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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自由民主（英语：illiberal democracy）[1][2][3]，其亦称不自由民主、威权复辟，与自由民主制相对[4]，是一种虽有“民主”却无法保障公民自由的不完全、不成熟的民主制度，不以保障自由、人权及强调法治作为其民主运作的主要特征[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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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自由民主国家的统治者可能会忽视或绕过宪法对其权力的限制。他们也倾向于忽视少数人的意愿，这正是民主不自由的原因。[6] 非自由民主国家的选举经常被操纵，被用来合法化和巩固现任掌权者，而不是用以选择国家的领导人和政策。[7]
于此种政制之下，国家通过限制民众的自由权利，以维护国家利益并促进经济发展，虽然实行民主制度并允许选举，但是人权得不到保障并缺乏公民自由，权利随时有可能被侵犯和剥夺，公民对行使权力的群体的行为亦缺少知情权，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开放社会”。实行此种政制的国家，既不能划分为“自由国家”或者“非自由国家”，更多地是被划分为“可能是自由国家”，这些国家介于民主与非民主政体之间[8]。这可能是因为存在一部限制政府权力有馀，但保障公民自由不足的宪法框架，导致政府经常有意无意忽视公民自由[9]。
一些理论家说，非自由民主是一种在基本层面不民主的混合政体（英语：Hybrid regime），因此或许称之为选举威权主义[10]、竞争威权主义[11]、或软威权主义[12][13]等更合适。
此概念由美国记者及时事评论家法里德·扎卡利亚于1997年于学术期刊《外交事务》上率先提出，其对西方国家于苏联解体后的民主输出政策作出了深刻批判，认为该政策是造成这些非自由民主体制产生的罪魁祸首。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维克多亦于2014年一场演说中预言欧美国家主流的自由民主已死，非自由民主的时代即将到来[14]。
有一系列的非自由民主：从近乎自由民主的民主到近乎公然独裁的民主。确定一个政权是否是非自由民主的一种方法是确定“它是否有常态定期、自由、公平和竞争性的选举来填补该国的主要权力职位，但在自由之家的公民自由和政治权利年度评比中没有被分类属‘自由’”。[15]
Rocha Menocal、Fritz 和 Rakner 描述了非自由民主国家的出现，并讨论了它们的一些共同特征。[16] Menocal、Fritz 和 Rakner 试图将非自由民主国家与混合政体（英语：Hybrid regime）相提并论。他们论证了 1990 年代之“民主乐观主义”—在苏联解体之后—导致了持有非自由价值观的混合政体的出现。最初，西方列强认为民主巩固会自动发生，而忽略了其他选择。实际上，民主的不巩固导致了拥有“非自由价值观”的混合政体的兴起。[17]
Fareed Zakaria 在2007年表示，印度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非自由民主国家。[18]
在 2014 年的一次演讲中，在首次赢得连任后，匈牙利总理奥班·维克多描述了他对匈牙利作为一个“非自由国家”的未来的看法。在他的解释中，“非自由国家”并不拒绝自由民主的价值观，但也没有将其作为国家组织的核心要素。[19] 他将新加坡、俄罗斯、土耳其和中国列为此类“成功”国家的例子，“其中没有一个符合自由主义的定义，其中一些甚至没有民主政体”。[20][21]
2015年，Zakaria 表示，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领导下的土耳其已成为非自由民主的“教科书等级经典案例”。[22] Erik Meyersson 观察到，参考《全球自由度报告》，土耳其在 2015 年的选举民主国家中排名最后，在评比得分上低于一些甚至不被视为选举民主国家的国家。[23]
自 2016 年以来，罗德里戈·杜特尔特总统[24]和邦邦·马科斯[25]领导下的菲律宾一直被描述为处于非自由民主状态。该国被描述为非自由主义在文化和政治上全球最重要且具影响力的据点之一。
中华民国中国国民党籍卸任总统马英九认为，自2016年以来蔡英文上台后因积极推行转型正义相关政策（参见台湾转型正义）、部分争议性经济政策等因素，台湾已进入“不自由的民主状态”。[26] 但是，台湾在经济学人信息社的民主指数评比多次被评属“完全民主”国家。[27] 政治学者陈方隅透过“程序民主”之定义评估，当前台湾执政党行政上仍受在野党监督与制衡，以及地方政府多由在野党执政之情况，称台湾应仍属自由民主国家。[28]
