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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俄国革命（俄语：Ру́с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1905 го́да），亦被称为第一次俄国革命（俄语：Первая рус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1905年失败起义，是指于1905年至1907年间，发生于当时的俄罗斯帝国境内，一连串范围广泛，以反政府为目的，又或没有目标的社会动乱事件，诸如恐怖攻击、罢工、农民抗争、暴动等，导致俄罗斯皇帝尼古拉二世政府于1906年制定等同于宪法的俄罗斯帝国基本法、成立国家杜马与实行多党制。这场革命没有组织、没有目标、也没有单一原因，主要归咎于几十年的国家动乱和对罗曼诺夫王朝的不满，俄国国内改革不利以及少数民族要求解放也是起因。尼古拉二世指挥不力，导致俄军在日俄战争中惨败，是最直接的导火线。战后一直有连续不断的军人革命以及革命团体活动。虽然各地方的革命最后妥协或被镇压，俄国国内也加快改革的步调，但仍不够阻挡1917年推翻罗曼诺夫王朝的革命。布尔什维克党员常常把这场革命当作1917年革命的先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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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初期，以彼得一世改革为标志，俄国开始了追赶西方先进国家，以成为军事强国为直接目标的现代化之路。这些改革由国家主导，通过强制命令驱动，具有旧东斯拉夫国家的蒙古式统治特征。彼得一世引进西方先进文化与技术的目的不是改变俄国的社会制度，而是增强和巩固现有制度的基础，他“用野蛮制服了俄国的野蛮”。仰赖蒙古式手段的西欧化的进程长期只停留在贵族的表面生活，未能渗入到政治经济生活与下层社会中。
然而西欧化的固有逻辑使得事情的发展与皇帝的初衷相悖，西方文化对俄国的渗透最终超越上层社会的生活形态，逐渐影响到意识形态和内部结构的深入层面，18世纪末叶卡捷琳娜二世进行了开明专制改革，19世纪初亚历山大一世进行了贵族自由主义改革。而1861年亚历山大二世实行的改革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俄国农民获得了人身解放，成为了享有权利的公民。但被改造后具有资产阶级私有制特征的地主土地所有制被保留了下来，农奴虽然摆脱了对地主的人身依附，但强化了的村社和连环保制度仍然把他们束缚在封建宗法关系之中。新的工业资产阶级成为了传统的宗法制的有力挑战者，然而却受到贵族地主以及社会下层的反抗。本次改革被激进的左翼革命派认为具有妥协性质，因而俄罗斯皇帝亚历山大二世在六七十年代推行地方管理与自治、司法、财政、教育、军事等方面的一系列改革后，得不到满足、遭到铁腕镇压的革命派有一部分转向恐怖主义活动，其中民意党1881年成功刺杀皇帝。自此，继任的亚历山大三世由“政府自由主义”转向反动保守方向，拒绝继续实行改革，以铁腕治国，国会与东正教会都服膺在他的独裁统治下。
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快速发展，工业革命大体完成，19世纪90年代的俄国经济出现了“工业高涨”局面。这是自1861年改革以来俄国经济发生质变、社会转型加速的关键因素。 工业的迅猛发展改变着国家的经济结构，并引起了俄国社会结构的急剧变化。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市人口随之迅速增长，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城市。人口构成和社会关系出现新趋势，等级社会逐渐向阶级社会转变，贵族和农民的分化加剧，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以及知识分子的人数显著增加。传统的等级制度无法适应社会的变化，人们的观念开始更加注重职业、财产和受教育程度，而非出身背景。农奴制和等级关系的残余与阶级关系的逐渐崛起并存；宗法制下的地主-农民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或市场经济并存；贵族和地主在统治机关和地方政府机构中的支配地位与资产阶级的立宪要求并存。经济社会方面的农民土地问题，和政治领域贵族独掌政权问题，构成了19世纪末发端的社会政治危机的两大核心。
