinanthropus pekinensis），是生活在更新世的直立人。其化石遗存于1927年，在中华民国北京西南的周口店龙骨山发现。关于其年代的争议较大，一般认为约在距今50万年前。[1][2]而2009年英国《自然》期刊发表的应用26Al/10Be测年法的结果则把这一年代上推至68万－80万年前。[3]
这处遗址是1921年8月由瑞典的地质学家安特生和美国、奥地利的古生物学家奥托·师丹斯基发现的，1927年起进行挖掘。1929年12月2日，中国考古学者裴文中挖掘出第一个完整的头盖骨，而在此时期所发掘出来的头盖骨却在1941年时下落不明，成为历史上的一个谜团。曾有人推测北京猿人头骨在被美军潜艇击沉的阿波丸上，但至今尚未证实。而按照二战时期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理查德·鲍恩的回忆，1947年他在美军设在秦皇岛的霍尔康姆营地挖掩体时挖出了装在木板箱里的北京猿人头骨，当时士兵把木板箱当成了机枪垫，战争结束后，北京猿人头盖骨可能又被埋在了原地[5]。据说现存唯一真实化石是1966年头顶部堆积层发现的一个北京猿人头盖骨，但只展出过模型，而且在文革后再度消失于文献之中。后来又发现了石制品、骨角制品。
当年参与挖掘的中方人员包括后来的院士贾兰坡先生，随着他的去世，一批当年挖掘的照片无人整理保管。
周口店的挖掘工作从 1941 年停止，直到国共内战结束和 1949 年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 实地工作发生在 1949 年、1951 年、1958-1960 年、1966 年和 1978-1981 年。[7] 考虑到挖掘队对于细节的专注、小心与精确，甚至筛选出小至 1 厘米（0.39 英寸）长的无法识别的碎片，周口店的挖掘一般被认为或多或少是完整的。[8]
每一块骨头、骨头碎片或牙齿，无论多小，都会被捡起来放在一个篮子里，每个技术人员都为此准备好了。一群技术人员始终齐心协力，几乎每一块泥土都会被仔细检查。尽管如此，松散的泥土也会随后被运送到一个特殊的地方并通过细筛。
— 魏敦瑞（Franz Weidenreich，解剖学及体质人类学学者，中国地质调查局新生代地质与环境研究室荣誉主任），1941年[8]
在毛泽东时代，尤其是 1950 年和 1951 年，北京猿人在新政府领导下的中国民族认同重构中发挥了核心作用，特别是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人类演化联系起来。北京猿人在各级教育机构教材、流行科学杂志和文章、博物馆以及在工作场所（包括工厂）中进行的讲座中教授。这场运动主要是为了向大众（包括那些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介绍马克思主义，并推翻普遍存在的迷信、传统和创世神话。[9] 尽管如此，由于科学家被迫适应共产主义框架，研究内的新发现受到了限制。[10] 1960年，该实验室改制为中国科学院下属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由杨锺健等共同领导。[6]
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包括科学家在内的所有知识分子都受到了大量整肃，其中包括被征召从事体力劳动，作为“知识分子变成劳动者，劳动者变成知识分子”运动的一部分，这阻碍了研究。[11] 尽管古人类学相关活动仍然能够继续下去，但随著中国政府决心实现经济独立，该领域变得不那么重要了，科普主题从人类进化转向了与生产相关的问题。[12] 随著 1970 年后“革命”政策的放松，古人类学和学术界重新兴起[13]，特别是随著 1978 年邓小平的崛起（被誉为“科学的春天”）。周口店曾多次受到附近采矿作业或空气污染酸雨的威胁，但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也见证了环保行动的萌芽。为此，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于 1987 年宣布周口店北京人遗址为世界遗产。2002 年，该遗址的管理权被从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移交给北京市人民政府（后者拥有更多资源）。[14]
周口店的考古成果在中国引起了强烈的古人类学兴趣，截至 2016 年，中国全境已发现其他 14 个化石遗址：元谋、田东（位在田东县）、建始（位在建始县）、郧县、蓝田、洛南、沂源、南召（位在南召县）、南京、和县（位在和县），以及东至县的华龙洞穴等。[15]
