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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政党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中国青年党，简称青年党，是中华民国的一个政党，由曾琦、李璜、胡国伟等意识形态偏向国家主义的留学生，1923年在法国巴黎郊外玫瑰城共和厅创立。青年党曾是中国现代史上仅次于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第三大政党，参与政府制宪工作，1949年随中华民国政府迁往台湾。
在戒严时期，青年党于国民大会与立法院中有席次，当时郭雨新、李万居等不认同国民党的党外人士透过加入青年党等合法政党进入政坛。在1987年党禁解除之后，部份党员分裂另组政党，例如：游锡堃、陈菊等具有影响力的台籍人士转入民主进步党。1990年代初期，中华民国国会全面改选后，青年党丧失国会席次，在台湾政坛上失去影响力。自此，中国青年党长期处于几近停止运作的局面。
2018年后，中国青年党开始再度活动、革新，主要是透过政党官方网站宣传，其持续坚持国家主义，亦不时对国内外的时政表达意见，如《农民退休储金条例》议题[2]、谴责香港警察在香港中文大学冲突中的暴力行为[3]、以及响应力挺中华民国返回联合国运动等。
中央党部曾经设在台北市中山区松江路283号3楼之2、新北市汐止区保长路，现已迁至台北市中正区杭州南路一段23号7楼之1。
青年党人主张国家如同人，人具有人格，那么国家就具有如同人格般的国性。“国性”对外的表现是一种经由生活、组织、制度、文化等等共同形塑出来的国家灵魂与国民生活模式，而内涵则是这个国家共同的历史回忆，合之则形塑出一个国家的灵魂，与国民的共有特性。而内在这一共有的“特性”，并非如同专制政体般，要求全国人民从精神到外在均整齐划一，他们认为，反而是在这一共有的特性下，使人民能够在其他方面自我成长，从而促使国家能够因此强大。[4]
同时，“国性”不仅是国家对外呈现的人格，更可谓国家主义核心“国家”之灵魂。体现国性者，乃是政治共同体“国家”的成员“国民”，而不是各个“民族”。世界上各国的国性诞生于各国的特殊环境与融合，而后在各国往来频繁后显现出来，随著了解各国彼此之间的不同变得更加明显，并在受到压迫时茁壮成长，更可透过教育深化国性，使全国国民具有同一感，这就是国家主义的核心：“国性”。同时，国性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会变动的，有著不同的发展阶段，根据不同的阶段，会有不同的表现，人们可以依照表现进行判断。而国性在面对到压迫时，将驱使国民超越一切利益，团结起来对抗外敌，这也就是国家主义者所说的：“国家主义乃是被压迫的国性的政治上的诉求。”[5]
中国青年党党旗意涵解释如下：
中国青年党党歌如下，由王楚三作词，陈金明作曲：
国家主义，救亡图存
内除国贼，外御强林
书生报国，五族共鸣
抗日剿匪，先声夺人
吾党菁英，取义成仁
旨在民主，旨在民生
群策群力，万众一心
前进前进，力行力行
承先启后，完成使命
中国青年党创党之初，宗旨如下：
| “ | 本党本国家主义之精神，采全民革命的手段，以外抗强权，力争中华民国之独立与自由；内除国贼，建设全民福利的国家为宗旨。 | ” |
1945年（民国34年）十二月在重庆召开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修改宗旨内容如下：
| “ | 本党本国家主义之精神，民主政治之原则，内求统一与自由，外保安全与独立，以建设全民福利的现代国家，并促进平等合作的和平世界为宗旨。 | ” |