除开这两个核心因素，19世纪末的俄国又进入了一个人口增长周期，这加剧了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严重性。农村人口快速增长而耕地缺乏导致农业人口过剩，19世纪的后16年中有6年发生了饥荒，其中1891-1892年的饥荒中就有70万人饿死[1]。这一系列饥荒也是推动1904-1906年农民革命的诱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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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不能适应俄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变动所提出的变革政治结构的要求，帝国政权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日渐加深。工业高涨时期成长起来的一代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成为追求政治变革的俄国自由主义运动新的力量来源。另一方面，俄国解放运动中的革命派别也在发生深刻变化。
1883年，劳动解放社的成立标志着俄国马克思主义流派的形成。
1895年，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成立。
1897年，社会民主工党的成立使社会主义工人运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而列宁主义的诞生宣告了马克思主义俄国化进程的开始。
1899年，俄国第一个自由主义的政治组织“聚谈”(Беседа)成立。在俄国出现合法政党前，“聚谈”成为了先进社会统一的、有指导作用的中心。
1903年11月，“地方自治和立宪主义者同盟”成立，其目标是促使皇帝尼古拉二世实行宪制。
1904年，解放同盟的成立把俄国自由主义与专制主义的冲突推向了高潮，它已经不满足于要求皇帝立宪，而是要求推翻现存制度、实现普选权，由立宪会议来制定俄国的宪法；实行土地的国有化，为反对地主的农民提供支持；对工人运动的兴起持肯定态度，暂时放弃资产阶级法制国家思想与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对抗；与社会民主党之外的革命组织建立广泛联系,对民粹主义的社会革命党的革命恐怖主义行动保持沉默乃至为之辩解。
1905年，成立了立宪民主党，主张实施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制。
1904年秋天，自由派举行一系列的活动，以庆祝自由派国会规章订定40周年，并借此时机要求更多的政治改革与立宪。1904年11月30日，莫斯科市政府通过了一项决议案，要求成立一个由选举产生的国民议会、以及完全的出版自由与宗教自由，而其他的城市与地方自治会，也陆续通过类似的决议或呼吁案。
尼古拉二世提出了许多措施以满足各方要求，包括任命自由派的 彼得·德米特里耶维奇·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为内政部长，以接替被暗杀身亡的维亚切斯拉夫·冯·普勒韦。1904年12月12日，皇帝发表一份诏书，包括同意扩大地方自治会与市议会的权力、为工业劳工建立保险制度、解放异族阶级、以及废止审查制度，意图向反对势力妥协，但关键的全国代议立法权仍未被纳入[来源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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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之后，日本帝国加入意图瓜分清帝国的列强行列，俄罗斯在满洲与朝鲜半岛等地与日本屡起争端，1904年日本因与俄罗斯对满洲与朝鲜半岛的利益谈判未获回应，同年2月6日日本驱逐俄罗斯的外交官员[2]，2月8日日本对俄罗斯开战，俄军虽有较大的军力，却一直处于劣势，因此引起俄国军政的震撼与自信心受创，民间亦对皇帝的领导产生疑虑及不满。
1904年12月，位于圣彼得堡的普梯洛夫工厂发生罢工，圣彼得堡各界认同罢工的民众不断增加，罢工人数攀升至八万人。1905年1月22日［儒略历1月9日］清早，俄罗斯东正教大司祭格奥尔基·加邦神父带领一个为数约三万人的工人组织到冬宫外广场和平示威，目的是向皇帝递交请愿书，以表达劳工阶层与社会底层人民的困苦，与遭受到的欺压，请求皇帝进行社会改革与终止日俄战争，并期望不要有超时的工作与获得合理的待遇。