中国在2021年3月，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在未有谘询香港民意下，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改变香港选举制度。其中，香港立法会地区直选议席的数目和比例大幅减少，由原先的35席（共70席）减少至20席（共90席）[29]。此举被民主派人士认为这是香港民主进程的大倒退[30]。英国、美国、加拿大、澳洲、纽西兰、欧盟等国严厉谴责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颠覆”香港选举制度及“摧毁”一国两制，完全违反《中英联合声明》[31][32][33]。
据V-Dem研究机构之研究显示，美国共和党在唐纳·川普之影响下愈趋远离自由主义并倾向民粹主义。[34][35] 川普的民粹主义治理风格被视为是对美国自由民主核心价值观的危险威胁，也是对传统民主盟友的冷漠，并被视为是在鼓励普丁等其他“强人统治者”。[36]
通过讨论不同类型和不同的例子，当今非自由民主国家兴起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是民粹主义。当前的民粹主义领导人—尤其是在西方国家—有提倡非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倾向，一个显著的例子是排斥移民和公开的仇外言论。这股浪潮被称为“仇外民粹主义”。
Cas Mudde 和 Cristóbal Rovira Kaltwasser 讨论了民粹主义在恶化的自由民主中的作用。Mudde 和 Kaltwasser 表示民粹主义—尽管被负面含义所包围—本质上是民主的，因为它为人们提供了话语权，并严格遵循多数人统治的理念。问题出现在自由民主国家内部，自由主义价值观和民主在内部是相互矛盾的。民主承诺多数人统治，而自由主义价值观承诺保护少数人。[37] 此外，一般而言，民粹主义领导人试图利用自由民主的民主方面来破坏自由主义。这与 Fareed Zakaria 的论点密切相关。他们试图确立这样一种观点，即民粹主义的兴起正在破坏自由主义价值观，因为民粹主义的核心拒绝多元化和少数群体保护—这些通常是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基本组成。
此外，Sheri Berman 表示，不受自由主义制约的民主会导致民粹主义的统治（在某些方面存在危险），但他进一步表示，通过使用历史经验，不受民主制约的自由主义价值观同样危险，例如，这可能导致寡头统治。Berman 对民粹主义的作用持不同的看法，他认为正是民主制度的削弱导致了民粹主义的兴起和自由民主的恶化。[38] Berman 藉著美国和欧洲地区等西方国家的例子，将民粹主义反弹的原因归咎于国家政府为了商业精英而无视普通公民的利益。总而言之，Berman 试图证明民粹主义导致了非自由民主的兴起，而民粹主义由于民主制度过于由精英垄断权力而获得了牵引力。[39]
Steven Levitsky 和 Lucan Way 等研究者反对非自由民主的概念，称它只会导致混淆，因为如果一个国家没有反对党和独立媒体，它就不是民主的。[40] 他们表示如“非自由民主”这样的术语不适用于其中一些国家，因为该术语暗示这些政权在其核心是民主政权。Levitsky 和 Way 表示，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领导下的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津巴布韦和后苏联时期的俄罗斯等国家从来没有真正的民主，也没有向民主发展，而是倾向于权威主义，尽管有选举，且有时竞争激烈。因此，Levitsky 和 Way 创造了一个词汇来消除这些国家之“民主”方面积极内涵，并将它们与有缺陷的或发展中的民主国家区分开来，即“竞争性威权主义”。[41]
据 Wojciech Sadurski 所称，波兰的“非自由民主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矛盾”，因为“透过拆除各种制衡机制，以及与选举和司法审查相关的许多民主制度，执政党大幅削弱了波兰的民主性质状态”。Sadurski 基更倾向以“公民投票威权主义”称之。[42]
据政治学者 Michael K. Miller 之研究，与非选举专制相比，多党专制选举政体在健康、教育、性别平等和基本自由方面的表现要好得多。对健康和教育的影响与民主一样强烈，并且明显好于非选举专制。[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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