中国青年党的重要党干部多出自少年中国学会，党魁曾琦当初即是与王光祈、李大钊等1918年共同发起少年中国学会的创办人之一。后来青年党的许多成员如李璜、左舜生、陈启天、余家菊等人，后来均成为少年中国学会和中国青年党的重要成员。少年中国学会后来分裂为以曾琦、李璜为首的“国家主义派”、李大钊为首的“共产主义派”和坚持社会改革、不碰政治的王光祈等人的三派，在1921年南京、1922年杭州至1925南京等年会上互相争吵政治改革与社会改革路线、是否规定一种主义为学会宗旨等议题，三方始终无法妥协，最后终于瓦解。[6]曾琦当初本来即有创立团体加入中国国民党，以“新团体改造旧团体”，然而少年中国学会成员纷杂，曾琦无法掌控，因此放弃并同意王光祈的社会改革路线，然而此一路线最终也破灭，曾琦等人最终筹组青年党，再度走向政治道路。[7]
1920年代前期，曾琦、李璜、张梦九等人均赴法国留学。此时正值中国留法勤工俭学风潮，吴稚晖、蔡元培、李石曾等无政府主义者提倡半工半读，一方面学习技能，一方面学习知识，少年中国学会的王光祈因亲近无政府主义，同时也认为这种做法是从社会改革层面著手，能够培养救国人才，故也加以鼓励，因此有不少会员如赵世炎等人加入。然而多数中国学生在语言不通、又无工作技能状况下，在法国生活艰苦。[8]相对于青年党的曾琦、李璜、胡国伟等人是在有工作、或者是富商子弟留法，生活无虞的状况下，这些人很快受到共产国际的拉拢，而加入由周恩来、邓小平等人主持的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更曾发生围攻中国驻法使馆、进占中法里昂大学一事。[9]
1923年，因山东发生孙美瑶临城劫车案，引发国际震动，并出现由各国共管中国铁路之议，其中以法国最为强烈，引发在法中国学生反弹，曾琦、周恩来等人并组织大会商议对策，然而随后大会成为宣传共产主义之场所，双方遂大打出手。[10]有鉴于共产党势力扩张迅速，并拉拢不少当时曾琦等人欣赏之青年，遂决议组党，最后中国青年党于1923年12月2日于法国巴黎郊外玫瑰城共和厅成立，主要发起人和参与者为留法的留学生如刘泗英、曾琦、李璜、李不韪、胡国伟、张子柱、何鲁之、黄晃、梁志伟等人。1924年3月1日，在巴黎举行代表大会，发起人均获推选为中央委员，并推选曾琦任委员长，何鲁之、李璜、张子柱、李不韪、胡国伟、段震寰分掌内务、外务、宣传、组织、训练、总务各部。青年党成立后，在欧洲各国的中国留学生组织中快速发展，还在机关报《先声》周报上与中共旅欧支部机关报《赤光》论战。[11][12]然而青年党在法国华工拓展上，因与工人的沟通面临困难，则毫无斩获。另外，青年党人在成立前后，开始检举加入中共的学生和华工曾有攻占里昂大学之事，逼迫共产党离开以削弱其势力。另外，青年党人多数亲近国民党，并力劝孙中山不要与共产党展开国共合作，因此当青年党党员邬刚如盗取国共合作中的共产党机密文件，曾琦判定共产党必对国民党有害，认为此机密文件乃共产党意图篡夺国民党与孙中山的革命的证据，遂将之转交与曾琦为四川同乡的国民党老党员谢持的女婿曹四勿，请之转交孙中山，但孙中山并不采纳。也因此种种因素，青年党与共产党关系视同水火，甚至爆发流血冲突而与多数共产党人结下仇恨。[8]
1924年，随著国民党联俄容共政策确立，周恩来等旅法中国共产党党员之纷纷回国，曾琦等人“预料国内的共产活动必日益加强，认为非跟踪追击不可”，欲“抱勇士赴难以决心，准备回国与国际共产党奋斗到底”，曾琦、李璜等人返回中国，于上海发展组织，以“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为名对外活动，创立《醒狮》周报作为机关报进行宣传，因此又被称为“醒狮派”。同时派遣党人前往上海、北京、武汉等地的大专院校、政府机关担任职务，创办工人学校，以进行政治宣传。并联合萨孟武与何公敢等人创设的孤军社、闻一多与梁实秋等人创设的大江会等许多国家主义团体。进行诸多努力以扩大其政治势力。然而事实上，青年党甫成立即遭受国、共两党铺天盖地的夹击。[13]
1926年，青年党召开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选举曾琦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此时青年党自我定位为一“革命政党”，以“国家主义之精神、全民革命的方式外抗强权，力争中华民国之独立与自由，内除国贼，建设全民福利的国家”为宗旨。以国家主义为中心，并且反对共产主义。青年党积极致力于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的金陵军官学校的办学。1928年夏，随着北伐军推翻孙传芳势力，青年党在金陵军官学校的势力撤并入张学良东北军的东北陆军讲武堂。
