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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富达，MBE（英语：Trevor John Bedford，1934年6月24日—2018年5月24日），英国殖民地官员及企业管理人员。
鲍富达于1960年至1974年间在香港政府任职，出任的主要职位包括总督特派廉政专员公署防贪及行政处长，以及大埔理民官。期间，他在六七暴动的文锦渡事件中成为新闻人物。
1974年，他离开公务员行列，加入香港置地任职，并于1978年升任为总经理。然则，由于置地在其任内过度扩张，其急进的投资风格令公司深陷于大量地产项目之中，结果导致置地在1983年的港元危机中严重亏蚀，负债高达超过150亿港元，更一度危及互相持股的怡和洋行之财政状况。最后，他为事件负责而引咎辞职。
鲍富达于1934年6月在英国白金汉郡出生，曾攻读法律但肄业，其后取得文学士学位，并于1960年1月加入香港政府任政务官。[1]同年2月15日，他被派往辅政司署任助理辅政司，但在两日后调任副大埔理民官一职。[2]1963年7月，他离任理民府，并于翌年2月起任徙置事务处行动部门的政务官。1965年6月至12月间，因时任副大埔理民官汪达士任期届满而返英度假，他因而回任此职。[3]1966年1月，时任大埔理民官韦彦慈任满返英度假，港府决定直接扶正他任理民官。[4]
鲍富达在任大埔理民官约两年间，主要处理的问题为大埔新市镇建设及兴建船湾淡水湖的拆迁安排。在大埔新市镇方面，供应自来水工程在其前任韦彦慈任内已开始，但工期曾多度延误。鲍富达保持与地方人士定期汇报及监察工程进度，最终上水及大埔的自来水供应系统在1967年起启用。[5]另外，鲍富达亦回应大埔居民对增加文康设施的诉求，大埔首座具有完善配备的运动场在其任内动工；而大埔首家现代化戏院“宝华戏院”，亦在1967年2月在鲍富达主礼下开幕。[6][7]在都市建设上，鲍富达于1967年提出兴建大埔工业邨，使居民能在区内就业。[5]
就兴建船湾淡水湖方面，鲍富达协助受兴建水库而需要调迁的六村村民进行分配抽签，以及处理补偿安排，例如协助居民将氏族宗祠迁移至异地安置。[8][9]
沙头角村代表声明斥鲍富达强奸民意
警告你白皮猪鲍富达，你再不顾一切后果，
胆敢与我爱国同胞为敌，对我七亿中国人民进行挑衅，
这是没有好下场的。
《大公报》，1967年7月11日，页5胆敢与我爱国同胞为敌，对我七亿中国人民进行挑衅，
这是没有好下场的。
1967年中，六七暴动在其辖区沙头角一带愈演愈烈，鲍富达在当时经常被《大公报》以“如不低头认罪将有严重后果”、“强奸民意”、“白皮猪”等字眼威吓。[10][11]同年7月，边界地区爆发沙头角枪战，数百名大陆民兵闯入英界攻击警员。同月，他拒绝沙头角村左派代表要求释放被捕人士及赔偿损失的要求，[11]同时按照新界民政署长的要求，撤销承认十名左派村代表的资格，包括沙头角联乡会（即后来的沙头角乡事委员会）的副主席。[12]
同年8月，鲍富达在英界的文锦渡警岗两度被大陆工人包围后到场调停。8月10日，鲍富达一行人被大陆工人围困于警岗内，其后更被他们以利器及手枪指吓，被逼签下“认罪保证书”。事后，港府立即封锁除罗湖关卡外的中港边界，以及拒绝承认“认罪保证书”。[13]事后，鲍富达曾访问辖区的偏远地方，包括沙头角及西贡北约，向村民保证港府维持治安的决心。同时，他亦与各乡事委员会保持联络，肯定他们举报破坏安宁的行径之努力。[14][15]其后，鲍富达于1967年11月卸任理民官并返英度假，遗缺由马礼乐继任。[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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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1月，鲍富达升任为高级政务官，并于联合部队参谋学院进修半年。此后，他在港府内转任与防务有关的职位。1968年9月，他回港出任助理防卫司的职务，并于1969年1月改任皇家香港警务处政务秘书。1970年6月，鲍富达升任为首长级丙级政务官。[2]1972年，鲍富达离任警务处，并前往英国皇家国防研究学院深造，同年元旦获授MBE勋衔。[17]1973年4月，他调职至辅政司署防卫科任职，同年7月出任副保安司，9月升任首长级乙二级政务官。[2]