北京猿人四肢骨的大小、形状、比例和肌肉附着点（特别是上肢骨）基本上具有现代人的形式。北京猿人男性高约156厘米，女性约144厘米。
有些学者认为，当时已会制造骨角器。除狩猎外，可食的野果、嫩叶、块根，以及昆虫、鸟、蛙、蛇等小动物也是日常的食物来源。
在北京猿人住过的山洞里有很厚的灰烬层，表明北京猿人已经会使用火和保存火种。但用火遗迹是原地形成还是从他处搬运而来，还存在争议[16]。
在毛泽东时代，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广大民众中的传播势在必行。著名的共产主义者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Friedrich Engels) 在 1876 年提出的“劳动创造人类”的前景成为（当时）中国人类学界的核心，几乎所有关于人类演化的讨论都被包括在内—包括针对一般民众的教育素材。恩格斯认为，直立行走而不是像其他猿类那样四肢著地行走，解放了劳动的双手，促进了所有人类特征的进化，例如语言、合作，最重要的是促进了人类大脑容量的“完美”发展，说明“手不仅是劳动的器官，也是劳动的产物”。因此，劳动可以激发智力，这在考古记录中是用石器发现的。[17]
对于包括北京猿人在内的这些古代人类的社会，恩格尔1884年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和他的原始共产主义概念成为主流。恩格斯主要基于美国民族学家路易斯·亨利·摩尔根 (Lewis H. Morgan) 1877 年出版的《古代社会》一书，详细介绍了摩根对“原始”狩猎采集社会，即易洛魁人的研究。在毛泽东时代，北京猿人因此经常被描绘成在与自然的斗争中过著危险的生活，组织成简单、和平的部落，以合作和友善的群体来觅食、狩猎和制造石器；一个无阶级、无国籍和强大的社会，所有成员都为共同利益而努力。[18] 至于性别角色，北京猿人社会最常被描述为“男性狩猎女性采集”（参看狩猎采集）。[19]
石器，以及后来的弓箭，排除了人类单独对抗自然力量和猛兽的可能性。为了采集森林的果实、捕鱼、建造某种栖息地，如果人们不想死于饥饿、或成为猛兽或邻近社会的牺牲品，他们就不得不共同工作。共同劳动导致了生产资料和生产成果的共同所有。这里还不存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概念……这里没有剥削，没有阶级
这些概念大多与毛主义意识形态兼容，但对科学家尤其是在解释新发现时具有限制性。一个知名案例是一位师承解剖学家和人类学家阿瑟·基思的刘姓人类学家（姓名拼音作 Liú Xián），在 1950 年出版专著时称人类祖先自树上来到地面生活，是出于纯粹的勇敢，而非为了学习劳动（唯意志论与唯物主义的立场对比），因此无法将其论述观点与主流之“劳动创造人性”调和，也因而被许多同侪嘲弄。1956 年至 1957 年，更多科学界与主流（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政府立场）不同的观点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下被鼓励提出。[22]
在欧美等地区学界，重点通常放在智力而不是劳动上，尤其是在英国灵长类动物学家珍·古德 (Jane Goodall) 在 1960 年发现黑猩猩可以制造工具之后（即工具制造的劳动并非人类独有）。[23] 尽管如此，当时西方和东方对古代人类的流行解释大相径庭。[24] 在中国，随著西方研究和与毛泽东思想相矛盾的理论在中国各地的传播，特别是在 1985 年之后，“劳动创造了人类”以及恩格尔修辞的影响在邓小平崛起后减弱，尽管劳动仍被视为一种重要的适应。 这时，劳动的概念已经从单纯的体力劳动扩展到脑力劳动；相反，美感被认为是一种独特的人类特征。[25]
与其他史前人类种群一致，北京猿人的平均寿命相当短。在 38 人的样本中，15 人在 14 岁以下（39.5%）死亡，3 人在 30 岁左右（7%）死亡，3 人在 40 至 50 岁之间（7%）死亡，1 人在 50 至 60 岁之间死亡(2.6%)。其馀 16 个人 (43%) 的年龄无法确定。[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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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之所以接受古人类起源于非洲的说法，是因为人们在那里发现了400多万年前以及150万年到300万年前能直立行走的人类化石。50多年来，中国考古学家先后在云南元谋、陕西蓝田、安徽和县等地发现了60多处古人类化石地点以及千馀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 中国考古学家认为，从以北京人为代表的直立人到现代中国人，中间没有间断，是河网状不断推进附带少量杂交而来的。因此中国的现代人类起源于本土的早期智人。[来源请求][27]中科院院士吴新智之说。