尼古拉二世从1月8日起已移居在皇村，和平示威当天不在冬宫，当时负责守护宫庭的武装士兵，列阵与示威群众对峙，而聚集的民众已渐渐增加到二十万人，大家手拿著圣像、皇帝图像，唱著圣诗与爱国歌曲，士兵后来对空鸣枪示警，不久之后便向群众射击，民众在惊慌中逃亡而争相推挤，盖庞神父则在混乱逃出，换下神职服装隐匿起来，后来更宣布革除皇帝的教籍并号召工人起身反抗政府。官方宣称伤亡人数为96人死333人受伤，反对势力宣称死亡人数超过4,000人，保守估计约1,000人伤亡。此一血腥镇压事件，引起公众的愤怒，俄国人民不再寄望皇帝，一连串大规模的罢工在各地发生[来源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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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加索地区是俄罗斯从19世纪加入的新领土，有多个民族定居在此，其中亚美尼亚族与亚塞拜然族（当时称为鞑靼人）虽然比邻而居，却因宗教与文化差异而时有冲突。1905年2月，在血腥星期日事件之后不久，传出一名穆斯林遭到亚美尼亚革命联盟党员杀害，引发两族的对立，于是在巴库发生大规模的族裔攻击事件，接著5月在纳希契凡、8月在舒沙、11月在占贾[3]。
以俄罗斯皇帝为共主的波兰会议王国，深受日俄战争带来的不景气所苦，1904年下半年，超过10万波兰工人失业。1905年血腥星期日事件后不久，在波兰的工业重镇罗兹，工人以“打倒独裁！打倒战争！”为口号，进行大罢工[4]，同一时间，在华沙与其他工业中心，陆续发生罢工、示威或游行。同年的1月28日，在波兰社会党与波兰王国与立陶宛社会民主党的策动下，呼吁大规模罢工，波兰全境超过40万工人加入，持续了4个星期[5][6]。当时示威民众同时要求改善工人环境，以及给波兰人更多的自治，2月开始波兰的大学生加入示威，后来甚至有中学与小学的学生加入，学生抗议俄罗斯化并要求学习波兰语的权利[4][5]。
沙俄政府向波兰的民族主义运动作出了让步，但部份示威民众尤其是工人仍然不满[4][6]，沙俄政府已失去耐性，5月1日在华沙的一场游行中，沙俄警察开枪镇压，有30名工人被枪击[4]。到6月中旬在罗兹，沙俄警察在其中一场示威游行中开枪杀死了约10名工人，6月20日至21日，死者出殡时演变成为大规模的抗议游行，21日当天，游行群众与沙俄的哥萨克骑兵相遇，游行群众向骑兵投掷石块，哥萨克骑兵开枪还击，造成至少25人死亡，当天晚上愤怒的群众开始攻袭警察和巡兵，并杀死不愿投降者，遂演变成暴动，波兰历史称之为罗兹暴动事件。6月23日，皇帝尼古拉二世签署了戒严令，俄罗斯步兵军团进入发生动乱的城市，逮捕了部份滋事民众，当时的民族运动团体认为不敌军队而自制，动乱终在6月25日平复[7]。
面对国内的动荡，沙俄政府回应迅速，1905年1月18日，皇帝尼古拉二世解去内政部长彼得·德米特里耶维奇·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的职务，委任亚历山大·布雷金接替。另一方面又任命组成一个委员会，令其调查圣彼得堡与邻近地区工人们不满原因；该委员会是由国会议员尼古拉·辛德洛夫斯基主持，成员有政府部门人员、国营工厂厂长、以及民营工厂老板，并邀请工人代表加入，但在社会主义人士抵制下，工人没有选出代表，社会主义人士更试图转移工人进行武装斗争，到2月20日调查委员会在从来没有开始运作情况而瓦解[8]。
1905年2月17日，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公所乘坐马车通过克里姆林宫时，遭社会革命党分支党员伊瓦·卡利亚耶夫近距离投掷硝酸甘油炸弹于车厢内，谢尔盖大公当场被炸死[9]。2月17日（儒略历2月4日）当天，尼古拉二世决定同意作出新的让步，3月3日（儒略历2月18日）颁布《布雷金诏书》（Булыгина был дан Высочайший рескрипт），准许成立谘政团体、包容各种宗教、开放语言自由、以及减少农民赎回农地的费用[8]。
1905年5月24日至25日，约300名来自各地地方自治会与市议会代表，齐聚在莫斯科召开了3场会议，会后通过了一个决议案，要求成立一个国家层级的议会；6月6日，尼古拉二世接见一名郡县议会代表，会后由谢尔盖·特鲁别茨可伊亲王与费奥多罗夫代表皇帝回应，表示允许召集成立人民代表会议[8]。
1905年10月，圣彼得堡苏维埃成立，诉求大规模的罢工、抗税与提领银行存款。
1905年8月19日（儒略历8月6日），尼古拉二世同意成立国家杜马（即俄罗斯国会），惟因限制选举方式，并仅授予轻微的权力，当消息透露，动乱加剧，引发10月的大规模罢工。
10月份，由财政大臣谢尔盖·维特等人所撰写的十月诏书，呈给尼古拉二世批阅，内容大致沿自9月份地方自治会所提要求，允许多项基本公民权利，还包括组织政党、延申普选权、赋与国家杜马作有中央立法权，尼古拉二世与大臣争论并考虑了3天，一来基于避免再度发生杀戮，二来是没有优势军力足以掌控全局，尼古拉二世最终在10月30日（儒略历10月17日）签署了此一诏书。
