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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天与后天（nature versus nurture）是心理学上，争论个人的天生品质（先天）与个人经验（后天）在决定个人心理和行为特性中的重要性或因果关系的问题。以前，当讨论到这个问题时主要是考虑自主行为（主观意愿）与非自主行为（大自然、神等）之间的界限。这种说法是：以自身为中心的，而顺从个人意愿的说法；即宗教或神学。随着科学的发展，旧说法逐渐被抛弃，取而代之的是站在人类的角度上观察此问题。[3]
尽管茱蒂·哈里斯出版的《教养的迷思》一书认为，父母教养对子女发展没有太大的影响，但一般学界的共识认为，先天与后天的因素，都对心理发展有影响，且在后天因素中，父母教养的影响是不容否认的，父母的教养方式，对子女的将来，无庸置疑地有重要的影响，研究支持教养会对子女的未来，造成强烈的影响，尤其负面的经验更会对子女的发展造成影响。[4][5][6]研究一般认为，不论其他先天与后天的因素，教养本身对子女将来的成就有20%至50%的影响[7]。
有研究显示，不论是亲生父母或领养父母，其教养都可对子女造成影响，像例如在收养研究中，养父母对养子女的教养，一样会对养子女的将来和福祉造成影响，虽然不同状况的养子女，会因其先天因素之故，而出现不同的侵略性和心理健康状况，但养父母对养子女展现爱与关怀，会减少养子女的未来和福祉出现负面结果的可能。[8]；也有研究显示，养子女的身心状况会受收养前的因素影响，但养父母对养子女展现特别多的爱与温暖，对养子女的心理健康发展有正面帮助。[9]另外也有研究显示，养母的教育水平对养子女的教育水平有些微的影响[10]
另外，所有的家长都有自己的教养方式，根据金贝立·科普科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11]（Kimberly Kopko）的定义，教养方式可以“由两个层面来定义：控制与温暖。控制指的是家长对子女行为的管理程度；而温暖指的是家长对子女行为的接受和回应程度。”[12]
先天与后天这一表述最早由弗朗西斯·加尔顿在提到莎士比亚笔下的凯列班（Caliban）时使用。“一个魔鬼，天生的魔鬼，教养也改不过他的天性来”（自《暴风雨》）。
中文当中有很多论及先天和后天的内容，如俗谚有有“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的说法；此外汉人传统上有许多支持教养影响的说法，如“孟母三迁”的故事；此外，传统的幼学启蒙教材《三字经》中也有“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的说法；而北齐颜之推的《颜氏家训》中，亦有论及教养的内容。
虽然“后天”在传统意义上被定义为家长对和孩子的照顾，但是任何环境的（非遗传）因素也应被算入其中，包括：儿时的玩伴、电视节目、与在母亲肚子中经历。事实上，切实存在的环境因素对人类的影响可以从出生前就开始。另外，孩童时期，尤其是早期，会影响整个孩童以后的发展，更泛一些，所有的生活经历都是后天。
根据司马迁的《史记》的记载，陈胜在陈胜吴广起义时，曾说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种涉及先天与后天因素的话；在西方，约翰·洛克于1690年所写的《人类理解论》一书，常常被认为是白板论，也就是“人出生时是一张白纸”这看法的起源，在这本书中，洛克批判笛卡尔关于“人类对上帝的认识是出于本能”的看法。洛克的看法，在其所处的时代，遭受严厉的批判，第三代沙夫茨伯里伯爵安东尼·阿什利-柯柏认为，借由拒绝人出生时有任何本能概念的作法，洛克“将世间一切的美德与秩序都给丢弃”，而这会导致完全的道德相对论。在十九世纪，社会主流的看法与洛克相悖，并倾向于关注“本能”的影响，勒达·科斯米德斯和约翰·托比指出，威廉·詹姆士曾论证说人类比起动物有“更多”而非“更少”的本能，而人类更大的自由是因为人类有“更多”而非“更少”的心理本能所致。[13]
