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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播虛假信息的新聞形式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假新闻（英语：Fake news）为以不实资讯误导大众，以带来政治、经济、市场、或心理得到成就感和利益的新闻或宣传[1]，包括通过传统新闻媒体（印刷和广播）或在线社交媒体传播的故意错误资讯或恶作剧[2]。这些虚假信息通常是由记者因收受利益而进行报导时引起的，这种的做法称为支票簿新闻[3]。这些新闻已经增加了更多假新闻或黄色新闻的数量，并经常被反馈为社交媒体中的错误信息，成为一种负面循环[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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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美国总统唐纳·川普频繁使用“假新闻”一词称呼对他进行负面报导的媒体[5][6]，同样的现象也发生在所有国家，形成越来越对立和撕裂的民主社会。假新闻为了增加读者或网路分享，常会配合吸引人的标题或是完全假造的新闻故事[1]，也有基于事实断章取义或是主观诱导假新闻，都是为了达到其争辩的目的。假新闻类似标题党，主要都是靠所产生的广告收入，不管内容的正确与否[1]。假新闻容易取得广告收入、增加政治上的两极分化，因著社会化媒体的无所不在，经Facebook传播假新闻的散布有相当的关系[1][7]。根据德国霍恩海姆大学的研究成果，极右翼人士特别偏好转载假新闻[8]。一些没有标示维护者或编辑者的匿名网站，由于很难针对制造假新闻的作者起诉，也会成为假新闻的媒介之一[9]。普林斯顿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年长的人相对于年轻人较为缺乏数位素养，而更容易分享假新闻[10]。
假新闻的相关性在后真相政治中有所增加。对于媒体机构而言，吸引观众访问其网站的能力对于产生在线广告收入是必要的。大量发布具有吸引用户的虚假内容的故事（至少在标题上）有利于广告商并提高评级。这些企业为了在线广告收入，增加政治两极分化以及社交媒体（主要是Facebook消息来源）的流行[2]，都与假新闻的传播有关，这些新闻与合法新闻报导竞争[11]。快餐式的虚假新闻破坏了传统媒体的辛苦制作的正当报导，使记者更难以报导重大新闻报导[12]。BuzzFeed的一项分析发现，关于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的前20个虚假新闻报导在Facebook上的点击率超过了19个主要媒体的前20则选举报导[13]。匿名托管的虚假新闻网站[2]也缺乏已知的出版商也受到批评，因为它们难以起诉假新闻的来源[14]。此外，各国政府也多少参与故意制造和宣传假新闻以减低敌国的影响力[15]。
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迪·莫哈末坦言，数码时代已造就很多人通过网上阅读，但无节制的数码阅读来源，已成为散播“假新闻”或散播其他破坏社会内容的渠道[16][17][18]。
假新闻是一种新词[2][19]，通常用来指捏造新闻。在传统新闻，社交媒体或虚假新闻网站中发现的这类新闻事实上没有任何依据[20]。CBS节目60分钟时事杂志的制片人Michael Radutzky表示，他的节目认为假新闻是“可能是虚假的故事，在文化中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受欢迎的吸引力），并被数百万人消费”，这些故事不仅存在于政治领域，还存在于疫苗接种，股票价值和营养等领域[21]。