1973年10月，鲍富达奉委为新成立的总督特派廉政专员公署之防贪及行政处长，即专员姬达爵士的副手。[18]期间，他指出政府机构工作效率差是导致贪污流弊的原因。[19]然则，他在廉政公署工作不足半年后，便于翌年3月辞职从商。廉政专员姬达认为他对策划公署工作有极大贡献，认为他的决定非常可惜。鲍富达则对其决定感到抱歉，但指出“为我本人及我家人利益著想，我认为我的做法是正确的”。[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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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末，鲍富达加入香港置地任职，早期在该公司驻雅加达的分部工作，负责开发住宅项目及娱乐业。[21]1977年10月，鲍富达接替退休的罗弼时，任置地的常务董事兼总经理。[22]就任置地总经理后，鲍富达在1978年末起发生的九龙仓集团股权争夺事件中有著重要角色。
当时，九龙仓集团虽然由怡和洋行的主要股东凯瑟克家族任管理层，但怡和实际只持有九龙仓少量股权。因而，长江实业主席李嘉诚与“船王”包玉刚认为有机可乘，开始合作频频收购九龙仓集团的股份，有意争夺该公司的控制权，后来演变成股权争夺事件。[23]1979年底，时任怡和洋行主席纽璧坚拒绝已加入九仓董事局的包玉刚，要求他的公司在董事局内的席位增加一倍的要求，并反建议委任鲍富达进入九仓董事局。最后，在双方妥协下，鲍富达成为九仓董事局的一员，而包玉刚的要求亦获通过。[23]
1980年6月，鲍富达趁包玉刚赴欧参与船东会议时，突袭式宣布换股提案，以两股置地股份及一股九仓股份（约以港币100元换取一股75元的九仓股份），由持股九仓20%增购至49%。这引发包玉刚立刻返港宣布以每股105元的价格增购九仓股份，最后置地出售的股份占包氏购入的股份一半，从中赚取近七亿元。当时的评论形容，置地售股的行为是“含笑断腕”，包玉刚虽然如愿控制九龙仓，但造成相当大的损失。[23]
研究粤港澳经济史的学者冯邦彦认为，鲍富达在九龙仓事件后开始改变置地的投资方式，公司由以往倾向保守、稳健，转变成急进式的投资风格。1980年，置地因前述的售股和出售金门大厦予佳宁集团而获得丰厚的非经常利润，因而开始涉足大量地产项目及收购活动，结果埋下了集团债台高筑的祸根。[24]
1980年，置地与信和集团合组财团，以13亿投得白笔山的地皮（后来发展成红山半岛）。[25]同年，置地与佳宁集团合组财团以28亿元购入美丽华酒店旧翼地皮，创下了一时的世界纪录。[24]1982年2月，置地以47.55亿元的购入中区海旁的“地王”（后来发展成交易广场）。[26]此交易在成交后引起轰动，更成为当时世界上金额最庞大的地产交易。[24]另外，置地在这段时间内亦与包括远东发展、恒隆集团、香港小轮内的约30间公司合作，发展超过70个地产项目。[27]除投资地产外，置地亦有意发展成横跨多元产业的综合企业，曾于1981年12月及1982年4月两度展开“破晓突击”行动，以35亿港元分别收购香港电话及香港电灯各34.9%股权。[27]
1982年9月，英国首相戴卓尔夫人访华，香港前途问题正式成为谈判桌上的话题。冯邦彦指出，当时香港地产及股市在过往七至八年间不断上涨，早已处于过热状态。然则，纽璧坚和鲍富达对经济前景盲目乐观，同时希望利用扩张来弥补失去九龙仓的损失。结果，在香港前途问题明朗化后，香港地产及股市开始急速下滑，结果置地在1983年首度出现亏损，金额多达近16亿元，集团总负债高达150亿元，成为当时香港负债最严重的公司。[24]1983年9月，纽壁坚和鲍富达因此而问责下台，怡和及置地再度由大股东凯瑟克家族接任管理层。其后，置地在西门·凯瑟克主政下，透过出售非核心资产、停止及延迟地产计划，以及债务重组，成功令集团摆脱危机。[27]
鲍富达在离任置地后，返回英国白金汉郡的老家居住，并曾于1991年至2015年间，任当地多家小型公司的董事。[28]2018年5月24日，鲍富达于白金汉郡离世，享年83岁。[29]
鲍富达热爱榄球，对香港榄球总会的发展贡献良多，并曾任该会的副主席，在1979年一度代理主席一职。1960年代，他为该会的榄球运动员主力，并于1965年代表香港前往日本参与比赛。[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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