1927年国民党在南京建立南京国民政府。1929年8月20日，青年党在香港召开第四次党员代表大会，自此公开以“中国青年党”进行活动[12]。同时，青年党在华北、东北、四川等国民党统治力量不达的边疆地带，透过与军阀的合作和庇荫，以图生存，以弥补在华中、华南受到国民党军队残酷镇压的损失。在这段期间，李璜与张君劢合作，在上海发行《新路》半月刊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与恐怖统治展开抨击，然随即遭国民党查禁。同时，青年党也在上海建立知行学院作为党校，力邀罗隆基、张君劢等当时的著名自由派人士与各领域专业人士授课讲演，然也因国民党压迫（张君劢授课完毕后，下课于路上被绑架半月之久），以及经费不足问题，开办几期后随即关闭。而青年党在东北的党务发展顺利，主要是透过王师曾在东北军内大力拉拢王捷侠和霍维周等军中有力人士，然而随后也因王、霍两人与青年党反目，使得青年党北方党务受到重创。
为了弥补损失，曾琦等人曾前往湖南等地进行发展，却毫无斩获。而党内对于曾琦等人的不满声浪四起，因此在1932年第七次党员代表大会选举青壮派于复先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然而党务随即陷入停顿。因此在1935年遂改由左舜生接任。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青年党以抗日为名与中国国民党开始合作。1938年青年党参与重庆国民政府的国民参政会并取得合法地位。1938年青年党再度选举曾琦为委员长，1945年第十次党员代表大会决议定位由革命政党改为普通政党，改委员长制为主席制，并由曾琦担任党主席。
1931年（民国20年）九一八事变至1937年（民国26年）七七事变引起中国全面抗战阶段，青年党的党务重心放在抗日工作，并在上海发行《申江日报》由左舜生主编，发行《民声周报》由陈启天主编，发行《抗日急进会会刋》由夏涛声主编。以言论鼓吹全民抗日，并率先提出野战抗日主张而躬行实践之。青年党旋即在天津之中央党部成立抗日义勇军组织，由青年党领袖之一的李璜坐镇主持。[14]
中国青年党抗日义勇军曾由苗可秀、李醒凡、王慎卢等诸多同志率千馀名党员，组成“抗日义勇军第八梯队”，号召十馀万各地义勇军，全面展开野战抗日战斗，在东北及长城边缘予日军痛击，颇获战果，尤以义勇军领袖之一苗可秀，所率野战部队战绩最为辉煌，日军称之为“鬼见愁”，最后苗可秀终为国家牺牲成仁，青年党的其它干部同志亦牺牲甚众。[14]
1932年（民国21年）1月28日，一二八淞沪抗日之战，吴淞守军19路军78师156旅旅长翁照垣及其参谋长丘国珍（两人皆为青年党人），与另股由戴天人（青年党人）所组织之铁血义勇军合力奋勇抵抗，拼斗三十馀天，重创来犯日军，获得辉煌胜利。[14]
淞沪之战大捷后，应青年党之征召北上，翁照垣率部前往东北继续抗日，翁获张学良任命东北军六七军一一七师师长，以华侨救国军总指挥名义，策动华侨奥援，编练义勇军参战抗日。冀东卢龙之役，翁照垣及另一师长沈克（青年党人）在长城古北口及滦东一带与日寇激战数月，是役青年党主席曾琦由沈部团长王岚僧（青年党人）陪同亲赴前线慰劳，甚获翁部、沈部全军振奋。[14]
长城保卫战各役，青年党人死伤惨重，尤以翁部之营长胡锺麟（青年党人）死守喜峯口附近的喇嘛洞，全营死伤甚烈，而胡锺麟营长最后只剩一具无头残尸，壮至悲烈。同年，王慎卢（青年党人）率东北讲武堂学员百馀人，组成第八梯队，在热河抗日杀敌，亦牺牲殆尽。[14]山西李郁文及张荫梧（皆为青年党人）在晋东南抗日，不料遭共产党的第八路军全歼，蒙难而死。[14]
侯俊及侯象麟两位青年党人参加台儿庄战役，亦为国建功不少。[14]