本身为记者和新闻官的作家特里·普拉切特（Terry Pratchett）是最早关注互联网上假新闻传播的人之一。他在1995年接受微软创办人盖兹的采访时，他说：“比如我声称自己是一家研究机构之类，决定推广一篇虚假的论文，它说犹太人对第二次世界大战负有全部责任。互联网对信息一视同仁，它都在那里：没有办法弄清楚这些东西是否有任何依据，或者是否由人杜撰”。盖兹并不同意，认为网络上的权威人士会把印刷品以更为复杂的方式来检查事实和声誉，但这正是普拉切特指出“准确地预测了互联网将如何传播并使假新闻合法化”。[22]
在古代，有些帝王需要为战争，或者掠夺资源找合适的借口。因此制作假新闻十分有必要。在西方，特洛伊木马，就需要派人到敌方阵营里说这是希腊人留下的圣物。再比如，为了让某国帝王怀疑身边的大臣，谋士会派人到那个国家散播关于某位大臣的虚假新闻，比如南宋时期，敌国会在宋朝内部制造假新闻说岳飞功劳很大，之后会危及皇权。以此破坏君臣之间的信任。中国和西方古代历史有很多关于大臣谋反的假新闻，一般都是为了破坏内部团结而策划的假新闻。或者是改朝换代的时候，新的统治者为了突出自己伟大，会制作假新闻抹黑前朝统治者，比如周朝抹黑商朝，商朝是否因为暴政灭亡仍然是谜。古代假新闻也会导致后人误解历史。
2021年4月9日，欧盟信息通报部门（欧洲对外事务部的一部分）发布的欧盟研究报告称，从2020年12月至2021年4月，俄罗斯和中国的疫苗外交“遵循零和博弈的逻辑，并结合了虚假信息和操纵努力，破坏了对西方制造疫苗的信任。报告指出，中国官方媒体和亲克里姆林宫媒体都放大了有关西方疫苗所谓副作用的内容，歪曲了国际媒体的报道并引起了轰动，并将死亡与辉瑞－BioNTech疫苗在挪威、西班牙和其他地方的联系起来，该报告也援引了俄罗斯的100个例子。而克里姆林宫和北京均否认欧盟的虚假信息指控[23][24][25]。
假新闻一般有以下特征：[26]
First Draft News则认为假新闻有以下特征：[27]
通过对真实新闻进行拼接，同时故意使用引起混淆的词汇，是一种非常隐蔽的制造假新闻的方式。
香港新闻工作者区家麟提出识别假新闻的几点基本步骤[28]，概括如下：
而社交媒体Facebook亦有教导用户如何辨识假新闻：[29]
针对台湾假新闻在网路推波助澜下影响力更为广大，2017年中华民国国家教育研究院与行政院政务委员唐凤推动针对辨识假新闻提出基础教育相应的教学，协助培养媒体素养能力[30][31]。
2018年9月，燕子台风重创日本关西国际机场，并导致机场关闭，上千名旅客被困。当时网路上盛传“中国领事馆派车到机场接中国旅客”，后来被证实为假讯息，也被认为可能间接导致台北驻大阪经济文化办事处处长苏启诚自杀。[32][33][34][35]国立台湾大学新闻研究所教授王泰俐认为，台湾2018年底的县市长选举是“台湾第一次经历大规模假新闻的侵袭”。王泰俐的全国性调查研究显示，此次选举对选民影响较大的假新闻有“蔡英文总统八月赴中南部勘灾乘坐装甲车，不但没有亲自下水，还令装甲兵荷枪实弹，高规格保护她”和日本关西机场假新闻。[36]
2019年2月3日，旅居台湾的日本作家本田善彦形容，台湾南部地下电台“长年来一天到晚边卖假药、边散播假消息，老早已达到‘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的无我境界”[37]。
2020年，台湾事实查核中心查核了多个有关2020年中华民国总统选举有作票行为的假新闻。[38]
日本“关西国际机场”上月遭强台燕子重创后关闭，上千名旅客受困，日本媒体纷纷在满月时推出相关报导，《读卖新闻》则在4日以“假新闻动摇台湾”为题，大篇幅报导了当时在网路上盛传的“中国领事馆派车到机场接中国旅客”但后来证实是子虚无有的假消息，却被认为可能间接造成了台湾驻日本大阪代表苏启诚自杀的悲剧。[39]
日本有法律提防假新闻内容，于《媒体法》第四条第一项第三款明文规定，电视广播媒体有责任确保其播报之新闻事实之正确性，且各媒体内部均应设有新闻内容审议小组，负责审查新闻报导内容之适当性。
若新闻报导之内容悖离事实，且因该新闻而权利受侵害之人在报导日起三个月内向该媒体投诉，则该媒体应立即调查报导之真实性。当调查之结果发现报导确实悖离事实，该媒体应于调查发现之日起二日内，以适当方法、经由同一报导管道，更正或撤回错误之报导（同法第九条第一项参照）。违反上开规定之媒体，最重可处五十万日币罚锾（同法第186条第一项参照）。当电视广播媒体主动发现其报导内容中含有与事实不相符的内容时，亦必须采取相同之更正或撤回措施，以防止散布假新闻（同法第九条第二项参照）。[40]