对于道德哲学的讨论而言，“本能观念”或“本能”的问题是有一定的重要性的，十八世纪的哲学认为，作为“本能观念”的事物，是普世美德的基础，也是客观道德的先决条件。在二十世纪，人们的看法有些倒转，诸如约翰·莱斯利·麦基等一些哲学家认为人类行为的演化起源，说明了世上没有足以作为道德基础的事物；而诸如汤玛斯·内格尔等其他的一些哲学家则认为道德在认知上是能独立于演化上的考量而依旧有效的论述。[14]
由于达尔文演化论的成就之故，纯粹的遗传对人的影响成为焦点，因使在二十世纪前期，作为此种状况回应，人们开始关注环境对人的潜在影响。[15]在这段期间，作为一门研究在生物因素以外文化对人的影响的学问，社会开学开始发展，人类学家法兰兹·鲍亚士在1911年的书《原始人的思维》（The Mind of Primitive Man）引致了一个在接下了十五年主宰美国人类学的计画。在此研究中，他发现说在任何给定的族群中，生物因子、语言、物质文化（Material culture）和非物质文化（symbolic culture）等各项因素都是彼此独立的，这里面的每一项都是人性的重要向度，而这些向度中，没有任何一项可以化约为其他的向度。
约翰·布罗德斯·华生在1920和30年代建立了纯粹行为主义学派，而这学派在接下来的数十年间成为主宰学界的学派。人们常认为，华生认为说任何遗传都可能有影响的事物，在实际上都为后天因素所主导，而这是因为他常被断章取义、最后一句通常被省略的名言所致：[16]
给我一打健全的婴儿，把他们带到我独特的世界中，我可以保证，在其中随机选出一个，训练成为我所选定的任何类型的人物 – 医生、律师、艺术家、巨商人，或者乞丐、窃贼，不用考虑他的天赋、倾向、能力，祖先的职业与种族。我承认这超出了事实，但是持相反主张的人已经夸张了数千年。(1930)
在1940到60年代，阿什利·蒙塔古是一个纯粹行为主义的主要支持者，他认为遗传对人的行为毫无影响，他曾说：[17]
人之所以为人，乃是因其无本能之故，而这是因为构成一个人之一切，及其所成为之一切，都是由其所属的文化学习和获取所致……除了婴儿对突然消失的支持和突如其来的噪音等类本能反应外，人完全没有本能。
而在1951年，卡尔文·S·霍尔（Calvin S. Hall）指出，将先天与后天二分对立的作法，最终将是徒劳的。[18]
在其于1961年出版的《生于非洲》（African Genesis）和1966年出版的《领域法则》（The Territorial Imperative）这两本书中，罗伯特·阿德里（Robert Ardrey）主张人类确实有本能，尤其是领域性方面的本能；而德斯蒙德·莫利斯在《裸猿》一书中，也提及类似的看法。在1970年代，学界开始出现组织性反对蒙塔古纯粹白板论的声浪，其中最著名的反对者为艾德华·威尔森，而这可见于他于1979年所出版的《论人性》一书当中。
在近代，学界发展出双生子研究，借此以排除对人的影响中，一切可能的遗传因素。[19]学界常利用这类的研究，将一个族群中出现的某项特质的影响因素，给分为遗传（先天）和环境（后天）因素，而双子研究的结果显示，在很多状况下，遗传对于一项特质具有显著的影响；但在另一方面，这类研究也指出，对于可遗传的特质，遗传的影响也并非压倒性的，而遗传对一项特质的影响，一般在40%到50%左右，也就是说，先天与后天的争论，不应当视为“纯粹行为主义”和“纯粹遗传论”之间的争论，而应当将之视为纯粹行为主义逐渐被当代主流的“先天与后天因素都对一项特质有重大影响”的说法逐渐取代的过程。唐纳德·赫布主张说，面对“先天与后天，哪个对人格特质比较重要？”的问题时，可以借由反问“长度还是宽度，哪个对三角形比较重要？”来回应。[20]
在1980年代，人类学家唐纳德‧布朗（Donald Brown）从数百份源自世界各地的人类学研究中，摘录出了普世文化通则，他发现了大约150条这样的通则，并因而得到结论说“普世人性”确实存在，并认为说这些通则指出了普世人性为何。[21]