在抗日战争中，青年党的参战者众多不及备述，且自筹军费，由青年党人自行募款召兵买马，并自身投入抗日战争，为国捐躯奉献，其热血填膺及英勇奋战，虽著有战功，但犠牲甚为惨烈，抗日功绩及爱国情操不逊于国共两党的部队。[14]
抗日战争结束后，青年党主张军队国家化，由青年党中央命令所属各部队归由中华民国国军部队重新整编，并呼吁共军亦能释出兵权，推行军队国家化，实行政治民主化及全民政治的理念。[14]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美、英、苏等国，发起成立联合国，1945年（民国34年）国民政府派青年党领袖之一的李璜等人筹组中华民国代表团赴美参加联合国成立大会，签署联合国宪章。
1946年（民国35年）1月6日，国民政府成立政治协商会议（简称“政协”），设立秘书处，青年党派萧智僧参加。“政协”总数38人，青年党5人，民社党5人，国民党8人，共产党7人，民盟9人，社会贤达4人。后因国共双方矛盾过大以致关系完全破裂，共产党及民盟退出政协并抵制制宪国民大会，其后由国民党单方面推进制定《中华民国宪法》，制宪重任落于国民党、青年党、民社党及社会贤达王云五等人身上。
1946年（民国35年）12月25日，青年党主席曾琦率一百馀名该党党员，与国民党、民社党及社会贤达共同参加制宪国民大会，制定《中华民国宪法》。
1947年（民国36年）1月，宪法公布。4月16日，国民党总裁蒋介石与青年党主席曾琦、民社党主席张君励及社会贤达王云五、莫德惠等人签订《新政府之施政方针》，组织准备行宪的新政府。
1947年（民国36年）4月23日，行宪的中华民国政府成立，青年党推派曾琦、陈启天、余家菊、何鲁之等人为政府委员。李璜、左舜生、常燕生、郑振文等人为行政院政务委员。李璜并兼经济部长（李担心影响党的分裂，坚持不就任），后经济部长一职改由陈启天出任（陈之政府委员遗缺改由常燕生接任），杨永浚则接替常燕生之政务委员，左舜生亦兼任农林部长。
在国民政府改组前，青年党推荐王师曾、刘鹏九、夏涛声、周蜀云等13人为立法委员，李不韪、胡阜贤等5人为监察委员，宋益清、段慎修等5人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刘泗英、朱文伯等十馀人为台湾、四川、江西等十馀省之省府委员，又推荐百馀名青年党人为各省市参议员。此为青年党之全面参政时期。
1947年（民国36年）11月，政府依照宪法办理全国大选，青年党全面参加中央及省市选举，刘东岩（青年党人）获聘为中央选举总事务所委员。依国代及立委选罢法规定，采政党提名制度，在总数中央民代700人中，青年党当选国大代表有曾琦等232人（来台仅一百馀人）、立法委员夏涛声等16人（来台13人）、监察委员陈翰珍等11人（来台9人）。
青年党从参加制宪到参加大选之历程至此告一段落。在国民党、青年党、民社党三党合作下，共同奠定中华民国宪政基础。
廖泽为青年党中央委员，民国卅七年（1948年）第一届立法委员选举中曾在重庆市选区当选为第一届立法委员。民国38年（1949年），奉杨森之命，任“反共保民军”第二军军长，委任军队要职人员，成立政工处、稽查处．设津巴綦联防指挥部，并组织游击武装。1949年后，潜伏成都、重庆等地。1951年被捕。1952年被处决。[15]
1949年（民国38年）4月，政局丕变，共产党即将占据整个中国大陆，中华民国政府迁台，青年党部份重要干部未及撤离大陆，最后遭共党整肃及处决。除上述之青年党先辈外，诸如还有：青年党先辈伍道远在国军撤退来台后，仍继续领导青年党孤军与解放军战斗，其间还救出国民党的罗列将军，伍道远在自己被俘遇难前，嘱托妻子协助负伤的罗列将军来台，罗列将军来台后，首先就到青年党中央党部致谢，并说明伍道远救出他的义行及对抗解放军的事迹。后来罗列在台湾担任了中华民国陆军总司令，退役后写了回忆文章，感念青年党的伍道远救了他，发表在《传记文学》杂志1963年第52期。青年党在大陆全盛时期有数十万党员，因第二次国共内战，最后来台者甚少。
1945年国民政府接收台湾之后，青年党即派员来台召募势力，最有名者即是李万居和郭雨新。1949年后，青年党随国府迁台，并且重新于台湾建立和发展党组织，包括宜兰县的郭雨新、游锡堃，云林县的李万居、苏东启、苏洪月娇，台南县的郭秋煌，高雄市的李源栈，台东县的黄顺兴等党外人士都曾以青年党身份参与并且当选。郭雨新的助理陈菊也成为党外著名的联络人士，台大历史系周婉窈教授的父亲以及二哥周弘宪也曾是青年党员。