2003年5月11日，《纽约时报》在头版刊文，表示其下记者杰森·布莱尔多年在新闻报道中造假。[41][42][43]
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后，假新闻成为了一个全球话题，数十亿人广泛认识[44][45][46][47][48][49][50]。
牛津大学牛津网络学院的教授菲力普·霍华德研究了竞选前美国的网络流量。他发现针对密歇根的大约所有新闻中的一半都是虚假或垃圾内容，而另一半来自真实专业新闻来源[51]。
根据BuzzFeed，在总统竞选活动的最后三个月中，Facebook上前20篇虚假的竞选相关文章中有17篇是反克林顿或亲特朗普的。Facebook用户与这些内容的互动相较来自真实新闻机构的报道更为频繁[52]。
美国总统唐纳·川普频繁使用“假新闻”一词称呼传统新闻媒体，其中单独针对CNN[53]。语言学家乔治·莱考夫说这制造出了对该词的含义的困惑[54]。根据CBS的《60分钟时事杂志》，特朗普总统可以使用假新闻一词称呼任何新闻，不论其是否是确切或负责的，只要他不同意新闻的内容[51]。
2016年12月，一位持枪的北卡罗来纳男子——埃德加·麦迪逊·韦尔奇，前往华盛顿特区，并在Comet Ping Pong披萨店开枪，原因是受到一则指控民主党领导人在披萨店中运行一个恋童团伙的网上假新闻故事（美国媒体以“披萨门”一词称之）驱使[55]。这类故事倾向于迅速爆红。例如Facebook的社交媒体网站，在假新闻的传播中起重要作用。这类系统展示给用户反映他们兴趣和浏览历史的内容，以致虚假或误导性的新闻。在与检察官认罪协商后，韦尔奇对跨州运输武器的联邦指控和使用危险武器袭击的哥伦比亚特区指控认罪。在2017年6月22日韦尔奇被判四年监禁并同意赔偿饭店损失了的5744.33美元[56]。
2016年底，媒体揭露在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期间，一些美国保守主义网站上支持唐纳·川普的假新闻来自北马其顿小城韦莱斯，因此该市又被称为“假新闻枢纽”[57][58]。
2021年9月13日，环球电讯社发布通稿称沃尔玛宣布与莱特币合作，文章经过路透社、CNBC等转发，莱特币价格出现大幅的波动，后相关方做出澄清是假新闻。[59][60][61][62]
大跃进期间，众多媒体如《人民日报》曾就各地粮食产量展开了虚假报道，如1958年8月13日报道湖北省麻城县水稻亩产达到了36900斤。
1992年至1993年，《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日报》等先后正面报道了水变油事件，其中《经济日报》称水变油是继传统四大发明以来的中国第五大发明[63]。后来水变油技术被认为是骗局和伪科学，1998年发起人王洪成被判处10年有期徒刑[64]。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于2015年6月24日发布了报告——《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2015）》。报告显示，有近六成“假新闻”首发于微博，“三低人群”（低学历、低年龄和低收入）依旧是微博主力军；周二是一周之中微信“谣言”传播的高峰，食品安全、人身安全、疾病、健康养生、防骗、金钱和亲子七类主题的“谣言”数量最多。[65][66]
2016年2月，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指当时在中国网络上热议的数篇文章都是虚假信息，对构成违法违规的将追究责任。发言人姜军还表示要“针对虚假信息、非法网络营销等近期较为突出的问题开展专项整治工作。”[67]同年4月，中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出通报，列举了对15家中国媒体的查处情况。[68]