当诏书公告，各主要城市舆论随即表示支持，圣彼得堡以及其他地区的动乱，要不宣告结束，又或迅速地瓦解，政府在同时间特赦政治犯，让步接踵发生。社会上虽仍有反对变革的保守份子，但整体政局的发展已不可复返。
正当俄罗斯自由派人士满意10月诏书的结果，与准备国家杜马选举，激进的社会主义人士与革命人士则谴责选举，并呼吁武装起义以终结皇帝专制统治。
1905年11月在塞瓦斯托波尔，黑海舰队海军少校彼得·施密特公开演说，要求当局释放政治犯，民众响应他的号召，在监狱前示威但受到机关枪开火驱散，随后几天，施密特到议会与墓园演说，最后在墓园被逮捕，并令其退伍。11月26日，巡洋舰奥恰科夫号（Очаків）兵变，舰队其他船只陆续加入，施密特受邀出任叛军指挥官，叛军人数最后达8200人。
11月28日，施密特登上奥恰科夫号，并发送电报给尼古拉二世要求召开宪法会议；沙俄军队约10000人，向叛军提出最后通牒要求投降，3小时后仍未获回应，沙俄军队遂向叛军的军舰与军营开火攻击，约90分钟的时间，叛军中队便被沙俄军队击败，施密特、他的儿子与其他生还者被捕。1906年2月，施密特与其他叛军首领判决死刑，同年3月19日伏刑。
在塞瓦斯托波尔起义发生的同一时间，刚完工的环贝加尔湖铁路被抗议的群众，以及因日俄战争结束而解甲的士兵们所控制，皇帝派效忠的特遣步队沿西伯利亚铁路清剿收复。
最后的起义事件发生在莫斯科，1905年12月18日（儒略历12月5日）至20日（儒略历12月7日）间，由布尔什维克党员发动工人阶级进行大规模罢工，12月20日政府派军队入城，以扫街方式驱散示威民众，演变成街头暴力斗殴，一个星期之后，沙俄护卫队（Ле́йб-гва́рдия）派驻布署，并使用大炮来驱散示威民众与炮轰工人守区，到12月31日（儒略历12月18日）估计已有1,000名民众死亡，部份的城市变成废墟，布尔什维克宣告投降。
1905年12月，沙俄政府颁布了选举办法，第一届国家杜马订于1906年3月进行选举，限25岁以上男性国民为合格选民，并对不同的社会阶层选票，给以不同的权重，例如地主就比农民与工人有较高的选票权重。
有多个参选的政党因应选举而组成或合法化，主要有自由派和知识分子组成的宪政民主党、农民代表的劳动团体、另一少数自由派联盟10月17日联盟（又称十月党）、以及由地主组成的保守联盟等；最后当选共566人，主要有179名宪政民主党员、136名劳动团体党员、121名非俄罗斯民族代表、18名社会民主劳动党员、17名十月党员。其他左翼社会主义人士、社会革命党与布尔什维克则主张抵制杜马选举。
1906年4月23日（儒略历4月10日），在国家杜马开始运作的前一天，沙俄政府颁布了俄罗斯帝国基本法，定义了政府架构，俄罗斯皇帝为绝对的领袖，完整控制行政、外交政策、教堂事务以及军事武力，限定了国家杜马的政治位阶，国家杜马议员一半由选举产生，另一半由大臣会议指派，法律制定必须经由国家杜马与大臣会议核准，惟最终必须由皇帝核准才能生效，若国家杜马在休会期间，允许立法程序可由大臣会议转给皇帝核准，无需待国家杜马开议。
1906年4月，大臣会议主席谢尔盖·维特被指派负责筹措近9亿卢布的借款，用以重建俄罗斯财政，大臣会议主席一职由伊万·戈列梅金接任，同年5月6日，再改由彼得·斯托雷平出任。
第一次革命后，旧有的结构性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帝国政权实行了以《十月十七日宣言》为依据的政治制度变革和旨在缓和农民土地问题的土地改革，表明俄国通过改革继续解决结构性矛盾、实现和平发展的可能性。然而斯托雷平遇刺身亡后出现的新情况，将系统性危机引向了深渊，成为了1917年革命的中期因素。
斯托雷平土地改革的首要目标是解决农民土地问题，长期目标是使农民融入市场经济，农业和农村实现繁荣发展。1906年11月9日的法令[10]规定农民有权取得村社中的份地的所有权。
斯托雷平主导新的土地改革政策，让农民更容易取得土地，更自由地成立公社，目的是要建立一个新农阶级，发挥保守安定的力量，从1906年10月开始，至1917年尼古拉二世被推翻其间，俄罗斯农村的面貌不断改变，农地持续私有化，农民可以世袭农地，原本零星的土地变成大面的农地，也因此大量提升了农业产出[11]。
但是斯托雷平的土地改革有效促进了农民资产阶级的形成，但这项由贵族地主阶级选择的变革之路牺牲了大部分农业人口的利益，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无论是地主土地所有制还是村社份地占有制都没有彻底消除。前三届国家杜马中，农民代表不分党派，都一致要求把地主土地交给实际耕种的农民。