1949年青年党虽迁往台湾，但党主席曾琦却在1950年于美国过世。其后代主席李璜亦未至台湾，导致党内长期分裂。在这段期间，也曾经与民社党、台籍菁英、雷震等人，共同筹组新的政党“中国民主党”，然而在之后遭到国民党分化，以及恐惧该党成为台湾人的政党而退出。[16]直到1968年左舜生来台，推动党的团结，并促请李璜回国，才于次年完成党的形式团结。青年党与民社党由于参与制宪，成为党禁之下台湾合法的两个在野党。1980年代由党籍增额立委谢学贤领导的青年委员会，在李璜支持下，试图进行党的改造，遭到内部其他团体的杯葛，党禁开放后，成员分裂自组青年中国党、中国民主青年党、中国民主正义党、中国联合党、中国团结党、中国自由民主党、中国统一党、中国铁卫党、中国国安党、中国青少党、民主行动党等十一个小党，然皆无政治影响力。
中国青年党自我定位为“永远的在野党”，曾经被黄信介讥为“花瓶政党”；另一方面由于持续内哄，导致在党禁解除之后，陈翰珍等人相继出走自行组党，中国青年党成为小党，丧失政治版图。中国青年党自从解严之后虽然也有推荐候选人参与选举，但是都以极低票落选。国会全面改选后，青年党更完全失去国会席次，淡出台湾政治舞台。
青年党来台后，有二次大分裂和五次陷入沉寂无作为，第一次来台分裂是在1951年（民国四十年）6月4日的“天马茶房事件”，该年的5月7日是青年党的第一号领袖人物曾琦在美国华盛顿病逝，6月3日青年党的两位在台领袖（陈启天、余家菊）于天马茶房密会，随即6月4日在台北召开“第十一届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以下简称临代会），此举立即受到青年党党中央当权派的批判，而参与密会和召开临代会的这批人又称为“新生南路派”与党中央的当权者（又称大华新村派）王师曾、王岚僧、林可玑、夏涛声、刘泗英等人正式决裂，并形成两个党中央，故此事件称为“天马茶房事件”。[14]
青年党来台后，群龙无首，党务运作则由亲蒋介石的陈启天担任秘书长并兼任代理党主席，后来为了让青年党领取国民党每月发放数万元的“反共抗俄宣传费”，至使遭受全党员的反对批判，最后因为反对声浪所迫黯然下台。直至1951年5月曾琦病逝美国时，陈启天、余家菊等人于6月3日在天马茶房密会完后，随即于6月4日在台北召开临全会，此时的青年党陷入第一次沉寂，没有任何作为，但青年党的内部斗争仍然持续著。[14]
1968年（民国57年），国民党受到党外人士要求解除戒严、开放党禁，这时国民党把长期分裂的青年党拉回政治舞台上，借此作为反对党外民主声浪的挡箭牌[14]。于是，蒋介石特许青年党的创党领袖之一的左舜生、李璜返台重整青年党党务，1969年（民国58年）7月21日，青年党在台北召开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并选出李璜、左舜生、胡国伟、余家菊、陈启天等五人为中央主席团主席，结束了第一次分裂，但左舜生、胡国伟、余家菊等大老相继去世后，主要领导人李璜于整顿完青年党后，即离开台湾返回美国，仅存陈启天一人在台领导青年党，于是青年党陷入第二次沉寂。[14]
李璜在回忆录言及，国民党为操纵和分化青年党和民社党，负责与青、民两党联系工作的国民党第6组竟采用安放绊脚石、调包、冒名顶替等手段，如在1970年代派遣林权敏进入青年党高雄党部，林在高雄自称青年党党主席并召开大会，而国民党竟专函道贺，并把贺信寄至高雄林家中，其时青年党总部是在台北，无人不知，但国民党径称林权敏为青年党主席。[14][17]
1970年代末期，蒋介石逝世，由其长子蒋经国主政，当时有鉴于政治改革声浪的不断要求，蒋经国再次的邀请李璜来台重振青年党，于是1979年（民国68年）7月23日在李璜的奔走领导下，在台北召开第十三次的全国代表大会，并选出李璜及陈启天两人为党主席，一度获得媒体和社会上的关注，但随著大会的落幕，青年党很快又从台湾媒体上消失，并陷入第三次沉寂。[14]