2021年8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宣传部召开电视电话会议，会议指出要发起“打击新闻敲诈和假新闻”的行动。这场运动将针对新闻单位及其人员、网络平台、公众账号以及社会组织与个人的“非法新闻活动”，并由10个政府部分联合开展，包括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广电总局、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69][70]
自2017年5月起，印度各地陆续出现因WhatsApp谣言而引致市民无辜致死的事件。当时，印度一个农村流传一个在WhatsApp上散布的假消息，结果开展了如同中世纪的“猎巫行动”，导致7人枉死[71]。而在2018年6月，WhatsApp及社交媒体流传两名29岁及30岁男子绑架及贩卖儿童的消息，结果该两男子在一条村落遭村民殴打至死[72]。同年7月，印度有乡村居民在WhatsApp收到讯息，流传附近地区会有绑匪出现，呼吁民众格外留神。民众对消息不虞有诈，其后看到5名可疑人士，便认为他们就是消息所指的绑匪，于是联群将他们打死[73]。
印度政府曾经就当地的假新闻问题提出修例，新闻记者若“制造或传播虚假新闻”，经由印度人民党组成的委员会审讯后，有可能被暂停或永久取消记者资格。但修例引起记者和当地反对派强烈不满，认为新规定是政府在当地的2019年大选前意图箝制新闻自由的手段，总理莫迪只好撤回草案。[74]
面对假新闻在印度的流传，印度媒体Media Nama的创办人兼总编辑帕瓦认为WhatsApp未必知道假资讯是如何传播，因此政党容易就可在平台上散播错误消息，而且没有人能追踪资讯来源[75]。而在2019年印度大选来临前，当地的WhatsApp增加了Fact Check（即事实检查）的功能，打击当地的假新闻现象[76]，而当地的Facebook亦删除了高达700多个帖子[77]。
2018年12月《明镜》周刊报道，旗下记者克拉斯·雷洛蒂斯在过去数年多年制造假新闻。[78][79][80]
有鉴于假新闻流传会影响2019年欧洲议会选举结果，欧盟遂决定打击社交平台上的假新闻[81]。法国政府亦建议设立“打假法”以打击假新闻[82]，虽然法案引起不少质疑和反对，但最后仍获法国国会通过[83]。而在德国，政府于2017年亦计划要求网络社交媒体，若发现有使用者发放假新闻及仇恨言论，必需在24小时内删除，否则可面临最高达5000万欧元罚款[84]，并于2018年实施[85]。
在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一世（1272-1307年）时期，通过了一项法规，规定编造或散布主教、公爵、伯爵、男爵或领地贵族的任何虚假消息都是严重的罪行。[86]
1702年，安妮女王颁布了一份公告，“用于限制传播虚假新闻、限制印刷和出版非宗教和煽动性文件以及限制诽谤”。[87]
2016年12月8日，英国秘密情报局（MI6）局长亚历克斯·杨格在MI6总部向记者发表演讲，他称假新闻和政治宣传破坏了民主。杨格说，MI6的任务是打击政治宣传和假新闻，以向本国政府提供信息战领域的战略优势，并协助包括欧洲在内的其他国家。他称这种网上的假新闻政治宣传方法是“对我们主权的根本威胁”。杨格说，所有持民主价值观的国家都应该对假新闻感到同样的担忧。[88]
然而，“假新闻”的定义在英国一直存在争议，比如政治讽刺被视为英式幽默的重要元素[89]。克莱尔·沃德尔博士建议一些英国议员不要在某些情况——“描述信息紊乱的复杂性时”——使用该词，因为“假新闻”一词“非常不适当”。
“假”和“新闻”这两个词都不能有效地描述这个被污染的信息生态系统。在这个议题的讨论中，很多被用作例子的内容并不是假的，它们是真实的，但却被断章取义或操纵。同样，要理解整个被污染信息的生态系统，我们需要考虑的远不止是模仿“新闻”的内容。[90]
2020年10月，一个恶搞的Twitter账号散播了一个恶作剧声明，关于所谓的Woolworths门店重开。该消息被包括《每日邮报》和《每日镜报》（以及后者的地区性姊妹报）在内的新闻网站在未经核实的情况下重复报道。[91]
2019年3月，俄罗斯通过了一项禁止网站传播虚假信息的新法案[92]。除了处理假新闻外，新立法还会惩罚任何来源或网站发布侮辱国家，政府象征或其他政治人物的材料[93]。