斯托雷平对地方管理和自治籍贯进行改革的目标是使地方自治机关尽量消除或至少弱化阶级和等级色彩，以加强中央集权化的管理结构，改变农民机构的封闭性和农民相对于俄国社会其他阶层的狭隘性。但是由于贵族大土地所有者和宫廷集团的抵制，以及来自地方既得利益者的强烈反对，许多改革方案未能实现。在1911年关于西部省份地方自治改革法案引起的危机之后，斯托雷平与皇帝和第三届杜马十月党多数代表之间失去了相互信任。
斯托雷平的强硬手段在推行自由主义改革的道路上陷入了两难的政治困境：一方面，他的改革措施和主张遭到保守派的强烈抵制；另一方面，他对革命运动的态度和独断专行的作风激起了自由派和革命派的敌视与反对。
当时倡导革命的激进份子，发动多起的刺杀行动，多名警务人员与官员被杀，为能可以压制恐怖主义，斯托雷平导入一套新的司法制度，允许迅速逮捕和审判，1906至09年间，超过3,000名嫌疑犯被判有罪而遭绞刑[12]。时人皆讽刺绞刑架为“斯托雷平的领带”[13]。
总体而言，第一次革命后皇帝被迫进行的改革使俄国政治结构有所调整，经济得到了一定发展，社会思想和意识逐渐改变，俄国又进入了一个现代化进程加快的时期。而改革没有解决的问题也在高速的发展中愈发失控，最终在1917年革命中爆发。
1904至07年间，除了频繁的社会运动外，也是恐怖暗杀的高峰期，社会革命党格斗组织、波兰社会主义党格斗组织与布尔什维克格斗组，策动了多起针对大臣、公务员与警务人员的刺杀或抢劫案件。
遭刺杀身亡者中较著名的有：
| 肖像 | 姓名 | 身分 | 刺杀身亡日期 | 刺杀地点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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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米特里·谢尔盖耶维奇·西皮阿金 Дми́трий Серге́евич Сипя́гин |
内政部长 | 1902年4月2日 | 圣彼德堡 |
| 尼古拉·莫杰斯托维奇·博格达诺维奇 Никола́й Моде́стович Богдано́вич |
乌法省长 | 1903年5月6日 | 乌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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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古拉·博布里科夫 | 芬兰总督 | 1904年6月17日 | 赫尔辛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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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亚切斯拉夫·康士坦丁诺维奇·冯·普列韦 | 内政部长 | 1904年7月28日 | 圣彼德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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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里尔·朔依沙朗−朔依尼南 Eliel Soisalon-Soininen |
芬兰大法官 | 1905年2月6日 | 赫尔辛基 |
 |
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公 | 莫斯科总督 | 1905年2月17日 | 莫斯科 |
| 帕维尔·帕夫洛维奇·瓦洛夫 Павел Павлович Шувалов |
莫斯科市长 | 1905年6月28日 | 莫斯科 | |
| 格雷戈里·帕夫洛维奇·博布里科夫 Григо́рий Па́влович Чухни́н |
黑海舰队指挥官 | 1906年6月29日 | 自己家里 | |
| 维特·萨哈罗夫 Ви́ктор Ви́кторович Са́харов |
战争部长 | 1906年11月22日 | 萨拉托夫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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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列克谢·伊格纳季耶夫伯爵 Алексе́й Па́влович Игна́тьев |
大臣会议成员 | 1906年12月9日 | 特维尔 |
| 弗拉基米尔·劳尼替斯 Влади́мир Фёдорович фон дер Ла́униц |
圣彼德堡市长 | 1906年12月21日 | 圣彼德堡 |