在1970至80年代先天与后天的争论达到最高峰时，这类的争论往往变成意识形态间的争论。在1984年出版的《不在我们的基因中：生物、意识形态及人性》（Not in Our Genes: Biology, Ideology and Human Nature）一书中，理查德·李文丁（Richard Lewontin）、史蒂文·罗斯（Steven Peter Russell Rose）和利昂·卡敏三人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指称“科学是布尔乔亚意识形态的最终背书者……如果遗传决定论是阶级斗争的武器，纳大学就是武器工厂，而其教师和研究员就是这些武器的工程师、设计者和产品生产工人。”他们借此将争论的焦点，给从“可遗传特质是否存在”这点，给转移到“在政治与道德上是否该承认这类特质存在”之上，这些作者拒绝这种承认，并要求说不论这类的特质是否存在，在政治和道德的讨论上，演化的倾向应该被丢开。[22]
由于基因科学在1990年代的发展，因此对可遗传性的研究变得容易，也因此有更多这类的研究出现。在1990年代晚期，随著压倒性证据的累积，华生和蒙塔古那种完全否认先天影响的极端白板论，已被否定。
这种修正可见于1990年代晚期面向大众的畅销书当中。朱迪斯·里奇·哈里斯在1998年出版的《教养的迷思》一书被史蒂芬·平克认为是一本“将被视为是心理学历史转捩点”的书；[23]然而，学界批判说哈里斯将“父母教养影响没之前想的那么重要”的说法，给夸大成“父母教养不重要”，换句话说，学界对父母教养的共识是教养依旧很重要，只是没有过去想的那么重要。[24]
在2002年，史蒂芬·平克在其所著作的《白板论：当代对人类天性的否认》（The Blank Slate: The Modern Denial of Human Nature）一书中，总结了二十世纪晚期时的状况，这本书成了一本畅销书，并让大众认知到学界典范在过去数十年中，已从1940到70年代的“人在出生时是一张白纸”的纯粹白板论中逐渐改变的事实。
平克指出，对纯粹白板论如意识形态教条般的信奉，与20世纪时期另外两条对人性的教条相关联，这两条教条如下：
平克指出尽管有证据反对，但这三条教条依旧为人们所抱持了一段相当的时间，这是因为这些教条符合人们的期望，而这些教条之所以符合人们的期望，是因为假若任何人类的特质都完全是由文化决定的，那么任何不想要的特质（如犯罪和侵略性等）都可借由纯粹的政治文化手段来改造。平克并聚焦于学界对于反对证据过份地压制的原因，这其中的原因包括了人们对这些证据可能的（不论是想像的或投射的）政治或意识形态后果的恐惧。[25]
应当要注意的是，“遗传度”仅仅指称基因对一项特质在人群间的变异的影响程度，“遗传度”不能指出一个特定的个人的某项特质受基因或环境影响的程度，而一个人的任何特质，都是基因跟环境这两者复杂交互的结果。[26]对于个体而言，即使是诸如眼珠颜色等受基因强烈或固定影响的特质，都会在个体发育阶段受到诸如温度范围、氧气浓度等环境因子的影响。
基因、教养及教养外的环境因素对一个人的不同面相会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但总体而言，这三者对一个人都有影响。有研究支持教养能对子女造成长期影响的看法，像例如Wright与Jackson在2023年的研究指出，家长能在子女人格特质之外，独立地对子女造成长期的影响。[27]
在相关研究中，跟父母教养相关的因素常常以“共享环境”（shared environment）表示；而其他的环境因子则常常以“非共享环境”（non-shared environment）表示；然而近期一些观点认为，教养其实很大一部分是非共享环境因素，而这是因为父母对待不同的子女态度确实有差异所致，虽然父母常认为自己对待每个小孩都是一样的，但小孩并不这么认为，而研究也显示父母对不同子女的态度确实会有差异。[28]
很多人常把自己行为中好的一面给归功于父母正确的教养，像是胡适就曾说“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好脾气，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待人接物的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得感谢我的慈母。”[29]因此虽然这些轶事证据不能当成学术定论，但这也显示父母教养对子女行为可能确实可以产生正面的影响，因此不能轻易否定教养对子女行为和人格特质的影响，也因此父母教养对子女人格特质是否有影响、有影响的话又有多少影响等，成了一个研究的重点；然而另一方面，研究倾向认为共享环境以外的因素对人格特质有更大的影响，而教养常被归类为共享环境因素，而这也使得一些人下结论说教养不能影响人格特质；但因为教养是否可以算做共享环境因素这点有争议、父母教养有可能其实很大一部分是非共享环境因素之故[28]，因此现阶段其实并不能否定父母教养对子女人格特质的潜在影响。