近年兴起的分子人类学对此提出了挑战。根据1980年代出现的“单一地区起源说”，现代人约于20-10万年前在非洲东部出现，并至少于6万年前进入东亚。这一理论主要基于对现代人群线粒体DNA和Y染色体的分析。美国德克萨斯大学休士顿医学中心人类遗传学中心的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副校长金力博士与中国一些科研单位合作研究后也撰文指出，目前的基因证据并不支持现代中国人有独立起源的说法。他们认为，在10万年前至4万年前之间的东亚地区，事实上存在一个化石“断档”期，即这一阶段的人类遗址非常少见。6万到4万年前源于非洲的现代人到达现在中国南部，并逐渐取代了亚洲大地上的古人，比如北京猿人的后代。[28]尽管关于现代人进入东亚的路径尚有较大争议，大部分遗传学家已经接受这一观点。[29][3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家王巍在2019年发表论文《新中国考古学70年发展与成就》，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七十年的考古学发展，认为由这些考古学证据，证明了北京猿人确是中国人的祖先，中国人是在中国本地演化出来的[31]。元谋人，蓝田人与北京人等古人类皆为中国人先祖，证明中国人是在中国本地连续进化而来[32]。
然而在考古学界，仍不乏持反对意见者。其论争主要集中在少量遗传物质的可靠性、中国化石遗存的延续性以及两种异源人类之间混合的可能性上。中科院院士、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吴新智研究员表示，与基因证明相比化石证据更重要，因为它们更直接。法国古生物学家伊夫·科庞也认为，现阶段化石比基因证据更能说明问题。他认为亚洲的现代人与亚洲的古人类之间确实存在连续演化关系，在中国看到的各时期亚洲人化石有一系列共同特征。“很难相信我们现代人都是起源于非洲的”。[来源请求][33]
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中日战争爆发。在周口店的挖掘工作被迫中断，但研究人员还可在设在北平协和医院的新生代研究室对化石进行整理研究。到1941年日美关系日趋紧张。在当时被日军占领的北平，日军开始占领中立国美国驻北平的一些机构。存放和保管北京猿人头盖骨化石的北平协和医院虽属美国财产，但看来也难以幸免。在这种情况下，新生代研究室决定为北京猿人化石找一个更为安全的存放地点。[34]
当时有三种处理方案。第一，把化石运往抗战的后方重庆，但在战争环境下，长途运送安全难以保证；第二，在北平就地掩埋，但在沦陷区安全同样无法保证；第三，运往美国保存。从当时的情况看，第三种处理方案是最好的选择。
据古人类学家胡承志回忆，由于在合作挖掘化石时中美签的合同规定，在周口店发掘的所有化石都是中国财产，禁止运送出境。所以当时美国公使馆的人拒绝接收。后经国民政府协调，远在重庆的美国驻华大使同意并授权，驻北平的美国公使馆才接收这批珍贵的古人类化石，并准备将其安全运往美国保存。
1941年12月5日凌晨，一列美国海军陆战队专列驶出北平，据说车上装有北京猿人头盖骨化石。按计划列车到秦皇岛后，化石运到“哈利逊总统”号轮船，然后运往美国。此次托运的负责人是即将离华赴美的海军陆战队退伍军医弗利，两箱化石就是被混装在他的27箱行李中被送上火车的。弗利说：这件事在当时相当秘密。在秦皇岛，弗利的助手戴维斯负责接收这批特殊的行李。戴维斯说：我去取了那些行李，有27箱，我把它们都放在了我的房间里。弗利等待着第二天坐“哈里逊总统”号回国。然而第二天，也就是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对日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了。日军迅速占领了美国在华的机构，美海军陆战队在秦皇岛的兵营也被日军侵占，弗利和戴维斯成了俘虏。在天津的战俘营中，弗利他们陆续收到从秦皇岛兵营运送来的行李，但北京猿人头盖骨已不见踪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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