2019年5月，新加坡国会通过打假新闻法令，新法赋予政府官员可以命令社交媒体网站在当局认为虚假贴文旁放置警告，甚至可要求移除相关内容。判定违法的企业及个人将罚款100万新元和10年徒刑，法令于10月1日生效。[94]
2016年11月，加拿大政府部门开始留意互联网上假新闻的传播，并讨论帮助当地报章打击假新闻。国会议员Hedy Fry指出因互联网上的发布者比印刷媒体的责任少，因此容易出现假新闻。国会对假新闻的讨论包括了互联网上假新闻泛滥以及加拿大报章资源减少，以至对加拿大民主的影响。Facebook的代表参与了会议并告知国会议员，Facebook有义务帮助人们在互联网上收集资料。[95]
2017年1月，Kellie Leitch的保守党活动承认传播假新闻，包括谎称总理Justin Trudeau正在资助哈马斯。活动经理表示他散播假新闻为了引起负面反应，以便确认哪些不是“真正的”保守派人士。[96]
目前，加拿大并没有法律禁止传播不正确的信息，除非该信息有诽谤性质。加拿大刑法第181条禁止散播假新闻，但加拿大最高法院于1992年宣布该条款违宪。现时，并没有专门打击假新闻的法律。加拿大政府在各种官方网页提供法律信息资源。[97]
香港法例《公安条例》曾有针对假新闻的法律条文，但于1987年废除。此前曾于六七暴动期间用以对付左派传媒如新晚报、田丰日报及香港夜报。[98]
香港浸会大学新闻与社会研究所总监李文认为，假新闻的流行令社会陷入集体的信任危机，最终导致民意的极化和社会撕裂。这一点在反修例风波中已体现得淋漓尽致。无论是亲泛民群体坚称但是缺乏实际证据的“太子站打死人”事件、或是亲建制派群体中指控示威者“收钱上街”等，假新闻无疑都在为香港近年政治化的社会火上浇油。浸大事实查核中心经理曾姿颖的学术研究发现，受众的个人立场会影响其对记者动机的评估，进而影响对报道是否为假新闻的判断。研究结果显示，对于内容和设计完全一样的新闻，条例支持者认为，记者在鼓吹个人立场、试图影响舆论，因此判断《苹果日报》的帖文是假新闻；而条例反对者会认为记者在保护当权者，判断《大公报》的帖文是假新闻。[99]
2019年反送中运动期间，Facebook与法新社合作，查找在Facebook及其他社交媒体内的假新闻内容，并撰写超过30个查证报告，发现亲北京、亲香港特区政府和支持香港警察的群组较多发出假消息。[100]其后Facebook曾多次移除和《文汇报》关系密切的建制派网上媒体点新闻的Facebook专页。[101][102]HKG报和港人讲地亦被指发布虚假信息。[来源请求]。香港政治学者沈旭晖分析，支持官方论述的假新闻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情况有多个相似之处，他认为是香港文革2.0的一部份。
另外于6月，风波期间网上有一段影片（致年青人：你们没上街的父母根本没有爱过你），影片中一个自称曾参与反对《逃犯条例修订草案》的游行示威、承受过警方催泪弹的名为“Louis Yuen”的90后批斗香港父母，影片被包括《文汇报》在内的香港建制派网络平台和媒体引用，但随即有人质疑影片的真确性，亦有声音批评“有建制派人士甚至中国共产党企图假借年轻人的名义、采取激进言辞挑起世代矛盾和故意分化香港人，重施中国共产党在掌权之初制造假新闻的手法，散播假新闻企图离间反对《逃犯条例修订草案》的群众”。[103]
2019年9月，一名男子潘榕伟以“金正恩”作为网名，于网上社文媒体发布虚假内容的帖文，讹称有被捕人在新屋岭扣留中心遭香港警方及爱国人士虐待、暴打、甚至被强奸及轮奸、杀害，并鼓吹网民包围新屋岭扣留中心。其后，潘榕伟因煽惑他人非集法结被捕。他在庭上接受审讯时承认，他对警方及爱国人士的指控均是他凭空捏造，是属于虚假不实的指控。他坦言自己这样做的目的是希望得到别人关注，想“呃like”。[104]
COVID-19疫情期间，有不少市民基于假新闻作出错误决定，例如2020年3月的“抢米潮”。不少东南亚国家因应疫情推行出口禁令，有谣传越南、泰国等地将会暂停对港供应食米，虽然商界人士、消委会齐齐澄清，但依然出现多区民众恐慌性囤购食米、超市货架被抢购一空的情况。[99]