1983年（民国72年），在台领导人陈启天卧病在床，蒋经国吁请李璜返回国内并期许定居在台重振青年党，李璜回台后，于11月下旬在台北召开第十四次的全国代表大会，由李璜一人当选主席，陈启天于1984年（民国73年）的8月10日病逝家中，享年92岁，当时李璜亦已九十高龄，虽有心但无力重振青年党。青年党于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落幕后陷入第四次沉寂。[14]
1986年（民国75年）9月28日，民主进步党（简称“民进党”）在台北圆山大饭店二楼敦睦厅正式宣告成立，在此同时，青年党受到民进党成立之鼓舞，而有了想要重整旗鼓的雄心，可惜积弊已深，无法去除党外人士“花瓶政党”之讥。[14]
1986年（民国75年）12月27日，青年党举行第14届三中全会，通过15项党务革新提案，确定该党未来目标是争取报禁开放、制定政党法、政党地位平等、政党经费应当由国库平均负担，等等。1987年4月初，该党再次内斗[12]。
1988年（民国77年）1月13日，蒋经国逝世，同年的11月发生了青年党的第二次严重分裂前的引爆点，“中园派”与“革新派”各自在台北召开“中国青年党第十五届全国代表大会”，当时两派均尊李璜为主席，但李璜认定“中园派”为正统，并出席该派会议[18]，错失了青年党改革的机会，而此时李璜亦已于1984年（民国73年）6月26日受聘为总统府资政，再加上“中园派”主张继续领取反共宣传的经费，甘愿做国民党的附庸政党，不愿意采纳时时冲撞国民党“党国体制”的革新派建言，最后党外力量的民心终趋向民进党。
青年党第二次分裂是在1989年（民国78年）3月8日中华民国内政部颁发青年党的证书与图记时引发争议，自此青年党一分为三，这三个派系分别是：以刘子鹏为首的“中园派”（即现今的中国青年党），以洪炳炉为首的“南部中央派”（后成立中国民主青年党），以陈翰珍为首的“革新派”（后成立青年中国党）。[14]
其次是“人民团体法”三读通过后（民国78年1月24日）“中园派”又与“南部中央派”发生政党备案登记的争执，造成此后青年党内部各派系从此分道扬镳，各自创立其他政党。此后青年党陷入第五次沉寂，直到1991年（民国80年）11月15日青年党创党领袖之一的李璜逝世后，青年党几乎陷入灭党窘局。此时由第一副主席刘子鹏代理主席，刘子鹏代主席年事已高，仅能担任看守任务，无力推展党务。[14]
1993年（民国82年）11月7日，代理主席刘子鹏逝世，由第二副主席赵纯孝代理主席。[14]
1998年（民国87年）1月31日，赵纯孝逝世，其馀第三副主席杨仓贵、第四副主席董微、第五副主席柴毅、第六副主席蒋伟之、第七副主席李公权等人，均因亡故或年迈无法行使职权，经中常委李祖培提案，由许鹏飞暂代主席职务，并准备筹开第16次的全国代表大会。[14]
2002年（民国91年）8月27日，青年党在台北召开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推选简吉元为党主席，结束了党务停滞近十年的危机。简吉元在第十六、十七届主席任内无所作为，任职末期爆发“青年党三大案”，且简吉元因侵占党产而被全体党员控告[19]。
青年党第一案是简吉元变卖青年党在台北市新生南路11号的中央党部大楼党产，约得1300余万元新台币，随后以300万元新台币在台北县新庄买下另一栋办公大楼，这些财产又被简吉元过户至其儿子的账户下[19]。2007年（民国96年）10月5日上午，党工人员正在中央党部大楼办公，党主席简吉元的长子简荣廷来到中央党部办公室后，手持房产证明文件，并对办公室里的所有党工人员下逐客令，要求党工人员限一星期内搬出。后来中常委苏清阳对此事件提出司法控诉，要求简吉元返还党产，最后台湾高等法院判决将尚未被简吉元花掉的现金和新庄办公室党产归还青年党。简吉元因侵占党产而被全体党员告上法庭，简吉元受司法判刑定谳，被拘留四个多月[19]。
青年党第二案是青年党组织组主任蔡宝满同简吉元策划另行成立“台中市党部”，然后对外募款，所获款项未上缴而是被侵吞挪用。青年党第三案是青年党大陆委员会主任委员刘碧唐长期滞留在大陆，以青年党的名义从事各种不端活动，并向大陆的政协推销假药[19]。