1905年10月30日至11月6日期间，在沙俄附属国芬兰大公国，社会民主党组织了大规模罢工，由约翰·科克（芬兰语：Johan Kock）领导的第一代芬兰赤卫队成立，罢工期间在坦佩雷发表红色宣言，要求解散参议院，实行普选、政治自由、以及取消审查制度。
宪法专家们的领导人物，芬兰裔的利奥·梅彻林参与撰写了十月诏书，因此终止了芬兰大公国从1809年开始运作，由各国民等级代表组成的波尔渥国会，于1906年筹办芬兰议会，1907年举行了人类史上第一次不分男女的普选，选出了第一届议会议员。
爱沙尼亚为沙俄在大北方战争取胜后，1721年从瑞典取得的土地之一，后成立了爱沙尼亚省，19世纪因抗衡俄罗斯化政策，爱沙尼亚民族意识萌发。1905年1月，在血腥星期日发生后，爱沙尼亚人要求出版自由、集会自由、普选以及国家主权，10月16日，沙俄军队在塔林的街上市场向集会开火，造成94死200伤。
十月诏书发布后，爱沙尼亚人表示支持，爱沙尼亚旗帜首次公开，亚安·托尼森借机扩大爱沙尼亚人的权利，成立爱沙尼亚民族进步党，为第一个爱沙尼亚的政党；另一个更激进的政治组织，爱沙尼亚社会民主工人联盟在差不多的时间成立。
11月27日，民族进步党在塔林举行了第一次代表大会，800名代表分成温和派与激进派，温和派支持托尼森，而激进派则支持亚安·梯孟特，最后投票决议通过向沙俄要求实施政治自治、限制波罗的海德国人以及终止俄罗斯化[14]。
1905年12月，社会主义社团领导人物康斯坦丁·佩茨，在戒严中的塔林召集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引发工人在郊区抢劫或焚烧庄园房屋，共有160处庄园被洗劫一空，沙俄军队奉命前往镇压，328名爱沙尼亚人被当场枪毙或被捕后绞死。帕茨与梯孟特分别逃往国外，两人后来都因被控反叛罪而判处死刑。在第一届和后来的第二届国家杜马代表选举，爱沙尼亚民各选出5名代表派往议会[14]。
对于这次革命，当时与后世名人学者的评论，多持正面评价，认为因有这一次革命事件，而让主张推翻俄罗斯帝国统治的社会主义人士，发现工人革命的可行性，奠定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方向，更创立了苏维埃组织，培养了许多的革命家，总体来说这是1917年俄国革命能够成功的关键事件。
众多评论中，最著名的是列宁，他称这一次革命为“总演习”，留下名言：
没有1905年的‘总演习’，就不可能有1917年10月革命的胜利。
当时清末文人梁启超，曾于血腥星期日发生后不久，发表《自由乎？死乎？》评论专文，文中引述“路透电”、“柏林电报”、“伦敦电”以及“连日各地电报”，详实说明事件发生与各地反应，文中评论[15]：
改革事业，如转巨石于于危坠，非达其最终之目的地不止。
又综合引述各地电报，说明了当时欧洲各国的舆论情形：
全欧各国，殆无不以此事为一大事，诸报馆皆表同情于俄民，无一袒俄廷者。内中与俄同盟之法国激昂特甚。其报纸大率谓市民不持武器，为平和之要求，俄廷以强暴手段待之，实无理之甚云云。又某新闻纸谓俄太后俄皇为坡鳖那士德夫之傀儡，日被玩弄于股掌上，至今迷梦不醒，实属可怜。
比利时素表同情于俄，今次亦大加非难。其新闻纸多以俄皇此次之出奔，与一七九一年法王路易第十六之出奔相比较。比国人民，愤俄廷举动既极，本月二十三日晚，至有在俄国公使馆门前为示威运动以表敌意者。警官弹压，仅乃无事。
各国纷纷募义捐，以恤俄国被难之民。
各国中惟德国对于此事，视之稍冷淡。
文中最后称之为“俄国革命”，且说明当时他与他的同侪，无不关注此一事件的发展[15]。
后来的苏联共产党领袖，当时布尔什维克重要人物列夫·托洛茨基，在流亡国外期间，于1939年所发表的《三种俄国革命观（1939年）》，文中一开始便说明[16]：
1905年革命，不仅是1917年革命的‘总演习’，而且是一种实验室，在其中造成了俄国政治生活内所有基本的派别，又反映出俄国马克思主义内部各种不同的倾向。
文中他称是次革命为“第一次革命”，并引述了列宁、斯大林、普列汉诺夫等人的言行，以及他的想法，以阐明1905年的革命事件，如何影响社会主义领袖们的革命论述，认为因此产生了“不断革命”的理论：
俄国民主革命的完全胜利，只有采取依靠农民支援的无产阶级专政形式，才是可以思议的。无产阶级专政将不可避免地不仅把民主任务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而且把社会主义任务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同时有力地推动国际社会主义革命。唯有西方无产阶级的胜利才能保障俄国免除资产阶级复辟危险和完成社会主义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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