人格特质常被认为可遗传特质的一个例子，而这项特质已受到学界透过行为基因研究的方式在双胞胎和领养儿童上进行研究。对可遗传人格特质最著名的系统化组合是在1970年代由保罗·科斯塔（Paul Costa）跟罗伯特·R·麦克雷（Robert R. McCrae）所带领的研究团队及华伦·诺曼（Warren Norman）跟刘易斯·戈德堡（Lewis Goldberg）所带领的研究团队所提出的，这两个团队在人们于一千多个不同的人格向度进行评分后，将这些向度给简化成五个主个向度的分组，而这个人格特质分组，就是由经验开放性[注 1]、尽责性[注 2]、外向性、亲和性[注 3]跟神经质[注 4]这五个向度组成的五大人格特质，而研究认为所有人的人格特质都可以以这五个人格向度来描述[30]；而正面人格特质以及诸如快乐程度等与之高度相关的指标，是精神病理学中共病性的一个镜像；此外，组成五大人格特质的这些人格特质要素在不同文化中都是一致的，且现在已有许多研究显示了这些特质受遗传影响的程度。
分开养大的同卵双胞胎的人格特质，常常远比随机选定的两个陌生人还来得更相似；此外，同卵双胞胎也比异卵双胞胎来得更相似；不仅如此，有血缘的兄弟姊妹彼此间人格特质的相似度，远高过领养的兄弟姊妹。所有的这些研究都显示，人格特质在一定程度上是遗传的。一篇聚焦于人格特质受遗传影响的程度（该篇论文认为人格特质大约有一半受遗传影响）、涉及了973对双胞胎以研究主观幸福感受影响的论文发现说五大人格特质的遗传模型可解释其观察到的现象[31]；然而在另一方面，这些用以检验遗传程度的实验设计也可检验这些特质受环境影响的程度。
领养研究也可直接地测量共享环境因素的效果，领养的兄弟姊妹因为没有相同的父母之故，因此只共享环境，而不共享遗传，而多数对领养兄弟姊妹的研究都显示领养兄弟姊妹在人格特质方面的相似度不超过随机选择定的陌生人；换句话说，共享环境因素在成人人格特质方面的影响趋近于零，也就是教养对人格特质可能没有什么影响。在人格特质方面，非共享环境因素的效应往往大过共享环境因素，也就是说，一般认为家庭生活等形塑一个人一生的环境因素，其影响可能小于较难确认的非共享因素。一个可能的非共享环境是出生前的子宫环境，而成长过程中基因程序的随机因素可能是非共享环境因素重要来源。这些研究指出，“教养”可能不是“环境”因素中的主要因素，环境跟身处的情境确实对我们的生活造成影响，但其影响跟我们一般对这些环境因素的反应未必相同，而这是我们都有预设的人格特质，而这预设的特质决定了我们对各种情境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之故。一个例子是一个生来外向的人，成为囚犯时，会比生来内向的人更不快乐，他们对对监禁的反应也更加负面。[26]:Ch 19行为基因的存在，也透过对异卵双胞胎的观察而多少得到证实，分开扶养的异卵双胞胎，其人格特质的相似性与从小一起长大的异卵双胞胎差不多。[32]但另一方面，也有研究指出，“教养”可能其实不能列为共享环境因素[28]，因此共享环境因素不能显示父母教养的影响。
除了遗传跟父母教养外，其他的环境因素也可能对人格特质造成影响，因此不论共享或非共享，都不能把所有会影响人格特质的环境因素都视为父母教养的一部分。像例如曾有研究显示说虽然一般而言，会选择从军的人，其高中时期的经验开放性、亲和性跟神经质会低于平均[33][注 5]，也就是人格特质会影响职业选择；但反过来环境也会影响人格特质，同样的研究显示，曾经从军的人，其亲和性会低于未曾从军的人，且这差异在五年后依旧存在，即使这些人离开军队后就读大学或加入职场也一样[33]，也就是说，军队的环境同样会影响人格特质。然而会影响一个人人格特质的经历，不只是军队，其他的经历也会影响一个人的人格特质。像例如说一个人的大学主修也会反映其人格特质，人格特质也会影响大学主修[34]；但另一方面，也有研究显示大学主修会影响人格特质，一项研究显示，大学生的主修会影响大三时学生的人格特质[35]，这也显示了教养以外的环境会对人格特质造成潜在的影响。