“青年党三大案”引爆党内危机，此时简吉元因病入院开刀。多人乃以党中央的名义发出“第十八届全国代表大会召开”通知，其中正规的一派2008年10月底在南投县竹山举行中常会，将主席职务交副主席林汉仓代理，免除此前自任的党主席李昌信及秘书长一人，并决定筹备第十八届全国代表大会[19]。党主席简吉元因案收押交保后，由副主席林汉仓召开中常会及第十八届全国党代表筹备会，由嘉义市选务委员方中和担任党代表筹备会主任委员[20]。
2009年（民国98年）3月15日，经过一年多筹备，“第十八届全国代表大会”于南投县竹山镇山海园餐厅召开，大会由筹备会主任委员方中和与青年党代理主席林汉仓共同主持，首先推选五席主席团，并且通过大会组织规程，同时改选15位中常委、20席中执委、5席中评委，再召开第一次中央常务委员会议选出吴文舟为党主席。同年11月中央党部自台北南迁云林县斗六[19][20]。
2009年9月，青年党在南投县竹山举行中常会，开除简吉元、刘碧唐党籍，解除蔡宝满职务。从简吉元处追缴回96万元新台币以及在台北县另置的党产，其中在台北县的党产被吴文舟提议出售，所得款项除偿还债务以外，作为青年党基金。2010年3月28日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上，通过了“废除反共主张”决议文，青年党的政治主张由此改成“爱国、民主、反独、促统”，并继续坚持国家主义[19]。
2012年6月，青年党在云林县斗六召开“第十九届全国代表大会”，现任主席吴文舟再度蝉联主席，但选举过程太过简化及便宜行事，未采党章规定之投票方式办理，而以鼓掌方式通过所有的各项党职选举，致使党内有人发出异议，其中以石大哉为首的部份党员另立“中国青年党中央改革委员会”，并控告吴文舟主席亏空公款四佰多万。至于这“亏空公款事件”是否属实，仍有待司法调查才能厘清真相，为此吴文舟还将党印及职权交由副主席林意珊代理其职。[14]
2015年6月，依据青年党新修订的党章规定，每三年要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一次，并改选新任主席[21]。
2017年，青年党中央党部从云林斗六迁回台北市松江路[22]。
2018年，青年党公开宣布该年底九合一选举全力支持中国国民党，并在21年之后再次投入立委选举。
2019年，青年党曾宣布将再次准备提出不分区名单投入2020年立委选举，但最后没有提出名单。
2021年1月，青年党在三十年之后，参与嘉义县地方里长补选[23]。
2021年11月9日，青年党公开在粉专及街头宣讲呼吁选民四大公投投下“四个都同意，民主会胜利”[24]。
2022年4月5日，青年党于官方脸书专页正式宣布将投入2022年九合一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并提出拨乱反正，重返政坛的口号，希望能够推出优质的候选人，拿出好的政见争取地方乡亲认同[25]。
中国青年党建党宣言：
| “ | 呜呼！二十世纪之国家，其国基之飘摇不定，其政象之杌隍不宁，孰有过于今日之中国乎？二十世纪之青年，其处境之艰难困苦，其心思之忐忑不安，执有过于今日之中国乎？内有残民以逞之军阀，外有伺隙而动之列强，官僚既舞弊营私，政客更寡廉鲜耻，奸商但逐什一之利，乡愿徒为两可之辞，其馀假公济私之辈，损人利己之徒，更不胜枚举，行见大好河山，竟将断送于若辈者之手。
环顾国内，非无多数之前辈，而以时势之迁移，忠烈者死于锋镝矣，狡黠者变于中途矣。坐令奸党横行，善人裹足，民有偕亡之叹，国无重振之极。当此之时，舍吾辈青年奋起而以血肉与黑暗势力相搏战，则中华民国之前途，又安有光明之望哉？适来海内懮时之士，不乏救国之谈。有欲输入欧洲文明，以期改造思想者，此虽根本之图，要非救急之策，试杌往籍，殷鉴匪遥，道学虽盛，何补南宋之亡？玄理纵高，无救东晋之乱！向黄巾而讲孝经，对虎豹以谈仁义，适足形其迂拘，曾何补于国是？又有主张一阶级专政，而忽视其他各界者，殊不知吾人欲行革命，不可不察本国之情势，就国内之人口计之，则全国 国民，农居八九，商界次之，学界次之，据最近全国职业之调查表，工人仅占全国人口比例百分之四强。