2021年4月22日，香港外国记者会去信警务处处长邓炳强，要求澄清如何界定假新闻及如何保障新闻自由。警察公共关系科总警司郭嘉铨在4月24日代为回信，信中无直接回应界定假新闻的标准，但表示一向尊重言论、新闻及出版自由，同时强调“无人可凌驾法律”[105]。
2021年7月，独立新闻中心 (Centre for Independent Journalism，CIJ) 与全球虚假信息指数 (Global Disinformation Index，GDI) 公布对马来西亚31个英语、马来语以及中文新闻网站的三个主要评估方向；网站内容的可靠性、网站运营的所有权以及事实复查和平衡报导的研究分析报告，显示出若根据刊登不实讯息的风险评估，有23个（74%）的网站是属于中度风险，其中6个网站获得低风险级别的良好的评分，而两个网站被归类为“高风险”。但是，没有任何网站属于“最大风险”和“最小风险”类别。高风险的网站往往使用耸人听闻的标题，运营不透明，经常提供不准确的消息[106]。
2021年8月11日，《当今大马》公布从2019至2020年香港反送中示威运动期间，假讯息运动如何登陆马来西亚，又如何在本地网络社群散播蔓延的调查报告。《当今大马》从2019年6月（反送中运动开端）至2020年3月追踪假讯息的源头和传播情况（仅限于中文媒体），指出主流中文媒体在报道反送中新闻时，很多时候都是直接转载外媒，包括显然偏袒、具有高度党派色彩、及对示威活动不实报道的媒体[107]。
比较著名的例子是2019年11月12日《环球时报》刊登一则题为《救救孩子！暴徒恐吓警察子女，袭击校车后，我们对话了多位香港妈妈》的新闻（后来证实是假新闻），马来西亚3个主流中文报章也转载了这个新闻。其中《星洲日报》在其拥有超过160万人粉丝的面子书专页贴出该新闻，并附上耸动标题而受到读者质疑，迫使《星洲日报》一度更改新闻标题。最终《星洲日报》在隔日承认在未完成证实之前就转述该报导，并且在面子书上公开道歉[108][109]。而根据社交媒体分析工具Crowdtangle，《星洲日报》首个面子书贴文在社交媒体平台，吸引接近4000次的互动，包括超过1900次的分享。但第二个带有道歉声明的贴文，则只有三分之一的互动数量，和仅仅184次分享。这是因为错误版本的新闻已经通过其他面子书专页散播和广传，包括一些拥有上万名会员的公共群组[107]。
另一种情况则是由中国官媒发布假新闻后，再获得本地面子书专页进一步传播。例子如2019年8月7日香港《文汇报》刊登一则题为《黄之锋罗冠聪等会洋妇密斟美乱港“幕后黑手”疑曝光》的短篇新闻。该篇报导受到包括《凤凰网》和《中新网》，以及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马来版与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官方帐号的转载[110]，而网民更是将这些贴文转发至超过10个面子书公共群组。马来西亚4个主流中文报章也跟随相关报导，不过除了《南洋商报》是原文转载之外[111]，其他媒体都纳入了黄之锋的反驳声明。《东方日报》国际组主任廖慧音对于上述情况坦言，基于必须赶时效和即时报导新闻，在处理国际新闻时无法亲自逐一查证，只能仰赖当地的媒体报道，因此会不慎出错。另一名前中文报章国际组编辑黄康伟评论马来西亚的政治倾向和本地中文报章的保守作风，导致媒体必须采纳自己定下的正规和可信媒体的报导，若媒体领导层（例如世华媒体集团）是比较亲中，那么报章就会多写一些亲中国新闻[107]。
面子书是马来西亚最严重的假消息来源，无论是亲中国官媒与反中共团体都曾在面子书不停转发高度煽动和夸张标题的影片、文章和新闻报道。尽管香港警察和示威者都在反送中运动期间皆有诉诸过多武力的情况，但许多有关反送中新闻的帖子和留言，绝大部分都是反示威者和亲中的声音，而贴文来源多数依赖于中港官方媒体的报道，但反中媒体如《大纪元时报》等则不为本地中文媒体承认为“官方资讯”，因此亲示威者的声音较少。而调查也发现，一些著名面子书专页会同步和交叉发布（cross sharing）同一则贴文，借此扩大传播相关讯息，当中不乏内容农场，甚至组队发动网络攻击[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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