尽管研究显示共享环境因素对人格特质可能没有什么影响，父母教养以外的环境因素也确实可能对人格特质造成影响，这不表示父母的教养对亲生子女或养子女及子女的未来没有任何影响，而现阶段依旧有充分的理由认为父母的教养对亲生子女及养子女的未来和一生都有重大的影响。有研究指出，养父母对养子女的教养，一样会对养子女的将来和福祉造成影响，虽然不同状况的养子女，会因其先天因素之故，而出现不同的侵略性和心理健康状况，但养父母对养子女展现爱与关怀，会减少养子女的未来和福祉出现负面结果的可能；[8]不仅如此，如上所言，由于父母对待不同子女的态度会有差异之故，因此父母教养可能很大一部分其实是非共享环境因素[28]，换句话说，不能因为共享环境因素对子女人格特质的零影响，而断定教养不能对子女的人格特质或实际行为产生任何影响。
如上所言，多数对领养兄弟姊妹的研究都显示领养兄弟姊妹在人格特质方面的相似度不超过随机选择定的陌生人；换句话说，共享环境因素在成人人格特质方面的影响趋近于零，因此在人格特质方面，非共享环境因素的效应往往大过共享环境因素，一些学者因此断定父母教养对子女缺乏影响；而茱蒂·哈里斯也因此在她出版的《教养的迷思》一书中，以此作为一条理据，做为其父母教养对子女人格特质并无多少影响看法的证据。然而一些近期对领养子女的研究，指出父母教养可能对领养子女一样有影响。
除了父母教养是否能视为共享环境因素这点有疑虑之外，数份近期的研究显示，父母教养对养子女一样能造成影响。像例如Duoblebee在2015年的研究指出，虽然不同状况的养子女，会因其先天因素之故，而出现不同的侵略性和心理健康状况，但养父母对养子女展现爱与关怀，会减少养子女的未来和福祉出现负面结果的可能；[8]而Paine在2021年出版的研究，其结果与此类似，Paine的研究显示，养子女的身心状况会受收养前的因素影响，但养父母对养子女展现特别多的爱与温暖，对养子女的心理健康发展有正面帮助。[9]对罗马尼亚后共产时代孤儿的研究也显示，尽管相对于未曾被送进孤儿院的儿童，这些儿童各方面的发展依旧较慢，但被送交领养的孤儿，其语言、智商与社会情绪方面都出现改进，他们能出现安全依附，且情绪表达能力也有所进步。[36]
除了上述研究之外，也有研究指出，在心理健康之外，养父母对养子女的将来也可能造成其他影响，像例如Oh在2018年出版的收养研究中，指出养母的教育水平对养子女的教育水平有些微的影响。[10]
有研究显示，基因与共享环境因素对饮食习惯都有一定的影响；在这其中，共享环境因素对零食、碳水化合物跟奶类制品的偏好的影响较大，对蔬菜、水果与蛋白质类食物的偏好的影响较小，但依旧有一定的影响；反之基因对蔬菜、水果与蛋白质类食物的偏好的影响较大；而非共享环境因素对任何食物的偏好的影响都相对微小；[37]换句话说，若假定教养是共享环境因素，那么基因跟父母教养都可能影响一个人的饮食偏好。其他研究则显示，父母的教养方式对饮食偏好有著关键性的影响、父母跟同侪的鼓励可让小孩尝试新的食物，而重复曝露可减少对不喜欢的食物的抗拒。[38]
研究也显示家庭少于两个支持性的家长，会增加子女出现偏差行为的可能性[39]；此外有证据显示，家长的介入会减少有品行障碍子女在未来一到三年因为不良行为被逮捕的机会[40]
罗马尼亚共产党时代，因为770法令之故，使得出生率上升，但这也导致大量婴儿被弃养至孤儿院。而对罗马尼亚孤儿院儿童的研究显示，这些儿童的大脑白质与灰质都小于一般儿童。这些儿童也有许多诸如抽动、暴怒、偷窃和自我惩罚等异常行为，其智能与学业成就也较低；而被从孤儿院送交领养的儿童在语言、智商与社会情绪方面都出现改进，他们能出现安全依附，且情绪表达能力也有所进步；但相对于未曾被送进孤儿院的儿童，这些儿童各方面的发展依旧较慢。[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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