以如斯少数之工人，而欲实行专政，征绪事实，殆万不能。况全国农工商学各界，同受军阀之压迫，各有倒悬之痛苦，于此而独倡一阶级专政之说，几何不使他界失望？虽不至迫彼等以附和军阀，亦将使吾人失却最多数之同情，不能行大规模之革命，总令军阀官僚得以延其寿命耳。又有知理想之难行而欲依他党以成功者，殊不知已成政党，早失信用，即有二三先觉之士，亦无支配全党之能，若欧美政党之旗帜鲜明，纪律严明者，殆难以望诸彼辈，则吾人又何取乎依赖行为，而失其独立精神，以与过去人物同为一丘之貉耶？此同人等所以外瞻大势，内审国情，毅然有中国青年党之发起也。 本党之宗旨：言乎对外，则以力争中华民国之独立与自由为旗帜，盖鉴于国际强权之方盛，世界大同之尚遥，新加坡之增筑军港，太平洋之派遗舰队．铁路财政之共管，宜昌长沙之示威，在在令人惊心动魄，故不敢再为空言以误国也。至于对内，则以推倒祸国殃民之军阀，实现全民政治为信条，盖鉴于全国国民之齐受宰割于军阀，欲唤起各界之觉悟，合群力以诛国贼，人人皆当协力同心，故不敢徒唱高调以拒人也。若夫成败利钝，要亦不难逆睹，昔义大利之再造邦家，实成于少年义大利党之手；近土耳其之恢复故土，亦由子青年土耳其党之努力。即吾国旧属之三韩，亦有朝鲜青年党之组织， 三月革命之举，全球为之震惊，事在人为，理无或爽。他国青年之奋斗如此，吾国青年之有血性者，宁能无所感奋哉？抑吾人之所谓青年，非必以年龄为限，而要以精神为主，苟能奋斗不懈，则春秋虽高，亦吾党之同志，若其畏葸无能，则年龄纵幼，实社会之赘民。世有志在兴邦而意存救民者乎？ 则诸细览本党党纲，而加入协同工作。众志成城，行见青年之奏凯；人心未死，伫看祖国之重兴，是则本党同人所敢郑重昭告于海内外青年同志者也。 中华民国十二年十二月二日于巴黎 |
” |
 中国青年党：省府委员、省副议长、省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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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机关 | 职务 | 届次 | 地区 | 名称 | ||||
| 台湾省政府 | 省府委员 | 官派 | 台湾省 | 朱文伯 | ||||
| 台湾省参议会 | 省副议长 | 第一届 | 台湾省 | 李万居 | ||||
| 台湾省参议会 | 省参议员 | 第一届 | 台湾省 | 吕永凯 | ||||
| 台湾省参议会 | 省参议员 | 第一届 | 台湾省 | 何义 | ||||
| 台湾省参议会 | 省参议员 | 第一届 | 台湾省 | 林虚中 | ||||
| 台湾省参议会 | 省参议员 | 第一届 | 台湾省 | 陈清栋 | ||||
| 台湾省参议会 | 省参议员 | 第一届 | 台湾省 | 郭雨新 | ||||
| 台湾省临时省议会 | 省议员 | 第一届 第二届 第三届 |
宜兰县 | 郭雨新 | ||||
| 台湾省临时省议会 | 省议员 | 第一届 第二届 第三届 |
云林县 | 李万居 | ||||
| 台湾省临时省议会 | 省议员 | 第一届 第三届 |
台南县 | 郭秋煌 | ||||
| 台湾省临时省议会 | 省议员 | 第三届 | 高雄市 | 李源栈 | ||||
| 台湾省议会 | 省议员 | 第一届 第二届 第三届 第四届 |
宜兰县 | 郭雨新 | ||||
| 台湾省议会 | 省议员 | 第一届 第二届 第三届 |
云林县 | 李万居 | ||||
| 台湾省议会 | 省议员 | 第一届 第二届 |
台南县 | 郭秋煌 | ||||
| 台湾省议会 | 省议员 | 第一届 第二届 第三届 |
高雄市 | 李源栈 | ||||
| 台湾省议会 | 省议员 | 第六届 第七届 第八届 |
云林县 | 苏洪月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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